寒春：我来中国是找归宿的！

编者按：近来，有人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公然造谣说什么寒春和阳早是信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内心的社会主义远远不是新中国那样的，寒春和阳早是被毛主席欺骗了的，他们后来很后悔、很失望。这显然是完全的谎言!为正试听，红色文化网特此编发本文，通过寒春亲笔所述的心路历程，学习这位来华的国际主义先驱的革命精神。

幸福何在

——与青年们谈谈心

寒 春

青年朋友们，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曾为自己生活中的幸福感到高兴，也为失去生活目标而感到痛苦。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历的丰富，特别是从发达的美国来到战乱的中国，我对幸福的认识也一步步地加深了。

学会用脑和手去改造世界

1921年，我出身在美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独自把我们兄妹仨养育大的。我母亲是美国一位有名的教育家，她那新颖的教育方法，使我从小就生活在充满生气、自由自在的环境中。母亲反对死板生硬的填鸭式教育。她说：“教育的任务不只是培养记忆知识的能力，重要的是培养思考能力，开发潜能。让孩子们死背书本，考试时再一口一口吐出来，这和制造机器人没有什么区别。”她还说：“人不只有脑，还有手，要让学生全面发展，懂得同时用脑和手去改造世界。”她认为要真正学得快，记得牢，受益终身，就要善于动手，在玩中学，在动手中学，在干和玩的实践过程中学习真功夫。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小学二年级的学习生活。那时母亲是我的班主任，她让我们班上的同学干了一件大事：为自己盖一间可以住的小木房(我们那里的房子都是木头搭建的)，建设自己的家园。她先带我们参观别人的房子，然后让我们按自己设计的式样加工用料，再在平整好的地基上动手搭建小房子。房子建好后，不知她从哪里弄来一只羊，让我们自己喂养、剪毛，再把毛捻成线织地毯。她还让我们自己钉桌椅、装电灯，连吃饭的碗也要我们自己制作(从和泥开始，直到把它烧制成功)。在学期结束时，一个小小的新村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有“商业区”、“居民区”、“郊区”。我的小房子建在“郊区”，俨如美国农民家庭的式样，可以养羊。整个学期，我们好像玩耍一般，非常有趣地学了房屋建筑、纺织、畜牧、烧瓷、安装电灯等方面的常识。在暑假的前期，我们班在这个小村子里度过了一个个愉快的夜晚。

母亲认为一个人要培养敢于坚持真理的品质，就得锻炼意志，不怕苦，不怕累。因此，从我6岁起，每逢放假，她就带上我们兄妹三人，带着干粮。背上铺盖，到野外去度假，接受严苛的拓展训练。假期里不是爬山，就是骑马、骑自行车，露宿在野外。母亲认为男女都一样，对我们兄妹仨的要求完全相同。我14岁初中毕业时，母亲认为城里没有适合我的高中，便举家搬到了农村，按她的意愿创办了一所男女寄宿高中，自任校长。对于高中学生的教育培养，她更加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于是她别出心裁地在学校办起了农场和奶牛场，我们除上必修的文化课和参加体育活动外，每天要参加几小时的农业劳动。

母亲不赞成在作业上给学生压力，她的学校里是不让学生晚上做作业的。晚上，她让学生自学喜欢和感兴趣的知识。我晚上经常是和化学老师夫妇一起拉小提琴，以及学美术、化学等。母亲的这些与众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喜欢上学。我哥哥韩丁考取哈佛大学后，因留恋母亲创建的高中，自动留级，在母亲的高中多学了一年。学生喜欢上学还用担心学习成绩吗?这所高中的学生成绩都很好。因为这所学校的学生思想活跃，有创造性，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动手能力强，富有独立思想，很多大学都喜欢录取母亲学校的毕业生。哈佛等几个名校每年都要招收这个学校的学生。当时我认为能上我母亲那所学校的学生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纯科学是否纯粹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幸福的理解和要求也有所不同。母亲的教育使同学们纷纷立志做有用的人。我很小就在想长大要干什么。在小学五年级时，我爱上了自然科学，并立志搞一辈子科学;上中学时，我对核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大学后，我所在的学校没有这门专业，我就利用寒假跑到康奈尔大学的实验室，担任几个物理学家的助手，和他们一起修理质子加速器。正是当物理学家助手的经历，让我进入了核子物理的大门，考上了核子物理的研究生。那时，在美国研究核子物理的人凤毛麟角。我致力于纯科学，喜欢摸索物质的内部构造，找出事物背后的规律。当时，我认为只有从事这种纯科学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最幸福的人。搞科学要理论与实践结合，而我的实践就在实验室里，对于社会上的生产实践，我觉得没意思，太俗。这是我太单纯、太理想、太天真的想法。

1941年，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发现物理杂志里有关我们核子物理的文章越来越少。物理系大楼里的科学家们相继“失踪”，连我们日日夜夜做实验的粒子加速器也“失踪”了，从那砸开的大口子运走了!这一连串的现象使我迷惑不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些现象与正在进行的战争有关。

1944年的一天，我也同样“失踪”了，来到美国西南部的洛斯阿拉莫斯山区，参加国家实验室的实验活动。这个小组由核物理学家费米直接领导，加入小组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科学实验室里核裂变的发现给人类提出了一个新的课提——原子弹诞生的可能性。在这个绝密而又偏僻的山沟里，美国政府集中了欧洲、美洲与这门科学有关的很多科学家，专门试制原子弹。当时我们知道希特勒已在研究这种武器。为了和法西斯做斗争，我们发起了冲刺，拼命地推进研究进程，立誓赶在希特勒的前面试验成功原子弹，把这魔头的气焰压下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洛斯阿拉莫斯成了世界核子物理研究的中心，这一偏僻的山沟里，拥有各种技术工人和加工设备，一时间聚集着化学、数学、工程、物理、爆破等各方面的科学家。研究中心从几百人很快发展到几千人，包括大家熟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对于我这个小小的研究生来说，能和世界顶级科学家们一起工作，真是个天上掉馅饼的好机会，让我感到无比幸福。虽然因为工作而与世隔绝，但业余生活丰富多彩。为了控制原子能，我们小组试验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浓缩铀反应堆，代号“开水锅”。在那几年里，可以说我是坐直升机上升到了世界尖端科学的顶峰。实验室里的每一次新发现，都揭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自然界的奥秘正一点点地被揭开，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令人兴奋呢?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学习、工作上。

1945年7月14日下午，我们小组的几个人往南驱车200多千米，来到片大沙漠里，悄悄地通过被军队封锁的公路，爬上一个小山包，屏声息气地坐在那里，紧张面又兴奋地凝视着黑暗的南方。那边，在离我们75千米的沙漠中心，将要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16日凌晨5点30分，我们突然被光海淹没，周围乃至整个天空好像着了火，中心地带渐浙地升起了蘑菇云，两分钟后冲击波带着尖厉的声音猛烈而又突然地撞击我们的耳膜，接着整个山野长时间发出隆隆的回响。我们保守了几年的绝对机密，瞬间暴露于全世界。

三个星期后，报纸登载了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致使十几万无辜的日本民众丧命的消息。这消息如同第二个冲击波，猛烈撞击着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的心。战争加害大量无辜平民就是人类的大不幸、人类的大灾难!一天，会议室里放映了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纪录片，当看着那黑色的蘑菇云翻滚着上升时，我身后有位科学家说：“这都是日本人民的骨头和肉!”我能说什么呢?难道这就是我们“纯科学”的结局?日本原子弹爆炸事件之后的几天内，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组织起来，反对把原子能交给军方控制。后来，我们离开了那个地方，为了给政府旅加压力——把原子能从军队手里夺回来!

美国的路已经走不通 何处安身

我随费米离开了为军队服务的洛斯阿拉莫斯，到新创办的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我们的非军事科研项目却常常因为各种问题而无法顺利进行，整个核子物理的研究实际上还是控制在军方手里，我发现我的奖学金也是军队发的。一连串的事实使我慢慢地认识到，军队、政府和大垄断资本家穿一条裤子，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我决然转向社会，我要知道核子物理以外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姐姐以前在罗斯福政府的流动临时农工部门工作，到过美国南方，看到了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形：数万名临时农工生活非常苦，好多家庭连房子都没有，唯一的财产可能是借钱买的破汽车。农工们按季节流动到全美国，葡萄熟了摘葡萄，苹果熟了摘苹果，工资却非常低。姐姐常常问：“美国经济这么发达，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姐姐还经常给我、哥哥韩丁、我和我哥哥共同的好朋友阳早送些进步书籍，其中有反映美国黑人、印第安人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史，还有马列主义书籍。那时我家很热闹，大家在一起就辩论国内外大事。以前我只是听他们谈论，因为我认为我是搞科学的，政治上的事与我关系不大。可是原子弹的爆炸，惊醒了我这个梦中人——我把政治与自己从事的科学实验联系在一起，逼着自己思考政治层面上的问题。

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谁掌握它，它就为谁服务。就好像自行车，不管什么人，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都可以骑，其方向完全由骑车人掌握。那么我所研究的科学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呢?我感到我以前的思想太单纯，幸福观太片面、太狭隘了。其实，不关心政治毫无高尚可言，要获得真真正正的幸福，仅有权力、金钱和地位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生活在某种文明当中，此后，我选择与进步人士来往。当时，美国进入了麦卡锡时代。我的言行引起高层一些人的注意，有人劝我注意言行，说：“光搞科学就行了，不要管别的。”可我不再单纯了，觉得劝说我的言论连同麦卡锡时代都太怪异，太让我不舒服，我们搞科学的人是追求真理的，难道只让我追求物理方面的真理，而不许我迫求社会方面的真理吗?那段时期，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曾经解决过科学上无数难题的实验中心，却解答不了我思想上的一系列问题。我热爱科学，但我感到科学工作者如果什么都不过问，任人摆布，和傻子没什么不同!看来纯科学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我再不愿为“不纯的科学”服务了，决定不干了。那么去哪里好呢?

我看《西行漫记》(即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纪实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时，很受触动。我哥哥去过中国，采访过毛泽东，著有《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我的朋友阳早受我哥哥和《西行漫记》、《翻身》等进步书利的影响，已于1946年到了中国。我受他们以及《西行漫记》影响，对中国的“小米加步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到中国去看看“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是怎样打败拥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在宋庆龄先生主办的福利会帮助下，我于1948年到达上海。当时正值国民党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节节败退之时，上海真可谓世界的邪恶中心：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讨吃要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上海的真实写照。更加叫人痛心的是，一边是旧上海的惨景，一边是国民党的腐败。正义感促使我更急于去充满希望的解放区，见证共产党追求民族解放大义的行动。1949年3月，在中共地下党的百般努力下，我终于到达多年向往的中国革命的摇篮——延安，并在窑洞里和阳早结了婚。我们被同志们称为漂洋过海的国际共产主义友人、为真理而奋斗的革命伴侣。

在中国找到人生的出路

我和阳早结婚后，便在厂长的带领下，走了两天的山间土路，到达瓦窑堡铁厂工作。由于战争的影响，陕北的农业被破坏得相当厉害，要迅速恢复生产，建设陕北的“好江南”，就得解决农具问题。说是工厂，没有最基本的电、车床，小小的铁钉子都得自己打造，原料也没有。怎么办?工人们把“运输大队长”蒋介石扔在陕北的美国炮弹壳“回炉”，制成适合陕北特点的农具。

化剑为犁。我与阳早在革新小组，和同志们一起搞革新。当年，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山沟里，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最先进的设备，搞的是世界尖端科学，推动了原子弹的诞生。如果把搞原子弹与农业机器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虽然大家生活极其简单，夏天一两套单衣，冬天一两套棉衣，吃的是大锅饭，厂里的设备原始得不能再原始，搞的也不过是生产和改革小农具，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可陕北的人们精神空前的好，就像歌里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是在为拯救受压迫、受制削的人民出力，是为新中国的诞生出力。投入到为人民求解放的时代洪流，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人人平等的伟大事业，我来中国是找出路的，我强烈地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归宿，就是我的新家;我感到我真正找到了一条光明的路，一条获得幸福的路。

虽然厂里大部分同志不识字，可是他们对于世界和国家的大事却比我这种读过大量马列著作及其他先进书刊的科学家知道得更多，懂得的道理也深刻得多。他们早上搞政治学习，晚上搞业务学习，星期六开民主生活会。在这里，“是否有利于人民”是衡量是非的标准，什么事都摆到桌面上谈，不管是厂长还是勤杂人员，谁损害了人民利益，大家都帮助他改正。开始大家对我很客气，表扬多，批评少，认为我这个人还不错，从科学家到普通工人，从美国发达地区到延安革命根据地，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可时间一长，大家和我熟悉了，也把我当普通人，一个标准衡量，对我提意见。我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知识分子，身上存在很多自己察觉不到的弱点，但同志们并不嫌弃我，也不再因我从美国来就迁就我，而是对我非常耐心、热情和负责任。我能接受多少批评，他们就给我提多少，这使我非常愉快。我特别喜欢参加这样的生活会——互为镜子，互相批评，互相鼓励，共同进步。记得我头一次听到批评意见是在从北京到延安去的路上，我坐在解放军拉货的卡车上，过黄河时，一个衣着讲究的人上了我们的车，他一个劲地找我说话，我认为他是在故意显示自己并不高明的英语，感到讨厌，不理他。他下车后，我对司机说：“那人真讨厌。”可司机却说：“讨厌是讨厌。可他也是参加革命的，他也想给人民做好事，如果我们对他态度不好，能帮助他改进吗?”我惊讶极了，我根本没想到我还有帮助他的责任，更没想到司机同志比我这搞原子弹的有觉悟，想得透彻，富有责任心。司机一两句平常的话饱含互善、互爱、互助的深情，道出了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在解放区，我得到很多同志的帮助和教育，这使我反思母亲的教育方法。原来我认为母亲的教育是很全面的，可为什么到了中国却有很多简单的道理从未听到过?不错，母亲的教育方法对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有效，但她对社会缺乏分析，缺少高的站位，忽视了教育更为重要的为谁而培养、为谁而用的目标阐述。她的教育目标不清楚，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个人只有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生活才有真正的意义，工作起来才有真正的幸福感。

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受到教育

原来我只是想看看中国的解放区，并没有准备长期住下来，更没有与中国的同志们一起干革命的思想准备。可是，这里有这么好的人民，有正在进行的壮丽事业，我怎么舍得走呢?

1949年秋，蒋介石几百万军队抵挡不住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全线溃败，大片的土地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区一天天迅速扩大。陕北成批的干部奔向四面八方，去解放并建设那些辽阔而又贫穷落后的地方。我作为这支建设大军的一员，兴奋地接受了新的任务，与延安光华农场的一批同志到蒙古族人民居住的高原去建立新的牧场——三边牧场，并帮助当地改良牛羊种群。这太符合我那从小就养成的野性子了，也正好可能用上我在小学和中学学到的养羊、喂牛、喂马的知识。阳早就更不待言，他来中国之前就是农场主。我们从延安出发，落脚在城川寨子。城川寨子是个偏解的小寨子，被沙漠和草原包围着。我们20多个职工即将在这里建设一个崭新的三边牧场，使这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路上，我们随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毛驴运输队一道，赶着光华农场的30多头牛，带上政府拨的建场资金、20多匹布和一些必需物资，在陕甘宁的交界处与其他同志会合。刚解放的中国不仅百度待兴，还危机四伏。在扫除这些障碍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的伟大。我深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建设美好、富强的社会主义新国家的目标一定会成为现实。

在和土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旧势力做斗争的过程中，我的思想不断提高。那时，解放军主力南下，离我们几百里之外的留守的国民党起义军突然反叛，将鄂托克前旗干部抓了起来，并抢夺老百姓的东西。

为了保卫寨子，夜里阳早和农场其他骨干职工荷枪实弹站岗放哨;我抱着棒球棍严守口子，严阵以待，警惕地望着漆黑的前方，做好随时与敌人交手的准备。那一阵子，和平主义思想一下全没了，我全然置身于白色恐怖之中，置身于前沿阵地。我这个以前连兔子也不敢打的人现在完全敢一棍子击毙敌人，只要有敌人敢从这个口子里伸出脑袋来，我会毫不犹豫地用棒球棍将其消灭。这一件小事，对于用14年打败日本军队、4年打败国民党的中国人民，以及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国际友人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我这样一个从小生活在优越环境中的美国姑娘来说，却是一种深刻的教育。我开始懂得中国人民早就懂得的道理：战争有两种，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从来就不是人民要打仗，而是敌人要侵犯，人民只是自卫而已。要搞建设就得把这些叛军、土匪、反动派统统消灭掉。正义战争威力无穷，正义的战争必胜。

1952年春，我看见蒙古族人民踊跃捐献牛、羊和钱物支援抗美援，也是这种人民必胜、正义不可战胜的强烈感觉。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能站在世界人民的一边，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建设新中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幸福感油然而生。看着眼前人民踊跃支援战争的情形，想着人民必胜的美好未来，我常常感动得落泪

在依赖群众的实践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1952年的夏天，我和阳早告别了热情的牧民和可爱的草原，调到西安市郊的国营草滩农场工作。1958年，全中国掀起了大建设的高潮。各行各业都开展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我们农场的群众满怀热情，根据畜牧场的特点，提出全年“不坏一斤奶”的目标。为使这个目标得以实现，大家在很差的工作条件下克服了众多困难。那时草滩没有通电，一切都是手工操作;没有汽车，靠骡子每晚把奶拉到城里。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大家战胜了渭河突发的洪水。通往城里的路在被洪水切断后，人们在一片泽国中抢运新鲜牛奶。保障了西安城的好奶供应，保障了孩子们吃上好奶。这事对我触动很大，使我更加明百了只有依靠群众才能为群众服务，只有了解群众的困难并帮他们克服，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发挥。有他们在，有高尚的精神在，有群众主人翁精神的表现，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我们一诺千金，实现了“不坏一斤奶”的目标。

我离开大学实验室，离开费米高能物理研究所后，就在中国生活、工作，大多数时间在国有农场度过，所接触的大都是普通职工，因为我是从工业发达的国家来的，常带着主观主义去工作，碰到钉子后才想起请教有经验的群众。在三边牧场的时候，我捧着从美国带来的书学做奶酪，做了一年没有成功，才跑去请教有做奶酪经验的当地蒙古族牧民。在草滩养鸭子时，我向书本和当地有经验的人请教，受益匪浅。这些事实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靠群众的力量，群众有智有才，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和他们在一起，我不但政治思想得到了提高，而且业务水平也不断提高。在对铡草机的改造过程中，我的思想觉悟和业务能力都获得了很大进步

1957年，零件供应不上，铡草机停止作业。于是，我硬着头皮在设备简陋的小小修理间拉开架势，自创自做，像研制原子弹一般认真。边学边干，边改边造，反反复复。经过一天一夜紧张、艰苦的研制，新大臂试制成功了!这一成功，还预示着我们有制造整个铡草机的可能。大家兴奋极了，胆子也大了，个个跃跃欲试——要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来个大飞跃!

1962年，我们不但开始生产铡草机，而且还对苏联设计的机器主部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侧草机的效率从每小时4000千克，提高到每小时7500千克。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应用原先学的物理知识搞农机研制，不是大材小用，而是不够用。在工作中，我又学到了与农机制造有关的许多知识。我对农机制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制起来像着了魔似的。从那时以后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制造的产品、配件也越来越多，还成功地发明了青贮联合收割机。

人的幸福到底从何而来

回顾所走过的路，我从小学到研究所不能说不幸福，但比起融入人民之中，与职工群众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我想人的幸福不是存在于某种绝对的生活水平中，而是存在于不断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当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靠建筑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我常常想，老一辈革命家浴血奋斗几十年建立起新中国，非常不易，非常了不得。现在社会主义的根基已经打好打牢，发展的蓝图也已经交给了我们，我们该怎么做呢?最近有人向我提出，全国工作中心转到“四化”建设、我应“归队”，搞高能物理。可是我想，中国现在还很穷，有八亿人在农田里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全中国农村平均八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人(吃穿)。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是用农业机械化解放八亿劳动力的问题。世界上哪个发达的国家不是解决了农业现代化的问题才富裕起来的呢?再说民以食为天，饭碗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因此，我虽然热爱物理，但我还是决定搞我认为当前更重要的农业机械化。如果能把四五亿人从农田中解放出来，这四五亿双手将会在社会主义的引导下创造出多少财富!到那时，中国就会很快地富强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很快提高，那么四个现代化也就为期不远了。

当然，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会碰到很多困难，但前人能流血牺牲，为我们打江山，新时代的青年理当克服一切困难，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贡献。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为建设新农村而奋斗!

我相信每个青年都能在实现“四化”这个理想的过程中得到幸福。

(本文系作者寒春1980年所写，后作为李树喜、肖春华著，四川教育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的《我们为信仰而来 寒春、阳早的故事》一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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