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义会议上没有做什么看毛主席的斗争策略

遵义会议是党历史的重要节点。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或者说，毛主席对党的领导，就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这是看得见的历史。可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本来是可以在遵义会议上做的，但并没有做。在这里，体现了主席高超的斗争策略。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长征后期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说起。

下图是红军长征路线图。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是从图下侧到图左侧那个最复杂的路线。红四方面军则是图上面那条线路，从鄂豫皖苏区出发，经过川陕苏区，到达陕北。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首次会师。会师当然是大好事，但随后，红军中的不和谐却越来越多。

两军会师之前，红四方面军以为，红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肯定各方面都遥遥领先。可会师以后却发现，因为艰苦的长征，红一方面军实力大受折损。有的部队甚至破破烂烂，形同乞丐。相比之下，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线相对容易，所以兵强马壮，威风凛凛。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作者索尔兹伯里写道：“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仅从兵力数量来说，就“倒挂”了——地方部队比中央部队实力强得多。会师时，红四方面军足足有八万人，中央红军只有一万多人。这样一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就有了想法。

后来张国焘脱党叛逃，成了反面典型，以此倒推，说他一无是处，从一开始就有政治野心。这么说其实不太公平。张国焘固然是想要夺权，但他的想法并非全无道理。

张国焘的想法是：中央在苏区犯了政治路线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远道长征。红军疲惫不堪、实力大减就是中央政治错误的结果。而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足以证明，他更有资格当党和红军的领导。

既有了想法，张国焘就开始行动。他发动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纷纷给中央发电报，伸手要权。中央开始保持沉默，不回答，但后来电报越来越多。毛主席后来回忆此事时气愤地说：“各种燕雀们都打电报来了”。可见当时中央压力之大。

电报纷至沓来，压力越来越大。中央已不能继续保持沉默。毛主席不得不和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认真商量此事。

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

张闻天说：“我这个总书记让给他好了。”

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后来的事态表明，主席的这个决策非常非常关键。

张国焘后来曾经另立中央，但因为终究名不正言不顺，不得不取消。党没有因此分裂。如果当时让张国焘当了总书记，他可不就是“另立中央”了，他就是名正言顺的中央了。党必将发生分裂，遭遇重大乃至彻底的失败。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主席决定，让张国焘当红军总政委。总政委的级别很高，但还有总司令朱德牵制，军权没有完全被张国焘抓去。当时担任总政委的是周恩来。周恩来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示赞同。

彭德怀等人不理解毛主席“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情况明朗以后，彭德怀对主席的远见佩服不已。

老一辈革命家们对主席的信任乃至信仰，就是这样一件件事积累起来的。革命的众多关键时刻，主席都做出了重要的正确决策。而且，主席的很多决策，都是当时大家不理解，事后不得不赞叹佩服。主席在党内一言九鼎的权威，就是这样树立起来的。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很多人可能觉得过分，但这实在是那些老革命家的真心想法。

“宁让总政委，不让总书记”还不是最大的事。这时期，随着张国焘的争权，有一个更大的事，渐渐浮出水面。这件大事，才真正体现了主席高超的斗争策略。

既是为了争权，也是他的真实想法，在这段时间，张国焘大会小会猛烈批判中央在苏区的政治路线错误：

“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张国焘的这句话“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恰恰点出了遵义会议的关键所在。

对张国焘的这些批判，张闻天、博古等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坚决反对绝不接受。而主席的心情却是复杂的。

没有什么人比主席更深恶痛绝中央苏区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从意见本身来说，主席是同意张国焘的。张国焘对当时中央政治路线的批判，是正确的，也是后来的党内共识。我们的教科书都是这么写的。

但是，如果在遵义会议上痛批政治路线，那么党内势必发生激烈争吵。这就妨碍了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的调整。吵来吵去，大家很可能就同归于尽了。

主席的策略是，为了挽救危急中的红军，先把领导权拿过来，为此，要避免激化矛盾，暂时不争论。所以，遵义会议没有讨论政治路线问题，而只是讨论军事路线问题。

这就是遵义会议上主席可以做但故意没做的事情。

后来，周恩来专门解释了遵义会议的这个“内幕”：

“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进步。这就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张闻天后来也回忆说：

“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示范来看。”

不仅在路线问题上，就是在领导权上，主席也没有急于求成。现在公认遵义会议是毛主席领导党的开始，其实，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仍然是一把手——总书记。从组织上来说，主席只不过是成为领导层的一员。

那么，政治路线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的呢?事实上，一直到1943年延安整风，才完全解决了中央苏区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彻底批判了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主席的两大哲学名著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主席毕生的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就是坚决抓住主要矛盾，为此，不惜大胆放弃次要矛盾。解放战争中的“存人失地”“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都是抓住主要矛盾的表现。

抓住主要矛盾，说起来，似乎很简单，很容易就能做到。其实在现实中，能坚决贯彻“抓住主要矛盾”，实在是不容易，甚至很难。

很多人都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无法区分主次。就算区分了，也觉得哪个都很重要，哪个也舍不得撒手。结果就是“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

张国焘不就是这种人么。他准确地看到了中央所犯的政治错误，但他急于争权，不分时机不分场合地大肆批判，导致自己的对立面越来越多，最终在党内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狼狈出走，脱离革命脱离党。

要想事业成功，掌握正确的方法，至关重要。或许应该重读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了。

刘统：《北上：党中央和张国焘斗争始末》，三联书店，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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