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虎猴论

一、虎与猴：得势者与反对者

“虎”在中国文化中为得势者之符号，毛泽东早年给萧子升的信便提到当时人人以为“去桂军”有如“去虎”。1920年，毛泽东致信黎锦熙，在谈及中国国内变革时也用了同样的比喻，认为应该考虑“根本解决”，而不再“这样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何况当时局势“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若不彻底改变政制则没有出路。

日本大举侵华后，毛泽东强调要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呼“暴虎入门，懦夫奋臂”，以为“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断不可取。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形势的可期，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转而指出法西斯势力已成为孙悟空，反法西斯力量将在“世界性的围棋”中形成“如来佛的手掌”，并可能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把这些“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可见，毛泽东把虎猴论的符号象征移用至国际形势后，仍以“虎”指代实力强大的一方。与之相应，“猴”指的是秩序的反对者，当它推翻现有秩序旨在建立邪恶秩序时(如法西斯)就是负面的；当它要推翻现有的邪恶秩序而旨在建立良好秩序时(如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革命者)，自然就赢得毛泽东的青睐。

1944年9月，毛泽东会见观看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技术表演的美军观察组成员

1942年，毛泽东在评点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时便透露出猴气：“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时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在此文中，毛泽东还提到，“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进一步提及柳宗元所说的“黔驴之技”，“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

由此，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比喻：“孙行者和小老虎”与“老虎”是一对矛盾。以反动派“老虎”为革命对象的革命者，既是孙行者(猴)，又是“小老虎”，是潜在的执政者，很有可能会成长为取代反动派的新老虎。为了使革命立于不败之地，整风运动规定写反省笔记是一项铁的纪律，党的纪律“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可见，虽然有时中国共产党或人民被视作“老虎”，但大多数时候都是针对反动派“老虎”的“孙行者和小老虎”；而革命者之所以最终能够取得对老虎的胜利，就在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二、真老虎和纸老虎

1946年6月，斯特朗第五次访问中国，毛泽东接受了她的采访。在谈话时，毛泽东指出原子弹固然是极其危险的武器，但不过“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因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所以大可不必陷入对“新式武器”的崇拜和恐惧。毛泽东进一步给出那个著名的命题：“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与列宁将帝国主义视作“泥足巨人”如出一辙。谈及“一切反动派”，毛泽东显然不只是指美国，他还作了历史的回顾和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表明“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二战的历史也证明“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希特勒也“是一只纸老虎”；与他们一样，“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

朱德、康克清与斯特朗在延安枣园

1959年，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形势时谈及原子弹战争的威胁，再次回顾与斯特朗的对话，又结合台海危机点明“美国力量虽然强大但就其全局看来它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纸老虎”。1961年接见蒙哥马利时，毛泽东又一次强调“原子弹是纸老虎”。1964年，毛泽东跟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指出：“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

何以拥有先进武器的大国竟是“纸老虎”，这是很让人疑惑的问题。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第二年(1965)，斯诺问毛泽东“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毛泽东回答：“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终人将消灭原子弹。到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可见，毛泽东只是提示人们注意不要陷入“唯武器论”的思维陷阱。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美国著名女作家斯特朗和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右)

1958年，毛泽东与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会谈时指出大国与小国应该平等相待，并进一步设问“鹿和老虎谁比谁强？”毛泽东自问自答：“老虎不一定比鹿强。”毛泽东又讲：“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做的，经不起风吹雨打。”1966年，毛泽东还特意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加入一段话：“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美国各方面资源丰富，为什么说它是纸老虎？“就是说它这些东西是建立在不很稳固的基础上。”“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一味地追求经济和军事实力，失去了群众基础。

1956年2月18日，毛主席举行宴会，欢迎西哈努克亲王

三、虎猴易位与革命的辩证法

但既然反动派都曾是“真老虎”而最终堕落为“纸老虎”，革命者取而代之后又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毛泽东从反动派由“真老虎”到“纸老虎”的堕落历史，思量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避免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就要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可以借助毛泽东的虎猴论来理解。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说：“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从毛泽东17岁时写就的《七绝·咏蛙》已可窥见其以虎气为主的心性：“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在虎与猴所代表的一对矛盾之外，世上还有第三种人，即“独立”与“遁世”者。毛泽东1913年在长沙求学时，就据周易大过卦“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而记下：“独立不惧，遁世不闷。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独立不惧之谓也。邦无道则愚，邦无道贫且贱焉可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遁世不闷之谓也。”早年毛泽东就是这“独立”的第三种人，集中体现是“独立寒秋”，然而这一诗句也正透露出其转折，因为“湘江北去”，正是告别“独立”与“遁世”，要主动进击，从革命的南方去往保守而又充满变动契机的北方，由此也开启其革命与自我革命的一生：革命(猴)——执政(虎)——自我革命(猴)。作为执政者(虎)而展开自我革命(猴)，正是毛泽东虎猴论所提供的“批判的武器”。

1943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先后在中央党校作了《学习和时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时局问题及其他》等报告。图为毛泽东在为学员讲课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到古语“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鼓励年纪大的党员干部也要对学习抱以希望，积极参与到“延安独创”的“无期大学”的学习运动之中。有意思的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忽报人间曾伏虎”都意味着55岁的毛泽东(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尚未满56周岁)带领中国共产党打虎(推翻三座大山)成功，实现了从“孙行者和小老虎”(革命者)到“真老虎”(执政者)的身位转变，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

作为革命者的“孙行者”体现出革命者的政治自觉，而取得革命胜利后成为执政者(“虎”)，则是一种政治的自在处境，未必由此形成自觉认知，懂得如何执政治国。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出各种尝试，由此产生一系列经验与教训。毛泽东再次呼唤“虎”和“猴”的辩证法，是希望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一种政治自觉，在全新的城市工作和国家治理中时刻不忘革命的初心。

延安时期，战士们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进行自我批评，指出不要让人觉得“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不让人说话。他说：“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新中国成立后的27年间，毛泽东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在北京，十分注重深入地方一线调研，倾听人民心声，一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正是其精神气质的充分展现。毛泽东讲明，“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用霸道对敌人”是正确的，但要“对人民讲王道”。

毛泽东早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就写下笔记：“人类之目的在实现我而已”，然而要取得革命胜利，就要有“自我牺牲”，胜利后则更加要注意“自我批评”(自我革命)。按照革命的辩证法，自我牺牲和自我革命都不是对自我的否定，而是扬弃，通过反命题促成合命题(自我实现)。梁漱溟曾化用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之言认定毛泽东是“以其道易天下者”，这个道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易天下”的方式便是革命的辩证法。

(本文原载《现代哲学》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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