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70年前的战略预见:“75年就是15个五年计划”赶上美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制定“十五五”规划的建议,“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意义,在文明论、政治学的双重视野下能得到更深刻、全面地理解。
首先是要理解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政策连续性,理解具有现代化特质的五年规划的阶段性、连续性特点与中国文明“时位中”文明原理的高度契合,进而理解“十五五”承前启后、全面发力的居中决定性阶段的关键作用及其背后的中国文明原理。
一、毛泽东的15个五年计划赶上美国的战略预见:五年计划(规划)一以贯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连续性及其“时位中”的中国文明原理
五年计划(规划)的目的高度明确,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不仅是要将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国,同时还要有现代的新文化。
早在70年前的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就在《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做出在今天看来极具前瞻性的预见,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50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60年后的2014年,中国购买力平价超过了美国,而今年正是制定十五五规划之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中国建立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一共编制了五个五年计划,每五年规划、部署、实施阶段性的现代化发展任务。1951年“一五“计划开始着手制定,第一个“一五”计划的特点是边制定,边实施。“一五”计划从1953年开始实施。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决议,7月30日全国大会议审议通过“一五”计划,编制“一五”计划正式划结束,“一五”计划实施时间为1953年-1957年。

1954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切为了实现国家的总路线》
“一五”计划着重于我国的工业大布局,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起了重大作用。“一五”计划针对过去旧中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而造成沿海与内陆、东部与西部极大不平衡的弊病,将156项工程中的很多工程放在西部,并将交通大学主体西迁到西安,从而极大改变了东西部工业发展的不平衡。“二五”计划继续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而“三五”计划则在“二五”计划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基础上,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发展顺序,“四五”计划的任务是战备,“五五”计划的目标则是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新中国在学习、消化苏联老大哥的五年计划并制定自己的五年计划过程中,不是简单照搬照抄,而是具有高度的主体能动性与创新性,充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具有中国特点。一是不同于苏联只单一注重中央计划,而是强调要同时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二是不同于苏联只单一注重重工业,而是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在“三五”以农、轻、重为发展顺序,在“五五”更是以工业反哺农业,发展农业机械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前五个五年计划可以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把握。
前五个五年计划以建设“四个现代化”为目标,通过前五个五年计划,中国建立了初步的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从“十一五”开始,“规划”一词取代了“计划”,显示了市场活力与政府积极有为的二者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他多次强调:“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五年规划集中体现了举国体制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它属于钱学森所说的复杂巨系统,要求整体大局观,统筹兼顾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各类各级规划形成规划体系。制定规划之前需要进行大量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制定规划的过程也就是决策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规划制定、实施后,还要有动态调整以及监测、评估、追责。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会场央视新闻
从“一五”到“十五五”,我们一方面看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政策的高度连续性,同时也看到每一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制定都因应当时国内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而做出高度的动态灵活性的回应、调整,这正是与时俱进的“时中”智慧。从2018年以来,美国不断加码对我国的技术管制与脱钩断链,科技安全、产业安全、经济安全等各种安全变得空前重要,从“十四五”规划开始,统筹发展与安全写入五年规划中,近年来科技、产业变革加速度发展,这成为五年规划的重要内容。
从政治学的视野来看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了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的重要政治优势。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其保持连续性是大一统的连续,保持大一统同时需要文化思想与政治两方面的组织动员。中国一直保持大一统的大国政治,同时也是举国体制,只不过传统中国是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而新中国与新时代分别是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的举国体制,领导这一体制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五年规划体现的举国体制的阶段性部署、阶梯式递进、承前启后的政策连续性特点,乃是因应新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工业国的目标的现代创新。从第一个五年规划开始,我们党在领导我们国家和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基于当时形势的动态认识而制定新的任务,这种阶梯式递进充分体现了战略制定的预见性以及规划实施的决心、耐心以及强大的组织力、意志力、执行力,这是只有中国这样具有举国体制的文明传统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强党才能在当今世界唯一做到的。五年规划的科学制定与连续实施,是一体两翼、缺一不可,都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的高度组织动员力,需要调动、发挥中央各部门、地方省市县以及全社会的主体性与积极主动性。
五年规划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战略,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牵引下的战略设计、战略管理。中国共产党的五年规划所体现的大战略思维,也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
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原典的《五经》之首的《周易》完全是系统、整体思维,在系统、整体的战略中强调“时位中”。《周易》六十四卦的顺序就是社会秩序的演化过程,以代表天地创生的乾坤二卦开始,以开放性的既济、未济二卦结尾,其中一以贯之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即“生生不已”的价值理念。《周易》每一卦由上下六爻组成,六爻从下到上、从内而外发展演进为完整一个卦,每一具体的爻既受卦的整体的规定,同时又对卦的整体产生影响。每一爻既代表位,同时也代表时,时、位一体,其中的行为选择强调“时位中”。
五年规划体现的举国体制的阶段性部署、阶梯式递进、承前启后的政策连续性特点,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时位中”的文明原理。
五年规划既是一以贯之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连续性的战略,同时具体的政策设计又因应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做出“时位中”的实事求是的设计,每一个分阶段的五年规划,都各有其重点任务,抓住主要矛盾。
二、“十五五”规划承前启后、全面发力的居中决定性阶段的关键作用及其背后的中国文明原理
1. “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决定性进展“深刻体现了中国文明原理。
党的二十大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这需要分阶段有步骤推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十五五”时期一方面“承前”,即承接前五年的“十四五”——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另一方面又将在五年后“启后”,即十六五时期的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文明原理既注重慎初、善始与收官的善成,同时也极端重视在起始阶段与结束阶段之间的中间阶段,正如《周易》之道重视代表初始的初爻与代表最终结果的上爻,同时尤其重视中间阶段的精进奋斗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周易》九三爻的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就是最为体现乾卦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系辞传》说”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中爻不备“,这是说要明白事之始终,一定要充分结合中间阶段来整体、全面看待。
正是基于中国文明原理极端重视中间阶段的艰苦奋斗,我们才能更深刻、全面理解公报中提到的“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段表述。
“决定性进展”体现了“十五五”居于“十四五”与“十六五”的中间阶段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进展”的历史阶段意义。这段表述提到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刻体现了中国文明“执两用中”的思维。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一方面体现了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交织下,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在新征程上经济建设的新特征是高质量发展。
三个根本中的“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体现了高质量发展要靠创新为根本动力,而创新必然与改革是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不是别的,是以人民为中心,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最根本的需求所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力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因中国共产党担负的责任之重,所以中国文明传统强调的“严于律己”就是空前的,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根本保障所在。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求“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但同时中国作为超大规模人口大国,若只片面强调质,而不强调“量的合理增长”,比如就业就会受到影响,一些社会问题就可能会在量的停滞中而暴露出来甚至激化。而有量的合理增长,则这些问题就会在量的增长过程中自然解决。“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根本上也是执两用中的思维。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过去西方现代化带来的单向度人与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坚实步伐”与“决定性进展”的表述都体现了十五五居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个五年计划中居于中间阶段的特点与特殊性。
2.公报对于我国优势的认识,充分体现九三阅兵后对于“知己”所达到的新高度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公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更加彰显”四字体现了九三阅兵以及近期中国对于美国的有力、有效反制而达到“知己”的新高度,在面对大变局、困难挑战时,唯有高度的“知己”,才能充满信心地真正办好自己的事。

九三阅兵央视新闻
3.六个坚持的原则体现“执两用中之道”
“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坚持的原则充分体现了“执两用中之道”,“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构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关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体现了政府与市场二者的执两用中,“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同样体现在大国博弈空前加剧下对于发展与安全二者之间的执两用中关系。
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深化改革,而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更好地高质量发展,二者虽未直接体现为执两用中的关系,但二者却有深刻内在关联性。
4.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之“五力”显示我们对国家实力认识的深化
公报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五力”显示了我们对国家实力认识的深化。首先是认识到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的相互支撑、相互转化关系。有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若不能转化为国防实力,若没有国防实力的支撑,则会像世界上一些没有强大国防支撑的经济大国、科技大国一样难逃被霸权霸凌的命运。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缺一不可,四者共同构成了综合国力。综合国力还存在是否能善加利用综合国力的问题,也就是综合国力要最终转化为国际影响力,五力共同构成了文明大国之为文明大国的整全性,中国历史上作为“礼义之邦”根本上乃是传统农业文明时代大国五力的体现。
三、十五五规划“时中”之“用”
“十五五”规划充分体现了“时中”的具体之“用”,包括对于数字文明时代智能化、更高维度复兴农业文明、建设海洋文明等的预先规划。
1.公报提出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体现了对于数字文明时代智能化的发展大趋势的深刻把握。
2.“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新需求”与“新供给”的执两用中之道。
公报将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放到同等重要的高度,凸显了对于“人“的重要性的新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对于人的重要,利用举国体制,激发所有人的主动参与性,正是中国文明的显著特点,是中国文明能够“可大可久“的关键。
3.全会第一次提出“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这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在重新认识农业文明的文明意义上更高层次复兴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支撑所在。
4.“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体现了建设海洋强国的追求。
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与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做比较,可以发现“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是新增加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需要”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中国正在成为海洋文明大国。
5.公报深刻把握了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深层关系以及与数字文明的融合。
全会提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是将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明与数字文明融为一体。
6.“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与”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体现了对大变局时代的社会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对于社会主义之为社会主义的坚持。
社会主义对于平等的本质要求,必然要坚决反对阶层固化,而很多矛盾纠纷的深层原因正是阶层固化。
7.“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这一战略思想深刻体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博弈的激烈程度日益加剧,以及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复杂局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于战争的新规律,各国都在进行深入地研究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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