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窘境

近代中国遭遇的困境和危机，可以概括为思想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冲突矛盾。文化保守主义秉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让他们在三种矛盾冲突中彷徨无计、左支右绌。

近代以来，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和文化危机，部分知识分子举起文化保守主义旗帜，以图实现民族和文化复兴。文化保守主义源自清末“中体西用”论，主要流派有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等。文化保守主义一方面固守文化本位，脱离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实践要求，另一方面希望对传统文化进行枝节的修补，反对整体变革。因而，文化保守主义既不能解决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也不可能真正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我们正确把握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本位，脱离社会

文化保守主义在探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之道时，主张文化救国，反映了他们未能准确理解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20世纪初，国粹派高举“国粹”大旗，以图挽救民族危亡，坚信“国粹存则国存”;梁启超面对一战后的欧洲社会惨淡凄凉景况，号召中国青年用中国文化救治西方的社会危机，“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梁漱溟高度评价儒家思想的价值，取泰州学派大众化的学风，以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实践精神，在山东开展乡村教育实践，最终由于其“乌托邦”性质而未有太大作为。从本质上看，文化保守主义将文化建设视为救亡的主要途径，将社会问题归咎于文化问题，陷入文化决定论的误区。在近代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紧要关头，文化保守主义不从经济基础中寻求解决方案，而是试图以传统文化为资源和武器，不仅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上也不可行。

文化保守主义坚持以文化为本位，使文化脱离了社会实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同样是实践的，文化本身就是实践的产物，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社会实践不同，文化形态和内容也不同。举例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孕育了儒家文化，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中，文化形态则转变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文化更是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宗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保守主义未能充分认识到社会实践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在社会实践中，人们不断推动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一百多年来，文化保守主义的理念不断变化，但内在逻辑都是从文化到文化。从冯桂芬、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学衡》创刊词中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到熊十力的“中西学术，合之两美，离则两伤”及“儒学+民主科学”的文化建设道路，再到牟宗三重新解读“外王”之学，试图通过“曲通”途径从儒学中开出民主科学及现代性的“新外王”，文化保守主义将中国文化的变革束缚在儒家文化的窠臼之中，封闭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空间。究其根源，文化保守主义坚持文化本位，脱离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扼杀了文化创新生机，使得传统文化难以获得真正的新生。

文化保守主义也没有认识到文化对社会实践的反作用。文化具有整合社会力量的功能，先进文化、主流文化在社会中发挥思想引领的重要作用。只有顺应时代潮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行的重要动力。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经济领域内的新因素不断增加。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潮流，对文化发展提出新要求：一方面要突破旧文化，构建新文化;另一方面要积极利用文化的整合功能和引领作用，推动社会进步。然而，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文化保守主义却一味固守传统文化，忽视甚至排斥时代潮流，因此无法有效整合社会各要素、引领新思潮，未能充分发挥文化对社会实践的反向作用。

1922年，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骕﹑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杂志，宣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刊物。图为《学衡》创刊号 资料图片

相比之下，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高举民主、科学旗帜，深入批判旧学说、旧道德和旧文学。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民族复兴道路的思想指引。尽管在时代大潮中，文化保守主义也不得不说“促进实现新命”之类的话，但其核心观念仍是坚持旧有的文化体系，无法推动文化的真正进步。

盲目排外，阻断生机

在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孕育出绚烂多姿的文化，这些文化之所以丰富多彩，正是源于交流与互鉴。然而，文化保守主义机械、笼统地而不是辩证地理解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未能认识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条件性，与文明交流互鉴精神背道而驰，阻滞了中华文化发展的生机。

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化民族性的诠释过于笼统，在对比东西方民族性时，往往采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例如，将东方文化简单地归结为“精神的”，而西方文化则被视为“物质的”。实际上，东方文化同样包含“民以食为天”的物质关怀，西方文化也同样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再如，熊十力认为，“就知的方面说，西人勇于向外追求，而中人特重反求自得;就情的方面言，西人大概富于高度的坚执之情，而中人则务以调节情感，以归于中和”。熊氏对中西文化的异同虽然能从知、情两方面进行分析，但他眼中的中西差异仍是二元对立的。章士钊同样用这种方式表达文化发展的特性：“一面开新，必当一面复旧。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文化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多姿多彩，而文化保守主义用笼统单一的方式，难以全面把握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容易因片面强调一点而忽视其他方面。

文化保守主义凭直觉解读和处理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虽然看到西方文明的弊端，但又武断地认为中国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例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期望发挥中国文化的“调节精神”去拯救西方社会;马一浮认为，六艺是中国文化精粹，“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向前的，印度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反身向后的，而中国文化根本精神是调和持中的，因为“孔子是全力照注在人类情志方面的”，所以世界文化的前途一定是中国文化。

在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视野里，人类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情感问题，中国文化历史悠久，道德价值深厚，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情感问题，所以当然就可以成为世界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解读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时，往往依赖直觉，未能准确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未能平等地包容其他民族文化。

在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时，文化保守主义试图直接引入西方文化以修补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做法显然忽视了文化的阶级性，违背了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规律。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不乏“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但其根本目的仍在于维护地主阶级统治，与近代以来的民主思想仍非一物。相对而言，近代西方文化的主流是资产阶级文化，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虽然具有时代进步性，但其核心仍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本质上是不同社会性质的差异。

文化保守主义不能辩证地认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唯我独尊，认为中华文化“天下第一”，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以儒家文化或笼统的“传统文化”为根本;二是排斥外来文化。由此，文化保守主义虽然也主张“开新”，但其“返本”的价值旨归，必然导致无法真正吸收外来文化之精华，阻碍本土文化真正与时俱进。

脱离时代，徒劳无功

文化创新深植于时代土壤，其诞生与发展均依赖时代的孕育与滋养，也被赋予鲜明的时代印记。若脱离时代脉搏，文化不仅难以取得进步，更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

文化保守主义没有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落后于当时的时代。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也有阶段性变化。因此，每个时代都要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在近代，西方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的古代文化，东西方文化差别不仅是东西之别，更是时代之别。然而，东方文化派的杜亚泉认为东西文明的差异不在于“时代性”，而在于“民族性”;杜亚泉还将东方文明归类为农耕文明，是“静”的文明，而将西方文明归类为商业文明，是“动”的文明，东西文明产生的行业不同，有动静之别。总之，文化保守主义拒绝随着时代变革而变革文化。

文化保守主义坚持以其“后视性”立场来建设“新文化”。梁漱溟认为，只有复兴宋明理学，“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新文化运动是没有结果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将其文化建设纲领概括为“返本开新”。“返本”就是要“返”儒学之本，也就是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体系，以封建纲常名教为内容的道德价值体系;“开新”是开民主科学之新，但“开新”要以“返本”为根基，并为“固本”服务。这实际上是在文化建设的道路上开历史倒车，违背中华文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创新特性。“后视”的原因或许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心中深厚的儒家文化盛景和情结。统摄其心魄的是“美好的过去”，其行动与时代潮流相悖，注定无法真正实现“开新”。

近代中国遭遇的困境和危机，可以概括为思想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冲突矛盾。文化保守主义秉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让他们在三种矛盾冲突中彷徨无计、左支右绌。正因如此，文化保守主义不可能引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赢得独立和解放，彻底变革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的文化道路只有牢牢扎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伟大实践，才能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推动文化与时俱进，真正实现中华文化的守正创新。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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