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张国焘忽悠出的“大家意见”

作者:双石 来源:双石茶社 2025-05-10 2301

张国焘“忽悠”的范围很快就扩大了,而且很快就发生了作用。

盛仁学所著的《张国焘年谱及其言论》称:7月5日,张国焘即在杂谷垴召开会议,散播对中央不满和对中央路线怀疑的情绪,挑拨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1]刘伯承后来回忆,那天他和李富春谈及他和张国焘在路上的争论时,李富春说:“张国焘刚才作报告时,已经大骂一通,我只声明了两句”,“但他骂得一塌糊涂”。[2]而据《林伯渠日记》记载,张国焘、李富春、林伯渠一起从东门外回到杂谷垴的时间是7月7日晚。[3]由此可证:如果7月5日张国焘召开过这个会议,那就只能是在东门外而不可能是在杂谷垴召开的。

关于这个问题,李富春于7月6日凌晨1时签发的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电可资佐证——这份电报就是在东门外发出的。在这份电报中,李富春转达了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关于“统一组织问题”的“具体意见”: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六日一时[4]

“大家意见”——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

张国焘哩?没明说,当然只能是“更高”!高到哪里去?党中央自己去想。

当然,这些“具体要求”是经李富春“转致”中央的,尚不失委婉、节制与含蓄。

多年后,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道出了由此而产生的负能量:

从这以后,我们耳闻目睹的一些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就日渐增多起来。有些话很难听。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5]

这种负能量对正在进行中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张国焘和中央慰问团来到杂谷垴、薛城、东门外的这几天里,松潘战役已经开始实施,且正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修订:30日,红三十军二六七团攻占马河坝,红一军团二师跟进并协同二六七团架桥修路,向芦花前进。7月1日,朱德、周恩来“决令一军团(缺六团及五团一个营)攻[改]入中路军,并指挥二六七团为第一梯队,受向前指挥。八十八师及七十四团为二梯队,今日到梭磨、腊脚坝线”,“中央军委明日向马塘进,后方留卓克基”,而陈、朱支队则继续向上壤口探路前进中。[6]

7月2日,张国焘和中央慰问团从大丘地启程前往杂谷垴时,朱德、周恩来已将日前情况及相应部署调整电告了徐向前、陈昌浩。当日午后18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再电朱总司令和率红一军团主力跟进的聂荣臻政委,报告二六七团和红二师已进抵芦花,“黑水、芦花番兵约千人,现守石碉楼,与我四方面军抗战已八九日”,“我判断毛儿盖无胡敌,或无其大部的兵力”、“经阿坝、壤口两路向松潘西北前进,湾[弯]路太多,恐难期与中、右同时配合,且受河流、水塘、给养、宿营之困难太大,且甚至找不着响[向]导,故不宜与[干]多派去”等等信息,并提出了自己的机断处置和部置调整建议:“明三日,以二六七团向毛儿盖前进;以第四团向石碉楼强攻,协助红四方面军,以五团一个营随二六七团前进,接守桥梁;我及五团另一营,明日在此不动”,“我一、四方面军应共约以二十五团兵力速向芦花、黑水前进”……[7]

这个时候,陈光、朱瑞支队日前或当日侦察探路失利的消息应该也已传到了后方。

当年的林彪的确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指挥员,机敏而果断,临机处置正确,部署建议合理——这个时候的毛儿盖的确没有胡宗南的大部兵力,而且经此间去攻打松潘的确是最便捷的路线。7月3日13时,中革军委根据陈、朱支队作战失利的信息和林彪建议,迅速调整了原计划中左、中两路部队的进军路线,要求左、中路部队迅速从黑水地区直趋毛尔盖:“同意林二日十八时来电意见及部署,但进毛儿盖应严锁消息”,“已严催四方面军速集六个团于松平沟,便与中路协作(红土坡已为我攻克)。”[8]

红一、四方面军前卫部队已进抵芦花地区,主力也正从卓克基、梭磨地区向此陆续开进,原来的左、中路部队也在归并和调速之中,原本分属两个方面军战斗序列的部队如何步调一致协同配合就成了当务之急:林彪、李先念都属军一级干部,被赋予指挥中路部队的指挥员徐向前现如今却还远在东门外,由茂县方向沿黑水河上行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却仍然被阻滞于石碉楼,这委实让中革军委首长们非常着急。

7月6日,中革军委再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一军团前、昨两日无电来。先念率两团今到芦花,三军团到康猫寺线,中央军委开马塘”,“石碉楼如未打开,望尽先开五个团经马塘到芦花,万勿迁延,误时机。龙坝侧击石碉楼部队,亦望速派,俾易得手。”[9]

看来林彪的“机断处置”已经付诸实施,李先念也很配合:红二六七团与红一军团一师二团和二师四团已经前往毛儿盖,而黑水河流域仍因石碉楼未攻取而不能相通,从下游上行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也不能与已到达上游芦花的红一、四方面军部队会合。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一天徐向前并没有按《松潘战役计划》所赋予的使命经杂谷垴翻越鹧鸪山前往芦花,去指挥已改走右路路线的中路部队,而是与陈昌浩一起“由理返茂,拟经沙坝向石碉楼进”[10]——去解决石碉楼这个“瓶颈问题”。

而张国焘则与李富春、刘伯承一起,于7月7日从东门外返回了杂谷垴。

回到杂谷垴第二天——7月8日,一份署名“川陕省委”的电报就发向了党中央。

党中央:

(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西北联邦政府,是在两大主力未会合以前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成立起来的。在理论上、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事实上现在已团结了广大的群众在联邦政府的旗帜下而斗争。最近看到前进报上凯丰同志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据云并未经过组织局正式计划,这一批评,我们是认为不正确的。在目前,苏区必须建立政权,才便利于实际领导群众,仍用西北联邦政府名义或改名,究用何名及如何组织,请指示。

(乙)自两大主力会合后,整个革命形势有新的发展与推动,要求中央作一决议,估计目前的形势,并指示各级党部的工作;同时建议在全党要大大发展反倾向斗争,反对对创造苏区失掉前途的情绪,对会合意义的估计不足,失败情绪,夸大敌人的力量,集中火力反对这种失败的情绪;同时要反对自寻的主观主义、不实际进行战斗动员的“左”倾,对红军中的反革命活动要发动斗争,来巩固红军工作情绪。有书面报告中央。

川陕省委[11]

“西北联邦政府”的问题,发酵了。

而且紧接着,又发酵出一份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的电报。

7月9日,“川陕省委”致电党中央: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布礼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黄超、琴秋

维海、宁[富]治、永康[12]

几天前还不失“委婉、节制与含蓄”,现在则一切面纱统统扯下,下级组织明白无误地指着官衔向党的中央索要名位了!而且还是毫无商量余地的“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这在迄至此时为止的中共历史上,恐怕也算是个绝无仅有的先例。

而这个时候,前方正急得屁股上要着火。

双石:张国焘忽悠出的“大家意见”

注释:

[1]盛仁学《张国焘年谱及其言论》第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2]《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3]《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4辑》(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1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4]《李富春关于张国焘等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军委设常委事致朱德等电(1935年7月6日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6]《朱德、周恩来关于部队行动情况致徐向前等电(1935年7月2日9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林彪关于进至芦花部队应向毛儿盖、松潘急进致朱德、聂荣臻电(1935年7月2日18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53~第5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朱德关于进攻毛尔盖的部署致林彪、聂荣臻电(1935年7月3日13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中革军委关于后续部队快进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7月6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6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朱德关于消灭胡宗南部及筹粮等部署致李先念等电(1935年7月7日23时)》,《后勤工作·文献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48~第4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11]《川陕省委关于联邦政府问题致中央电(1935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中共川陕省委关于加强总司令部与军委增设常委的建议致中央电(1935年7月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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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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