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着的中国》：苏联作家献给新中国的一份独特贺礼

1949年9月底，受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协会派遣，以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西蒙诺夫为副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一行34人，来华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和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的来访，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千余名代表前往迎接。在历时一个月的访问交流结束后，副团长西蒙诺夫向毛泽东提出随军采访的请求，并获得了批准。于是西蒙诺夫到了正在南方作战的第四野战军采访从战士到司令员等各级人物，并随军亲历广西战役，以其采访、观察之所得写下了纪实小说《战斗着的中国》。这部以苏联作家的视角描写中国伟大解放战争的作品，以另一个民族文学的笔触，向全世界全方位展示了人民解放军是如何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夺取胜利，创造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的。

合志同方：一次开启中苏文化交流的特别来访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争取更多国家和人民认识并了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外工作，特别是对外文化交流。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首先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便是在此契机下，由莫斯科来到北京，开启了一次中苏文化交流的特别访问。1949年10月1日上午，周恩来在检查完开国大典的各项事务后，匆忙赶往前门火车站。新中国的领导人此刻正会集站台，等候迎接的除了宋庆龄、刘少奇，还有各界代表2000余人。中午11点，法捷耶夫率领代表团成员下车，火车站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与掌声，学生代表向每一位苏联贵宾献上鲜花。下午，代表团在天安门城楼西侧观礼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正如周恩来在欢迎代表团时所致的欢迎词：“诸位先生来到中国的时候，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是一个巧妙的象征，表示伟大的苏联乃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表示中苏友谊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而发展。”此次来访不仅巧妙地昭示了社会主义阵营对新中国成立的支持，也标志着两国文化交流由此开启了新篇章。

此次苏联代表团是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委会等单位的邀请来华的。随后一个多月，苏联代表团相继访问南京、上海、济南、沈阳、哈尔滨等城市，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学者、专家、教授及各部门的干部，出席群众大会、专题讲演、座谈会、文艺演出等活动，总计听众和观众有67万余人。苏联代表团此行，加深了中国人民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及艺术科学成就的了解，增进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在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1951年，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战斗着的中国》

倾尽心力：写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和优秀的人们

1949年10月18日，苏联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先期离开后，西蒙诺夫继任代表团团长，带领其他成员继续在中国访问。

西蒙诺夫是苏联著名作家，曾任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新世界》月刊主编、《文学报》主编。

1949年10月29日上午，苏联代表团乘专车离京返苏，刘少奇等人到车站欢送，而团长西蒙诺夫却没有离开。事实上，直到12月10日晚，西蒙诺夫才和格拉西莫夫导演乘车离开北京回国。

原来，在征得中共中央领导人同意后，11月1日，西蒙诺夫以《真理报》记者身份一路南下，先后到访了徐州、汉口、长沙、衡阳等地，在长沙参加完社会各界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及中苏友好协会长沙支会成立大会后，随军上了前线。

11月11日，毛泽东电示林彪、黄克诚等人：苏名作家西蒙诺夫同志等一行是否已到衡阳及如何往广西前线参观作战事宜，望电告。请你们十分注意此事，妥为招待及护送，确保其安全而又能顺利获得参观军队生活、军队作战及地方群众活动等方面的实际材料，以利其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写一部著作。如他们愿意继续随四兵团入滇应表欢迎，并一样妥为保护。

在采访团一路陪同下，西蒙诺夫大量搜集了人民解放军历史、干部战士、政治工作等材料，采访了刘伯承、林彪等中共将领，还同许多战斗英雄和战士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座谈。他将冒着枪林弹雨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和采访、观察之所得一一记录在采访本上，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正如西蒙诺夫在代表团即将离开中国时所说：中国人民整个的历史，在进步的人类面前有着伟大的功绩。中国的未来更伟大!……回国后我将尽我一切努力，更好地写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和优秀的人们。1950年10月，《战斗着的中国》由苏联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11章、共计18.9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描写的正是中国刚刚结束的人民解放战争。它以苏联作家的视角，向世界全方位展现了尚未解放的中国领土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实形象。

征途实录：记录真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当时，中国华南、西南地区仍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阴霾笼罩着。南京、长沙解放后，白崇禧将桂系主力20余万人部署于湘南衡宝公路两侧及粤汉铁路衡山至郴州段，构筑“湘粤联合防线”，以阻挡人民解放军南进。1949年9月至10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第四野战军3个兵团和第二野战军2个兵团共40万余人，由第四野战军统一指挥，分东、西、中三路向“湘粤联合防线”展开攻击。人民解放军在各地党组织与游击武装的密切配合下，歼灭白崇禧部4个师，解放了湘西、湘南大部分地区。衡宝战役的胜利，为后续解放华南和大西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军事条件。

1949年11月7日，一辆轿车载着西蒙诺夫在雨夜抵达湖南衡阳。衡阳是作者作为《真理报》记者采访的第一个地点。这座城市已从国民党军手中解放20天，当时在华南作战的第四野战军的司令部就驻在这里。

一支军队的道路

作为刚刚解放的城市，衡阳此时给人以颇为阴郁的印象：“破碎的马路，多年失修、泥灰剥落的房子，无数的小店铺，几乎有二分之一或关着门，或是空的。与那些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解放了的城市中的喧闹生活相比较，街上就显得冷清得出奇。”在这里，西蒙诺夫见到了将要出发到重庆部队去的刘伯承和正在指挥作战的林彪。中共高级将领给他留下的是严肃、镇静、朴素的印象。

城外的司令部里，作战地图挂满了房间。林彪告诉西蒙诺夫，第四野战军现在正由左右两翼猛插到国民党军主要兵团的后方去，力求将当时的半包围圈在最短期间内伸展为完整的包围圈，并且将包围圈在西南、在云南与越南的边界上合拢。尽管前线距离衡阳很近，但战况却异常平静，双方都没有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

这种平静正是中共中央所期望的。只有当敌人感受到整个兵团被解放军深入两翼的部队完全包围的危险时，才会显露出撤退的迹象。此时沉寂的战况，将为解放军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包围和歼灭敌人的准备。同时，林彪也提到了部队正在快速推进，并强调将做一切努力，以求比国民党军先赶到越南边界，切断国民党军与越南之间的联系。第四野战军自解放北平起到现在，又歼俘了国民党军18万人，从北打到南，一路凯歌。目前的战斗任务是解放广西并围歼该处的整个国民党军兵团。这是国民党总指挥部现在还能派上用场的最大的一个兵团。

离开衡阳时，四野副政委谭政建议西蒙诺夫在等待进攻命令期间，可以先到135师去。该师是一个突击尖刀师，在最近的衡宝战役中起了卓越的作用，最近几天将举行一场庆功会。这种庆功会通常不是在战斗结束之后马上就举行，而是在新的战役之前，在战士们面前提出再次立功的任务。部队重视他们的功绩，同时也希望通过庆功会指出，主要的问题是要永远进步，主要的任务不在于过去，而在于将来。

村庄、河流、稻田，书中大量以诗意的文字描绘了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乡村之景。西蒙诺夫在采访团的陪同下赶到黄土铺。在这里，135师刚刚打了一场特别漂亮的胜仗，歼俘了国民党军一个军的司令部。

此时师部驻在村旁一个地主的大房子里，一座看到就能感到“其一切都是从村子里吸吮得来而逐渐在这里累积起来的”的庄院。看到门上挂置的诸如“兄弟析居后，财源如湘江”“子孙克肖，祖业日昌”等题字对联，西蒙诺夫不禁向采访团的翻译感叹道，“使人觉得地主的灵魂还在这间客厅里”。当他来到大厅，看到师部的指挥员和团里派来做代表的指战员正在那里。一共200人，全都清一色地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朴素服装，戴着草绿色的帽子，穿着浅口鞋或是球鞋。在他们胸前左边口袋上，有一小块白布胸章，上面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所有人腰间都整齐地在束着皮带。

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西蒙诺夫，为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新生活力的国度深深震撼。从繁华的都市到广袤的农村，从忙碌的工厂到井然的军队，在新中国开辟的这条光明之路上，他看到了蓬勃而出的生机与无限希望。人民解放军的到来象征着旧的封建枷锁已经被新的时代秩序所取代，象征中国的又一个省份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自由、正义、民主。这支“在争取人民自由的战斗中死，为了人民的自由而生”的军队，20多年来片刻也未曾放下手中的武器，此刻已经走到了华南地区，将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解放最后几块国土。

第四野战军第41军123师挺进桂林

向桂林进军

从衡宝战役败退后，白崇禧集团共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余人一路退守至广西，企图在已逃至粤桂边境的余汉谋残部约4万人的策应下，组织以桂林为中心的西南防线，作最后的抵抗。

对于歼灭白崇禧部，毛泽东早就指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和白部作战方法……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情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衡宝战役中白崇禧狡诈地搞了一个“以进为退的临时部署”，好像“集中全部主力，企图在衡宝线与我决战”。其实与解放军一接触，他便“令所部全线向广西方向撤退”。所以在衡宝战役中，只歼灭他4个师。根据毛泽东关于歼灭白崇禧部的指示，第四野战军总部制定了“向敌人深远后方实施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并据此作出了西、南、北三路大军进击广西的部署。

1949年11月6日，四野第13兵团下辖的第38、39军，自湘西的洞口与武冈悄然西进，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广西战役的序幕。为彻底断绝白崇禧部逃往云南的幻想，解放军冒雨夜战，于13日解放了榕江与从江，斩断了敌人的一条重要退路。南路军第4兵团部率第13军、14军、15军及第43军由粤西进，牢牢扼住了郁林(今玉林)、博白一线，防止白崇禧部经雷州半岛向海南岛逃窜。而后向南宁、钦州方向挺进，与西路军形成了完美的钳形攻势。北路军第12兵团部率第40军、41军、45军，由湘南正面进入广西。北路军开始行动要慢，目的是不使敌退逃太快，待西、南两路大军超出后，再行出击。最后，三路大军聚歼白崇禧部于广西境内。

在这场战役中，担任正面进攻、解放广西省省会桂林重任的四野第12兵团，一路所向披靡，势不可当。前锋41军123师于11月17日率先攻占全县，为完成广西作战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日，按预定作战计划，41军向桂林方向进军。

早先不急于推进以免过早惊跑敌人的北路军，现在已到了进攻和追击的时候。西蒙诺夫在采访团一路护送下，在进军前赶到了123师师部。第二野战军主力突破敌川黔防线，占领贵阳时，123师师部同时接到了进军的命令。次日清晨6点，西蒙诺夫被安排插在第1团与第2团之间的纵队中，与战士们一同踏上进军桂林的征途，亲身体验了这场波澜壮阔的行军之路：

行军第一天……从我们在那里过夜的黄沙河镇，到部队迄晚应予占领的全县县城，有三十多公里路。这三十公里路，我们是在烧灼着脸和手的焦阳之下走的。公路总是忽而向右、忽而向左地弯来弯去，它在山与山之间绕着圈，像无穷无尽的灰色之中微带赤褐色的环套似的远远伸去。

广西北部的公路上，一师人绵延了数公里，这支万余人的队伍一路急行。有部队在夜间还在继续沿着公路步行前进。

行军路上，只有战士们传呼的口号、武器间的磕碰、马蹄踢着路上的圆石子的声音。没有车辆，沿路只有徒步和骑着马的人。骑马的极少，多是队伍旁边疾驰而过传送命令的通信员。团长和营长们都是和战士们一道步行的。驮东西的骡马也不太多。骡马驮着部分庞大、笨重的作战器材，其余所有的东西都由战士们随身带着：中型和轻型机枪、迫击炮、主要工兵器材、背包、电话设备、做饭的锅、弹药箱、迫击炮弹箱。迫击炮弹四个四个地缚在一根棍子的两端，像扛步枪一样扛在肩膀上。每个战士都有一支步枪或自动枪，备用子弹用布袋子紧紧地绑在身上，还有背包、干粮袋、水壶、米袋和棉衣——通常是塞在背包后面，或是就挂在步枪的枪筒上面。在南方炎热的天气里，棉衣常常被战士背着越过小河或小溪，然后又沿着斜坡爬上公路。

沿途中，随处可见被烧毁了的房屋墙上交替地写着半褪去的国民党的标语，和全新的、人民解放军先头营刚刚写上的共产党的标语。一些国民党的标语看起来荒诞而可笑。而在一辆被国民党军烧掉并且推翻到斜坡下的机车上，人民解放军用特别大的白色汉字有力写下的“自由平等的中国万岁”在满布战斗痕迹的环境中，显得轻盈而快活。

急袭破防线

1949年11月19日拂晓，部队离开全县，在城边渡过湘江。据师部的消息，敌人继续在急忙退却，而部队所接受的任务是无论如何要在傍晚追上它。因此，123师在一路敌军飞机不断袭扰的情况下，仍以日行60公里的急行军进至兴安以北的光华铺附近。

行军期间，部队每天要走30到50公里，而担任迂回任务的营则要走60到70公里，可是全师只有50个病号和掉队的，还不到全部人员的0.5%!“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奋勇前进，消灭白崇禧，解放全中国”，是部队里最响亮的口号;“人人立战功，个个守纪律，向新中国献礼，为41军争取新的光荣”，是部队完成任务的坚强动力。

19日傍晚，敌人一面以1个师在大路上慌忙退却，一面故意使其余2个师从左右两旁缓缓撤退，等待123师钻入他们预设的袋形阵地。面对敌人的诡计，军部迅速作出反应，命令123师停止前进，同时派出4个营进行侧翼迂回，减少我军被两翼包围的风险。傍晚5时，防守的国民党军在解放军猛烈的攻势下仓皇离开阵地。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说，这是广西的暂编第1师。这证实了这一切都在白崇禧的算计之中。他再次祭出那套“弃卒保车”的伎俩，用新组建、装备简陋的地方部队作为牺牲品，吸引火力，以保全自己的精锐部队免遭重创。对此，123师政治部主任张秀川不禁愤慨地解读道：“这便是国民党反动派与地方政客们无耻的惯用伎俩!”

然而，本指望“诱敌深入”当“猎手”的国民党军第87、88、226师被突如其来的123师打得措手不及，溃不成军。面对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白崇禧的最后希望是依托大榕江，死守各处隘口。他以第97军暂1师从正面节节抗击，以延缓解放军的推进速度，同时将主力部队转移至严关口一带，在此继续顽抗。面对此局势，师长江燮元果断下令，不以正面硬闯，而选择从右侧迂回进攻。他迅速派出367团向该敌右侧迂回，368团沿铁路直插大榕江，前出于桂北敌人心脏，抢占大榕江北桥，断掉敌第97军暂1师的后路。368团以3营为前卫，迅速向大榕江穿插。其尖刀连7连神速勇猛，在途经富家村时，一举将企图逃窜的敌暂1师1团部分及其炮连歼灭，随后抢占周田桥车站，并迅速越过13孔铁桥歼灭试图炸桥的敌工兵。与此同时，3营突破敌第97军暂1师师部所率1个团，于20日凌晨3时越过一路狂逃的敌人，抢先到达大榕江，占领了大榕江以东桥头阵地。

368团沿铁路向大榕江奔进时，天正下着大雨，夜色阴沉，道路泥泞。凌晨4时，部队行至小榕江路段时，铁路的另一侧出现一支并道而行的队伍。由于下着大雨，一时间难分敌我。两支队伍平行跑了一个多小时，突然对面有人抽烟划火，借着一闪而过的火花方辨清对方头戴着美式钢盔与徽标。团长立即传令各部左臂绑上毛巾，所有枪支全部上膛，随后果断下令向敌人开火，一举俘虏逃敌800余人。

123师师部率369团赶到大榕江时，逃敌已经将江上大桥炸毁。369团立即用了近一个半小时在大榕江残桥上架起了一座便桥，使师主力迅速过江，抢占大榕江车站和桥头阵地。11月20日，123师解放兴安。

燎火照夜途

夜晚，西蒙诺夫辗转难眠。渐弱的火堆旁，有两名战士正低声而悦耳地吟唱着《野战军进行曲》，为艰苦的作战夜增添了一份力量与温暖。

20日中午，部队一会儿沿着公路，一会儿沿着铁路继续向前行，几架国民党军侦察机始终在上方盘旋。途中遇到正向队伍后方走去的国民党军俘虏，都是同样的肮脏、衣衫褴褛、异乎寻常的消瘦。令西蒙诺夫也感痛心的是，其中有些仅是十五六岁的青少年。他们被国民党政府围捕去当了新兵，在部队里服务直到被击溃时为止。今天是他们两星期来第一次吃了个饱——解放军的战士们给了他们饭吃。对于部分年老体弱的俘虏，人民解放军部队选择释放，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而年轻的俘虏则带在部队里，在行军和战斗中教他们学习人民解放军的纪律。不久后就发给他们武器，使他们成为正式的解放军战士。宽待俘虏贯穿人民解放军俘虏工作的实践，是人民解放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显著标志。正是依靠出色的俘虏工作，很多战俘成为人民解放军同一战壕的战友。

行军开始时，中国朋友们有关苏联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潮水般涌来，这是每一位初访中国的苏联人都难以回避的“必答题”，西蒙诺夫也几乎被这些询问所淹没。面对近乎“信息轰炸”的提问，他终于半开玩笑地恳求道：“若再这样下去，我怕是要辜负此行初衷——撰写一本关于此地的书了。”战士们听后便开始相互约束，不再频繁地发问，而以无比的热情、耐心与善意，帮助西蒙诺夫了解这片土地上每一件令他感到新奇的事物。

晚上队伍宿营时，西蒙诺夫与旅伴围炉而坐，一场有关苏联的对话默契地开启。这场关于苏联的讨论，话题从文学到农业、从列宁墓到大学校园、从军队到少年先锋队……在这个偶然却温馨的空间里，几位中国同志的热情与渴望，也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社会各阶层——新土改后的农民、国营工厂工人、教育制度改革中的大学生、军队战士及城市党务工作者等等共同心声的体现，每个人都渴望着了解有关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切。

夜幕下，一种久已存在于灵魂中的感情自西蒙诺夫心中迸发，在他的灵魂深处激荡。这既是对自己的祖国成功建成社会主义的自豪之情，还是对此刻坐在他面前的人们深深的同志般的尊敬之情。他想起，在苏联卫国战争的日子里，在离此地数千公里的地方，他们在泥窑和掩蔽部里经常想到和谈到遥远的中国。他们这一代受过联共(布)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教育的人，在其生活的全过程中，总是记得战斗着的中国。

解放与新生

1949年11月21日，123师解放小榕江。国民党军在小榕江以南的险要地段构筑阵地，企图阻击解放军前进。22日6时半，123师367团沿公路、369团沿铁路发起猛烈进攻，击溃守敌。残敌向灵川、桂林方向逃窜。解放军乘胜追击，于8时解放灵川县城，并随即继续向桂林前进。

此时已是西蒙诺夫随军前行的第五天。当他随部队来到距离桂林城仅两三公里之遥时，远远可见铁路的弯道处烟雾缭绕。国民党军队在匆忙撤退时来不及将这些重要物资带走，还未烧完便逃之夭夭。步入桂林的城边，有几个戴着国民党官吏帽子的人正忙着在把各种家用什物装上独轮车，解放军战士自动上前盘查，确认他们的证明文件，以防他们是趁乱打劫了居民的家。

当日14时半，123师在桂北总队人员带领下进入桂林市区。此役共俘虏2000余人，还缴获50门大炮和迫击炮、几百挺机枪以及300节从火中救出来的装有武器弹药的车厢。师长江燮元得知后，高兴地对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说：“没想到这‘小诸葛’这么善于整后勤，给我们补充了这么多装备!”

入城后，人民解放军受到了桂林市地下党和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西蒙诺夫看到此时的桂林城还残留着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而无能的管理痕迹，然而城市的面貌也在悄然变化着。城内，几个学生把梯子靠在房墙上，正在横过街道挂起一条红布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人民解放军!”两条街的交叉点上，一个本地人爬上箱子，正对着几十个人讲解人民解放军新近发布的关于自由贸易的命令，鼓励着每一个人尽快开门营业;下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年轻人正在贴布告，马上四周就围满了人;悠扬的歌声愈来愈近，一支大约500人的游行队伍正走来。队伍前头是少男和少女们、大学生和小学生们，几乎全是由青年人组成。他们头戴写着“民主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的红布标语，走得虽不整齐，却快活而且一致地歌唱着中国人民新的颂歌。

当西蒙诺夫再次返回衡阳时，已经是近一个月后了。随着他的视线，记忆里衡阳曾经因为缺少人而显得沉寂的景色，已经完全改变了。几个星期之前空虚得叫人看了吃惊的田野，已经活跃起来了。到处都有生命，到处都有人，有的在赤褐色的稻田里跟在牛后面走着，有的在自己小小的绿色菜园里掘着土，有的鱼贯地从山坡上走下来。这片土地正从战争和压迫中复苏，重新焕发生机。

人头挤来挤去像一片大海。可是这已经不是战士棉军装的绿色的海，而是工人的工作服和农民的短布袄的蓝黑色的大洋了。当然，这也是战斗着的中国的一景——中国是久已渴望于建设性的和平的劳动了的，并且正在到处为了新的生活而战斗着。“在上海的纺织工厂里和沈阳的冶金工厂里，在狂躁不驯的黄河岸上的土堤上和在淞江上忽忽建成的桥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办公室里，在那里人们第一次向帝国主义者们说出个‘不’字，还有在山东的一小块地里，在那里一个雇农第一次腰杆笔挺地说：‘我的地。’”

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22年斗争的史诗，将以胜利的和音而告结束。如同一道奔流的水，滔滔流泻到中国的又一个省份。人们被这道奔流之水的巨浪所催醒而复活。土地在复活，房屋、道路、河流都在复活，中国的又一个省份在复活。人们对未来的梦想与期待，已经不仅仅存于想象，而是已经能够实际感受到它。“自由、正义和民主”，不是写在墙上已半退去的空洞口号，而是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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