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秦邦宪一张历史照片的考证

从小，我对爷爷的概念就是淡淡的，似乎从来没有从父母那里听到过他的事情。应该是在1978年的一天，小学班上的一个女同学拿着一张报纸，上面写一长串的名字，王若飞、博古……她指着对我说：“我爸说，博古就是你爷爷。”我诧异了一下：“是吗?要回去问问我爸。”

长大以后，我开始关注爷爷的一些事。不过，见到的大多数文章负面多于正面。但我只记住一点，爷爷于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遇难，他是为党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是“四八烈士”之一。就凭这一点，我为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爷爷而骄傲。

爷爷为党牺牲得很早，才39岁，所以我一生没见过爷爷。即将到来的2027年，是爷爷秦邦宪诞辰120周年。怎么纪念我的爷爷?如何去尽可能地贴近爷爷?内心的一股强烈的冲动产生了，我要为爷爷出一本影像资料集，尽量找到他在历史中留下的形象，以此作为对他双甲子诞辰的纪念。

一切要从查寻公开出版的图片和影像资料开始。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他们的图册一本接着一本地翻阅，仿佛在图片海洋里寻找爷爷的踪迹。其中，看到党史专家张培森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图册》中，一张宽幅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上，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并排坐在长凳子上，其中有毛泽东、贺龙、彭真等前排主要人物共12人。照片宽度很大，估计是专业摄影师使用了广角镜，一长排的人都能一一被摄入。毛泽东并非在中间，而是靠右侧第三，面部稍稍仰视，面部轮廓十分清晰。坐毛泽东右手边的一位侧对着毛泽东，关系融洽地亲切交谈。照片中人员都穿着陕北式样的冬装。显然，这是我党延安时期的一次重要活动。我寻觅着我爷爷的身影，他会不会也坐在里面?当目光扫到右起第四人时，顿时有一股兴奋的感觉，那是一个我从未谋面，但已经深深印在脑海里的形象，直觉告诉我，这就是我爷爷!他和毛泽东相邻而坐，两人在倾心交谈。但照片的注释让我失望，人物的名字是张闻天，而不是我爷爷。

张闻天爷爷也是一位我所敬仰的党的重要领导人，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和爷爷是莫斯科同学，有很多相似的经历，都具有文人气质，都出生在江南一带，都具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貌上两人都戴眼镜，身材也差不多高，只是张闻天稍年长一些。如何查证这人是不是我爷爷呢?

我查阅了多个领导人的画册和画传，发现好多画册中都有这张照片，但都被标注为张闻天。有的是使用整幅照片，有的是把两人单独截取出来使用，都未说明是什么场合，什么活动，摄影作者是谁。其中，张培森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图册》中，照片的文字标注为：1941年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一次集体活动，右起：高岗、毛泽东、张闻天、陈云、任弼时、贺龙、杨尚昆、李克农、邓发;200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研究组、新华出版社编，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任弼时画册》中，这张照片标题为：“1942年3月，任弼时同毛泽东等在延安”，照片标注是：“右三起：高岗、毛泽东、张闻天……”;2005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著，张素华、许蕾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画传》截取了该照片的一部分，标注为“长征途中毛泽东同王稼祥、张闻天经常在一起分析形势”，注明毛泽东右手边的是张闻天;200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浮市委员会编的《邓发百年诞辰纪念画册》中对这张照片的阐释为：1941年中央领导人出席的一次集会，坐在毛泽东右手边的是张闻天、左手边的是高岗;200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画册》中该照片的标题为：“1941年在延安，有党中央领导同志出席的一次集会活动”，说坐在毛泽东左右两边的是高岗和张闻天。

除此之外，2011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陈云画传》，201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共同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巨人毛泽东画传》，均持相同观点。

大量的资料都将此人认定为张闻天，但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决定从照片的作者和场景入手，搞清作者是谁，究竟是什么活动，再顺藤摸瓜确定照片中的人物。我从200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梦开始的地方：吴印咸摄影作品》一书中得到了突破。吴印咸是中国老一辈著名摄影艺术家，二三十年代就从事摄影活动，是中国革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记录者，延安时期他就拍摄了大量的革命领袖们的照片，是享有很高声望的党史摄影家。在《梦开始的地方：吴印咸摄影作品》册子里，照片都出自吴印咸之手，它真实记录了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中共领袖人物形象和革命大事件，我要谈的这张照片也赫然其中。令人惊喜的是，除了照片外，还详细介绍了照片所记录的事件：1942年3月中共中央为中央委员张浩(林育英)同志举办葬礼，照片的下方特意还一一对应标注了12个人的名字，在毛泽东右边的人标注为“博古”，也就是我爷爷秦邦宪。

参加张浩追悼会的中央领导。(注说明文字中的董必武应为徐特立)

这本册子里，还有对活动的一段完整记述：

1942年3月6日凌晨1时45分，张浩与世长辞，终年45岁。当天下午，中央成立了张浩治丧委员会，由李富春、林彪、邓发等人组成，将他的遗体移入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张浩守灵。3月8日，延安细雨纷纷。上午4时至9时，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了张浩的遗体告别仪式。吊唁的人群排得老远老远，一眼望去，简直看不到头，吴印咸也在其中，为毛泽东等送殡的领导拍下了当时的合影。

这张照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作者也搞清楚了。唯一的疑问是，在照片下面的一排名字到底是谁写的。按一般的逻辑推论，照片的作者是最清楚照片中的人物，也最有权在自己作品上加以注释。这字到底是不是吴印咸的笔迹?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找到吴印咸于1973年2月8日用钢笔写给一位姓王的同志的一封信，字数较少，共61字。这封信提供了笔迹比对的可能性。经过反复比对，发现两者的笔迹和书写习惯的相似。其中：照片中有“任弼时”，书信中有“印刷时”，两个“时”书写手法和字形极为相似;二是“木”字旁，信中有“校”和“样”二字，照片中有杨尚昆的“杨”一字，边旁的字形相近;三是照片中有“陈云”二字，信中有“删去”二字，“云”和“去”书写习惯也极为相似。综合笔迹字形和书写习惯的分析，可以基本肯定照片中的字是吴印咸亲笔书写。

那么，1942年3月张浩的追悼活动，张闻天有没有可能参加呢?答案是不可能。

根据《张闻天年谱》记载，1942年1月12日张闻天主持了中央会议，会议同意张闻天赴绥德及晋西北考察研究的工作计划。1月26日清晨，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一行十人，从延安杨家岭启程出发到晋西去调查。2月2日抵达绥德，2月14日抵达彩林准备东渡黄河。因日军在河东的冬季“扫荡”，改变计划，18日从彩林返回陕西神府县贺家川开始调查。直至4月12日写完《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调查》的报告后，离开贺家川继续前往晋西北进行调查。整个过程是连续的，其间未回延安，不可能参加在延安举行的活动。

另外，张闻天夫人刘英是该调查团成员之一，全程参加调查活动。她在《刘英自述》一书第100页提供了一张完整的调查行程图，也可以佐证张闻天这段时间不在延安。图中显示，1942年1月26日离开延安;1942年2月18日至4月12日在神府县贺家川调查;1942年4月22日至9月10日，在晋西北高家村调查;直到1943年3月3日回延安。也就是说，在张浩葬礼的那天，张闻天正率领调查团在贺家川农村做深入的调查。为了调查取得实际效果，张闻天一行吃住在农家，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贺家川到延安至少有几百公里路，当时交通又不方便，回延安参加张浩葬礼活动是不可能的。相反，爷爷作为《解放日报》社长，正受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委托起草《解放日报》改革方案，人住在延安，从时间上看是有条件参加张浩的追悼活动的。

孤证不立，我又从其他资料中找到相关的证明。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张浩追悼活动的一段影像资料，其中有一特写镜头，人物面部表达清晰，位置得当，可以准确辨认出就是爷爷秦邦宪。至此，毛泽东右手边的人是爷爷秦邦宪当属无疑。期望有关资料的汇编能实事求是予以纠正，还历史本来面目。

我最佩服爷爷的学习精神。当年在延安的时候，人们都说“在清凉山上，他是唯一一个工作到深夜的人，一两点了，他那个窑洞里的灯光还是亮堂堂的”。“他治学很勤，一有空就努力译著或读书，他窑洞里的灯，常常是很晚才灭掉。”“博古每早4时半起床，与新闻编辑一起上早班，审阅四个版面的稿子。他上新闻班或在编辑部开会，他窑洞专用电话常常叫他，毛泽东主席有时一天几次电话找他。他还要外出开会。夜间无论谁从博古窑前经过，都能看到他还在亮灯工作。”“在延安，夜间熄灯最晚的是毛泽东与博古，毛泽东的习惯是夜间工作。博古只有夜间才能翻译，早晨6点半钟还要起床上早班，审查党报的稿件。”他如此勤奋，是值得学习的楷模。

父亲秦钢从来没向我提过爷爷是谁。看到报纸的报道，我也向父亲问起过爷爷，父亲只是淡淡一笑说：“是的，那是你爷爷”，也就止于此。家里似乎从没有相关的书籍，也没有相关爷爷的谈论。我对爷爷唯一的印象，是课本里偶尔会出现“博古”名字，而且往往会与一个长长的词汇组合“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联系在一起。老师和同学总会用异样的眼神看我，而对我来说，能感觉到他们眼光的异样，但生活还是普普通通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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