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人民政协

宋庆龄

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事业的积极推动者、人民政协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回顾宋庆龄参与人民政协的创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全国政协发挥独特作用的重要史实，对于进一步彰显她“永远和党在一起”的信念，学习她的崇高精神和伟大风范，进而推动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你们的事业”

青年时代，宋庆龄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她坚决维护、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违背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势力进行不懈斗争。全国抗战期间，她满怀爱国热忱，不仅在政治上坚定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而且还通过自己发起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等组织向海内外募集物资和资金，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尽快实现和平，毛泽东亲赴重庆进行谈判，与国民党当局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宋庆龄一直很敬重毛泽东。她在和朋友谈到毛泽东时说：“不但是一党的领袖……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专程拜访宋庆龄，转达边区人民对她的问候和谢意。宋庆龄也在重庆寓所专门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她从人民的福祉出发，期待国共两党真诚合作，避免内战，使中国走向和平民主之路。

在各方进步力量推动下，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但蒋介石集团很快撕毁政协会议达成的协议，发动内战。宋庆龄随即对国内外公开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深刻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联合起来企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要求立即停止战争，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这份声明，对解放战争初期的政治生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全面内战爆发后，整个国统区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各民主党派在国民党反动派高压统治之下，推动民主政治异常艰难。民主运动的主战场转移至香港。

1947年11月，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柳亚子等国民党内民主派力量在香港酝酿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与蒋介石领导的反动派划清界限。他们写了《上孙夫人书》，希望宋庆龄担负孙中山未完成的历史使命，前往香港，担任领导，“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

宋庆龄赞成并支持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该党名誉主席。她本人并未去香港，而是选择留在上海，利用“孙夫人”的特殊身份，团结号召民主力量，坚持反蒋斗争。

进入1948年后，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日趋成熟。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和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身处香港、海外和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护送下，秘密奔赴解放区，参加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面对中国重新出现的民主政治曙光，宋庆龄以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变化。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为了在政治上构建一道抵御解放军南下的防线，李宗仁派人游说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参加他的政府。他拟邀请宋庆龄、李济深组阁。1月24日，李宗仁指派亲信甘介侯带着他的亲笔信到上海拜见宋庆龄，希望“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俾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国家人民实深利赖”。宋庆龄不愿为蒋家王朝收拾残局，拒绝了李宗仁的请求。2月初，李宗仁又亲自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希望她能以个人身份北上，向中共领导人表达他“谋求和平的诚意”。宋庆龄说：“我明白表示过……我绝不会参与这个党的任何工作。……二十多年来，我的立场和态度始终一贯，不容有所变更。”宋庆龄的坚决态度，表明她已经对国民党彻底失望。

此时，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毛泽东、周恩来非常关心宋庆龄的安危，同时也诚挚地希望她能够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建。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鉴于宋庆龄所处的环境，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份电报发给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人方方、潘汉年和上海局的刘晓。对于设法护送宋庆龄经香港北上事，周恩来给他们发电再三叮嘱：“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潘汉年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慎重的方案：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他们制订了缜密的实施计划，安排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同志从香港赴上海执行。

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宋庆龄用英文亲笔复信：“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2月20日，宋庆龄再次复函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信中说：“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地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这两封信进一步表明，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兴奋地写道：“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在刚刚和平解放不久的古都北平，新政协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宋庆龄是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是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杰出代表，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上如果没有宋庆龄的身影，那将是历史的缺憾。为此，社会各界邀请宋庆龄参与新政协的信件或电报纷至沓来。6月2日，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等来电恳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宋庆龄复信表示：“上海解放，全国解放可期，自当竭尽驽钝，为国效力。只以病躯急需疗养，暂缓北上，尚冀谅察。”6月6日，北平妇女界领袖何香凝、蔡畅、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联名通过上海市政府致电慰问宋庆龄：“我们曾被迫分隔两地，共同为自由民主奋斗，我们对你的进退与怀念，无时或已。现在上海已为人民所有，全国解放即将来到，我们共同的希望不久即可完全实现。”6月20日，李济深致电宋庆龄：“新政协正积极筹备，近期可望召开，济深已提请先生为本届出席代表，咸表钦慰。”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敬佩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坚定立场，一直关注宋庆龄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思想动向。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后，召开正式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迫在眉睫。19日，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宋庆龄。在信中，他殷切地写道：“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手稿中，毛泽东的字一改往日潇洒豪放的狂草风格，书写清朗，没有一丝修改的痕迹，可见用心之至。两天后，周恩来也写信给宋庆龄。他写道：“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周恩来做事历来谨慎，信稿大多整齐干净，但给宋庆龄的这封信里，却改了一个字。信中“略陈渴望”的“略”字被毛泽东改成了“谨”字。一字之差，充分表达了对宋庆龄的尊重之情。

为郑重起见，中共中央特别委派候补中央委员、与宋庆龄有深厚情谊的邓颖超，携带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亲笔信赴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经过几次深入交谈，宋庆龄又反复看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来信，6月30日，她终于“果断地、高兴地”决定北上。

同一天，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宋庆龄是大会邀请的尊贵客人。虽然抱恙，她仍欣然前往。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宋庆龄抵达会场，并带来了她亲手写下的如诗一般热情洋溢的祝词——《向中国共产党致敬》。这篇文章由宋庆龄亲自用英文写成散文诗，再交秘书柳无垢翻译成中文。宋庆龄收到译稿后，以中文仔细誊抄了一遍。文章以“向人民的胜利致敬”“向人民的力量致敬”“向人民的自由致敬”为开端，为全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欢呼，无限深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革命征程，发自内心地高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全文饱含着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由衷崇敬之情，寄托着她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殷切期望。宋庆龄因身体不适，祝词由邓颖超在大会上代为宣读。短短的5分钟里，邓颖超抑扬顿挫的诵读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9次。祝词发表后，全场再次掌声雷动。

确认宋庆龄来平后，中共中央立即着手各项接待工作。7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指出：宋庆龄病体难支，故北上时应“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

关于宋庆龄住所安排问题，周恩来亲力亲为。8月3日，周恩来致电邓颖超：“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曾宪植)、罗淑(叔)章负责指导。”

对于宋庆龄抵平后究竟以何种名义出席新政协会议一事，中共中央也作了周密考虑。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曾提请宋庆龄“为本届出席代表”，宋庆龄未作答复。8月7日，邓颖超在致中央并周恩来电中汇报说：孙夫人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同时，邓颖超提议：以宋为特别邀请代表，请中央决定。13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邓颖超：“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

后来，新政协会议代表中特设了“特别邀请人士”。周恩来说：“这是根据目前的发展确定的。被邀请的人物当然总是在这一个时期有所表现的，如在人民解放大军胜利推进当中，对推翻反动政权、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接管等方面立过功的;或是目前我们认为需要特别邀请他来参加的一些人物。”宋庆龄名列“特别邀请人士”第一位。

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乘火车抵达北平。在火车站，她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社会各界代表50余人的热烈欢迎。宋庆龄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是她一生政治生涯的重要节点。

当晚，毛泽东特别为宋庆龄举行欢迎宴会。

1961年，毛泽东在上海拜访宋庆龄

称赞“中国人民的成就，已经把整个世界的形势改变了”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万众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次会议肩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是新中国的开国盛会。宋庆龄以“特别邀请人士”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并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

在开幕会上，宋庆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她讴歌了中国民主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她以富有激情的语言开篇：“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她颂扬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政治方面，她指出：“今天参加这个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就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民主进步人士的代表。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广大代表性的人民的集会，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以执行共同纲领和组织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政府。”她称赞，“中国人民的成就，已经把整个世界的形势改变了”。最后，她表示：“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合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宋庆龄12分钟的发言，赢得与会代表的好评。宋云彬代表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叶圣陶代表记：“以内容言，自以毛氏(毛泽东)之言为充实，次之则刘少奇、宋庆龄二人亦有意义。”为了做好发言，宋庆龄事先进行了精心准备，专门写出发言的英文底稿，再翻译润色。值得一提的是，她发言时适逢雷雨交加、会场停电。宋庆龄却不为所动，沉着演讲，显示出从容不迫的政治家气度。

会议期间，宋庆龄认真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制定的协商讨论。9月27日，宋庆龄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和周恩来等一起共同主持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4个决议案。

9月30日下午，全体政协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内进行两项庄严的选举，分别选举产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宋庆龄众望所归，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被推举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也标志着人民政协制度的确立。宋庆龄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10月1日，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她热爱的国家从此“走向未来，走向人民的时代”。

“把协商和合作的精神扩充到整个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宋庆龄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政协组织的各种活动，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她拥护和贯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广泛宣传中国的政治制度、政策主张，以高超的外交艺术推动国际社会正确认识新中国，架设起中国人民通往世界各国的友谊桥梁，为维护世界和平、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经历过多年兵荒马乱的中国人，深感和平来之不易。1950年在波兰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会议上，宋庆龄被推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及时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于1950年3月中旬，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禁止原子武器的和平宣言，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在这一宣言上签名。全国政协常委会接受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建议，于6月23日由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展开世界和平签名运动的办法》。宋庆龄积极响应并推动全国政协在全国发起的世界保卫和平签名运动。到11月，在和平宣言上签名的达2.3亿多人。

1951年2月25日，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柏林举行。为巩固和平与保卫国际安全，会议通过了《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宣言发表后，全国政协立即通知各地协商委员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积极响应和平理事会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决议。中国人民在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宣言上的签名达3.44亿余人，占全世界6亿签名人总数的一半以上。1951年11月1日，宋庆龄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宣读关于支持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要求的决议草案。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表示对于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运动的完全支持。

1952年，由于美国片面制造对日和约、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和在亚洲区域建立军事基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和安全遭到严重的威胁。宋庆龄和郭沫若、彭真、刘宁一等11人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联名邀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人士共同发起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0月，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率领包括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各界人士代表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等11项决议。

同年底，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在维也纳举行，中国代表团在宋庆龄率领下参加了大会。大会宣言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要求五大国立即开始协商缔结和平公约。1953年1月，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支持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事项要求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并联合国际友人，为实现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关于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和其他各项正义要求而共同奋斗。

积极参与宪法制定工作，关注新中国建设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人民解放战争仍在继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立即实行的条件尚不具备。到了1952年底，我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经济社会建设的新阶段。12月24日，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

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宪法初稿起草小组。毛泽东亲自率领这个小组起草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宪法草案初稿征求意见工作在全国政协、各大行政区分别进行。全国政协成立了17个小组讨论宪法草案初稿。宋庆龄担任第8小组组长。她积极组织宪法草案讨论，参与宪法制定工作。6月14日，宋庆龄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对起草宪法发表感想。她指出：现在“制定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宪法，这是空前的、伟大的、非常光荣的一件大事”。它“将保证把我们国家建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她还专门强调：“宪法草案中特别规定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特别表示国家对于发展青年体力和智力的关怀，更说明劳动是每一公民的光荣，这些都是新中国的新事情。”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了新中国这部根本大法。

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宋庆龄等人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任职期间，宋庆龄坚持团结和民主，引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切实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作用，为人民政协事业蓬勃发展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宋庆龄密切关注新中国的建设，关心新中国妇女的健康、福利以及在政治、社会和教育上的进步，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她围绕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在政协会议和其他场合提出许多真知灼见。1955年6月初，宋庆龄到公私合营的上海仁德纱厂进行为期两天的视察。她听取工作汇报，到车间、托儿所、厨房，与工人、医务工作者、托儿所教师等座谈。她勉励职工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而努力。

6月6日至11日，宋庆龄到江苏省松江专区视察。她深入基层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同合作社骨干及社员座谈，就妇女地位、卫生保健等听取意见。她特意送上几本亲笔签名的《为新中国奋斗》。这次视察给宋庆龄留下深刻的印象。7月24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和平》中写道：“这次我视察江南的农村和上海的纺织业以及社会福利事业。我见到了许多在生产建设战线上的工人、农民和干部，和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力量，看到了信心，看到了我们事业的成长，也看到了五年计划建设胜利的保证。”

11月28日至12月3日，宋庆龄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到云南昆明的视察，围绕妇女健康和当地卫生工作，进行调查研究。

宋庆龄等人到云南后，听取了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即省政府)的工作汇报。她还不辞辛劳，深入城乡，访问工人、农民，阅读报告材料，撰写视察报告。在视察报告中，宋庆龄除谈了对当地农业合作化、民族问题和保育工作情况的感受之外，鉴于当地“妇女病相当多”，“农村中眼病也多”，“一般干部的卫生习惯也较差”等问题，提出了“云南省的卫生工作还需要加强”的意见。云南省政府对宋庆龄关于本省卫生工作的意见高度重视，很快责成卫生部门检查处理，在环境卫生、妇幼卫生、农村眼病防治、卫生宣传教育等方面进行改进。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宋庆龄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党外代表人士身份应邀列席这次盛会，并致辞。她说：“同志们，像我这样一个非共产党员，能够列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在演讲中，她高度赞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历史成就。她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所有民主党派，建立了统一阵线和人民政府。它运用这个国家政权的力量，肃清了反革命分子，恢复了国民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我们，和平地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她表示：“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团结国外爱好和平的人民，发挥文化交流的作用，发展平等互利的贸易，把协商和合作的精神扩充到整个世界。”

1955年，宋庆龄在云南纸烟厂托儿所看望工人的孩子

“只有一个中国!”

促进并实现祖国统一是人民政协的重要任务。这也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凝聚着宋庆龄毕生的不懈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鲜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好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如此，这一点已为今天世界上一切明白是非的国家所承认。”她还批驳了所谓“停火”“托管”“公民投票”“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阐明实现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后，宋庆龄多次发表文章和谈话，赞同和支持中共中央主张。在《只有一个中国!》一文中，她严正指出：“中国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民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中国。在近代史上，这是第一个真正拥有主权的中国。它充分体现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意志和愿望。”“台湾和中国其他领土不能任意被装扮成‘第二个’中国。它们必须再一次地并永久地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中来，在全体中国人民建设幸福富裕生活的过程中，作出贡献并得到福祉。”

即使在“文革”期间，宋庆龄仍以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为己任。1966年11月12日，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宋庆龄作了《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主旨演讲。她感慨地表示：“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

“文革”十年内乱，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人民政协事业遭受巨大损失。在如此情形下，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批示，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人员名单，第一位就是宋庆龄。历尽劫波，宋庆龄不改初心，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在197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之际，宋庆龄发表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她热切期盼：“三十年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她真诚呼吁“台湾同胞能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建国大业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1980年1月1日，全国政协在政协礼堂举行了首次新年茶话会。宋庆龄应邀出席会议。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全国人民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件大事：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宋庆龄的一生都在为这些目标而奋斗。

宋庆龄曾多次表示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5月，她在病危中再次提出入党请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接受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久以来的夙愿。5月1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作出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这是宋庆龄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统一战线事业、人民政协事业的光荣。

(来源《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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