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最后十年的坚守与努力

《黄克诚在中央纪委》(王子君著，人民出版社，2019.7出版)这本书，主要讲述黄克诚从1977到1986，在中纪委常务书记任上的一些事迹，对其时若干个重大事件和某些著名政、军人物鲜为人知的言行有所披露，值得一读。

虽然，书中过于绘声绘色、如在现场般地描写了一些对话、高层会议场景乃至人物心理等细节，有点儿“文学性”，又没有提供相关资料出处，不能不令人产生疑虑。但好在，书中大部分事迹有其他资料为佐证，撇去那些“文学性”描写，仍然具备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从书中看到，黄克诚于1965年被分配“下放”到山西任副省长，但并无实际职权。1977年11月，他正式“复出”任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12月出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他逝于1986年12月，在人生最后的十年里，他以中纪委实际主持者的身份，凭借革命老资格、党内敢言敢为的威望，主要抓整顿党风工作，还参与了“平反冤假错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清理审查等。

该书第四节“铁面无私抓党风”和第五节“抓党风抓到了党中央主席头上”中，讲了四件黄克诚查处高级干部的事例，耐人寻味：

一件是1980年1月，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副总参谋长杨勇，花公款四百元请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和调来总参的张震这几位军队老干部吃饭，被人举报到中纪委，黄克诚下令调查处理。杨勇听说后埋怨黄克诚“小题大做”，被黄克诚狠狠“撸”了一顿，最终承认错误，作检讨，自己拿钱补偿饭费，还主动在总参系统发了通报。

另一件事是1980年夏天，中纪委接到一封告状信，揭发去年11月石油部“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导致七十二人死亡，但石油部至今未向上级报告。中纪委查明情况后，通报批评石油部领导负有重大责任，国务院分管领导也有严重失职。结果，石油部长宋振明被解除职务，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被给予记大过处分。当时在最高层研究处理决定的会议上，黄克诚是始终坚持要给康世恩处分的人。康世恩被记大过，“开了国务院副总理受处分的先河”。

第三件事，是在处理“渤海2号”事故责任后不久，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全国劳动模范陈爱武，检举商业部部长王磊三年来几十次在丰泽园饭庄吃“客饭”，却只象征性地付一点儿钱，“吃一顿‘客饭’交的钱还不够买一碗汤”。查明情况后，黄克诚主持中纪委发通报批评王磊、表扬陈爱武。随即，《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报道了陈爱武“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事迹，刊登了中纪委的有关通报。然而，“此事在高级干部中确实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事后，一位担任中央高级职务的领导人对这样处理有些意见，认为对一位部长在饭庄吃饭的事情，全党发通报批评、《人民日报》进行报道，是小题大做，处理得过重、过分了，还批评《人民日报》‘乱点名批评领导干部’。黄克诚知道后很不高兴，在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高声问：‘XX同志来了吗?’XX马上站起来说：‘黄老，我来了。’黄克诚批评说：‘你现在官做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听说你对王磊这件事的处理耿耿于怀，是不是打在王磊身上、痛在你的心上呀?你是不是也像他那样请客吃饭少付钱呀?同志们想想，这种不正之风不这样剎，能刹住吗?现在，老百姓对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的现象十分不满，不就是因为领导干部不自觉吗?难道就不能批评了，不能见报了?有什么不得了?……’……黄克诚的话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赞同。”

第四件事，是上述三件事后不久，中纪委收到几封群众来信，信中反映时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的“三件事”：“一是华国锋去江苏视察时，外出沿途搞戒严，影响交通，造成上班族迟到，引起群众不满;二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反映，有人把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坐的椅子送到了博物馆;三是山西群众反映，当地政府在给华国锋的交城老家修故居、建纪念馆。”黄克诚认为“这不是搞新的个人崇拜嘛，应该查!”他让纪委干部“先给华国锋主席写封信，说明对群众反映的这三件事，中央纪委准备调查，请他对这三件事提出意见”，并指示中纪委成立三个调查组准备分别调查。调查组出发前，华国锋给中央纪委回信说“三件事”已经做了处理：“对第一件事，他亲自给江苏省委主要领导打了电话，批评他们这样做不对，今后不准那么做;对第二件事，他给中共中央党校打了招呼，让他们把椅子从博物馆撤掉了;对第三件事，他给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了，交城已经没有他的房子，正在修的是他哥哥的房子，请马上停工。”黄克诚听了回信内容，“脸上的表情欣慰至极”。

上述四件事儿，从书中的介绍来看，黄克诚在事件处理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的确体现出他的坚强党性和敢说敢为的坚定气魄，这与其他一些史料里记载的黄克诚的为人可以相互印证。

现在提到晚年的黄克诚，人们大都会想到他在1980年11月中纪委千人座谈会上所作的“维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讲话，但对他这次讲话的前因后果却知之不多。书中披露，这之前，黄克诚已经从某些“复出”老干部嘴里和“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简报中了解到“否毛”言论甚嚣尘上，曾气愤地斥责“有些高级干部完全忘记了党的历史，也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忘记了自己“参加革命前，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是放下讨饭棍子参加革命的”，忘记了“没有毛主席，胜利能那么快吗?”斥责“有些人受了点委屈，有怨气可以理解，但不能胡说八道，不能头脑发昏!”感到“这是一股思潮，很危险，要警惕!”这时，李先念、徐向前、习仲勋三位老革命一起来找黄克诚，谈到对“有些人攻击、歪曲毛主席，甚至叫嚣要彻底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忧虑，请求“黄老，您该出来讲话了”，因为“您是挨整最厉害的，您讲最有力”，“您是我们党难得的敢说真话的人，您的威望和影响无人能比”，“您出来讲话，有利于澄清是非、扫清迷雾、统一全党的思想”。于是，经过几天思考后，黄克诚在中纪委大会上讲了话。

书中披露，黄克诚讲话的开场白如下：

“同志们，我身体不好，联系干部和群众也很少，本来不准备讲话的。但是，我是一个心里有话就要讲的人，现在，我有些要说的话，在今天的会议上向同志们讲一讲。我先讲讲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我想了很久了，看起来与我们这次召开座谈会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是我认为，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有责任讲一讲这个问题。我的这个讲话，有的同志听了可能不痛快，请他们谅解!”

黄克诚的讲话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他的这个讲话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很多人表示支持，也有一些“高级干部”在背后恶语嘲骂他。

鲜为人知的是，黄克诚晚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思想表达，除了上述讲话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如书中提到，1981年在审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修改稿)》后，黄克诚与中纪委第一副书记王鹤寿联名提出了六十二条修改意见，包括“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片面、绝对地把经济当作中心任务，把政治放到从属的地位，是不妥的”、“不能幻想有了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威胁只能来自资产阶级方面”、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在“认真吸取过去斗争过火的教训”的基础上坚持“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必须防止“被国内外的敌对力量所利用，进一步损害我们党和国家，涣散党和人民”，等等。在1983年的“整党”中，黄克诚又提出：几年来党风不正，“主要原因，就是手段太软，放松了必要的思想交锋和斗争，很多原则问题马马虎虎地放过去了。不能因为过去我们在斗争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有沉痛的教训，就放弃斗争这个武器，不能一提斗争就害怕。没有必要的斗争，党内的坏现象就克服不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如果不讲人的思想改造，单凭物质利益原则去搞建设，就会走偏方向。那种认为只要生产搞上去了、经济发展了，人的思想自然就改变了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现在看来，黄克诚的上述看法虽然还有欠深刻之处，但也基本上抵达了问题的症结，是正确的。如果当年采纳了他的意见，参考他的意见制定政治、经济、文化方针，就不会发展到后来直至现在这样许多的严重问题。

书中还披露，由于黄克诚上述“维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和对政治思想问题重要性的强调，历史上经常被批判为“右”的他，却被某些高层领导人指责为“左”。这让笔者想到，当时还有一些在历史上曾被当作“右”的典型批判的人，例如邓力群、丁玲等，也被扣上“左”的帽子进行政治攻击。而说黄克诚、邓力群、丁玲“左”的人，很多正是以前批判他们“右”的人。之所以这样，自然是因为黄克诚、邓力群、丁玲的共同点是都保持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初心。

书中以不小的篇幅写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复出并恢复了工作。这些同志绝大部分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艰苦奋斗，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认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委屈，失去了很多，复出就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生活特殊，影响恶劣，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使干部特殊化一度成为突出的热点问题。”刚刚“复出”的黄克诚从老部下、老战友、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中了解到不少类似问题，“觉得兹事体大”，便让秘书记下他的意见：“中央军委：我是黄克诚。时下特权思想泛滥，很多人‘向权看’，只顾考虑车子、房子、孩子的现象，是忘记党的宗旨、理想信念动摇、原则性差、纪律松弛的表现，发展下去很危险。”因此，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纪委负责起草《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黄克诚直接领导了《规定》的具体起草与定稿工作，用心至诚。”这个《规定》共有十项，“每项都很具体”，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79年11月正式发布。

从那个《规定》的细致内容可知，当时黄克诚确实是“用心至诚”，做了最大努力。黄克诚在自己人生最后十年中的坚守和努力，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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