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湘鄂赣三年游击战的修水红军

铁血游击凝幕阜 丹心许国耀修川

——驰骋湘鄂赣三年游击战的修水红军

朱旭东

1930年8月，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后，以红五军第一纵队、湘鄂赣边独立师为基础，改编平江、修水、铜鼓等县赤卫队三千余人，组建红十六军，隶属红三军团。1933年6月，红十六军缩编为红十六师，继续坚守湘鄂赣苏区。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红十六师成为长江以南唯一保持师级建制的红军部队。他们在幕阜、龙门、九岭连绵群山之间，坚持艰苦卓绝的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历经“三落三起”而百折不挠，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一面不倒的旗帜。在这场浴血坚守中，众多修水健儿紧随红十六师转战疆场、坚强苦战，付出了巨大牺牲。湘鄂赣边区二十余县的山山岭岭，处处长眠着修水红军烈士的忠骨英魂。1937年9月，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接受整编，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以铁血征程铸就了悲壮厚重的苏区斗争史诗。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形势示意图

一、浴血坚守：游击战场的修水脊梁

1934年“六七月事变”后，湘鄂赣苏区形势急剧恶化，较中央苏区提早三个月转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阶段。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围剿”，苏区逐步被分割压缩为修铜宜奉边、平修铜、修武崇通、修通四块游击区。

幕阜、九岭巍峨绵延，修河、汨罗江等大小河流穿行于深山峡谷之间。在这片山河环抱的游击战场上，军民勠力同心，与敌周旋。红十六师经受了惨烈的战火考验，修水红军更是同仇敌忾，舍生忘死，以热血与忠诚在崇山峻岭间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红军烈士吴海贤的《烈士证明书》

吴海贤(1894—1934)，化名伍子金，修水县大桥镇人。先后担任修水县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六军第七师一团政委、修水独立团政委、路口区委书记等职。在赣西北修水苏区，至今仍流传着“伍子金，好大胆，三根破枪敢造反”的民谣。1934年夏，湘鄂赣苏区斗争形势愈发严峻，红十六师号召老兵归队，时任路口区委书记的吴海贤毅然归队，重返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投入一线作战。

1934年6月，湘鄂赣省委、省苏机关从画坪突围后，部队经修水古源向修铜宜奉边转移，遭敌重兵尾随追击，形势万分危急。吴海贤临危受命，率领决死队在武宁杨柳尖断后阻击，以全队牺牲的代价，掩护机关与主力成功转移。

王振国(1914—1936)，修水县路口乡人。15岁加入少年先锋队，历任少共修水儿童局局长、少共湘鄂赣省委委员兼少年先锋队队长、东南特委组织部部长、红十六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十六师第四十八团政委等职。

红十六军第四十八团政委王振国的《烈士证明书》

1936年8月，湖南临湘县河湾石庙战斗打响，王振国身先士卒，靠前指挥，率领全团向敌阵猛扑。激战中，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前胸，警卫员梁旭成扑上前抢救包扎，被他奋力推开。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喊道：“不要管我，杀敌要紧！”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一刻，年仅22岁。

王振国是红十六军(师)二十余位修水籍副团级以上指挥员中年龄最小的正团职主官，也是牺牲时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三十年后，曾任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参谋长的吴咏湘将军接受党史调访，撰写《湘鄂赣红十六师的战斗经过》时，仍深情追忆这位年轻战友，缅怀其英勇战斗事迹。

指挥员们冲锋陷阵、领兵杀敌，普通战士紧随其后、锐不可当，以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血战大源桥、虹桥大捷、白沙桥大战、麦市突围等关键战役，每一寸土地上都印刻着红十六师修水健儿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足迹。

大源桥鏖战中，卢德贵率全班与国民党军精锐第三〇〇团正面交锋，浴血死战，夺取敌机关枪两挺。冲锋时，他被手榴弹炸成重伤，治疗中从面颊中取出大小弹片，总数达16块之多。在药姑山游击区一次战斗里，子弹从左颧骨打入，右眼角穿出。他牙关紧咬，随手抓把树叶嚼碎摁住伤口，愣是没哼过半声。

1935年7月的白沙桥大战，是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红十六师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激战一天一夜，伤亡惨重，修水籍战士牺牲众多。当年激战之地，如今已建成都岭烈士陵园，数百名红军战士长眠于此，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授予红十六军“坚强苦战”锦旗(复制品)

1935年9月，徐彦刚率部在永修云山突围，遭受重创，仅剩不足70人。战后，不少被俘红军官兵被押回原籍处置，水源乡绣墩村的红军战士朱奕月、朱世美、王方仪宁死不屈，拒绝“悔过自新”，惨遭国民党民团杀害。

从白沙桥大战至云山突围战的三个月间，红十六师500余名修水战士殊死苦战，最终仅30余人幸存，牺牲率高达94%。

1936年3月，湘鄂赣省委召开执委扩大会，会议决定精简机构，实行领导军事化、干部地方化，即省级机关合并，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全省重新划分为四个特委和军分区，特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委，县委书记是游击队的领导者；县苏维埃改为工作团，区委以工作队名义开展工作，构建统一的作战指挥体系。

烽火长夜中，大批修水干部坚守战地、担当重任，担负军分区、县级苏区和游击队领导职务，成为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主要代表有：湘鄂赣省第三作战分区司令员丁光辉、第三作战分区政委吴平波、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樊满堂、修铜宜奉边政治保卫局局长管仁义、修铜县委书记樊明德、修通县委书记樊益升、平修铜游击队队长吴春满、修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庆隆、修通县游击队队长杨慰春与杨柳春兄弟、修铜宜奉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冷述金与县游击队队长温传成等。

他们为苏维埃事业献出宝贵生命，以忠诚与气节坚守信仰，铸就了修水苏区党政军干部的铁血风骨。

樊满堂(1899—1934)，修水县大桥镇人。历任修水游击第三大队队长、湘鄂赣省兵工厂厂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他参加了湘鄂赣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为创建湘鄂赣红色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4年11月，国民党重兵“围剿”湘鄂赣省委、省苏驻地平江黄金洞山区。为突出重围，红十六师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在灯芯窝突围战中，樊满堂不幸中弹，以身殉职，是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初期牺牲的修水籍县团职以上重要干部之一。

丁光辉(1911—1936)，修水县白岭镇人。1930年参加红军，历任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副团长、湘鄂赣省第三作战分区司令员，捍卫湘鄂赣边区游击阵地，1936年在湖北广济县(今武穴市)对敌作战中血洒疆场。

管仁义(1896—1936)，修水县复原乡人。历任宜丰县赤卫总指挥、宜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修铜宜奉边县政治保卫局局长、县赤卫师师长、逍遥区游击队队长。苏区沦陷后，为坚定部队斗争信念、鼓舞军心士气，他以绿色染料涂抹左手腕，用针尖刺刻自己的姓名，立誓：“失败是暂时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到石花顶上打三年喔呼！我生是管仁义，死也是管仁义！”其铁血不屈的英雄气节，被苏区军民誉为“铁骨人”。

1936年3月23日《擒获著名匪首管仁义夫妇布告》

1936年3月22日，因叛徒告密，管仁义孤身被敌人围堵在铜鼓大塅一崖洞内。敌人威逼利诱，劝降无果，随即对准山洞疯狂扫射。管仁义身中数弹，仍然顽强抵抗，子弹打光后，徒手与敌肉搏，终因寡不敌众被俘。他怒视敌人，轻蔑道：“莫神气！爷的脑壳先掉，等着看你们的脑壳下地！”当晚，因伤势过重，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残暴的敌人竟割下他的头颅装入木笼，在修水、宜丰、铜鼓边区巡回示众。

吴春满(？—1936)，修水县大桥镇人。先后担任修水县游击第一大队队长、县苏维埃赤卫委员会主席、湘鄂赣第三路赤卫军副总指挥、修水独立团政委、平修铜中心县游击队队长，常以化名“杨克勤”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斗争，作战勇猛，神出鬼没，令敌人闻风丧胆。

1936年6月，吴春满奉命带队护送省委工作组前往修铜宜奉边区，行至铜鼓大塅一带突遭敌军重兵伏击。危急关头，他指挥队员就地展开阻击，依托山林地形与敌人殊死拼杀，全力掩护工作组安全转移，不幸被敌人密集枪弹击中，身中数弹，血染阵地。

吴平波(1908—1937)，修水县上衫乡人。曾任乡模范少先队中队长、少共万祥区委书记，在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的烽火中逐步成长为苏区核心军事骨干，历任湘鄂赣省军区动员部部长、第三作战分区政委。1937年上半年，面对国民党军围剿平江黄金洞省军区驻地，为掩护省委机关安全转移，吴平波带领警卫战士顽强阻击敌人，在激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沧海横流，大浪淘沙。在波澜壮阔而又充满考验的三年游击战争与抗日战争中，修水红军信仰如磐，磨砺成钢。但也有极少数人因意志薄弱未能经受住严峻洗礼，或脱离党组织，或背弃理想信念。如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朱某、赣西北特委书记卢某、东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樊哲早等，他们的人生结局令人扼腕叹息。

二、铁血续征：驰骋敌后的抗日健儿

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民族救亡成为时代主旋律。湘鄂赣边区各路游击武装下山整编，毅然汇入抗日洪流。一批历经游击战火锻铸的修水红军战士编入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续写奋斗荣光。皖南事变中，许多新四军“老一团”战士壮烈殉难；在整个抗战期间，更有不少修水籍将士英勇捐躯。由于信息来源所限，《修水英烈谱》登记在册的新四军烈士仅有杨柳春、丁有华、丁英聪、卢大荣、梁逐夷等寥寥数名，更多战士最终湮没于历史长河，成为无名英雄。

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省军区驻地旧址——修水画坪上坪

杨柳春(1907—1938)，修水县全丰镇人。1928年平江起义后，彭德怀率部转战湘鄂赣边境，曾在杨柳春家中驻留。受其感召与影响，杨家兄弟五人先后投身革命。

1930年8月红十六军成立，时任修水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的杨柳春，调任军部军需处处长，统筹全军五千余人的后勤保障。1931年4月，红十六军第八师四团受“恋爱研究社”冤案牵连遭错误肃反，团政委张仕昌及七十余名干部被错杀。杨柳春临危出任该团副团长，整顿军纪、稳住军心，遏制了部队逃散乱象。同年7月，红八师整编为地方武装，他改任修水县军事部副部长。

1934年5月，湘鄂赣省级机关由画坪向修铜宜奉边转移，杨柳春率修水独立团百余人编入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任连长，随部转战。1935年8月，徐彦刚率四十六团从阳新黄颡口乘船挺进瑞昌码头镇，杨柳春率加强排担负掩护任务，完成阻击后与主力失联。他率余下的几名战士联络冷日生、朱世昌等20余人，于同年10月在通城县黄袍山屋背垅重建修通游击队并任队长，接力游击斗争。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杨柳春率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三营机枪连连长，开赴前线。1938年8月调军部工作，同年10月奉命率四名战士赴湖南执行任务。

途经修水返乡探母时，因行踪泄露遭国民党塘城保安团伏击，与随行战士一同遇害，遗骸无存。杨柳春嫡亲五兄弟，悉数为民族解放事业捐躯，堪称“一门五烈”。他与修水籍烈士吴天骥(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毛国雄(红五师第十四团政委)一同载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英名永垂青史。

丁有华烈士生前留影，赠吴咏湘团长(开国少将)

丁有华(1921—1945)，修水县路口乡人。幼年随在红十六军当炊事兵的父亲加入队伍，8岁便成为红军小战士，在战火中成长。1935年红十六师云山失利后，14岁的司号兵丁有华与部队失散。他毫不退缩，联络失散战友组成游击小组，以“靖武永安游击队”名义袭扰地方民团、发展武装，鼓舞群众革命斗志。其敌后行动极大震动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国民党报刊发文惊呼：“湘鄂赣共匪徐彦刚、傅秋涛部流窜靖安、永修、武宁、安义等县境，我保安团不可不防！”

1936年7月，丁有华与湘鄂赣省委取得联系，带领发展的7名队员回归主力部队。国共合作抗日后，他先后担任新四军排长、连长、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三营营长，驰骋苏南抗日战场，屡立战功。1945年6月，在浙江孝丰第二次反顽战役中以身殉国，年仅24岁。

丁有华烈士的遗体，由团长吴咏湘亲自嘱托安葬于宜兴市大平村“轮水界”。时隔四十载，当地年长的群众仍对他印象深刻，满怀深切怀念。

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奔赴抗日前线的同时，湘鄂赣边党组织积极恢复重建，扛起领导地方抗日救亡、凝聚抗日力量的使命。

1937年冬，湘鄂赣特委任命朱庆隆(修铜宜奉边白区工作团主任)、朱晃富(平修铜中心县委常委)、樊水荣(湘鄂赣边区留守处主任)、卢德贵(新四军第一支队班长)组成以朱庆隆为主任的修水工作团赴修水开展工作，为恢复修水中心县委做组织上的准备。

中共修水中心县委重建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动员三十余名青年参加新四军，壮大抗日队伍。大桥镇古牧坑的樊道余，是一名参加过“两打长沙”及历次反“围剿”的红军战士，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负伤被俘。后经组织营救，得以出狱归队，加入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防空司令部干部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1938年10月，中共修水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朱晃富遭国民党顽固派暗杀。1940年12月14日，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朱庆隆也遭敌人设伏杀害。在此前后，中心县委书记甘卓吾等18名地下党员遇害。朱庆隆、朱晃富两位亲历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的老战士，未能捐躯抗日战场，却死在国民党顽固派之手，令人扼腕。

三、丹心不改：扎根建设的革命功臣

穿越三年游击战争的硝烟岁月，修水红军战士经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洗礼，战功累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立足岗位、致力地方建设，以一生践行奋斗初心，续写忠诚担当。

老红军傅彪戎装照

傅彪(1909—1973)，修水县马坳镇人。1929年参加革命，任修水县第五区游击队队长、县游击大队中队长。1932年4月湘鄂赣边独立第二师成立，先后任该师排长、连长。1933年调任湘鄂赣省政治保卫大队中队长，负责省委、省苏主要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守护省委、省苏核心机关的安全。

1936年7月，中共平修铜县委改组为中心县委，傅彪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兼任湘鄂赣军区第五支队队长，奋战在游击战场。1937年9月任新四军修水通讯处副主任。1938年春，平修铜游击队接受整编，他先后出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特务连连长，新四军第四旅十二团三营营长、特务二团参谋长，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搏杀。

解放战争时期，傅彪先后担任鲁南军区第二分区二十团团长、华东荣军总校第五分校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皖南军区徽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安徽宿县军分区司令员，被派往浙江金华剿匪。20世纪50年代初，浙江金华山区匪患猖獗，傅彪率部进山清剿。他采用游击战时期练就的山地穿插战术，昼伏夜出，连端数股匪巢。一次战斗中，他亲自带队摸黑攀上陡崖，突袭匪首指挥部，活捉匪首。陈毅闻讯后赞道：“这个傅彪，打起仗来还是当年的作风！”从此，“剿匪司令”的称号便在军中传开。

1954年11月，傅彪调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兼军务部部长，因积劳成疾，未能到职；1955年1月离职休养，同年仍被授予大校军衔。1973年4月病故，后被评定为革命烈士。

卢德贵(1904—1988)，修水县水源乡人。1930年，兄弟四人同时参加红军，大哥、二哥与四弟相继在战场上牺牲，他是家中唯一幸存者。晚年，每当有人问起当年的事，他总沉默良久，半晌才嘣一句：“我这条命，是替他们活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他身经大小战事数十场，多次负伤。抗战期间，他从新四军退伍返乡从事地下斗争，侥幸躲过国民党当局“肃清异党”的迫害，迎来新中国的曙光。

抗日军第一支队司令傅秋涛、副司令刘玉堂为卢德贵签发的《军用证明书》

此后，他先后担任生产大队长、公社敬老院院长，带领社员抓生产、修水利、保民生，一生低调朴素、淡泊名利，从不向组织伸手。师范毕业的儿子直至退休，仍是一名普通教师。卢德贵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在乡老红军，1988年6月病逝。

冷日生(1898—1989)，修水县古市镇人。曾担任修水县三区区委组织委员、修水县互济会主任。1934年夏，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修水、通城县委遭敌破坏。樊益升、朱庆隆等从画坪突围，在黄袍山组建中共修通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及游击队，冷日生先后担任县苏财政部部长、县苏维埃主席。1935年冬，修通县委解体，冷日生调湘鄂赣省西北代表团，协助秦化龙在通城胡宝洞、阁背金家一带开展斗争。1936年夏作战负伤，随后赴浏阳永和山区进行游击活动，始终不曾脱离革命。

1938年春，任新四军嘉义留守处交通员，潜伏湖北通城负责通城、崇阳、蒲圻、通山、平江五县交通联络、传递情报。同年被国民党军第八十二师强征为伙夫，1939年初脱险，以补碗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6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45年1月，他主动联系八路军南下支队，受王首道指派就地斗争，继续为革命奔走。1949年通城解放后参加地方工作，任区农协主任、区委委员。1982年离休。1986年，冷日生收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复：恢复党籍，党龄自1927年起连续计算。数十年后，他终于等来了组织的一声确认。1989年4月，冷日生在通城病逝。

老红军冷日生荣誉证书

吴俩全(1919—1997)，修水县上衫乡人。1931年10月，12岁的他在家乡参加红军，后任红十六师第四十八团团部勤务员，在战火考验中逐步成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历任新四军第二师二旅新六团二营通讯班长、营部事务长、苏浙军区卫生部副官。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六师四十八团四连副连长、军部管理处科长、第八兵团某部人事科长，随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横渡长江，参与解放江南的征战。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西军区九江军分区训练招待所所长、瑞昌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1952年转业返乡。吴俩全身经百战，先后四次负伤，评定为二等甲级伤残。返乡后积极参与地方建设，曾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副社长、县人大代表，享受厅级政治生活待遇，1997年病逝。

龚桂林(1923—2013)，修水县港口镇人。11岁那年，当身为赤卫队员的父亲在战斗中牺牲不久后，母亲也因病离世，年幼的龚桂林与兄弟姐妹沦为孤儿，历经生活磨难。

1935年初，红十六师转战鄂东南途经港口，12岁的龚桂林毅然参加红军，成为一名“红小鬼”，在敌后烽火中成长。1937年随部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皖南事变中，他在傅秋涛、江渭清率领下突围至安徽芜湖开展斗争，任盐城秦南三区中队长、独立团警卫连长，后因负伤转入后方。

2006年，老红军龚桂林为基层党支部讲党课

新中国成立后，龚桂林留在江苏盐城秦南镇参与地方建设，任秦南食品站站长，扎根基层数十年。离休后，常跑工厂、进学校、下机关，传承红色精神。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视察盐城时专程接见他，亲切地称他为“小修水”，后还多次派人专程探望，感念这位修水红军战士的革命情义。

截至1984年12月，修水县健在的失散老红军有48人。他们的革命足迹与奉献精神，书写了修水红色历史的不朽篇章。2012年，修水最后六名在乡老红军相继离世。2013年1月，修水最后一位健在老红军龚桂林在江苏盐城逝世，享年90岁。

幕阜巍巍铸忠魂，修河滔滔载史痕。修水红军在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中淬炼出的信念坚定、忠诚担当、百折不挠、无畏牺牲的革命精神，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交相辉映，永镌民族革命史册，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丰碑，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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