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女谍王是怎样从“地下”走到“地上”的？

从“地下”走到“地上”

——忆父母沈安娜与华明之

华克放

1949年2月，华明之、沈安娜全家在南京合影

我的母亲沈安娜奉命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担任机要速记员多年，为我党搜集了很多重要情报;父亲华明之在另一掩护机关工作，从旁指导、协助、掩护母亲，他们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夫妻情报组。

1949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春二月夜，当时我们一家人住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对面的中南旅社(中南旅社是母亲秘密潜伏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在南京的职员宿舍)，突然响起了敲门声，熟悉的男声轻声喊：“大哥大嫂，我来了!”开门后，我和哥哥、弟弟高兴得大喊：“六爷叔来了!”父亲母亲更是高兴，赶快把“六弟”让进来，关上门。

“六弟”就是华藻，当时30岁不到，可长得老成。他常用胡子蹭我们小孩的脸，逗得我们咯咯笑。他与父亲长得非常相像，斯斯文文的，却把自己打扮成“跑单帮”(旧时对从事异地贩运的小本生意人的一种称呼)的“小滑头”模样，嘴上叼着烟，说着江湖黑话，常提着上海奶油蛋糕来南京我们家，回上海时又提着南京板鸭走了。长大后我才知道，他是上级领导吴克坚和何以端特选特派的沪宁之间一对一的专职秘密交通员，将上级的指示和母亲搜集、父亲整编的情报，伪装密藏在上海大蛋糕和南京板鸭里送来带去。为避开特务巡警的盘查，他通常不在南京下关站上车，而步行走到下一小站上车。到上海也不在北火车站下车，而是提前在一个小站下车，步行走回家，冒着极大危险，往返“跑交通”。

这天晚上，六爷叔特别高兴，我们也开心地围绕在六爷叔身旁。不一会儿，爸妈叫我们出去。母亲特别指着我说：“这个小姑娘，耳朵长、嘴巴快!到外面去!”我和弟弟都撅着嘴还想耍赖，可也只有听话。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每次都是哥哥庆来“识相”，拉着我和弟弟出去，把房间留给大人。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晚华藻向我父母郑重地传达了吴克坚同志的指示：大军即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上级党组织指令，沈安娜与华明之不要随国民党反动政府机关南迁，相机撤回上海。党组织要留下一批老党员、老骨干，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和保卫工作。这样的好消息，让潜伏敌营14年的父母心里燃起了一团火，兴奋了好几天，也纠结了好几个晚上。最后父母决定，由父亲先带老人和孩子，适时跟随自己潜伏多年的机关——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部分人员，先期撤回上海。母亲继续留在南京反动老巢，获取胜利前最后有利于我的情报。临行前，父亲对母亲说：“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你一个人留下，我带孩子先走。记得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从重庆转移到南京，是你带孩子先走，我后走。每次分别，都有可能是永别……还像上次那样，拍个全家照吧。”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在照相馆，紧张地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母亲还卷了发、化了妆，在南京留下了一张临别时的全家福。

沈安娜存放情报速记本的小皮箱

在此后的日子里，母亲独自在“龙潭”崩溃的前夜，继续担任国民党在南京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最后几次“中常会”的速记员，获取了蒋介石拟与中共和谈及打算退位等等的重要内幕情报。有一次，等不及六弟华藻来南京家中取，母亲独自拎着藏有密写情报速记本的小皮箱，胸前挂着“中央党部”的徽章，大模大样坐火车回到上海老北门旧仓街永安坊2号的华家。母亲顾不上与已到上海家的父亲和我们孩子亲热一下，便把自己关在二楼亭子间，迅速将速记符号整编成汉字情报。等在亭子间外的华藻是不能进屋看情报的，他也和父亲一样心灵手巧，随即当着母亲的面把情报伪装密藏好，撩起长衫，戴好鸭舌帽，大步流星地离家，到吴克坚指定的内勤骨干约好的时间地点进行交接。之后，这些情报又通过情报工作链中的一个个秘密环节，送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中央情报部，为中共中央、毛主席决策参考。

此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已是大厦既倾，“树倒猢狲散”，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命令机要处把重要文件档案分类处理、包装南运。母亲后来告诉我，她趁机又“捞了一把”，仍用无人能懂的自创速联符号，记录了不少有用的东西。这时，陈立夫点名下令机要处的几名人员，必须随他们南逃广州，名单中自然有速记“快手”沈琬(沈安娜当时用名)。母亲早和父亲商量好最后撤离“虎穴”的计策，将刻有“沈琬”姓名的常用印章，还有公婆送给她的结婚金戒指，交给机要处长保存，并说：“我得回上海一趟，去去就回。”机要处长也心知肚明，随口说：“快去快回吧!”无奈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了母亲一马。谁会那么傻，还会回来?母亲就这样“金蝉脱壳”了。在中南旅社的家里所有家具和大人小孩的衣物，她全都原封不动留下，不露一点痕迹，只收拾了一些实在舍不得的照相胶卷底片，和其他值得留作纪念的东西，装入随身皮箱，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依依不舍地锁上门。大军渡江解放南京前夕，在浓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母亲安然撤出敌营，回到了上海。母亲后来说：“我们完成了潜伏任务，完整无缺地回到了党的温暖怀抱。”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稀疏的枪炮声已渐渐平静，我们一家人与祖父母蜗居的老北门旧仓街弄堂里已喜讯纷传，上海解放了!静等这一夜过去，黎明放亮时，父亲迫不及待地唤醒我们三个孩子，让病倒的母亲在家稍候，带着我们冲向公馆马路(现金陵东路)去看解放军。父亲后来说：“那天我兴奋的劲头，犹如当年的‘愤青’。”我们看到在老式骑楼下、半露天的人行道上，或坐或躺抱着枪，激战后酣睡的解放军小战士。只见父亲眼中的泪流到唇边，不顾一切地喊着“他们是解放军”“我们胜利会合了”!我们三个孩子也一起兴奋起来，天真地想知道“会合”是什么意思。长大后，父亲告诉我，“会合”就是解放军与地下党会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共隐蔽战线胜利会师了，两支队伍会师，我们必定胜利!

华明之解放初期使用过的军管会徽章

由吴克坚同志推荐、经陈毅市长批准，父亲进入“军管会重工业处”工作，立即换了军装，佩戴上“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证章。吴克坚同志郑重告诫说，现在的上海，蒋匪反动残余势力气焰仍十分嚣张，潜伏敌特活动猖獗，此时尤其是“安娜”(吴克坚伯伯总是称呼母亲“安娜”)，“你要特别小心!”所以，那时母亲实际还处在“半秘密”状态。虽然为了给陈毅同志讲话做速记，发给了母亲一套灰布军装，但她经常仍是穿着旗袍。那时吴克坚同志真是日理万机，还要照顾刚从“地下”走到“地上”的情报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

解放初期吴克坚在上海留影

1949年入夏，我们一家七口和吴克坚领导下的另外两位情报工作人员及家属，先后搬进了上海市巨鹿路419号的一座花园洋房里。这座三层的房子，门牌挂在一扇大铁门上，大铁门是汽车出入的，我们出入走后门。直对铁门是汽车库，旁边有一口水井，车库阁楼是司机住的。花园草坪边是芭蕉和枇杷树，以及用作栅栏的竹篱笆。我们三家每家各住一层，孩子们高兴地在花园嬉戏打闹，留下了我们童年的美好回忆。

不久我们一家搬家停当，又进来了三位解放军小战士，住在后门里的单独小屋内，他们是从山东南下的解放军战士，不过十八九岁。他们白天轮流外出站岗，执行保卫任务，晚上轮流与我们同住。三位解放军小战士都识字不多，我们小孩子就自作主张当起了“小先生”，像模像样地教他们写自己的姓名及家庭地址，不久他们便会写家信了。我们刚从“地下”秘密状态走出来的大人小孩十几口人，竟然与三位解放军战士住在一起。现在回想，这真是党组织和吴克坚同志保护秘密战线骨干力量的良苦用心。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我们一家人在上海巨鹿路419号度过。一大早，我们就守候在收音机旁，母亲特意换上了刚发不久的新军装，将旧旗袍脱下，轻轻放入箱底。只见她拿起桌上的小镜子，左看看，右看看。父亲也换上了新军装，与母亲一同在小镜子里看着，仿佛从小镜子里，看到历历往事，回味酸甜苦辣，泪中带笑。他们互相抹去彼此脸上的泪水，纵情拥抱大笑，引得我们三个孩子也高兴地簇拥在他们身旁。突然，收音机里欢乐声静息下来，传来了毛泽东主席一字一顿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收音机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同时，我们家马路对面不远处的平房里，传来敲锣打鼓的热闹欢呼声，住在小弄堂里的平民百姓，甚至敲起了自家的面盆和锅子，来表达内心的喜悦。我们孩子在家里也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父亲母亲兴奋地说：“我们跟随共产党干革命，就是为了穷苦百姓站起来，活得像个人呵!”我们一家人随着收音机传出的锣鼓点，学着扭起了秧歌。虽然舞姿不好看，可心里甜甜的!

1949 年夏，华克放与其弟在上海巨鹿路419 号合影

后来，我在父母的回忆录中看到：

1949年5月，经周恩来同志批准，中央情报部对吴克坚领导的全体工作人员，在解放战争期间为党的情报事业建立不可磨灭的功勋，特发出嘉奖电，表彰他们的功绩，并勉励他们今后同各种敌人作长期的隐蔽战争继续努力!

组织发给沈安娜的保健证

此时，母亲与父亲一道迅速“归队”。母亲沈安娜被党组织留下，继续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努力到岗上班。可是不久，在短暂的“亢奋”之后，母亲就病倒了，还病得不轻，病痛让她经常整夜不能入睡。有时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又会在噩梦中大喊大叫。父亲安慰母亲：“现在解放了，不用装了，不用怕了。”当年，在重庆，在南京，在敌营中，即使睡梦喊叫，也是要硬生生地忍住，因为隔墙有耳。现在解放了，但噩梦仍时时袭来。医生不得不把她关在黑屋子里，进行“睡眠治疗”。党组织领导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后来，给母亲签发了一张保健证，上写：“沈安娜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积极工作，致使身体病弱。依照……规定，给予一等保健，特发此证”，每月补贴肉五斤。我们一家都感受到了来自党组织的关爱。在百废待兴、物资紧缺的年月，父母商量，当时实际只领取了两个月的补贴。

1950 年，沈安娜在北京参加会议留影

1950年5月，冬去春来，母亲病好了。她接到来自上级的通知，随老领导何以端同志到北京出席隐蔽战线的重要会议。她穿上腰间系带的新军装，戴着无檐的女军帽，意气风发地去北京开会了。母亲后来回忆说：“那才是真正从‘地下’走到‘地上’!”在北京的会议住址，立着红柱子的回廊下，母亲留下了灿烂的微笑。大会时，母亲聆听了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看到毛主席的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在与会同志跟朱德总司令的大合影中，留下了头剪短发、身穿军装的母亲的身影。母亲后来说：“虽然自己投身情报工作已十几年，这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我党领导的隐蔽战线的大会。这次重要会议载入了史册，也把我从朴素的情报‘实践’中，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懂得了以前只是听党话、自己干，以后要承前启后、与大家一起干了。这时我的思想、眼界和站位，完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新的斗争征程上，我要永远跟党走，开启隐蔽战线生涯的下半场!”

(作者系华明之沈安娜之女，本文原载《百年潮》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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