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卑贱的生存
在接到 张海鹰先生说要编一本《雪落无声――苟丽的命运及对我们时代的思考》的文集的伊妹儿 以前，我没有听说过苟丽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她催人泪下的悲情故事。更主要的是，和所有的其他作者不一样，我自己就是一个农民，一个下等人。因此，对于我来说，苟丽并不陌生，甚至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千千万万的苟丽就生活在我的身边和我的心中。甚至，也可以说，我自己就是苟丽。我也在出卖我的身体，我的劳动，有时候出卖甚至我的尊严。我们出卖我们所有能够出卖的东西，除了灵魂。我的职业与苟丽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也并不认为我的职业比苟丽更“高尚”或更“体面”，那种“高尚”和“体面”的说法，都是那些“高尚”和“体面”的人需要的说法。我们是卑微的人、下等的人，伤痕和泪水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同胞。歧视、侮辱、贫穷、苦难、死亡，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用你们知识分子的话来说，我们已经麻木了。 最近，当我看到郎咸平像一个外星人一样问“中国大地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的时候，我不禁为他的隔膜感到辛酸和滑稽。 当我听到孙志刚被活活打死的时候，我和李昌平有着同样强烈的感觉：“我就是孙志刚！”在我们的身上有着无数的血汗和污垢、侮辱和蔑视。我们是 卑贱的、 肮脏的。我们是社会的抹布阶级。
媒体发现了苟丽，因为苟丽的故事太像滥调老套、通俗流行的言情小说。苟丽可以成为富人们 茶余饭后的噱头，可以成为富人们“同情”的对象。 他们发现一个妓女卖淫不是为了“性福”，而是因为“贫穷”，他们发现一个妓女竟然也懂得“爱情”！他们发现苟丽的故事太像一个故事，就像是天方夜谭，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胡文海的故事，马加爵的故事，王余斌的故事，我们无法相信这种骇人听闻的真实；然而，它们确实是比铁山还更难锤烂的真实。他们的故事使我们作家的创作才能羞愧得要上吊自杀，哪一个作家具有这样一种超人的想象力呢？面对这种令想象大惊失色的真实，现代作家只好缴械投降。王尔德只好感叹“谎言的衰朽”。我们还有什么能力虚构、造谣、说谎、编故事呢？鲁迅说，墨写的谎言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于是，像鲁迅和张承志这样的文学大师只好放弃虚构。像鲁迅和张承志这样的大师只好“直面惨淡的人生”。
苟丽、孙志刚、王余斌、胡文海、马加爵，无论他们或者被人杀，还是或者被迫杀人，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8亿农民，是我8亿苦难同胞。在生活面前、在道德面前、在法律面前、在政治面前、在经济面前，我们是不平等的；然而，在死亡面前，我们却是平等的。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下等人都有一种生活的原罪，我们一出生就受到了诅咒。我们生活的道路不是通向天堂，而是通往地狱。然而，即使在地狱里，我们也顶天立地，是大写的人。即使我们的幸福被剥夺了，以至我们的生命也被剥夺了；但是，我们的人格、我们的希望、我们生存的意志不能被夺去。我们是 卑贱者，我们是下等人；但是，我们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 。社会充满了偏见和不公；可是，大地却是无私的、宽容的。大地既埋葬了他们上等人，也抚慰了我们下等人。
“文革”结束后，中国成为了“伤痕文学”的“世界工厂”。我们把“文革”书写成一场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浩劫和噩梦。 1980年代，我们呼唤“美”、“自由”、“人性”。到后来，“发展”的潮流和财富的波涛淹没了这些1980年代的词语和梦想、口号和旗帜。咱们“不谈爱情”（池莉小说），“我爱美元”，“把穷人统统打昏”（朱文小说）。这个充满奇迹的时代，正如 叶芝在《基督重临》中所描绘的：
最优秀的人失去了一切信念，而最卑鄙的人狂热满心间。
我们是卑微的，但我们不是无耻的。即使我们的生命倒下了，我们的意志不会倒下。即使我们的身体腐烂了，我们的灵魂不会腐烂。他们能够杀死我们于今生，可是无法杀死我们于来世。他们能够杀死我们于人间，但是无法杀死我们于地狱。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只需要正义。
今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些 1980年代的希望和梦想？ 在我们这个弱肉强食一路狂奔的时代，只有在“弱者”、“失败者”的身上，才可能找到最美最人性的东西。 不论怎样，美和人性不存在于“成功人士”、高堂华屋，不存在于“黄金宴”、“人乳宴”上，也不存在于什么“硬道理”中。美和人性只存在于那些被欺凌、被蔑视、被污辱、被践踏、被屠戮的人中间，只存在于仆倒在尘埃中的垃圾般的人群里面，只存在于卑贱的、肮脏的抹布阶级里面，只存在于我们软弱的、滴血的伤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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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新年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