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九年始成“共和国第一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九年始成“共和国第一碑”！

  王雙喜

1958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揭幕。

浮雕《欢迎人民解放军》

2014年，9月30日被定为烈士纪念日，此后每逢这一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代表都会来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鲜花，并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浓缩了近现代中华民族奋斗不屈史诗般历史进程的丰碑，在建立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

奠基与筹划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进行两项选举：选举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同时，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当天下午6时，毛泽东率领全体委员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周恩来致辞后，全体脱帽默哀，随后毛泽东宣读了纪念碑碑文。毛泽东率政协各单位首席代表执锨铲土，奠下“共和国第一碑”的基石。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一份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文字草稿。原文是彭真同志拟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将其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完成烈士未竟事业的深情初心和使命担当的坚强意志。

1952年5月1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全国17个单位派出代表。由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任主任委员，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和著名建筑家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任秘书长。

兴建委员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是施工、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和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兴建委员会负责纪念碑的建筑设计、浮雕创作及工程施工。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领导下，研究浮雕画片所需的史料题材。具体行政事务由秘书长薛子正负责。

选址与方案

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周恩来提议，把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立在天安门广场，获得代表们一致赞同。会议决定纪念碑的具体位置是：在广场的北半部五星红旗旗座之南，天安门与原中华门门洞的中轴线上，并与天安门和正阳门的距离大致相当。

在后来的建设中，建碑位置有些微调，与奠基位置并不在同一个地点。奠基时所选地点是象征性的，施工时又沿中轴线南移了一段距离。经慎重研究，建碑位置最终定在绒线胡同东部路口。

《东城区志》载，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天安门广场中心，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的南北中轴线上，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如今看来，人民英雄纪念碑与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形成一个代表国家形象的、完整的、和谐的建筑群，不同的位置也都有宽阔的视角。

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关心并直接指导的重大事项。北京市档案馆馆藏一份珍贵的毛主席手书批示。事由是朱启钤、章士钊、叶恭绰三位民主人士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初期设计后，对纪念碑的设计提出新的意见。如：浮雕史料应特别慎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图画不可漏略；浮雕用材可考虑铜铸；整个图形宜再行斟酌；各部分纹样宜另行选择，明清两朝纹样纤弱无力，不宜多用等。毛主席阅后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付委员会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

纪念碑奠基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即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的通知。初选拟采用梁思成设计的方案。1951年国庆时，意见最为集中的三个设计方案陈列在天安门广场上，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一个是五分之一缩小的大模型，另两个是有坡顶及群像的小模型。

当时的方案碑体较扁，梁思成见后很着急，写信给彭真，再次详细阐述其“中而新、西而新、中而古、西而古”的设计评价标准。（《梁思成全集·致彭真信》）他认为，天安门广场南北长、东西短，人民英雄纪念碑如果只有南、北两面，而东、西过扁，既会影响气势，也不利东、西方向的群众观瞻。因此，在保持中轴线上南、北立面重要性的同时，有必要加宽纪念碑的东、西立面，这样纪念碑更挺拔、有力，也为纪念碑四面的浮雕创作奠定建筑基础。

征选设计方案最后共收到240多件。海外华侨也积极献计献策。陈嘉庚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成水泥柱头模型，付旧币15万多元运费寄给建造工程处。

遵照周总理关于建筑纪念碑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示，兴建委员会从中精选出8种方案，于1953年3月至1954年8月，广泛征求专业设计人员意见。这些方案包括：矮而分散的、高而分散的、做成三座门的、矩形主柱式的、瞭望台式的、红墙上立碑的、碑顶立群像的。还有碑的下座建陈列室的，台阶做成检阅台的。这些方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建筑类设计方案，另一类是雕塑类设计方案。最后，中央领导与有关方面再次决定采用梁思成的碑形设计。

中国传统立碑碑身正面应朝向南方。但天安门广场主要人流是从长安街进入，多集中在广场北部。广场有大型活动时更是如此。如果碑身正面朝南，大多数人就看不到碑正面毛主席的题字。因此决定一改传统，调转方向，纪念碑建在中轴线上并且正面朝北，也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扭转乾坤、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史实。

采石与运输

1952年8月1日，纪念碑工程正式开工。纪念碑要永久长存，兴建委员会对碑心石材料的选择，非常严谨慎重。当时从全国各地采来的碑心石样，都被送到隶属于清华大学的材料实验室进行检测，从质量、密度、耐腐蚀性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比较衡量。最后，经过实地考察，采自青岛浮山大金顶一带的花岗石石样因色泽、质地出众而入选。

1953年4月11日，开始石料开采。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工人们在石料四周挖了一个4米的深槽，沿沟槽凿了几十个对称楔子眼，再在石料两个长边对称凿出8个窝龛，在每个窝龛放上重量为200吨的千斤顶，终于炸出巨石坯，其完整堪称史上罕见。经过山上、半山腰两次做平减厚整形加工，石坯重量减到103吨。

  这样的巨石能完整地运到北京，任务十分艰巨。青岛市人民政府接到采石运输任务后，成立了由山东省联运公司青岛分公司及其下属山东省青岛市搬运公司、浮山料石总厂、台东区公安分局、铁道部四方机车车辆厂等单位组成的大料搬运委员会。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与山东省联运公司青岛分公司签订了《运输石料合同》，最终确定由其下属的青岛市搬运公司起重运输队承担石料第一段运输任务。116名工人反复斟酌试验，采用滚木及推土机牵引滚移方式，开始了碑心石运输工作。

  1953年8月19日，大石料由山场起运，经过4个村庄、1座山岭、10余处桥梁及交通最繁华的市内街道，行程15公里走了30天，9月27日安全到达空军油库车站。

9月28日，在青岛孟庄路车站，采用铁道滑动方式，大石料被装上火车。按照铁道部规定，该车载重为100吨，因此又对大石料进行了第三次加工，将石料中间厚度减到87厘米，两端厚度减到79厘米，重量减到94吨，连同束车设备与垫木共重100吨。

列车以直线20公里/小时，弯道及进站10公里/小时的行车速度开向北京，10月13日抵达北京前门西站。工人们又用老办法，在路上用钢管交替铺垫，滚动运输，从前门西站到广场纪念碑工地，花了三天时间，10月16日，石料运到纪念碑工地。

大石料从开采到运输，共计7116名工人参与其中，沿途公安干警和民兵护送，成为采运史上众志成城的一段经典记录。12名起重运输工人后来受到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表彰。

台基、须弥座与碑身

纪念碑的设计方案虽已选定，但在实施中仍不断推敲改进，可谓融汇古今，中西结合。纪念碑呈方形，分台基、须弥座和碑身三部分，总高37.94米。

  顺应中轴线，台基有两层，上层呈方形，下层呈海棠花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米。两层台基的四面均为栏杆环绕，并设有台阶，沿用了中国台基的传统设计手法。

上下两层须弥座由林徽因设计。上层小须弥座的四面刻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拼成的八个花环，以示对烈士的崇敬之情；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十幅汉白玉大型浮雕。

两层须弥座承托着高大的碑身。碑心石最终高14.7米，宽2.9米，厚1米，重60多吨。碑身在三分之一处略有收窄，使得纪念碑看起来更加挺拔、有力，这吸收了西方古典柱式建筑的做法，突出了碑心正面镌刻的毛主席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

碑心的题字在设计时预先代拟，1955年6月9日由毛主席题写在大信纸上，并题写了两幅。兴建委员会设计组从两幅中选字又拼出第三幅。但经反复讨论，大家认为书法是一门艺术，一幅条幅、一个字都有其气韵、笔势和连贯性，不能拆开拼用，所以最后放弃了拼字方案。

碑心文字决定选用阴文，这样阴文、阴影形成自然立体感。文字先经幻灯投影放大20倍，再用高压喷枪喷射矿砂“打”字。金字再行制胎、鎏金，然后用放大镜检查有无“砂眼”，还要用玛瑙细磨，确定没有瑕疵，最后才镶嵌安装，以防雨水侵蚀而脱色。

碑心背面由7块石材构成，是周总理书写的毛主席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的114字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碑心石正、背面的题字都采用中国传统的鎏金方法，共用黄金132两。

碑身两侧装饰着用五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浮雕花环，象征人民英雄的伟大精神万古长存。整座纪念碑用17000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肃穆庄严，雄伟壮观。

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十幅汉白玉大型浮雕，石料采自北京房山。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共有约180个人物形象，生动而概括地表现了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8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

纪念碑浮雕《南昌起义》

按东南西北的顺序，浮雕主题依次为：《虎门销烟》（画稿艾中信，雕刻曾祖韶，助手李祯祥）、《金田起义》（画稿李宗津，雕刻王丙召）、《武昌起义》（画稿董希文，雕刻傅天仇）、《五四运动》（画稿冯法祀，雕刻滑田友）、《五卅运动》（画稿吴作人，雕刻王临乙）、《南昌起义》（画稿王式廓，雕刻萧传玖）、《抗日战争》（画稿辛莽，雕刻张松鹤）、《胜利渡长江》（画稿彦涵，雕刻刘开渠）。在渡江战役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装饰性浮雕，主题分别为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气壮山河的时代记忆，凝聚在这史诗般的浮雕中。

在创作过程中，画家和雕塑家结队赴西安、洛阳等地观摩学习。吴良镛曾经负责和雕塑家联系，讨论设计细节，他回忆说，浮雕的镌刻需要相当数量的“艺匠”去完成，然而这类人才难得，当时举国之力，从各地招募了一批长期从事民间雕刻，技艺高超的石工，对纪念碑的雕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石工虽然技术精湛，但是他们对西方雕刻艺术并不了解，更没有统一的风格。“艺匠”们培训2年，雕刻3年，5年后浮雕镌刻全部完成。这批石工不仅成为建立纪念碑的英雄，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代中西贯通的雕塑骨干。浮雕石料质地、色泽统一，镌刻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给人纯洁、朴实的壮美之感。

碑顶的设计方案较多，在刘开渠的主持下，最后选用了民族传统的建筑顶形式，上有卷云下有重幔的小庑殿顶。纪念碑造型雄伟简洁、庄严质朴，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精神，具有东方美学的意蕴。

1956年，刘开渠在塑造浮雕《胜利渡长江》。

纪念碑的兴建从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1958年4月22日竣工，5月1日揭幕，历时9年。

这是新中国第一座由国家建立的纪念碑，彰显了党和国家的意志，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汇聚了一大批国内最优秀的文史专家、建筑家、艺术家、能工巧匠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既发扬民主、慎重斟酌，又“定于一是”，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推进，展现了新中国纪念性建筑与雕塑艺术的高超水平。1961年3月4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列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项。

“共和国第一碑”凝聚着革命先烈的血与魂，记录着近现代中华民族奋斗不屈的史诗，激励着后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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