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爱玥：毛泽东是如何在新中国“起点太低”和“负担太重”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的？

　　过几天就是毛主席诞辰125周年了，毛泽东为新中国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很遗憾，总是有那么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不遗余力地抹黑毛泽东攻击毛泽东。那些抹黑毛泽东攻击毛泽东的人的理由可谓千奇百怪，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通过抹黑攻击毛泽东达到抹黑攻击新中国的目的。坦白说，抹黑毛泽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毛泽东实在太伟大了，就算不完美也肯定是最接近完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挺“佩服”那些不依不饶抹黑毛泽东的人的，他们这是明知山有虎，越向虎山行，越是困难越向前啊。

　　说起来，抹黑毛泽东的那些人也算是挖空心思的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大多数抹黑攻击毛泽东的人都是拿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说事，试图用毛泽东时代的贫穷来“证明”毛泽东在经济领域的“外行”。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除了经济领域，其他领域那些人能说什么呢?

　　论军事才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一系列近乎神奇的胜利，让毛泽东不仅在中国战争史上，就算在世界战争史上，不说数一数二，那也肯定是出类拔萃的。他们还能说什么呢?论外交才能，“三个世界划分思想”、“小球撬动大球”，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看似一团乱麻的国际局势谈笑间风轻云淡。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论诗词歌赋，别的不说，一首《沁园春·雪》让多少历史上的诗词大家黯然失色，又让多少后来者自愧不如?除了极个别心理阴暗到极点的人坚持“代笔”的说法，他们能说什么呢?至于琴棋书画，毛泽东的“毛体”更是自成一派，不敢说比肩王羲之，那也是一代宗师级别的了。他们还能说什么呢?论文学哲学，《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矛盾论》、《实践论》……我还真不是针对谁，谁不服，谁站出来试试?如此，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如此看来，经济领域似乎成了唯一的突破口……但是，经济领域就能“证明”毛泽东的“无能”了吗?恰恰相反，毛泽东用自己独特的经济思想为新中国的经济上演了一幕化腐朽为神奇的好戏。

　　毛泽东时代比起当下肯定是贫穷的了，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穷”并不可耻，关键看为什么受穷。如果一个人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这样的人就算穷死了也没人会可怜，相反，如果一个人勤勤恳恳辛劳了一辈子，或者因为起点太低，又或者因为负担太重而贫穷的话，相信还是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尊重的。如果这个逻辑没毛病的话，那么，我们显然能够理解毛泽东时代的“贫穷”并尊重毛泽东时代为改变“贫穷”的面貌而做出的艰辛探索和努力。

　　说起来，新中国的底子实在是太烂了点，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身上就像附了个吸血鬼一样，将中国的财富榨了个一干二净，更不要说，从30年代的中原大战算起，将近20年的战争将中国搞得千疮百孔，甚至就连最后一点黄金还被蒋介石运到台湾去了，找谁说理去?

　　至于毛泽东时代“负担太重”就更容易理解了，工业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农业的水利设施、国防的两弹一星、交通的铁路公路……哪样不是近乎无底洞的投入啊?更不要说，毛泽东时代人口近乎翻翻三十年多了四亿人口，多个人就多张嘴啊，别说新中国刚成立那会一无所有，这就是守着金山银山也经不起折腾啊。

　　理解毛泽东时代的“起点太低”和“负担太重”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时代的“贫穷”，同时，也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时代经济成果的来之不易。很多人都羡慕“富二代”、“富三代”的富足，可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和理解“富一代”筚路蓝缕的艰辛呢?更不要说，没有“富一代”的筚路蓝缕又哪来“富二代”、“富三代”的富足呢?吃水不忘挖井人，毛泽东时代经济条件虽然不能与现在相比，但毫无疑问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

　　“起点太低”注定当不了“富二代”，但是，毛泽东的想法就是既然当不了“富二代”，那就争取当“富一代”吧。因为是“富一代”，毛泽东更能明白“勤俭持家”的道理。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时代是个高积累、低消费的时代，与现在的提倡“去产能”、鼓励“高消费”有很大的不同，没办法，白手起家如果再大手大脚的话，还拿什么去发展工业?拿什么去建设国防?拿什么去研发两弹一星?毛泽东曾多次感慨“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由此就可见新中国那点家底来得多么不容易了。

　　那毛泽东是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一点一点的攒下丰厚的家底的呢?这就离不开毛泽东独特的经济思想了。

　　要理解毛泽东的经济思想，首先就要搞明白经济在于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在毛泽东看来，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而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只有发展好经济，民众才会满意，政权才会巩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

　　【“中国必须发展经济，否则就要被人欺负，人民不会拥护我们，人民的政权也不能巩固。消灭落后，是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经济是否发展是关系到人民政权存亡的关键问题。

　　正因为经济如此重要，毛泽东才会多次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战略方针。例如，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说：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与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但是，若民主革命不成功，生产力的发展便无从谈起。”】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主革命的目标有着明确的认识，那就是民主革命的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夺取政权”，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翻三座大山只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同时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共产党将赢得人民充满信心，因为，“若民主革命不成功，生产力的发展便无从谈起”，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生产力能否发展取决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成功与否。

　　在1949年2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

　　【“党在这里(已经解放的北方地区)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针对城市地区，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从以上左一个“中心任务”，右一个“中心工作”，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就已经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不敢妄言，相信读者自有公断。

　　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八大明确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同时指出，三大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党的主要任务应转到大力发展生产力上来，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先进的工业国。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是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结合国内矛盾。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与国际国内环境的好坏有着直接关联的，我们试想一下，在抗美援朝、土改、镇反的建国初期，我们拿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理，在改革开放后，如果没有前三十年打下的良好基础和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相对友好的国际环境，我们恐怕同样没有资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并理顺了在前三十年的很多政治和经济政策。如果没有“土改”、“三反”、“五反”，我们拿什么在抗美援朝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对苏自卫反击战以及波谲云诡的台海局势和国际形势面前发展经济呢?如果在我们正努力在夹缝中发展经济的同时，一些人跳出来公开发难，毫无道理地指责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打击民众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对于这些人，我们是该放任自流还是加以约束加以改造?说白了也就是“反右”的必要性问题。至于到底是必要还是不必要，我相信答案并不复杂。

　　毛泽东对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为政治服务，为巩固政权、改善民生服务，同时，毛泽对经济发展的方向同样有着明确的认知。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带领部分同志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和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就是最早版本的“四个现代化”的出处。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毛泽东才是“四个现代化”的“版权人”。

　　发展经济无非就是一个“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过程，“蛋糕”做不大固然问题多多，但是做大的“蛋糕”如果分不好恐怕带来的问题会更多，而历史早已证明，无论是“做蛋糕”还是“分蛋糕”，毛泽东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说毛泽东擅长“做蛋糕”，那并不是吹的，不管多么竭力否认毛泽东时代经济成就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起飞的奇迹的根基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人口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人口从5.4亿增长到9.3亿，27年的时间人口几乎翻番，如果经济形势不够好，“蛋糕”不够大，在工业农业都欠发达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养活几乎翻番的人口?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建国后，工业总产值从1952年的343.3亿元增长到1980年的49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在28年间增长了17.9倍，年均增长11%。从分期数据来看，以1952年的工业生产总指数为100来计算的话，到1957年为228.6，年均增长18%;到1965年为452.6，年均增长12.3%;到1978年为1598.6，年均增长11.2%。一连串的数据背后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在一个传统的农业国的基础上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为后续的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工业是“蛋糕”的“骨骼”，农业是“蛋糕”的血液，如果像前苏联那样重工轻农搞“偏科”，即便工业发展的再好，对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造成损害，这一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工业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农业的支撑。

　　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950年的1.3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3亿多吨，28年间增加了1.3倍多。1.3倍是个什么概念，可能很多人不好把握，那么，我们不妨对比一下。纵向对比，现在中国粮食产量的历史记录是5亿吨，也就是说，在后三十年间，粮食产量只增加了还不到0.7倍;横向对比，耕地比中国还多的印度直到2009年粮食产量也只有2.2亿吨。可见，无论是纵向对比还是横向对比，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发展的成就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粮食产量与水、肥是分不开的，齐备的工业体系是化肥产量激增的基础，完备的水利设施同样与粮食产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统计数据表明，直到今天，中国农业水利灌溉系统的85%仍然是前30年修建的，换句话说，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

　　考虑到历史因素，毛泽东时代的“蛋糕”无疑已经做得够大的了，那么，在几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毛泽东是如何点石成金的呢?

　　众所周知，“人”的因素始终是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时候首要考虑的问题，毛泽东的战争叫“人民战争”，毛泽东的建设同样可以用“人民建设”来形容。在毛泽东看来，既然短时期内无法改变工业落后、农业落后的局面，那么，要想“做大蛋糕”就只能首先从人入手，毕竟一切经济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激发民众的建设热情，唤醒民众的主人翁意识，提高民众的政治地位成了毛泽东的“秘方”。在旧社会，中国的阶层已经完全固化，黄世仁永远是黄世仁，杨白劳永远是杨白劳，但是，到了新中国，在旧社会饱受欺凌的雷锋、焦裕禄们迎来了新生，陈永贵这样的普通农民、吴桂贤这样的普通工人成了高级领导人，邢燕子张秉贵王进喜成了众人学习的榜样，他们的事例说明了一个事实，在新中国“泥腿子也有春天”，任何人只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流汗就可以赢得荣誉赢得尊重赢得地位。

　　“蛋糕”做好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分“蛋糕”。可以说，“蛋糕”分得不好，做得再大也没用，甚至反而可能由于分配不公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为此，毛泽东创造性的提出将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划分为三个层次，并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大概可以归纳为：1、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包括三个基本层次，即国家、集体、个人;2、三个层次中，较低的利益层次要服从较高的利益层次，但较高的利益层次又要照顾较低的利益层次;3、解决三个层次矛盾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毛泽东关于“分配蛋糕”的设想是非常高明的。三级关系统筹兼顾，使得国家、集体、个人都不落空，并且明确了高、低次序，使得三者浑为一体又次序井然。如果利益分配过于倾向个人，那么就会出现国库亏空，国库亏空了就没有资金加大对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的建设，“四个现代化”也就成了幻影;相反，如果利益分配过于倾向国家，那么就会损害民众利益，降低民众生活水平，引发民众不满情绪以至激化社会矛盾。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如果利益分配过于倾向国家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前苏联就是极好的例子。在1956年4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在谈到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个人)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苏联采取义务销售制等办法来积累资金，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的损害，因而提出：“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

　　当然，在前三十年，很多时候，个人作出的牺牲还是很大的，那么，既然毛泽东的经济思想那么高明，如果一直按照毛泽东规划的经济蓝图发展下去，为什么前三十年民众还会付出那么大的牺牲呢?答案正在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并未得到全面贯彻。那么，既然毛泽东的很多经济设想很好，为何却有很多没有贯彻下去?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因此，八大才会明确“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党的主要任务应转到大力发展生产力上来”，矛盾才是决定毛泽东的各项经济政策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可以设想一下，在建国后，抗美援朝战争、三年自然灾害、对印自卫反击战、对苏自卫反击战……各种国际国内矛盾纷至沓来，美苏核讹诈阴魂不散的情况下，如何能安心全力发展经济?

　　此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那就是经济发展的效果是有滞后性的，并不是说今天国家的经济发展了，明天民众的生活就能改善了，这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能直观感受到的恐怕就是中国的人口越来越多吧，话说，不到30年，毛泽东就将中国能从一个5亿人都养不活的农业国家发展到9亿人吃饱穿暖的工业大国，如果这都不算奇迹，那还有什么可算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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