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峰：从“贺卫方现象”看中国面临的危机

　　从“贺卫方现象”看中国面临的危机

　　三峰

　　2013年12月28日晚，衡阳贿选大案曝光并震惊世界：在差额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共有5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人民币1.1亿余元，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而这56名当选的人大代表中，大部分都是私企老板，即资本家。贺卫方之流极力鼓动的西方金钱民主终于结出了部分恶果，人民大众终于明白，按照贺卫方们的宪政理论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让少数资本家尤其是国外资本家用金钱控制选举、控制中国政府。这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及印度、菲律宾等实行西式民主国家早已普遍化、合法化的丑恶现象，按照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却是非法的，这是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实行资本专政的恶劣行径。

　　其实，衡阳贿选现象早在2008年2月就曾被《检查日报》报道过，在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已经被私企老板所控制，而在选举当中存在十分普遍的贿选现象，在老板们看来，当代表也是一种投资。虽然此类违背宪法、颠覆国体的丑恶现象在衡阳、在湖南、在全国很多地方已经十分明显，但是由于贺卫方及其体制内保护伞们的权势非常强大，这些颠覆罪行从未得到法律的惩处。

　　与衡阳贿选大案被彻底查出的同时，是另一个显著信号，贺卫方闻风而逃。12月31日下午，贺卫方发表了这样一条微博：【各位本微博之友：新年来临之际，谨表达真诚的祝福和感谢!三年里，你们给了我很多鼓励，从评论中我也学到不少新知。美好的交流让我在虚拟空间里寻觅到真实的情感。过去一年里，眼看着一个又一个我熟悉的博主从这里消失，心中不免怅然。于我，是将本微博告一段落的时刻了。再见!】

　　对于此消息，反共公知们一片哀嚎：【这一年，微博大v哀鸿遍野。过去的慷慨悲歌之士渐渐远去。有的被关，有的被抓,有的被封，有的自宫;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名裂。】爱国人士则欢欣鼓舞：【薛蛮子，李开复，章立凡，吴祚来，张维迎，张雪忠、堪洪果，贺卫方，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下一个轮到谁了】。

　　党员贺卫方，多年以来一贯知法犯法、无法无天，一贯赤裸裸地从事颠覆活动，却没有受到任何的惩处。如果不是感到风声鹤唳，贺卫方是不会轻易退缩的。贺卫方这次休博，或许意味着他在体制内的保护伞正在遭遇某种程度的失势。如不出意外，贺卫方遭受党纪国法的处理，是意料中的必然结局。人民大众有理由对此感到些许的高兴，因为只有按照《党章》、《宪法》，彻底解决【贺卫方现象】，惩处贺卫方们的颠覆罪行，才能有效缓解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

　　1、贺卫方其人

　　今日中国之最大的危机，还是党自身的危机。而党内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一些反党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乃至敌对势力和第五纵队，都纷纷钻入党内，甚至成为高级智囊并混入高层，以搞改革的名义，瓦解共产党，瓦解中国。

　　在当今中国，最著名的反共、反党、反国家、反人民的代表性人物，经济领域莫过于茅于轼，而政法领域莫过于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

　　贺卫方生于1960年，198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由于深受副校长江平的赏识和器重，贺卫方毕业后留校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88年，因为嫌弃大学教师工资低，为了谋取更多的金钱和经济利益，贺卫方从中国政法大学辞职下海去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做了业务员。然而，贺卫方只会夸夸其谈，具体业务工作搞得一塌糊涂。于是1989年春天他又通过李步云的关系准备进入社科院法学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贺卫方积极参与了六四暴乱并阻止军车入城，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将其开除，社科院由于正在加紧清理动乱分子自然将贺卫方拒之门外。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党纪，像贺卫方这种政治反动的人物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再进入体制内了。在贺卫方走投无路之际，江平利用其职权，违法违规将贺卫方又重新召回政法大学。

　　江平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因此对贺卫方说：“赶快回来吧，还来得及，再晚我自己都保不住了。”1990年2月，作为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动乱精英的十个大学校长之一，江平被司法部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职位。当然江平在离开前已经在体制内安插了一大批类似贺卫方之类的特洛伊木马。于是，贺卫方1992年被聘为副教授，1993年6-7月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做访问学者，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任教，1999年被聘为教授，1996年6月-1997年1月哈佛法学院访问学者。

　　早在1991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就资助贺卫方进行“中国的权利意识与制度”的课题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福特基金会资助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当代世界比较宪政史研究”，贺卫方的领衔主编的《宪政译丛》即是其成果。1990年代中期福特基金会资助江平主持了大型翻译丛书“外国法律文库”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贺卫方是编委。199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贺卫方主持的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司法制度的研究。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福特基金会资助贺卫方等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自由主义反共学者对中国法官进行系统培训，此项目进行了多年，仅湖北一省受到培训的法官便达到600名以上。

　　由此可见，贺卫方刚刚登上政治和学术舞台，其角色就是美国情报部门控制的福特基金会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培养的中青代接班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贺卫方以高层智囊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司法改革，其思想影响了政法界众多实权人物，并亲自培养培训了大批中国法官。贺卫方认为，“1997至2003年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蜜月期。”贺卫方在这段时期，与当时司法界的实权人物如肖扬、沈德咏、黄松有等人关系密切、互动频繁，他不但在《工人日报》发表文章，还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开专栏，甚至在最高法主办的《人民法院报》开了“司法琐话”专栏，贺卫方由此一跃成为司法和法律权威学者，在政法领域积累了广泛的影响力。通过在大众传媒及最高法机关刊物开专栏发文章的方式来力促司法改革和司法独立，贺卫方成了当时最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全盘西化的司法改革主张，得到了当时不少实权人物的支持。

　　贺卫方之所以力促司法独立，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司法权摆脱党的领导，使西化派法官、法学家、律师等“法律党”势力上下联动，最终不断限制和缩减中共和无产阶级的权力，最后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非法，彻底推翻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专制统治。

　　2、从边缘进攻敏感的中心——贺卫方以司法改革为突破口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2004年7月，《中国改革》杂志、广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南方都市报》等联合邀请贺卫方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做了一场名为《宪政的趋势：世界与中国》的讲座。贺卫方在讲座中全面否定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鼓动全面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他说：“社会主义体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实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训，……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执不存在了，一定会在将来给我们未来的制度带来一个很大的发展。比方说我们心中越来越，我们现在不仅仅信服的相信在坚船利炮或者科学技术方面学习西方，我们还要在制度方面学习西方，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官员到西方去留学，这就意味着上一轮我们的学习以失败告终，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学习，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更加公正的政治法律体系，我们相信对今后的宪政发展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显而易见，贺卫方的政治改革，其实就是要搞全盘西化，就是要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过一开始，他是以欺骗和渐进方式来进行的。贺卫方在2004年的讲演中提到了两种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渐进战略，一是地理空间上的由外而内的路径。贺卫方认为，美国的宪政在中国大陆本土化涉及很多的问题，可以通过台湾和香港的过渡，台湾、香港先试行，然后再渗透到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确用他们的实践来证明了中国的社会可能的一种宪政的模式”。

　　另一种则是具体政治架构上，从边缘入手进攻中心敏感部位。他说：【我过去一直想到从边缘开始，而不是从敏感的部位开始。我小时候看样板戏，在座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以前有一个样板戏叫《智取威虎山》，说威虎山上有一个坐山雕，很难攻打，解放军想打就是打不下来，后来他们去找猎户老常，猎户老常说，后山还有一条小路。后来果然是走了后山的这条小路，把坐山雕给端掉了。后来，我就一直企盼着中国司法改革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后山小路，司法的改革是不敏感的……说得再天花乱坠，政府说司法是应该搞体制改革了，但是说归说，就是不行动，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自己相信，通过这种程序性的变化、技术性的改革，最后能够成为一种政治性的变化。】

　　可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贺卫方最终要消灭的“座山雕”，为了消灭这个最难打的“座山雕”，贺卫方找了一条后山小路，就是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再最终推翻中共。然而在2004年的贺卫方看来，这种推进速度仍然还是有点慢了——“说归说，就是不行动”。而且很显然，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迟迟不崩溃十分着急，因此贺卫方逐渐不再寄希望于通过钻进体制内的方式进行渐进颠覆，而是开始直接鼓动民众搞颜色革命，在体制外形成强大的民众压力，与体制内的西化派官员“里应外合”尽快推翻中共。

　　3、“全心全意为美国垄断资本服务”——贺卫方一手打造出的“法律党”

　　在贺卫方设计的中国版颜色革命中，西化派法官、法学家、律师三位一体的“法律党”，将会扮演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以法学家团队为总指挥，律师团队将直接负责组织民众并参与反共政治运动的重任，而西化派法官控制的司法机构和法律权力将为这种反共、反政府运动保驾护航。这种模式在历来各国的颜色革命中就已经定型。今日在中国律师界出现的种种乱象，例如一些律师和法学家联合一些非法暴富的资本家成立维权机构(如贺卫方为顾问的公盟)，以维权和帮助弱势群体打官司为幌子，欺骗弱势群体，给弱势群体灌输极端反共、反华、反国家、反人民思想，鼓动弱势群体采取激进行动乃至恐怖主义行动对抗中国共产党，使弱势群体成为“法律党”进攻中共的炮灰，这正是贺卫方们多年设计和推动的结果。

　　在2004年7月的广东演讲中，贺卫方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的制度在慢慢的变好，我听说很多专业的律师愿意成为一个人大代表。前一段时间，‘第三届全国律师论坛’时，我来广州和广东的律师进行交流，我发现有许多律师有一种政治抱负，这是好事情。”

　　为何贺卫方极力主张律师们参与政治运动呢?原来贺卫方是这样想的：“西方国家的代表是由人民自己产生的，而不是被指定的，而且选民在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考虑：这个人做律师做得挺好的，他代理的一些案件都胜诉了，就觉得他不错。律师往往就会被他们选成自己的代表。所以美国国会中，律师出生的人一直不少于一半……我要说，像美国的行政第一把手——总统，从历史上看，一半以上是律师出生的，这跟他们的选任机制有关系，他们要到处去演讲，搞法律的人都是‘三寸不烂之舌’口才好，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讨得选民的欢心，然后当上总统。……我自己当然希望搞法律的人能够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政坛中，‘牺牲他一个，幸福10亿人’!”

　　原来，律师及法学家参政、当议员、当总统，是美国宪政的特色。律师们口才好，‘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忽悠欺骗民众煽动民意(如台湾陈水扁那样的)，因此贺卫方极力主张律师们和搞法律的人大举进攻政坛。当然，相当多的律师，其实都是贺卫方们的学生，这些律师们大脑里被灌输的理念、逻辑和学术，都是贺卫方从美国情报机构那里贩卖过来的东西。由此，一旦律师们成为中国的总统、议员，那么贺卫方们不就成了“国师”了吗?

　　因此，2011年4月24日贺卫方在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首届论坛上的点评发言中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法治程度，衡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是观察律师和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军队在政治生活中，地位越高的国家越野蛮，越低的国家越文明。与之相反，律师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地位，越高的越文明，越低的越野蛮。”

　　这句话真正含义不过是说，贺卫方这类这些法律、法学教授，是律师们的老师和精神导师们。贺卫方们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地位越高越文明，越低的越野蛮。如此而已。

　　然而，律师们又是为谁服务的呢?贺卫方在2011年的人大律师学院首届论坛上说：“律师必须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客户利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律师的职业伦理。某些伦理规则看起来经常与高尚有距离，与忠诚倒结合得很紧密。例如律师在执业中间为客户保密，律师遇到的难堪情形是什么?你的客户跟你说，他们只知道我抢了银行的钱，不知道我去年杀了两个人。你怎么办呢?你作为道德那么美好的律师，是不是要去揭发呢?不，绝对不能揭发”。

　　原来，在贺卫方看来，律师要就是要维护客户的利益，谁给钱，就为谁服务，要绝对“忠诚”于给律师金钱钱的客户，甚至可以不要“道德”、不要“高尚”、不要“法律”、不要“事实”。

　　贺卫方主张律师们应该追求什么呢?不是公平和正义优先，而是赤裸裸地只追求金钱。贺卫方说：“有一种普遍的偏见，就是律师收费高昂。但是，跟其他行业一样，有时候收费高下跟产品质量是有关联的。……律师的品质得到保障，就是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得到保障。大家知道，法律产品跟通常我们买西瓜不一样”。贺卫方所孜孜追求的，就是法律的市场化和资本化。

　　众所周知，中国的《律师法》明明规定，律师在执业时必须“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必须以事实为根据”，然而贺卫方却教唆律师们可以不要道德、不要正义、不要事实，只要为客户服务追逐金钱。为了从犯罪分子那里获得金钱，贺卫方主张律师应该提犯罪分子隐瞒事实，帮助犯罪分子对抗和危害国家和人民。原来中国的《律师法》还明确规定，律师“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的”，司法行政部门有权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2007年《律师法》进行修订后，“隐瞒重要事实”等内容被删除。贺卫方们果然神通广大，其反共、反党、反国家、反人民的西方法律思想已经开始逐步统治中国法律。

　　那么，既然在贺卫方看来，律师们的主要指责就是抛弃事实、抛弃正义、抛弃道德、抛弃法律，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为金钱服务，那么在当今中国，谁的金钱最多呢?肯定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拥有最多金钱的，舍得拿出巨额资本购买法律服务的，永远是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垄断财团。

　　“全心全意为资本富豪(尤其是美国垄断财团)服务”，这就是贺卫方大头领组建的“法律党”的性质和宗旨。贺卫方在人大律师学院首届论坛的发言早已道破玄机。

　　4、反共狂人贺卫方为何在2006年新西山会议上浮出水面？

　　可以看出，1998年至2003年，贺卫方一直参与中国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在那个阶段，他以高层智囊和高级学者的身份，与中国最高法院实权人物如黄松有等人关系极其密切。然而，贺卫方感觉，或者说美国情报机构感觉到，单单通过司法改革等渐进方式来逐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速度还是太慢了。由此，组建“法律党”，煽动民众从体制外施加压力，搞更为激进的颜色革命，与体制内的西化派自由派官员“里应外合”，以最大速度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了贺卫方2005年以来活动的主要内容。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扛起反共大旗的贺卫方，为何会在2005、2006年间粉墨登场。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贺卫方屡屡在媒体上发表过激言论，但是真正让他轰动一时的，则是他在2006年3月4日北京西山杏林山庄举行的新西山会议上的发言。杏林山庄隶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曾多次接待过国家领导人在此办公、休息，接待过各种类型的高级别会议。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次新西山会议，是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集约40位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进行讨论，会议希望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听取这些人士的真实想法，以便为中央领导建言献策，这些意见将在汇总之后，直接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汇报。由此可见，这是一次有高层背景的高级别的专家会议，其意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中国的改革进行顶层设计。贺卫方实际上是作为高级智囊和学者，被国务院智库请去为改革开放做政策建议和制度设计的。

　　然而，贺卫方的发言却引起了浩然大波，并让会议组织者著名新自由主义官员、前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后来狼狈不堪。

　　贺卫方教授针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说：“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我们说图穷匕首线，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这样一说不得，显得我们跟别人打架就是好人打不过坏人，好人一打一个死掉，就死在战场上。所以，左翼的东西在网上多少的猖獗，但是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艰辛甘苦的。”

　　贺卫方教授说：“我想我们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这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比如说我个人追求这样的目标……我告诉你，我的几篇演讲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有一个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机构，不断的行使媒体的生杀与夺之大权，这样的体制是什么样的体制?严重违反了《宪法》说的，任何的活动都是在宪法的基础上活动，自己打自己的耳朵，中宣部、团中央宣传部，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我们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有注册登记……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的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

　　贺卫方还指出，“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所有制这种不伦不类的方式，否则农民最受损害。”

　　很明显，在贺卫方看来，中国应该搞台湾模式、搞多党制、搞美式宪政、搞军队国家化，搞彻底的经济私有化，因此，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是非法的、中宣部是非法的、连党中央自己也是非法的。因为不符合贺卫方青睐的美式法律体制和法律程序，所以就是共产党就是非法的。贺卫方的逻辑是如此的简单明了。

　　贺卫方当然知道，公开地宣传这些观点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为了对抗左翼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复兴，他们应该积极向民众广泛传播这些反共思想，以积累起足够的推翻中共的群众性和底层力量。因此，贺卫方对以高尚全为代表的高层智囊们说：我们这样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畏畏缩缩，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就是美国宪政，就是台湾模式，就是经济彻底私有化，但是我们不敢说不敢宣传，没办法说透，不敢说清楚，于是打不过左翼，使左翼的东西在网上猖獗。为了与左翼争夺群众，我们应该勇敢地、公开地、系统地、广泛地宣传我们的反共思想，发动群众搞颜色革命，而不是仅仅寄希望于上层渐进式的颠覆。这就是贺卫方说给高尚全们的心里话。而后者，则心领神会!

　　由此，贺卫方为中国未来的颜色革命进行了这样的设计，由贺卫方这样的人，“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欺骗和蒙蔽群众，在体制外进行颠覆中共的激进革命，这些人“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也就是说，另一批贺卫方的同党，仍然潜伏在体制内，以改革的面目与贺卫方们“里应外合”，最终推翻中共。

　　5、贺卫方集团的系统性阴谋：如何与体制内的黄松有们的“里应外合”

　　贺卫方们在体制内的工作虽然卓有成就，但是也在近年遭遇瓶颈。仔细分析贺卫方从年轻时代的所作所为就可发现，从88年辞职下海当外贸业务员，到后来重回体制内贩卖西方宪政理论，再到90年代初赴美接受培训并接受美情报机构和福特基金会的巨额资助，再到90年代中后期参与司法改革并培训大批法官，再到今天冲在通过颜色革命颠覆中国的第一线，谋求经济利益和攀附权贵，是其最根本的目标。因此，贺卫方类型的人，一旦手握权力，必然彻底腐败。台湾的陈水扁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贺卫方所依赖的那些体制内的自由派汉奸官员，也无一不以腐败著称。其典型案例就是曾经格外欣赏贺卫方的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此人不仅腐败透顶，另外还“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趣”，更有司法界人士称其为“性贪”。2008年10月28日，黄松有被免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2009年8月21日，黄松有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被立案检查。2010年1月19日，黄松有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他是1949年以来中国因涉嫌贪腐被调查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当然，体制内仍然有大批此类的贺卫方同党尚未被查处。

　　到2012年，贺卫方已经公开地申明他们的这种“里应外合”的战略。2012年末，贺卫方的第一本英文著作被有美国情报部门背景的布鲁金斯学会出版。在布鲁金斯学会11月28日于华盛顿为贺卫方举行的新书发表会暨中国司法研讨会上，贺卫方公开表示：“不要要求在职的中国官员们说老百姓希望他们说的话，而学界人士则可以大胆谏言，和政界‘里应外合’，各司其职。”贺卫方再一次提出了其反共战略主张：“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让司法无法得到独立，中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要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根基进行改造，……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是比较可行的选择之一。中国共产党必须承认其他党派的正当性……以及军队不由党来控制而是忠诚于国家。……有的时候民意对这个国家起到重要作用，网络时代几十万人同时感到很愤怒的事情，他们会很紧张”。

图为贺卫方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演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让司法无法得到独立”。

　　贺卫方在这里十分明确地表示，体制内不止有一个黄松有这样的贺某同党，一个黄松有倒下去了，千千万万个西化派自由派的官员们正在成长起来，体制内还有大量内心认同贺卫方理念，主张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高级官员(如高尚全之类)。贺卫方也不主张这些高官发表激进言论来鼓动和组织民众造反，这些工作由贺卫方来完成，体制内的反共官员的职责是，利用其权力与贺卫方“里应外合”，最终瓦解中共。

　　实际上至今为止，贺卫方在体制内的同党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例如贺卫方所主张的经济私有化，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四千万工人下岗，几十万亿国资流入富豪手中，医疗住房教育的市场化形成了民生三座大山，大量的群众成为弱势群体。贺卫方们却不断告诉人民大众，这些错误改革政策都是共产党搞的，都是一党专政的恶果。这样，贺卫方在体制内同党们所搞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为贺卫方在体制外进行的激进颜色革命造就了庞大的群众基础。而那些新生非法暴富的富豪们，如王功权、王石、冯仑、任志强、潘石屹等人，为了将自己的非法财产合法化，也十分天然地仇视共产党。眼下体制内的贺卫方同党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进一步推动私有化的同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为颜色革命反共势力的壮大奠定更加宽松的制度空间。

　　这就是贺卫方集团的系统性阴谋。

　　6、沦为一个彻底的西奴、美奴——近来愈发张狂的“党员”贺卫方

　　贺卫方这样屡屡违反宪法、违反党章，接受美国情报机构和基金会的资助，费尽心机搞颠覆中共活动的共产党员，为何不仅没有被开除出党，反而继续留在北京大学当大学教授?假如了解到贺卫方在党内有保护伞(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一切怪现象自然就是十分明朗的了。

　　贺卫方在2006年的新西山会议里说，他在共产党这个组织20多年。自2006年新西山会议以来，每年都有大量的民众、党员和知识分子(包括不少北大学者)要求北大党委开除贺卫方，然而至今为止，贺卫方仍然留在北大宣传其反共思想，而且其活动愈发张狂。

　　2013年3月21日，应德国伯尔基金会邀请，中国知名学者、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出席了在柏林举办的"中国和谐社会梦想"研讨会。会后，贺卫方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将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类比成德国法西斯那样的灾难：“最近两次都是应伯尔基金会邀请，重要是考察德国怎样处理自己的历史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问题，中国也需要反思过去六十年来，共产主义在中国所带来的各种运动和灾难，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面临反思历史的巨大困难。作为法律学者，我也从德国的相关实践中，了解到如何通过反思历史，把自己国家相关制度设计得更合理。”贺卫方还提出要给六四平反：“"六四"是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它对统治者的合法性产生很大的损害乃至摧毁，却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是中国走向未来绕不开的问题。”贺卫方认为，六四事件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在我看来，"六四"一定要平反，时间不会拖得太长--不光是平反的问题，也要借机反思历史。”

　　2013年10月4日贺卫方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演讲时十分张狂地说：“北大没七不讲，我们七个都讲。宪政之路不是执行现行宪法，而首先是司法独立，然后是新闻自由，逐步实现土地私有、军队国家化……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宪政民主的中国。”很显然，在贺卫方看来，北大已经不是中共的北大，而是贺卫方的北大，所以北大一直没有开除贺卫方。这种局面得不到扭转，很快人民的中国就成为贺卫方的“宪政中国”。对此，贺卫方们信心满满，野心勃勃。

　　2013年9月贺卫方做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新民说”文化沙龙时发表了一番十分无耻地替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历史辩护的言论：“我认为，西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欺凌，是中国欺负西方人的结果。中国在近代和西方人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西方。西方人想要商务谈判，中国根本不派像样的人去谈。为什么西方人到了中国见皇帝必须三拜九叩?这不是欺负人?……我们的屈辱感是谁搞出来的?是我们昏聩的政府，导致国家领土丢失、军事失败、人民受难，最后告诉我们说，都是西方人欺负我们。但这完全怪西方人吗?况且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带给了我们很多了不起的文化成就，大学制度也好、现代司法制度也好、医院制度也好，哪个不是西方带来的?”

　　在贺卫方看来，因此中国皇帝要让西洋人和东洋人下跪，这等于羞辱西方人和日本人，于是中国老百姓活该被人家屠杀、强奸、掠夺、灭绝。国土丢失人民受难，全是中国政府的错，不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错，西方不仅没有错，反而有大功，给中国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制度。这种辩护，恐怕连正常西方人自己(如雨果)都汗颜。很显然，贺卫方已经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西奴、美奴、金奴，比纯种西方人更加亲西方，更加能够服务于西方的利益。

　　今日中国共产党内就有一小撮贺卫方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不仅不是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不是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十几年如一日地违背党章、宪法，搞颠覆中共的活动，中共不仅把他留在党内没有给予任何党纪国法的惩处，还给他北京大学教授这种最高等级的待遇和礼遇，让其名利双收。关键原因是，他在体制内有保护伞。

　　其实，贺卫方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地当西奴、美奴，肆无忌惮地反共、反党、反国家、反人民，主要原因还是共产党纵容的结果。其实贺卫方本人十分胆小怕事，2006年新西山会议上贺卫方赤裸裸的反共宣言曝光后，贺卫方一时间压力极大，北大准备将其开除，专政机构准备采取法律措施，贺卫方一时间惊慌失措，赶紧策划了一篇署名为“老路”与“英纯子”的对话体文章《第N忠诚——为贺卫方申辩》发到网上，文章主要内容是说：贺卫方反党反共是对中共的第N忠诚，是爱党爱国的表现;说中共非法，是提示中共弥补漏洞实现合法化……如此逻辑不通的为贺卫方洗地的脑残文章，竟然欺骗了很多人，再加上贺卫方体制内保护伞的施力，贺卫方顺利渡过难关。结果如何呢?此后的贺卫方反党反共反国家反人民的活动，更加赤裸裸和肆无忌惮了!

　　7、不果断清除“贺卫方现象”，中国必然走上苏联亡党亡国的老路

　　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美国的垄断资本实力，当然是世界最大的“权”与“贵”，它拥有最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因此贺卫方这样的投机性奴才，为了追逐名利，必然攀附这最大的权贵。这批人必然会挟洋自重，和美国势力相互配合，肆无忌惮地搞颠覆中共的种种活动。贺卫方自认为影响力大，中共不敢轻易惩治他，更何况中共内部相当多的权力机关已经被贺卫方的同党所控制。如果中共真要追究其颠覆宪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责任，贺卫方大不了与其鱼死网破，最倒霉，也不过是像余杰那样暂时躲避到美国享福而已。等若干年大陆变了天，“法律党”一统天下，他贺卫方仍然会杀回来继续风光无限当“国师”。这正是贺卫方们的如意算盘。

　　在今日之中国，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谁要是攻击毛泽东、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的好，影响力大，谁就能名利双收，一方面成为国内大众媒体和国外反共反华媒体的宠儿，另一方面不断出书、讲座并开始接受美国基金会的资助，还有海内外的各种出版社为其出书炒作牟利。非常典型者如袁腾飞，就是从一不入流的中学教师，通过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而迅速飞黄腾达。一大把年纪的茅于轼本来在自由派阵营里的地位已经持续下滑，也因为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影响力太大，迅速迎来了其反共事业的第二春。这在当今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政治潜规则，越是攻击毛泽东、攻击共产党恶毒的人，越容易被一些媒体炒作出名，各种金钱资助也随之而来。很显然，美国情报部门的无形之手在幕后掌控。自苏联解体后，美国情报机构的工作重点，就是通过软硬各种手段来瓦解中国，于是从90年开始，一场规模庞大的信息心理战在中国上演。我们看到了李志绥著作的杜撰、出笼、炒作及李志绥本人的离奇死亡，我们看到了南方周末和南方系的横行一时，我们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粉墨登场……而贺卫方等人，也正是在90年代上半期接受美国系统性的资助和培训，从而在90年代末开始冲锋陷阵的。

　　当前，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就是有效应对来自美国扶持的第五纵队的挑战。具体来说，第一步就是要应该运用综合手段，加大在国内从事第五纵队颠覆活动的成本和风险，使其收益和成本及风险远远不成比例，这样就会有效杜绝贺卫方、袁腾飞、茅于轼等等现象层出不穷的局面。具体如贺卫方来说，至少要开除其党籍和教职。编造谣言攻击开国领袖和共产党的言论的，要像处理秦火火团伙那样坚决依法查处。进行危害国家安全颠覆活动的，要按照党纪国法坚决打击。这项工作是当下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从长远看，应该壮大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声音，保证改革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要坚决抵制贺卫方在体制内的同党和保护伞(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以改革的名义推行贺卫方主张的经济私有化和政治自由化等政策主张，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从而使贺卫方们的阴谋无法得逞。

　　如果不能有效清理党内的贺卫方现象，如果不能把贺卫方及其潜伏在体制内的同伙一网打尽，中国的下场将和苏联一样。

　　以苏共为例，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在西方的扶植下，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文学家索尔仁尼琴、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等知识分子就形成了十分强大的民间政治反对派，也被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相当于2005年后的贺卫方。当然，这批人产生和壮大的背后，正是是美国情报机构所发动的信息心理战。而后来的苏共不仅没有有效地应对这场信息心理战，它自己甚至成了这场战争的俘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糊涂虫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雅科夫列夫这样被西方情报机构收买的人成了苏共政治委员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奥列格·卡卢金这样的CIA特工竟然成了克格勃高官、将军、反间谍情报局局长……这些人相当于1998至2005年间的贺卫方，他们直接接近和进入体制内，指导政治、经济改革。正像贺卫方所说的那样，苏共体制内外的反共势力“里应外合”沆瀣一气，在这种背景下，曾经一度十分强大的苏联和苏共就迅速土崩瓦解了，这一点也不奇怪了。而且，只有大潮退去之后，才能看到谁在裸泳;只有苏共瓦解后，这些改革精英们才真正脱掉外衣，露出了真面目。

　　早在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就曾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解决这些问题，是这次整党对思想战线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最重要要求。只要我们党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思想战线的上述种种问题都可以解决，也不难解决。”不解决党内的“贺卫方现象”，不解决党内软弱涣散的状态，不清查贺卫方在党内的保护伞，不清查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中共将很快被西方肢解。

　　对于这种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初高瞻远瞩地指出，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和重要目标，要“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党的纯洁性，体现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各个方面。体现在思想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坚持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作为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决执行党的纲领、章程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抵制和反对一切违背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政治倾向;体现在组织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要求，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反对一切危害和分裂党的行为，严格坚持党章所规定的共产党员标准和领导干部条件，坚决把背离党纲党章、危害党的事业、已经丧失共产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

　　很显然，贺卫方所代表的思潮，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贺卫方的政治活动，就是危害和分裂党的行为，“党员”贺卫方及其在党内的保护伞(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就是典型的“背离党纲党章、危害党的事业、已经丧失共产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只有将他们清除出党，才能避免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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