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亚洲之中国”的解体
第一章 “亚洲之中国”的解体
梁启超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既区分又整合了一部中国历史，可以说这三个范畴共同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解释框架。在经过必要的修正之后，从1840年开始的所谓中国的“近代”，就可以理解为既是“亚洲之中国”（以秦汉帝国为开端）土崩瓦解的过程，又是“世界之中国”（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逐步建构的过程。换句话说，中国的“近代”，一方面是一个原先的中央帝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危机四起的传统社会孕育和构建现代新型国家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彼此冲突、交织和纠缠，这就是“两个中国”之争。而以往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不过是这一双重过程中暂时的、不稳定的过渡阶段和状态而已。
“亚洲之中国”的解体，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讨论。首先，中国作为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国家，在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后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第二，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朝兴衰的周期，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已进入衰败阶段，无力抵御新型“蛮族”的入侵。第三，日本作为东亚文明的边缘国家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采取以军事征服为特征的大陆政策，加剧了“亚洲之中国”的崩溃，并一再干扰和压制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以下分别予以讨论。
一、中心与边缘
1、“亚洲之中国”的确立
在欧洲，罗马帝国崩溃后，再也没有一个权力中心有能力扮演原先帝国政府的角色：在西方，罗马教廷不过是罗马帝国的影子，查理曼大帝的统一则过于短命,到中世纪后期各民族君主国兴起的时候，欧洲的分裂已经成为传统；在东方，残存的拜占廷帝国简直就是古罗马的遗骸，并且这个遗骸还在不断萎缩：6世纪下半期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版图只相当于4世纪的一半，9世纪时又比6世纪减少一半，到13世纪末，拜占廷帝国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几乎只剩下了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在封建主义的欧洲中世纪，政治权力、经济剩余和意识形态话语由教会和大大小小的国王及封建领主们所分割。按照《世界史纲》作者韦尔斯的说法，那时的欧洲是“独立的贵族的镶嵌体”，到处建堡设防，遍地私战。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政权来整合全社会的资源（这是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表现），自治城市和商人阶级便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生长空间。
中世纪后期，统一的民族君主国开始崛起，商品经济也趋于繁荣。新兴的民族君主国一方面挑战罗马天主教庭的权威，另一方面则着手翦灭境内众多封建领主的地方势力。在剧烈的政治角逐中，引人瞩目的是君主与商人阶级的联合。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那部深入浅出的世界史著作中这样写道：“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阶级的非正式联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侍、监工、帐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1]
统一的民族君主国为商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准备了条件。一方面，封建的地方自治政权的消灭为开辟统一的国内市场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由日益强大起来的民族君主国所资助的海外冒险事业，则为商人阶级获取了不断拓展的海外市场，以及源源不断的原料和人力（奴隶）资源。早期探险者们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家，但他们故乡那些弱小的自治城市，像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等，是无力向他们提供海外冒险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的。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扩张事业在使西欧收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了政治利益：世界的财富源源流入西欧，使一个商人-资产阶级在教士、王权和贵族阶层之外迅速成长，并提出了他们的政治要求——近代政治民主和人权观念随之诞生。欧洲各国相继爆发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为同期稍后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准备了社会政治的条件。商人-资产阶级曾经由王权所庇护，现在羽翼丰满之后又反转身吃掉了王权。
上述发生在中世纪末期和近代初期民族君主国内部的中央政权、封建领主和商人阶级三者间的政治斗争，在欧洲范围内，直到19世纪才以商人-资产阶级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而告结束。然而，与此相类似的中央政府、地方封建势力和商人阶级的政治经济角逐，在中国历史上，早在此前一千多年的秦汉之际就已经发生过了——尽管结局在中国大相径庭。
简言之，在中国，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一方面是传统封建制彻底瓦解后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政治强权（先是秦，后是汉）与地方割据势力（先是战国诸侯，后是同姓异姓诸王）之间长期的政治军事较量。应当指出，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或者统一与分离的不同趋势，始终是中国这种巨型国家的内忧。但是，从秦始皇兼并六国到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再到汉武帝彻底削除封建诸侯王国的政治威胁，地方割据势力终于被平定，皇权-官僚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宣告完成，从此奠定了两千多年统一国家的坚实基础。与此同时，通过西汉中央政府实行的土贡制度、官办工业制度和禁榷制度（筦盐铁及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排富商大贾”的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和商人阶级亦遭致命打击。[2]就这样，中央集权的皇权-官僚阶级不仅统一了政治权力，而且控制了社会的绝大部分经济剩余。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皇权-官僚阶级两面出击，在横扫封建割据势力的同时，也长期抑制了商品经济和商人阶级的成长。需要指出的是，皇权-官僚阶级之所以长期坚持抑商政策，并非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反过来，一种意识形态偏见之所以能长期绵延不绝，也恰恰是由于这些相关的政治经济因素在深层持续地发挥着作用。简言之，在古代社会，商人阶级不仅聚敛钱财，富可敌国，而且跨地区、跨阶层，具有相当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他们在平时大量兼并土地，瓦解社会经济秩序，并腐蚀各级官员；而在历史危机时刻，商人阶级则可能脱颖而出，与皇权-官僚阶级争夺政权。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多次都有商人阶级（例如盐商）参与组织发动，不是偶然的。正因为如此，商人阶级在中央集权制度看来，无论是对其经济剩余的垄断，还是对其政治权力的控制，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皇权-官僚阶级要维系自身的统治，抑制商人阶级的成长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更进一步说，商业以一定数量的社会剩余为前提，大规模商业的前提必然是大规模的社会剩余。而在古代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这种剩余，尤其是大规模的社会剩余，当然是不存在的。因此，囿限于落后的生产技术，在社会剩余相对匮乏的条件下，如果人为地发展商业，必然导致这样的后果：即社会强势集团巧取豪夺，强行剥夺弱势集团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从而人为地制造出“剩余”。商业在刺激生产，促进物资流通的同时，也是一种重新分割社会财富的方式。如果不加限制，商业的繁荣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古代社会，一方面，中国很早就达到了人口规模与土地资源的饱和状态，例如在汉武帝时期，中原郡国的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一百人，[3]因此在当时就发展出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即在单位土地面积上最大限度地投入人力；另一方面，在古代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社会经济主要是一种“存量经济”，即总体上维持简单再生产或者经济总量增长极为缓慢，从而根本区别于现代的“增量经济”，后者则是以工业革命以来凭借不断更新的物质技术掠夺式地开发自然为前提的。在这种脆弱的人口资源关系和存量经济的前提下，商业繁荣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古代社会缺乏其他投资目标，并购土地成为剩余资本寻求出路的主要方式。因此，贫富两极分化主要表现为土地兼并，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从而产生大量流民，引发社会动乱，造成纲纪不存，王朝倾覆。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nuel Wallerstein）曾经把资本主义称作一种“文化上的耻辱”。他说：“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服了。”[4]因此，“重农抑商”既是一种经济政策，也是一种社会伦理，它实际上正是使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综合手段来约束和规范商业资本的盲目力量，也就是说，既控制商业资本的成长规模，避免它对社会秩序的综合平衡造成破坏，同时又借助它的活力，刺激、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5]在20世纪的中国，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节制资本”的思想，毛泽东时代利用、限制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以及1980年代所谓“鸟笼经济”的概念和政策，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延续了中国古代上述对待“资本”的辩证方式。
回到前面的论题，在政治经济层面建立大一统格局之后，皇权-官僚阶级在同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则罢绌百家，确立了儒学长期的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由孔孟创立的先秦原始儒学，经过董仲舒杂揉道、法、阴阳诸家，在汉武帝时期完成了第一次综合，形成为国家官方学说。这种国家意识形态以“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为轴心，以宇宙论为根柢，以伦理学为枝干，以政治学为果实，形成了一个完备而自足的思想-价值体系，为皇权-官僚阶级的统一国家及其生产生活方式源源提供精神支持。
可以说，“亚洲之中国”的确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上，起于秦始皇，而完成于汉武帝，从此确立了中国作为亚洲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国家”的地位。因此，对于外部世界来说，“中国”与“汉族”分别得名于秦汉，绝非偶然。[6]总之，经过中央政府、地方封建势力和商人阶级三方的上述角逐争斗，中国社会历史性地导向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这种极为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正是造就两千年辉煌的古典农业文明的前提条件之一。强大的皇权-官僚阶级不仅垄断了社会全部政治权力，控制了绝大部分经济剩余，而且支配着意识形态话语，借此窒息了一次次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控制了商业资本盲目膨胀的力量。与此同时，它成功地整合了全社会各种资源，从而有能力抵御自然灾害，特别是有能力抗击来自北方蛮族持续不断的南下攻势，[7]维系着辽阔的强盛帝国，在它一次次解体之后成功地予以修复，使之避开了欧洲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分崩离析的命运。
正是在武汉帝时期，在整合了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以后，中央集权国家对横亘在北亚和中亚的匈奴草原帝国发动了战略决战。游牧民族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都不是自足的经济体，都需要同其他地区、国家或社会的经济体进行“交换”。这种“交换”，如果是和平的，便是贸易；如果是强制的，便是掠夺。此前，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曾对南方百越诸族采取攻势，而对北方匈奴则不得不以长城为依托，采取守势。汉高祖消灭项羽后，“威加海内”，对强大的匈奴骑兵贸然发动进攻，反而为其所困。到汉武帝，经过近70年休养生息和积蓄力量，倾全国之力，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连续进击匈奴，终于使匈奴内部分崩离析。南匈奴降服于汉，逐渐汉化；北匈奴远遁，越过阿尔泰山，向中亚以北，经伏尔加河流域，于公元1-2世纪出现在里海以东到乌拉尔山之间，随后又大举入侵欧洲，并压迫斯拉夫、日耳曼诸部族西迁，终于导致西罗马帝国覆灭。[8]
应当指出，中国在汉武帝时期已大致抵达其文明区域的“自然疆界”，即以所谓“15英寸等雨线”为标志的农耕社会所能适应的自然环境，例如在北方和西北方向，“国防线大致与15英寸的等雨线符合，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9]相反，罗马帝国最多是“因险设守”，例如在中欧，主要是在莱因河、多瑙河沿岸修筑城墙和驻扎军团，却始终未抵达当时农业技术能够适应的“自然疆界”。另一方面，中国在西汉人口已接近6000万，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比例，最低估计为18%，最多为35%。[10]这一巨大规模的人口在统一国家和儒学意识形态的主导下高度融和，在古代社会的条件下，作为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体已经足以抗衡或消化任何形式的打击。相反，对比西方历史，尽管公元前后罗马帝国统一了地中海世界，并且在公元212年颁布敕令，规定凡居住在帝国的自由民均为罗马公民，但是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在区区几百年时间里，罗马帝国内部的民族融和与文化认同并未完成，即被蛮族大规模入侵的浪潮所淹没。这一历史过程作为主要原因，导致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领域保持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从而与中国历史的走向分道殊途。
2、作为边缘的西方
与拥有强大中央政府的中国不同，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政治权力和社会生产的剩余被罗马教廷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和封建领主所分割。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经济结构，一方面，使中世纪后期的自治城市和商人阶级享有较大生存空间（这是近代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欧洲在长时期内政治上软弱无力，经济上则无法积累大量的社会剩余，因而难以动员足够数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这使得西欧在中世纪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即使在欧洲开始其海外扩张的时代，在整合与动员社会资源方面，与当时并不强盛的中国明朝相比，欧洲民族君主国与中国统一国家在实力上的差别，也仍然引人瞩目。这一点，可通过比较哥伦布海外冒险与郑和下西洋而得到说明。
从1405年（明永乐三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郑和奉明朝皇帝之命率船队七次出使西洋。[11]船队在到达东南亚各地后，又驶抵印度，并远达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最后一次远航时，船队拥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以及各种工匠、水手、民工等2万7千余人，共乘大船63艘，其中最大的船长44丈4尺，宽18丈，可容1000余人，是当时世界航行海上的最巨大的船只。其他各船平均也可容四五百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并且满载有金银绸缎和瓷器等珍贵货物。
在郑和最末一次远航后约60年，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资助下，组成了仅有87人的远征船队。远征船队的旗舰“圣马利亚号”长仅12丈，宽仅2丈5尺。但是，这艘小旗舰与船队的另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相比还要大一倍。哥伦布船队与郑和船队在规模上的这种差别，缩影式地表明了欧洲刚刚崛起的民族君主国与当时中华帝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
不仅如此，在古代的物质技术条件下，舍弃陆路而走向海洋，在一定意义上这种选择本身就恰恰是一种相对弱势的表现。在中外历史上，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历史学家王赓武注意到，“汉朝时，皇帝的人马深入中亚腹地，直至现在苏联境内的穆斯林中心地区……与陆上相比，汉朝人在海洋上非常被动”。六朝时期佛教兴盛，中国人前往印度朝圣，其中很多人走的是海路。“然而，这一趋势主要是因为中国南部从陆路经由中亚到印度的路线被完全切断了。南朝前往外邦的唯一途径是渡海。”[12]大陆上的强盛帝国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舍弃陆路，去铤而走险，挑战汹涌的海洋。反过来，“依照过去的传统，陆路断绝后中国的帝王一般要把重心转向海洋”。[13]例如，宋代在中国航海史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特别是普遍将指南针用于航海，从此人类获得了全天候远洋航行的能力。但是，宋代航海技术的突破，恰恰是由于陆路上的连续挫败，致使以往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被西夏控制，通向朝鲜的传统陆路被辽金先后阻断，因此东南海上的航路便成为同朝鲜、日本、印度和阿拉伯地区交往和贸易的主要通道。
西方历史同样如此。公元1000年到1500年前后，伊斯兰世界继公元7、8世纪最初的征伐之后，进入第二个扩张期。1453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结束了拜占庭帝国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1475年，又占领热那亚人靠近黑海的最后一处殖民地加法（Kaffa）；1480年，则已入侵意大利本土。以往，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海陆交通线共有四条，但是拜占庭帝国灭亡后，这四条交通线，“俱为土耳其人所扼，欧洲人与东方之贸易，亦完全为土耳其人所垄断，乃不得不另觅航路。”[14]因此，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的“壮举”同样是以他们在陆地上的连续挫败为背景的。甚至中世纪后期的十字军东征同后来的地理大发现之间也具有相似的历史因果。美国经济史学者詹姆斯·汤普逊指出：“十字军的利益和重要性，在于它是欧洲国家第一次向欧洲境外的扩张，是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和外国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试验，也是一次又庞大又复杂的商业冒险活动。……后来地理大发现暑期及其后，欧洲更大规模的殖民和商业的海外扩展，只不过是跟着十字军开始的运动之延续。”[15]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需要补充的是，从1095年到1291年十字军向穆斯林占据的中东发动了八次远征，最后以他们在西亚大陆的殖民地全部丧失而结束，其后欧洲便经历了14世纪的经济衰落。因此，15世纪欧洲向大西洋的冒险也是以两三个世纪以前向东方的扩张惨遭失败为背景的，既然向东碰得头破血流，于是便转而向西开拓。这种情形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仍未改变。例如在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上获取立足点，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陆征服掠夺，大西洋航线和东方航线的开辟以及美洲的发现的确翻开了世界史的新页。但是，与此同时，在欧洲人对外扩张的背后，却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由东向西的更猛烈的攻势。1526年，土耳其人渡过多瑙河，打败了匈牙利王国；1529年，他们进军奥地利，兵临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维也纳城下。1500年前后，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地跨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并深入到中欧境内，对西欧构成半包围的态势。但是，对于欧洲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危机，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的分裂造成了它的弱势地位，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不过是它传统弱势地位的表现或延续而已。
在漫长的前资本主义时代，西欧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是古代文明中心的边缘或外围地区，而中国在各个方面则堪称古代文明的中心和典范。这一历史事实，早已为扬弃了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学术界所承认。
萨米尔·阿明把现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外围（或边缘、边陲）概念用于解说古代社会的状况，他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列为成熟的纳贡制社会形态之一，把奴隶制的希腊-罗马、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欧洲和以远途贸易立国的阿拉伯地区等，均列为欠发达的外围地区。他的结论是：
前资本主义形态，不问其种类如何，都是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形态（纳贡制形态）和一系列外围形态（奴隶制、封建和贸易形态）所组成的。……围绕两个很早出现的充分发展的纳贡制形态的中心，即埃及和中国，以及后来出现的第三个中心，即印度，各类外围结构逐渐形成并相互间沿着动荡的边界建立关系。因此，人们可以列出地中海和欧洲各外围地区（希腊、罗马、封建欧洲、阿拉伯和奥斯曼世界），黑非洲，日本，等等。[16]
中国由于巨大的人口、物产、社会经济剩余以及丰富的文化创造和高度复杂的行政组织，作为古代文明的中心向周边辐射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影响。例如在亚洲地区，“中国是各方面都已完备的模式——只要自然条件许可，这种模式就忠实地再生产出来：在越南、在高棉时期的柬埔寨，以及在朝鲜。”[17]从古代国际经贸体系的角度，依附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贡德·弗兰克也指出：“在世界经济中最‘核心’的两个重要地区是印度和中国。这种核心地区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在印度，这些制造业主要是称雄世界市场的棉纺织业……另一个甚至更为‘核心’的经济体是中国。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18]依附理论的观点同样得到了世界史学者的认同，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现在，即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水路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19]而另一方面，“1500年以前，西欧几乎一直是今日所谓的不发达地区。西欧诸民族地处边缘地带，从那里窥视内地。”[20]
古代世界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区别是，一方面受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决定，另一方面受落后的交通和通讯技术限制，中心国家与众多外围国家之间的国际经贸活动只具有辅助的或补充的作用。即使在同一文明区域，例如在东亚地区，也是如此，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主要是一种政治-文化关系，甚至经贸活动也经常是以政治的名义（例如朝贡）进行的。在古代世界，中心国家-外围国家的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一样是不平等的。例如在中国，中国-四夷观念几乎同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久远。[21]中国的皇权-官僚阶级把封建制度象征性地延伸到国外，册封藩国并接受定期朝贡，形成了中国学者所谓的“东亚封贡体系”或者日本学者所说的“华夷秩序”。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前后，这个“东亚封贡体系”或曰“华夷秩序”也臻于极盛：
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亦即欧洲西部的葡萄牙亲王亨利刚刚着手筹备航海探险事业之时，或者说，比巴托罗缪·迪亚士到达非洲大陆南端还要早一个世纪左右，在东亚，以明朝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秩序，其范围之大，包括从苦夷（库页岛），经日本、琉球、吕宋（菲律宾）、东南亚各国、直到印度洋周围各国，还有包括东北亚和中国的北方以及西方各地在内的广阔地区。[22]
作为古代世界无与伦比的强大政治-经济-文化实体，自秦汉以来，中国长期处于东亚封贡体系的中心，高居在这个国际体系的金字塔顶端，这一事实构成了所谓“亚洲之中国”的基本内涵之一。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其皇权-官僚阶级长期坚持“国际统治阶级”的观念、立场和自我意识，以一统垂裳的姿态君临四方。封贡关系或者“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模式，是他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唯一承认的方式。欧洲近代国际法中各国在法律上彼此平等的思想，对于中国的皇权-官僚阶级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3、中国与世界体系
然而，就在明王朝维系着幅员辽阔的东亚朝贡体系之时，从14到15世纪，在意大利境内，那不勒斯王国、罗马教皇辖地、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王国和威尼斯共和国由于彼此实力旗鼓相当，而只能维持一种“均势状态”（balance of power），由此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中世纪的新型国际体系。这一新国际体系不断向整个欧洲扩大，包容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西班牙-荷兰80年战争和德国30年战争结束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近代欧洲国家体系（European states-system）正式形成。这个国际体系以“国家主权”观念、“国际法”原理和“实力均衡”政策为三大支柱。新的欧洲国家体系形成之际，也正是前述各新兴民族君主国开始从事海外扩张和东西方贸易，建立其世界范围的殖民主义体系的时代。
应当指出的是，跨越和克服地理上的阻碍而进行远距离的大规模拓殖，这种情况发生的前提，往往是同一文明圈内同时存在多个政治权力中心，并且各权力中心之间彼此达到了某种“均势”。古希腊殖民活动的情况不必说了，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亦复如是。例如战国中期，秦国与东方各诸侯国同属于周文明圈，而彼此之间又形成了实力均衡的局面，于是秦惠文王克服道路险阻，攻取了周文明圈以外的巴、蜀之国（所谓“戎翟之长”），从而“擅巴蜀之饶”。同样，中国第一次跨越海洋而对台湾进行大规模开拓的尝试，也发生在多个权力中心彼此相持不下的三国时期，即由偏安东南的孙吴政权派遣大规模水师，所谓“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相反，在中国处于统一的巨型国家的时期，或者说，在中国统一的政治实体同其所属的文明圈相重合的情况下，除非出于某种战略目的，例如汉武帝时期对西域的占领和统治之外，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拓殖活动反而很少发生。究其原因，是由于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统一的巨型国家从其权力中心难以实现超远距离的有效管理，所谓鞭长莫及，因而有必要维持一个相对理性的政治边界。反过来，近代欧洲国家体系内部的实力均衡，恰恰是西欧各国向海外大规模扩张的一个前提。因为在这种实力均衡的条件下，向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远距离的海外地区寻求资源、市场和生存空间，较之向实力均衡的对手挑战，反而更容易获得成功。顺便指出，欧洲国家体系的这种均衡状态，或者说，欧洲各国分立并峙的局面，并不是天然或永恒的，它取决于一定的条件。当有关条件发生变化之时，这种均衡的局面便有可能被打破，而出现某种统一的趋势。例如，由于法国政治革命的发生，均势曾被破坏，结果拿破仑几乎征服了欧洲大陆；与此相似，伴随欧洲工业革命的深化，在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力急剧上升的德国同样横扫欧洲。
总之，近代形成的欧洲国家体系构成了其向远距离的海外冒险和殖民的一个前提条件。而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海外扩张一步步逼近东亚，西方与中国两种截然异质的国际体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远在东方的中国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中心国家，以其富饶的物产和庞大的人口，对于欧洲殖民主义者来说，一直神话般地扮演着其海外扩张之终极目标的角色。欧洲早期海外冒险起源于伊比利亚半岛。1492年，哥伦布首次做横渡大西洋的远航，即随身携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从此亦可知其探险的主旨所在。顺便指出，哥伦布向西远航当然是由于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巨大影响，“地上的天堂在东方之尽头”，这是中世纪后期欧洲神学家和哲学家们的共识，哥伦布同样坚信不疑。[23]但是，哥伦布之所以敢于冒险远航，也是由于他当时接受的地理知识包含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即认为地球陆地面积是海洋面积的6倍，由位于陆地西端的西班牙到东端的“印度”（中世纪欧洲常以所谓“印度”概指中国、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距离极为遥远，而向西由海路到“印度”距离则较近，从大西洋东岸附近的加那利群岛到“印度”相距只有6300公里左右。有趣的是，这种阴错阳差地推动历史的情形似乎是历史的某种常态。
哥伦布卒于1506年，至死仍坚信自己曾经到达的是东方印度附近的岛屿。随后，葡萄牙人才通过开辟新航路真正到达东方。1597年，万斯科·达·伽马率4条帆船从葡萄牙启航，绕过好望角首次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港（明朝以来中国史籍称古里佛、古俚或古里）。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先后在印度西南海岸的科钦（中国史籍称柯枝国或固贞）和坎纳诺尔建立商馆，接着占领了果阿。1511年，攻灭了明王朝的“敕封之国”马六甲（中国史籍称满剌加、麻六甲等）。1513年，第一艘葡萄牙商船驶入广州港。
西方在海外冒险事业中，以从美洲掠取的大批金银，通过新航路换取东方的丰富物产。以此为起点，全球财富源源流入欧洲，世界格局为之一变：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和旧商道的废弃，介于东西方之间、主要以远途贸易立国的阿拉伯文明走向衰落；中国和印度继续保持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却呈缓慢下降趋势；欧洲则稳步上升，最终成为世界范围的统治阶级。按照贡德·弗兰克形象的比喻，“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是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24]这意味着，一个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正逐步形成和扩展。
继伊比利亚半岛之后，西欧诸国也开始了海外扩张事业。到16世纪末，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葡、西两国的海上霸权让位给了后来居上的荷兰、法国和英国。另一方面，在西欧诸国通过海路开始向外扩张之后，沙皇俄国也从陆路向东推进，并翻越乌拉尔山脉，于17世纪征服了广袤的西伯利亚。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早期，它们曾被有效地遏制在当时尚且强大的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区。在海路，荷兰是“十七世纪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语）。当时，荷兰的军力和经济力在西方首屈一指，其商船吨数占世界总吨数的百分之五十，舰队实力超过英法两国总和，荷兰船队航行于五大洲的海域，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然而，1661年，这个在亚洲势力最强大的殖民国家却被郑成功击败于台湾——此后直到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西方殖民势力从海路对中国的入侵被延缓了近180年。在陆路，1685年，康熙派军攻克雅克萨城，肃清了扩张到黑龙江流域的俄国势力，并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由此沙皇俄国的南进也被阻止了大约170年。正如人们指出的，当时的亚洲是最强大的国家的所在地。最伟大的君主不是法国的路易十四或俄国的彼得大帝，而是中国的康熙和印度的奥朗则布。[25]的确，尽管17世纪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火器和航海技术等方面占据优势，并控制着许多海外殖民地，但当时的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领土和资源，拥有高效的行政组织能力和伟大的文化传统。东方对于西方文明的这种传统优势正渐渐消失，一百多年后终于被工业革命彻底打破了。
1793年，正值英国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期，英政府派遣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特使，以庆祝乾降帝80寿辰为名前来中国，要求增开通商口岸，减低税率，给予租界，并允许英国派公使长驻北京。英政府的要求被清廷驳回。当时《乾降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这样写道：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赉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26]
这种以上国自居、轻蔑外邦的“国际统治阶级”立场，是整个皇权-官僚阶级的世界观念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有中国千百年来作为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国家这一历史事实为依据，另一方面，也由于西方在经济贸易上长期依赖于东方，长期处于入超的地位。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在乾隆的上述敕书已经表露无遗。这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理念一以贯之，到鸦片战争时期毫无改变，即使像林则徐这样“洞悉夷情”的开明派大臣亦不能例外。禁烟之后，林则徐在照会英王的《喻英吉利国王檄》中写道：
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者，赖有此也。[27]
甚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皇权-官僚阶级仍不肯放弃这种“国际统治阶级”的立场。咸丰年间，理藩院仍要求俄国使节普提雅廷按照贡使礼节到午门行三跪九叩大礼。英法联军之役后，英法公使要求驻京，咸丰帝甚至有意以全免英国商品关税为条件，换取英法撤销该项要求。1861年外国使节进驻北京后，清政府为维护天朝皇帝至尊无上的形象，仍拒绝其觐见清帝。
然而，正是从乾隆后期到鸦片战争前夕，东西方之间的战略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改变。例如，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在经历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17世纪）之后，工业革命（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亦接近完成。到1831年，工业在英国工农业产值中所占比重已经增长到60%；1838年，英国已拥有铁路500英里；有线电报已经发明，再过几年，最早的海底电缆就要在英国和法国之间铺设。那时，英国作为海洋大国，在陆续打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之后，已经控制了诸大洋。在中国周边地区，18世纪中叶莫卧尔帝国崩溃后，印度失去了统一的中央政权，到19世纪初英国已经统治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1819年，英国占领新加坡，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夺取了从印度到中国的海上中转站；1824年，英国第一次入侵缅甸；1839年，为在沙皇俄国与印度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英国首次入侵阿富汗。也就是说，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传统的对东方的经济贸易依赖已经让位于近代的对东方的政治经济支配，西方对东方的战略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前已指出，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国际体系以“国家主权”观念、“国际法”原理和“实力均衡”政策为三大支柱。中国皇权-官僚阶级的“国际统治阶级”立场以传统的东亚朝贡体系为依据，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及东亚的时代，既悖于理，又输于势：一方面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平等”观念和“国际法”原理相抵触，另一方面由于已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政治-军事力量，而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无法与列强保持“实力均衡”。同时，骄矜虚妄的“国际统治阶级”立场使皇权-官僚阶级妄自尊大，麻木不仁，长期无视西洋文明由于工业革命而获得的强势地位，因此不能及时学习、引进西洋文明的有益成份。
历史的悖论就是如此。向近代工商社会的转变只有在古代文明的边缘地区（它的薄弱环节）才最易发生。封建主义的欧洲由于中央政权（无论是罗马教庭，还是神圣罗马皇帝）的软弱无力，因而无法整合全社会的资源，致使在教会和大大小小的国王、诸侯及领主们之间，存在着可供自治城市和商人阶级生存和发展的异质的社会空间。当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大西洋贸易及东西方贸易蓬勃展开的时候，巨额财富源源流入欧洲，使一个商人-资产阶级便迅速膨胀起来。同时，不断拓展中的海外殖民地又提供着异常广阔的市场。资金加上市场，使更新技术以提高生产能力的要求历史地摆在了欧洲社会的面前，由商人－资产阶级主导的工业革命便应运而生了。与此相反，中国由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备和强大，致使皇权-官僚阶级垄断了社会的全部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在促使中国长期居于古代农业文明的中心国家地位的同时，也抑制了商品经济和商人阶级的自由发展，使中国社会难以从内部自发地过渡到近代工商文明。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国家地位而形成的国际统治阶级的立场，又使中国的皇权-官僚阶级在东亚朝贡体系内固步自封，在欧洲殖民主义体系日益扩及东亚的时代，对根本变化了的世界局势长期不能形成客观的认识和判断，久久沉浸在“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马克思语）中，致使赶超欧美列强的工业化战略被一再延迟。
在近代西欧，由于各种历史机缘，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形成了“资本”起支配性作用的局面；相反，在古代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的中心不是“资本”，而是“权力”（国家、政府或官僚集团）。如前所述，商业资本在中国一向受到国家权力的抑制。但是，在近代西欧，“资本”却脱颖而出，在技术开发和社会资源的动员和配置方面表现出了活力。在“亚洲之中国”的解体过程中，古代世界中的西欧与中国互相调换了“边缘”与“中心”的位置。这个过程，同样也可以看作是西方的“资本”向东方的“权力”发出挑战而“权力”逐渐崩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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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67页。
[2] 参见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08-219页。
[3] 参见许倬云：《历史分光镜》，第114页。
[4]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中文版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众所周知，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欧洲同样曾在制度和伦理上对商业和借贷活动进行抑制。
[5] 从专业学者的立场看，“在社会生产重要性的排序选择上，要优先保证发展农业，把商业的发展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是几千年来重农思想与抑商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实质之所在。”（吴松等：《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6] 汉族得名于汉朝不必说了。至于西文“China”的来源，从明代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到近代思想家薛福成再到现代中外学者，大多认为是“秦”的译音。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第65-69页；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1、54页。
[7] 反过来，这两者也促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持续存在。毛泽东：“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
[8] 方豪指出，“罗马帝国之亡，实受中国之影响”。除“匈奴受中国之阻，不能东侵，乃不得不向西进，使罗马帝国为其所困，终于不支”外，“中国之经济压力，即丝之倾销”，同样发生了作用。据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公元23-79）记载，罗马每年要以3500万到1亿罗马币Sesterces支付中国。“此实为罗马帝国后日经济枯竭原因之一”，即中国长期的外贸顺差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财政危机。（《中西交通史》，第165、171页。）
[9] 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三章“土壤、风向和雨量”中的“农业与游牧”一节，三联书店1997年。
[10] 参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二章“西汉和新莽时代的人口”，人民出版社1988年；葛剑雄：“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夏季号。
[11] 明代以婆罗洲（加里曼丹）为界，婆罗洲以西称西洋，婆罗洲以东称东洋。
[12] 王赓武：“永乐年间（1402-1424）中国的海上世界”，见《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0-151页。
[13] 同上书，第153页。
[14] 方豪：《中国交通史》，第655页。
[15] 詹姆斯·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91页。
[16]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銛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4页。
[17]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第42页。
[18]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82页。
[19]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429页。
[20]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21] 于省吾：“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验证，则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武王时期， 是可以肯定的。……自商代以迄西周，中国与四夷还没有完全对称。自东周以来，才以南蛮、北狄、东夷、西羌相对为言。”见《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
[22]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页。“东亚封贡体系，包括中国和它周围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很久以来就与中国的统治王朝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封建从属关系。”（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页。）
[23] 哥伦布日记1493年2月21日，见《哥伦布〈航海日记〉》，孙家堃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59页。并参看方豪：《中西交通史》第16章第3节“哥伦布航海来华之企图”，第658-660页。贡德·弗兰克同样指出：“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哥伦布以及在他之后直到亚当·斯密的许多欧洲人都清楚这一点。”（《白银资本》，第169页。）
[24] 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这是陈为《白银资本》中文版撰写的前言，见《白银资本》，第10页。
[25] 见《白银资本》，第231页。
[26] 《高宗圣训》卷二百七十六，转引自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第266页。
[27] 《林文忠公政书》乙集，转引自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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