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峰：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及其长期价值
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及其长期价值
——纪念中华民族伟大的哲学王诞辰120周年
三峰
2013-12-25
当今中国，是一个利益和思想多元化的时代。但总体上说，主要存在两种思潮：绝大部分人民群众认为中国应该坚持毛泽东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而某些人则全盘否定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认为中国选择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根本就是一种错误，他们美式普世价值，认为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他们十分积极地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后一种思潮逐步控制了相当多的媒体。
因此，当前中国，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是异常敏感也是异常激烈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涉及到中国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和所有人的切身利益相关。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解放军、普通知识分子和对毛泽东的评价，几乎与侵吞国有资产、剥削人民群众、依附外国垄断财团的官僚买办阶级完全对立。
本文则站在大历史的角度，依照改革开放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遵从苏联解体后中共元老(如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习仲勋、王震等等)对毛泽东的普遍性认知，结合当今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力争给毛泽东做出一个客观、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以凝聚当前中国朝野内外各家各派最广泛的共识。
文章目录：
前言：毛泽东——中华民族的“哲学王”
一、生前身后，毛泽东都遭遇过哲学王的孤独
二、毛泽东在世时，总想在有生之年把新中国最艰难的事情做完
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要避免重蹈苏联覆辙
四、哲学王也有局限性，十年文革缘何以失败收场
五、文革理论，不能等同于毛泽东防修反修、反和平演变的理论
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晚年思想，邓小平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
七、否定了晚年毛泽东，就会彻底否定邓小平——习近平提出“两个三十年连续统一”意义深远
八、共产党及新中国坚持到现在，主要得益于毛泽东的晚年思想
九、中华民族要战胜邪恶敌人，毛泽东是最根本的信仰、旗帜、武器
前言：毛泽东——中华民族的“哲学王”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伟大哲学家柏拉图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和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我们前面所描述的那种法律体制，都只是海客谈瀛，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已。”
谁是中国历史上的哲学王?是谁在中华大地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理想国?数千年来，对于这个称号最名副其实的人，无疑是毛泽东。
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文》中写道：“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局面，正是“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完全一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的态势。当时的中国，其实已经被美日所瓜分。日本直接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的，而美国则通过扶植和控制蒋家王朝这一傀儡买办政权，事实上间接控制了另外半个中国，因此1945年日本一投降，整个国民党控制区就成了美国资本泛滥和美国商品倾销的天堂。1931年918事变以来，蒋介石为何一直不抗日?因为它是美国控制的傀儡买办政权，美国当时对日本实施绥靖政策，意图诱导日本进攻苏联，因此便很大程度上有意牺牲了中国的利益，蒋介石也就一直不敢与日本宣战，直到1941年美日战争爆发后才对日宣战。(日本精锐部队1939年在诺门坎战役中损失惨重，因此放弃进攻苏联的打算，转头进攻美国，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了珍珠港，美日正式成为敌人。因此蒋介石也才于1941年12月9日正式对日宣战——在此之前，蒋介石一直按照美国的意图在和日本秘密谈判媾和，准备割让大半国土并偏安一隅。)
因此，1937年的中国，可谓是有史以来的最黑暗期的最低点。而此时的中共，刚刚经历过长征不久，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已经损失了十之八九。由于苏联归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们的瞎指挥，毛泽东一手创建的强大的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几乎全部损失殆尽，30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只剩下3万。
然而，天不灭中华。在1935至1936年间，中共逐步确立起毛泽东军事领袖的地位后，中华民族才从梦魇中醒来，中国人民才迎来真正的春天。
只有毛泽东才知道，如何砸碎束缚在工农大众身上的千年锁链，使奴隶翻身作主人。只有毛泽东才知道，如何和组织起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形成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发动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外御强敌，复兴华夏。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虽然蒋介石买办政权仍然垄断了中国绝大部分资源，仍然垄断了美国乃至苏联的绝大部分外援，虽然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起点时只有区区几万军队，然而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消灭的日本军队与国民党不相上下，而且中共歼灭了绝大部分伪军，其数额是被歼日军的两倍。国民党对日作战总是一溃千里，而且是一溃再溃，大部分领土被日本占领，自己则龟缩至西南一隅。而共产党抗战，则是以西北为中央根据地，在日本占领区遍地开花，将根据地扩展至大半个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歼灭日伪兵力方面远高于国民党，更是将国民党所沦陷的大部分领土(主要是农村)收复。毛泽东硬是在沦陷区虎口拔牙，创建起大规模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日本仅能占领大中城市，而广大的农村却落入中共手中。这最终迫使日本将中共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的敌人进行攻击，甚至与国民党联手进攻中共(如国民党配合日本发动的皖南事变等三次反共高潮)。实际上，假如日本顺利消灭蒋介石政权，它在四川及云贵等地所遇到的情况将和晋察冀等占领区一样，陷入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了日本大部分兵力。正如斯大林的苏联，成为二战在欧洲战场的转折点和变数一样，毛泽东的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二战在亚洲战场乃至整个二战的转折点和变数。假如不是毛泽东消灭和牵制了日本大部分军队，日本将顺利扫灭蒋介石傀儡政权，进而控制中国全境。那么在1942-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苏联红军将面临的是日本和德国的联合进攻。美国或许最终也只能凭借海军优势偏安美洲一隅，整个亚欧大陆将被德日法西斯所控制。整个二战的结果，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因此虽然中共一直被美国视作死敌，但由于蒋介石抗日不利及中共抗日战果的优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3年一份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中，已经明确表示应把共产党纳入美国政府对华援助的范围。美国当时已经看明白，在当时亚洲战场上真正牵制和消灭日本军队的，不是腐朽无能蒋介石及其傀儡王朝，而是蓬勃发展生机勃勃毛泽东和中共，因此不得不把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暂时放在一边。
二战爆发前的酝酿时段里，在整个世界舞台上的各个政治势力中，毛泽东所拥有的物质资源最弱最小，甚至远远小于蒋介石，与美、苏、德、日等国的主导者更不成比例，然而毛泽东在整个二战中的贡献和成就却远远大于蒋介石，甚至与苏联、美国相比也毫不逊色。这就是毛泽东及中国人民和人民战争的真正伟力。这就是为何抗战结束后，毛泽东的军队能够如卷席般横扫美国所大力武装的蒋介石军队，顺利统一了中国大陆全境，并进而在朝鲜战场打败了世界头号帝国——美国。而此时毛泽东的军队所用的武器装备整体上甚至还不如之前的蒋介石。也就是说，假如抗日战争前毛泽东处于蒋介石的位置能够调用全中国的资源的话，毛泽东甚至可以和美帝一决雌雄，区区日本，何足挂齿?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并未对新疆、西藏、外蒙等地区进行过大规模驻军并实行过有效治理，而毛泽东实际上才是几千年来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的那个人。凭此一项，便是有史以来的历代有为圣王所不能比拟的。随着后来在朝鲜战场及越南战场对美国军队的痛击，在加上中国还在东南亚、南亚各国扶植了势力强大的共产党游击队及各种泛左翼政治组织，使美国在东南亚、南亚的军事存在和势力影响岌岌可危。美国最后被迫向中国求和做出单方面让步，不仅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性，也同意断绝对台武器支援。而中国则未做任何让步，仍然强调“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毛泽东生前，其实台湾问题也已经大体解决，等待中国选择的只是两个模式而已：要么是打下来的天津方式，要么是和平解决的北平方式。当然，毛泽东去世后，美国欺我华夏无人，对中国七分蒙骗(新型的信息心理战)三分威慑(常规战争乃至核战争)，妄图继续围堵、肢解中国，不仅是台湾，甚至还要将西藏、新疆等分裂出去，这些都只能有待新一代的领导人，将毛泽东的这份遗产很好地继承下去了。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真正拯救出来。他不仅仅是十分强有力地统一了中国的主要版图，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国力最虚弱的时候，在西方帝国列强肆意瓜分中国的时候，具体来说是在日本螳螂捕蝉美国黄雀在后的时候，一举彻底驱逐了美日强敌，清扫了美日在华傀儡政权和买办势力，使中华民族走出百年浩劫，迎来了走向复兴的崭新纪元。
从抗日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再到解放战争消灭美国扶持的傀儡买办政权，再到抗美援朝直接打败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毛泽东一直在实践他在《祭黄帝文》中的宣誓：“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而最终的结果当然就是：“还我河山，卫我国权”。中华民族得以在逆势中崛起，突然从1937年那样一个积贫积弱、四分五裂、一穷二白，由美国、日本等各种帝国主义势力瓜分、奴役、控制的东亚病夫，一跃而成抗美援朝期间的“飞龙在天”之势而震惊寰宇，随后就在六十年代对抗美苏两霸而在世界范围内呈三足鼎力之势，在七十年代最终迫使美国低头，尼克松在毛泽东书房朝觐毛泽东，进而形成了万国来朝的局面。如此惊天伟业，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毛泽东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功勋，远远超过了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并驱逐过匈奴，然而当年匈奴对华夏的威胁，同美日对中国的威胁，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当时秦及六国的文明、经济及科技，都远在四周外敌之上。更何况，秦始皇是站在秦国历代君臣六百多年的政治、经济、军事积累的基础上统一全国的，而后来的汉武、唐宗、宋祖又无不站在秦皇的肩膀之上。而毛泽东呢?1927年上井冈山时几乎是白手起家，随后在瑞金建立了半壁江山，接着被当时的党中央剥夺了军事领导权，接着这半壁江山就败坏干净了。1937年在延安，毛泽东几乎又是白手起家，如同当年的秦国一样，最终统一了天下。
因此，毛泽东的伟业，是秦始皇等历代君王所不及的。而且，正如毛泽东在诗中所写，“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然或者武功卓越或者略有文采，但都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家，更不是“哲学王”。而毛泽东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其《矛盾论》和《实践论》，不仅仅开创了东方哲学也开创了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哲学的高峰)的新纪元、新境界、新气象。更重要的是，与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耶稣、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等不同，毛泽东不仅仅是前无古人的哲学家，而且也是按照自己的哲学成功地改造世界，并建立起一个新世界的千古哲人。
秦始皇所建立的天下，仍然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旧世界，秦始皇以及历代君王统一天下所依靠的，主要还是地主或者贵族阶级。中国的历代有为君王很清楚，放任商人及资产阶级的壮大，放任平民社会的两极分化，势必危及自身的统治。这种以地主阶级和农业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相比与罗马帝国及中世纪的欧洲自然是无比强大，然而当西欧以资产阶级和大工业为基础建立起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中国便远远落后于世界，成为西方帝国列强瓜分的对象了。
马克思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看到人类历史正在呼唤一个崭新的人民大众主导的新社会，但马克思作为先驱和开路者，其理论贡献远远大于其实践功绩。马克思生前一直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而一战后的德国共产党的确曾很接近这个目标。列宁生前其实也一直把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德国，他期望共产主义的德国将帮助俄国输送工业技术，因此他没有像斯大林那样用铁血方式推动苏俄的工业化。然而英美(当然还有德国)资产阶级共同扶植起了希特勒及其纳粹，他利用国会纵火案用血腥的独裁方式镇压了德国共产党，欧洲大陆最有生机的社会主义力量被血腥消灭，这使马克思的构想从此落空。英美还策划利用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这也迫使斯大林采取一种更为集中或者说专制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从而为苏联的短命埋下了伏笔。正如资产阶级的新社会是在封建地主时代最落后的西欧首先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新社会也注定在资本主义时代最落后的东方首先发展起来。这就是毛泽东及新中国所产生的世界背景。
毛泽东从一开始，其依靠力量就是人民大众。毛泽东的哲学，也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并让人民实现自我解放的哲学。因此，毛泽东必然是要从根本上颠覆旧世界的统治秩序，建立一个即消灭了传统的地主又消灭了新生的资本家，由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新世界。而且在毛泽东生前，这样的一个新世界的雏形，已经基本形成。新中国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在短短三十年来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了比起日本、德国、苏联等都毫不逊色的工业化。毛泽东于1949年一手建立的新中国政权，是经过28年大规模革命和战争洗礼的人民政权，这与列宁在“震撼世界的十天”里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的成功和新中国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比十月革命更伟大的奇迹。因为有了毛泽东，新中国的生命力注定和苏维埃俄国完全不同。
在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不仅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位“哲学王”，可与之相并列的，恐怕只有那位远古时代亦神亦人的传说中的“黄帝”。毛泽东在文字中用“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等文字描述秦皇汉武等历代君王，然而对黄帝则是这样描述的：“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和黄帝一样，毛泽东所建立的，是足以让中华民族雄立东方的千古伟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毛泽东也注定将是一位留下深刻印记的“哲学王”。
一、生前身后，毛泽东都遭遇过哲学王的孤独
对于哲学王的孤独，柏拉图曾用“洞穴观影”做过比喻：
世间绝大部分的人，可以视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徒，他们只能朝一个方向看，因为他们是被锁链锁着的;他们的背后燃烧着一堆火，他们的面前是一座墙，他们所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及身后东西的影子，这些都是由火光投射到墙上来的。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影子看成是实在的，而对于造成这些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认识。某一天，有一个拥有无比智慧的人，逃出了洞穴，来到太阳底下，他第一次看到了事物的实相，才察觉到他以前一直被影象所欺骗。这个人，就是注定要当哲学王的人。哲学王感到自己有责任再回洞穴，回到他从前的囚犯同伴那里去，把真理教给他们，指示给他们走出来的道路。但是，因为哲学王突然地离开阳光走进地穴，他的眼睛，因黑暗而变得什么也看不到。而在别人看起来，他仿佛比逃出洞穴以前还要愚蠢。而在囚徒们看来，走出洞穴无异于走入地狱，而他们早已习惯于洞穴里的生活。由于哲学王坚持要把他们带离洞穴，这给囚徒们带来极度的不安，囚徒们甚至可能要杀死本打算解放他们的这个人。
作为哲学王，毛泽东曾多次体验到孤独。比较著名的一次，是在1931至1935年。毛泽东当时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红军因此一败再败，直到再次请出毛泽东领导全军，中共才摆脱了困境，并很快迎来全国性的胜利。当时在中共的主流意见中，苏联的军事经验才是真理，而毛泽东的主张则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其实是陷在柏拉图所说的洞穴里，将幻影视作真实。当哲学王毛泽东告诉他们世界的实相时，哲学王遭到了讥讽。直到在遭受巨大挫折以后，他们才重新迎回了哲学王。
中国的《周易》中曾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道德经》中也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其中的道理，和柏拉图的相关论述有内在的一致性：人们理解道、理解真理、理解哲学王，有时候需要时间。
在当代中国，对于毛泽东前半生哲学王般的丰功伟绩，绝大部分中国人乃至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十分坚定地肯定和共识。然而对于毛泽东的晚年，尤其是对于文革，却的确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哲学王最大的特点是，他不仅能够比同时代的人多看五十年乃至上百年，更重要的是他所完成的功业，能够泽被无数代的后人。如《道德经》所说，“反者，道之动也”，哲学王的很多理论及实践，在囚徒们看来自然是反常的。囚徒们可以杀死哲学王，但是他们要获得新生，就不得不逃出洞穴，就不得不仍然继续沿着哲学王指引的路线前进。
二、毛泽东在世时，总想在有生之年把新中国最艰难的事情做完
无论是核武器，还是类似红旗渠那样的农田水利，还是类似成昆铁路那样的基础建设，毛泽东时代完成的，总是一连串在正常社会里无法完成的奇迹。
毛泽东在世时，总是想把新中国最困难、最艰险的事情尽快做完，把容易做的事情留给后人。毛泽东去世时，不仅仅留下了以两弹一星、核潜艇、大飞机等为代表的先进而强大的国防工业，还留下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先进的工农业体系。例如关于农业问题，以“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毛泽东当然知道，对于当时的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思想状况来说，采用“分田到户”的方式最简单、最轻松、最容易，也能够在当时一段时间内很大程度上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毛泽东为何要费尽心机、费尽心力搞人民公社、搞农业合作化?看看今天的三农问题，看看今天农村的贫富分化和黑社会泛滥，看看今天农业基础设施的老化及农业机械化、农业育种、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农技推广等方面的退化，看看农田的大量被侵占和抛荒，看看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日益严重，我们才发觉，毛泽东当年所考虑的正是农业的长远问题、根本问题和长治久安问题。今日的中国，仍然不得不继续回头去继承好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遗产。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里，由于中国面临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中国大部分国家资源被投入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相当大的分量被投入到大小三线建设，因此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远远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那么大。然而，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实际上，没有毛泽东时代提供的物质基础，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以农业为例，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的持续增长的原因，不仅仅是分田到户，更重要的，是以红旗渠和大寨为代表的大规模地水利建设和农田整治工程、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育种科技的研发和推广，再有就是大规模化肥生产线的引进和自主研发。这些决定性的农业奠基工程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以完成，而在八十年代大显神威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另一显著的变化，就是在基础设施大规模推进的基础上，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然而，中国之所以拥有完全自主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毛泽东时代，因为无论是钢铁工业、水泥工业、石油工业、电子工业、铁路工业、装备工业还是重型机械工业，在毛泽东去世时，中国都已经完全掌握相关的核心技术并基本上处于世界前列。非洲六七十年代新独立的国家如坦桑尼亚、赞比亚、马里等很多国家的基础设施，便是由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巨大作用，这仅仅是当年大规模对非援助中的一个代表性案例。今日改革开放的中国，能够冲破西方阻力，顺利获得来自非洲的关键性的资源和能源，其实主要得益于毛泽东当年的谋划。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一直在竭力缩小四大差别，其中包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的差别，以及地区区域差别。毛泽东时代，总是把东部发达城市的资源(如人力、物力乃至大学等科研教育机构)分割出来，投入农村，投入西部，投入边疆。因此在毛泽东生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膨胀速度很慢，然而在中西部，在边疆，在三线，，甚至在荒漠(如克拉玛依)，一大批中小城市反而从无到有发展迅速，极大了缩减了区域差别。在毛泽东生前，他已经把城市里相当多的医疗资源分割出来投入了农村，按照毛的“五七”构想，未来城市里的教育、交通、住房等现代化的物质服务，也将逐步投入农村，从根本上消除四大差别。
毛泽东还提出以苏为鉴，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其实，中国改革开放年代所有有积极意义的政策，毛泽东当年都想到过。正如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所说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实际上，借鉴和继承毛时代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对纠正今天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式改革开放的弊端大有裨益。
例如开放问题，毛时代首先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及第三世界的开放，苏联援建中国156项特大项目及中国对非洲的大规模援助，都是人类历史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典范。而中国有史以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苏联援建这一次规模最大、效果最好。进入七十年代中美关系改善后，西方国家放松对中国的封锁后，中国早在1972年就开始从西方引进了价值达4亿美元的4套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2套化肥设备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1973年又开始施行规模更大的“四三方案”：三五年内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价值达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等。后来在“四三方案”基础上，进一步将进口规模扩大到51亿美元，中国在此基础上兴建了26个特大项目，其中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
毛时代对外开放的特点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主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注意对引进技术的学习、消化、吸收，进而独创、创新出自己独立自主的技术。而现在，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及新自由主义的干扰、误导、破坏，中国的对外开放则是中国向西方垄断财团让出了自己的市场、土地、资源、劳动力，让西方垄断财团的资本和商品进来，冲垮了自己的民族产业，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但外资却并没有给中国真正的核心技术。
至于国内经济改革问题，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在12月7日与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就提出：“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和改革开放后提出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私营经济为有益补充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后来毛泽东这一设想没有实行下去，因为随着苏联赫鲁晓夫主义弊端的日益展现，毛泽东发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也不稳固，他逐渐认定党内存在一个官僚特权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很可能是自掘坟墓。
虽然后来毛泽东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中国的计划经济与苏联的差异是很大的。进入七十年代后，苏联的计划经济之弊端进一步显露出来，其主要问题就是苏联中央计划官员的官僚主义严重，影响了计划经济本应有的效率。而毛泽东，则创造一种同时发挥中央、地方及基层人民群众积极性、参与性的计划经济体系。1974年1月，美国历史学界泰斗、美国艺文及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在赴中国调查了解后，曾对各国经济体制发表过这样一番评价：【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
虽然当时中国的工农业经济体系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毛泽东的设想也没有完全落到实处，但是让劳动者、让人民群众参与经济计划、经济管理和国家政治管理，的确是毛泽东晚年一直持之以恒的追求。例如1959至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曾针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何炳棣在1974年1月还介绍过当时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逊教授、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前辈经济学家鲁滨逊夫人等人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看法：【我的一九七一年冬返美之后，在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曾对新中国的印象作一演讲。讲后第一个发言人是前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孙教授(D. Gale Johnson)，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并对苏联及东欧经济很有研究。他说新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有二主因：一，定价制度合理，适合国情。二，计划执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消费品的品质为消费者所欢迎，因此畅销，国家得到合理巨额的利润。这是与我所讲大体相符的。他进一步幽默地把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政策叫做“空架子”的政策。意思是，苏联等国的计划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一鸿沟，前者一般都是“官僚”不管人民实际的需要和好尚。偶而消费品质地较好较合用时，人民抢购一空。但大部消费品都不合用，所以卖不掉，迟早也非从架子上取下不可。总之，架子上多半是空的。我回想三几年前，苏联百货公司里确有若干百万双皮鞋很少人买的真事笑话。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前辈经济学家鲁滨孙夫人(Mrs. Joan Robinson)，曾几度访华，也强调指出过中国经济制度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消费者有权参加生产计划的讨论与拟定。】
这些来自旁观者和真正权威经济学家的评价，比改革初期中共元老们对毛时代经济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学界被新自由主义反共势力把持后，处于瓦解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他们对毛时代经济的评价就是另一番天地了。
总而言之，毛泽东留下的中国，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平等的均衡化发展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强大国防及自主工农业核心技术的中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改革开放才能进行了三十年，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能够搞了二十多年(从92年算起)。假如1976年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基尼系数很高的两极分化的中国，如同七十年代末的印度一样，中国在后三十年里可能遭遇的是内部严重的阶级斗争和武装冲突，高速发展三十年是不可能的。中国和印度在同一时期建国，建国时印度的工农业基础远远优于中国，但是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把印度远远落在后面。印度一直搞的，就是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印度之所以被中国落在后面，根本原因是缺乏毛泽东，缺乏毛时代的三十年。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哲学王，他所做的事，往往要等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上百年，甚至要等人们付出惨重代价后，才能够被大部分人所理解。毛泽东去世后，在中美关系十分和谐的八十年代，我们曾埋怨毛泽东于建国初就打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曾埋怨毛泽东搞红旗渠等农田水利，我们曾埋怨毛泽东搞了太多重工业，我们曾埋怨毛泽东让我们勒紧裤腰带搞两弹一星核潜艇及大飞机(改革年代核潜艇项目一度下马，大飞机项目完全被人为终止)，我们曾埋怨毛泽东搞大小三线建设，我们甚至搞过多年的军队经商。然而直到美国炸我使馆撞我飞机，随后又加紧对我C型包围试图肢解中国，而现在中国内部已经两极分化矛盾丛生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还是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
正如1983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参观韶山后的题词所说：【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对于毛时代，习仲勋的评价也相对客观。1984年5月4日习仲勋在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建国三十五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行的一些具体体制和办法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还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加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它自身的任何弊端和缺陷都是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加以解决的。】
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要避免重蹈苏联覆辙
毛泽东的一生，最受人诟病的就是他所发动的十年文革。众所周知，毛泽东在他晚年匆匆忙忙搞了一场史无前例地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以苏为鉴，使新中国避免走苏联的覆辙。
苏联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一个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阶级正式出现，他们对内压迫人民，对外与美帝媾和搞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他们依靠对国家生产资料的管理权，获得了远远高于工人群众的贵族般的物质生活，他们还不知足，还想着搞私有化搞资本主义来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毛泽东认为如此长久发展下去的结果，必然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成功，苏联资本主义复辟。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丢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称自己为‘二十大的产儿’的……当命运最后把我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当我们成为国家领导人，到那些赫鲁晓夫进行过活动的办公室办公时，他的经验对我开始具有特殊意义”。苏联之在1991年亡党亡国，正是赫鲁晓夫的信徒、苏共二十大产儿们一手导演的结果。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六大寡头，大多出身于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而叶利钦等人，就是他们的代理人。正如现在人所共知的，苏联解体的本质，是在外部美国信息心理战的威逼利诱下，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为代表的苏共官僚特权阶层，发动的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而这一切，毛泽东生前早已做出过清晰地预言。
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打击党内出现的官僚特权现象，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保证中国国家政权永不变质，是为了防止中国走向苏联的老路、邪路。1964年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社教蹲点情况的报告中指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的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我开始体会到，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很长时期的不断斗争的过程。而克服我们企业管理部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又是促进上述过程的前提条件。”
陈正人在报告中还具体指出底盘车间的许多严重问题，例如有一个和车间领导直接联系的贪污盗窃集团;严重破坏工人的政治、经济民主权利;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十分严重;在企业管理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影响等等。
毛泽东在陈正人报告中批示到：“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毛泽东看待问题的角度，总是和一般人不同。早在全国胜利前夕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十分前瞻性地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建国以来，为了巩固国家政权，中国的普通民众总是被宣传机构告知：毛主席是光辉伟大的，毛主席所领导的各级干部们也是光辉伟大的，因为他们经历过二十八年残酷的战争的考验，反对各级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毛主席。这个结论大体上是正确的。然而，正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事物总是存在反面，这就是辩证法。作为哲学王、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看问题总是与常人不同，在他看来，很多干部虽然经过了战争的考验，但是在糖衣炮弹面前，可能就会败下阵来。
事实也的确如此，例如1950年，中共在台湾省的地下党被国民党全盘破坏，一千多干部党员全部遇害，其主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共在台湾省的最高领导人、老台共的骨干、台湾省工委书记蔡乾因贪图物质享受被捕，随后叛变投敌。而蔡乾其实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抗战时还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进入台北，但很快被花花世界所腐蚀，他为追求物质享受，竟然向台湾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关照。如此腐败作风，自然落得被捕投敌下场。与之相反的是，绝大部分基层党员反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假如当年蔡乾没有进入台湾，那么全国解放后乃至改革开放后，他很可能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这样的革命意志薄弱者，肯定是官僚特权阶级的重要支柱。
人们所熟知的《红岩》的原型，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案例。正是由于痴迷于享乐与腐化，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先后叛变，这才导致江姐江竹筠等潜伏重庆的数百名共产党人身份曝光被捕入狱，他们被敌人严刑拷打残酷迫害，最后解放前夕全部被杀害。江姐在狱中写下了滴血遗言，即“狱中八条意见”，其分别是：“1，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左跳到右;5，切勿轻视敌人;6，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7，严格整党整风;8，严惩叛徒、特务、汉奸。”这些《红岩》小说中所没有写进的内容，才是历史的真实。
如果再联系建国初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三反五反及后来的四清中一些官僚的特权腐败;大跃进中一些官僚主义者搞浮夸风、共产风、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再联系改革开放后腐败的泛滥已经把中国推到亡党亡国的边缘，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晚年的忧心忡忡，绝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哲学王般的高瞻远瞩。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的缔造者，他既深知如何发扬这个组织和政权“阳”的一面，也深知其“阴”的一面的潜在危害。
四、哲学王也有局限性，十年文革缘何以失败收场
当然，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党内阴暗面估计得过于严重，文革也由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失误而彻底失败。
文革之所以彻底失败，毛泽东需要负一部分责任，在文革期间，他把一些不同意见，诸如主张分田到户、主张发展私营经济的干部，都视作修正主义和走资派。毛考虑的问题或许不无道理，他考虑得十分长远，但他与很多务实性干部的矛盾，实际上还达不到敌我矛盾的程度。但是，文革之所以乱成那个样子乃至相当程度上超出了毛的计划之外，一方面是被一些野心家和阴谋家所利用，更主要的是中共内部各个山头之间的内斗。
山头的存在是历史上客观形成的，毛泽东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因此需要用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以及五湖四海的组织原则来消灭山头和山头主义。其实文革之前，各个山头之间的斗争就已经日趋激烈，例如高岗饶漱石案、粟裕被批判和整肃，再例如一贯整人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又被整肃，等等。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一发动文革，各个山头之间的内斗必然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即便没有文革，这些矛盾和斗争还会以其他方式存在。
上层有上层的山头，基层单位里面也各有恩怨矛盾。当时中国的情况，各个层级的矛盾还没有完全发展成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程度。然而文革爆发使很多单位和地方出现这样的局面：本来是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偏要借文革之机把对手打成走资派，以阶级范畴的政治斗争掩盖个体之间的利益斗争，正如权威党史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所指出的，【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来看，平时所谓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大爆发。】
由此可见，文革中那阴暗丑陋的一面，本身就是人类阴暗面的集中展现。文革的历史，是一段异常复杂的永远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虽然文革遭受了大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但最终还是演化成一场混战。然而，如果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的话就可以发现，在文革期间被迫害的人，其实相当多的人是毛泽东思想甚至是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拥护者。
其实，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也知道有“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不足，因此他纠正了文革最初三年的混乱状态，并解放和重用了如邓小平、李先念、粟裕等一大批老干部，乃至为陈毅、贺龙等人平反。然而，毛泽东对文革所看重的，并非其当时的成败，而是对中国未来的长期影响。毛泽东于1966年曾对身后事做出如下预言：【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20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可见，文革在毛泽东看来，是为了应对将来反共右派政变的“一次认真的演习”，既然是认真的演习，就有走火、过火、误伤的现象。既然是演习，双方的胜负都不重要，关键是使中国的各派都得到经验教训，使中国人民得以成熟。有了毛泽东防修反修、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部署，如果中国发生反共右派政变，像瓦解苏联苏共那样灭亡中共，彻底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也必然是短命的。
而且，这是一场十分匆忙的准备不足的演习，其以失败告终，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1965年毛泽东在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首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可见，毛泽东的文革，是在他感觉时日不多的情况下，带着解决长治久安这一根本性长远问题的雄心壮志，匆忙发动起来的。
毛在文革发动初期，他就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因为他知道，这件事从一开始在党内就是支持得不多，反对的不少。在当时的情况，真正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共右派自然反对毛泽东，就连许多真心信奉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干部群众，也对文革的爆发也大惑不解。为了打碎束缚人们的枷锁，宁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哲学王的典型气质。毛泽东的确犯了错误，但是其他中共领导人就不犯错误?对于毛的错误，用列宁的一句话来评价最恰当：“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不能像鹰飞得那样高。”
毛泽东的确是站得太高了看得太远了，他不仅仅是超越了斯大林，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列宁和马克思。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如何从根本上稳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有毛泽东提出并解决了这一问题。1936年苏联在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后，斯大林宣布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地主阶级已经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其他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实际上，从列宁到斯大林，对苏共中产生官僚特权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潮，进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一直没有高度重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十分无耻地吹捧和奉迎斯大林，并且是大清洗错误的主要执行人和责任人之一。然而，斯大林死后不久，赫鲁晓夫手中掌握了大权，就开始妖魔化斯大林，并将自己当年的错误和罪行全部扣在斯大林头上。苏共领导权长时间被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官僚特权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的代理人所把持，这跟斯大林生前对官僚特权阶层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缺乏警惕有直接关系。
中共建国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深受苏联影响。因此，当新中国进入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完成，毛泽东提出党内可能产生吸工人血的官僚特权阶级即资产阶级时，绝大部分干部感到无法理解。文革爆发前，毛泽东一手所创建的国家政权虽然已经出现了某些腐败和变质迹象，但是仍然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廉洁最有效率的政权，并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真心拥护。当毛泽东决定对这个国家政权进行重新革命和改造并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时，命运已经注定大部分人民群众当时也不可能真正认同和拥护文革。
哲学王也是人，而不是万能的造物主。是人就有局限性。就会犯错误。正如柏拉图所说的，见到阳光、看到世界实相的哲学王返回洞穴去拯救囚徒们时，他干扰了囚徒们已经习惯了千年的生活，他可能给囚徒们带来不安和混乱，他自己也可能被囚徒们杀死。
五、文革理论，不能等同于毛泽东防修反修、反和平演变的理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正是此次全会的公报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其中对于文革问题高瞻远瞩地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一步具体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简而言之，改革开放后的党中央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好的，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就是认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已经混进党政军内，甚至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有其代理人，因此过去各种斗争手段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全面夺权斗争。文革理论为何错误呢?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因而，【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然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不等同于他的晚年思想，不等同于他的反修防修理论，不等同于他的反和平演变理论，不等同于他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也等不同于他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文革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将其反修防修理论、反和平演变理论、反资本主义复辟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在特定时段的中国极端化夸大化的产物。文革理论错误，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晚年思想全错了，也不意味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和动机也错了，更不意味着反修防修理论、反和平演变理论、反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错了。
文革最大的失误，就是毛泽东夸大了党内存在的阴暗面，并抛开党委和法律，采取革命的方式进行解决，把中国引入了天下大乱，一些阴谋家开始兴风作浪，而中国迟迟没有达到天下大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党内不存在阴暗面，也不意味当时不应解决这些阴暗面。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当然，《决议》也延续了斯大林的论断，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会再出现资产阶级：【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斯大林的观点和毛泽东观点究竟谁更正确，后来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已经给了答案。
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晚年思想，邓小平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
毛泽东最孤独的时刻，或许是在他去世后的那十年里。在文革十年中，毛泽东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提倡青年人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潮流精神，伴随着“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等重大失误，很多人也不免怀疑起“文革”及毛泽东的正确性。据说连毛泽东晚年也不得不承认，文革这第二件大事“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伴随着改革开放，在1976至1986这十年里，非毛、反毛乃至妖魔化毛泽东的思潮得到最大程度的泛滥。一方面是囚徒们对毛泽东的不理解，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是试图打破锁链解放囚徒的人，由此洞穴的主人，即帝国主义和新旧剥削阶级，对毛泽东自然也恨之入骨。
然而，当苏联于1991年12月25日轰然倒塌，整个东欧也随之变色，而社会主义中国仍然继续屹立的时候，历史已经宣告了毛泽东的又一次正确。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又重新理解毛泽东、思念毛泽东、回归毛泽东，毛泽东热才史无前例地发展起来。
实际上，改革开放后的党中央，伴随着历史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对毛泽东晚年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和平演变、反修防修等等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早在1980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我们继续坚持同对我们友好的西方国家交往，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在思想政治领域把上述的斗争进行到底。……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在这里，邓小平明确将资产阶级自由化、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跟诱使党员干部特权化腐败化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想联系起来，进行抵制和批判，这些都是对毛泽东相关思想的继承。
1983年10月，邓小平又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前年党中央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那个会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可见，在当时的邓小平看来，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已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而中共某些领导(邓小平具体指的是胡耀邦等人)对此却是软弱涣散的应对态度。
1986年12月，邓小平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邓小平这里提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中央的保护层，指的就是总书记胡耀邦。
1987年1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需要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所以党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1987年3月3日，邓小平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3月8日，邓小平又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
1987年7月，邓小平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者是一回事。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针对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说道：【要改换领导层……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1989年9月邓小平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将赵紫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归入了敌我矛盾，并且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腐败现象之所以严重，关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腐蚀，使很多党员干部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
1989年11月，邓小平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
在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强调：【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
综合以上相关论述可以看到，邓小平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其代表人物就在党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们在党中央里有保护伞，而后来的赵紫阳则干脆直接站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分子一边，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同时邓小平也认为，党内的特权和腐败之所以泛滥起来，跟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有很大关系。
对比毛泽东晚年关于防修反修、反和平演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关理论可以看到，邓小平实际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基础上的反腐败反特权的理论。和晚年的毛泽东一样，此时的邓小平也认为，无产阶级政权并不稳固，存在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垮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也就是腐败势力，就出自党内，甚至就在党中央。否则，根本不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也没有必要采用特殊方式处理六四动乱。而且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认为他们这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因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是长久的事情。
当然，和毛泽东防修反修、反和平演变不同的是，邓小平汲取了文革大民主的弊端。因此，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依靠国家政权，依靠自上而下的教育。而毛泽东则强调群众运动、群众革命，强调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七、否定了晚年毛泽东，就会彻底否定邓小平——习近平提出“两个三十年连续统一”意义深远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一样的，只他们所不过采用的具体方式和手段不同。因此，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是根本。正如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显而易见，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跟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初衷，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反对官僚特权阶层、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邓小平反和平演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和实践(如处理六四动乱)，还有什么必要、还能站得住脚吗?如果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错误，那么邓小平理论还能站得住脚吗?如果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否定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和出发点，如果否定了毛泽东防修反修理论、反资本主义复辟理论和反和平演变理论，那么就必然会否定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那么必然会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邓小平理论，进而否定改革开放时期的整个中共。
也就是说，一些人反对毛泽东妖魔化毛泽东，甚至脱离《决议》对文革及文革理论的定性，连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反修防修、反资本主义复辟)也反对，其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反对邓小平、为六四动乱平反，进而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当前中国，疯狂反毛的人，阻扰对毛的文革初衷重新认识的人，正是否定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人，正是那些试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替六四动乱平反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高瞻远瞩提出两个不能否定，意义十分深远。如果全盘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和晚年探索，邓小平关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也就站不住脚，整个国家政权也就站不住脚。
由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何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后，以贺卫方为代表的中国反共知识分子迅速在互联网上发表舆论，指责和攻击习近平。贺卫方等人说：【想不通。十年浩劫已被中共中央决议彻底否定，何以有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说?连那十年都不扣除?谁都清楚，如依照毛的路线和理论，邓的改革完全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终结了文革，告别了专政下继续革命，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革命。这种人为的“前后统一”就是否定改革开放。】
贺卫方这些说法，也代表了当前中共党内强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心声，他们将邓小平的改革视作是对毛泽东和马克思的彻底背叛，视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这种解读，两个三十年当然是相互否定、相互割裂的。贺卫方曲解改革妖魔化毛泽东的真正意图，就是要推翻中共社会主义政权，为六四平反，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例如2013年3月21日贺卫方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就公然发表如下言论：“"六四"是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它对统治者的合法性产生很大的损害乃至摧毁，却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是中国走向未来绕不开的问题。”贺卫方还认为，六四事件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在我看来，"六四"一定要平反，时间不会拖得太长--不光是平反的问题，也要借机反思历史。”
实际上，经历过八九动乱以及后来的苏东巨变，越来越多的中共元老开始重新认识毛泽东、认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认识文革。邓力群早在1989年8月11日在烟台就发表过这样一段谈话：【现在，确实出现了相当一些吃外国人饭、替外国办事、帮外国人说话的中国人。其中有少数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变成外国人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我们的干部子弟中，说某某人在国外的存款高达上亿美元，这显然是谎言。但是，同外国人交往，接受贿赂，把钱存在外国银行的人恐怕不是个别的。不能说已经形成一个买办阶级，但他们的确是新时代的洋奴。出现赵紫阳这么一个人物，确实有社会基础。他也在培养支持和发展这个社会基础，自己则成为这个基础的代理人。先念同志给我讲，他给陈云同志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动乱和暴乱，以赵紫阳为代表，在政治上形成了党内的、社会上的反对派。】
陈云、李先念、邓力群等人的看法，代表了改革开放年代中共元老的普遍观念。这些人在文革中及改革开放初期对毛泽东的文革完全无法理解。然而，经过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他们终于认为，中共内部乃至党中央里，的确可能会出现“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和地地道道的汉奸洋奴买办阶级。由此毛泽东的晚年绝对不是昏聩糊涂，毛泽东晚年反修反修、反和平演变、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发动文革的初衷，绝对不是无的放矢的瞎折腾，而是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这就是89之后尤其是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共元老们的普遍看法，也是历史对毛泽东晚年的最终评定。
八、共产党及新中国坚持到现在，主要得益于毛泽东的晚年思想
为什么苏联在那场世界范围内的动荡中轰然倒塌，而中国却顺利渡过危机呢?其原因有很多，但最关键最主要的因素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习仲勋、王震、邓力群等一大批元老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的顽强斗争和坚决抵制。
实事求是地说，苏联819事变中那批苏共传统派8位元老，其手中掌握的资源和力量，一点也不比这批中共元老少，但为何苏共元老却一败涂地呢?当时戈尔巴乔夫自称自己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在福罗斯，但后来披露的真相证明，戈尔巴乔夫在撒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没有软禁总统，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也没有切断戈尔巴乔夫的电话线，是戈尔巴乔夫自己投机观风向，不回莫斯科。可见在关键时刻，那批意图捍卫苏联政权的苏共元老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希望戈尔巴乔夫会捍卫苏联，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及对叶利钦的斗争，都是极不坚决的。总而言之，是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代表的苏共元老们，对戈尔巴乔夫背叛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严重性估计不足。因为苏联没有毛泽东，苏共自始至终没有形成系统的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也没有任何成功和失败的实践。
在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中，首先是赫鲁晓夫打着列宁的旗帜，否定了斯大林。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以列宁传人的面目上台，但很快他就打着马克思的旗帜否定了列宁。因此，糊涂的苏共元老们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时，还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可以争取的马克思主义者，会站在他们一边捍卫苏联和苏共。当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露出其真面目时，苏联已经亡党亡国了。
而中国的赵紫阳，远远比戈尔巴乔夫狡猾。赵紫阳当年正是通过严厉批判胡耀邦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获得邓小平信任，进而获得总书记大权的。然而他一旦大权在握，虽然口头上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奉行资产阶级自由化路线，并且试图在动乱中篡党夺权。直到若干年后，软禁中的赵紫阳才对来访者袒露心声——他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赵紫阳形左而实右的表现，活脱脱一副当年毛泽东所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形象。所谓“睡在身边”，就是善于见风使舵，善于投机取巧，善于伪装成坚定地马列主义者获取党的信任，一旦大权在手就原形毕露。毛泽东正是看到这一点，才不得不将希望寄托在人民群众身上。
由此可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习仲勋、王震、邓力群等一大批元老，之所以能够在动乱中顺利粉碎赵紫阳集团的阴谋，最关键的是他们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晚年的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假如毛泽东没有做出这些独创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毛泽东只是中国版的斯大林，中国共产党没有形成系统的反和平演变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那么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他很可能也会遭受斯大林被全盘否定的命运。而在整个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高层也不可能形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坚定的共识，和后来的苏联一样，新中国在1989年也必然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带入亡党亡国的境地。
为何1980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仍然高举毛泽东的旗帜，而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彻底丢了这把刀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走资派，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当然，最关键的原因是，由于文革刚刚结束，中共内部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即党内走资派)必须韬光养晦，他们这时候权力未稳就表露反毛走资的真实立场，不正是从事实上证明了文革的正确和必要吗?
至于毛泽东留下的物质遗产，例如以两弹一星、核潜艇、大飞机为代表的强大的国防，以及独立完整比较先进的工农业体系等等，对今日中国的稳定和强大更有决定性的意义。
总而言之，新中国存在到现在没有被灭亡和肢解，中国人包括那些咒骂毛泽东的公知们，之所以还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富足的生存环境，直接原因是，邓小平、陈云等这些毛泽东的学生和继承者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性的现实作用，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但从根本上看，主要还是由于哲学王毛泽东独特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尤其是其晚年思想的独特贡献。只是对于这一点，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而已。
或许，“百姓日用而不知”，这就是“道”的一般特点;或许，被那些无知且狂妄的囚徒们一直咒骂，也是哲学王的必然结局。
九、中华民族要战胜邪恶敌人，毛泽东是最根本的信仰、旗帜、武器
在当今时代，正如邓小平早就指出的，西方国家尤其是邪恶的美国帝国势力，针对中国正在发动的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而且这场战争今天已经愈演愈烈。在美国外在的催化作用下，中国内部的第五纵队——新自由主义及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日益张狂。
在邓小平生前，党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故技重施，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赵紫阳与自由化划清界限以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则高举改革开放旗帜蒙蔽邓小平进而获取很大的政治权力。而邓小平一死，这些人就逐渐暴露了新自由主义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真面目，他们即反毛又反邓，不仅仅反共，而且卖国，而如同邓力群1989年所指出的，他们是“吃外国人饭、替外国办事、帮外国人说话”的“官僚买办阶级”和“新时代的洋奴”。
而此时的中国，已经没有邓小平来采取89年拿下赵紫阳那种坚决果断的措施了。但是，如何打败美国所发动的这种战争和应对当前这种局面，毛泽东生前有过系统的思考，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成果，也有十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教训。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要打赢这场史无前例地信息心理战，作为哲学王的毛泽东，是驱散笼罩我们重重迷雾的太阳，是引导我们迷途知返不忘来路的北斗，是凝聚我们人心的信仰，是指挥我们前进的旗帜，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武功秘籍，是我们消灭敌人的终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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