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梁漱溟的那次吵架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那次吵架
赵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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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文人气质和人文关怀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有文化，也是文人朋友最多的领袖人物。1949年，很多优秀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召唤下留了下来，并用真诚和激情拥抱新中国。毛泽东与这些知识分子交往很深、很频繁：他与国学大师梁漱溟谈治国理念，与历史学家周谷城谈历史、谈革命，与哲学家冯友兰谈哲学、谈思想改造，他与柳亚子、郭沫若对诗……
毛泽东对鲁迅、闻一多、郭沫若、茅盾、巴金、黄药眠、曹禺、老舍等许多知识分子称赞有加，并邀请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甚至让许多学者、作家当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当政协委员……
尽管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开始了“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批判和改造，但至少在建国初期，我们常常在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交往中感受到他的文人气质和人文情怀。毛泽东虽然批判过许多知识分子，但也交往了不少像梁漱溟、柳亚子、冯友兰、周谷城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朋友。这种交往决不是居高临下的权力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假惺惺的尊重，更不是附庸风雅的做秀；虽然没有文凭，但没有人否定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所以毛泽东与这些大知识分子交往时，他是将自己当成同样层次的知识分子；因此才会有他与梁漱溟争执、吵架的戏剧性场面。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友谊源远流长
被誉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初识于1918年，那时毛是北大图书馆助理员，而梁漱溟则是被蔡元培亲自聘请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毛钦佩梁的博学，他们的友情一直持续到1953年。1938年，毛泽东还邀请梁漱溟前往延安访问。
建国后，毛泽东邀请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并在中南海家中接待了他。
当毛泽东征询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时，梁漱溟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梁漱溟意味深长地说：“纵观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殊不易啊！”
毛泽东回答：“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
那天，毛主席留梁漱溟在家中共进晚餐。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梁漱溟的约请很多，并常常就一些具体的国家大事征求他的意见。他们之间的谈话有时愉快，有时不欢而散，比如对是否入朝参战之事，梁漱溟就表示了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梁漱溟认为“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卷入朝鲜战争，与美国人直接打仗”绝非上策，希望毛泽东再做考虑。
当时，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心已定，正需要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梁漱溟的劝阻可谓是很不识相。
然而，当梁漱溟这种不看权势脸色说话的知识分子秉性，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表露出来时，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和冲突终于公开化了。
那是
梁漱溟与政治家们争论治国方略
梁漱溟首先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提出质疑，明确地提出了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重视并拿出相应的发展计划。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标志，梁漱溟的建议无疑是对这种模式的否定；而当时，苏联经验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不容置疑的；
梁漱溟批评的重点集中在农村政策上。他批评政府脱离群众、在政治生活中只依靠党政干部而没有依靠广大群众。他说“农村中党亦就是政，政亦就是党……”
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梁漱溟学术研究的强项，他多年的社会实践也主要在于乡村教育和建设。因此，梁漱溟认为自己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最有发言权，所以他说到农村问题比较有份量，很动感情——
“我想着重点说的，那就是农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政协委员，竟然在大会发言中对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异议，并且直言执政党基本路线的某些不足，可说是勇气加狂放了。但在建国初期的政治氛围下，梁漱溟的这种直言相谏不过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本分和责任，所以梁漱溟的发言在当天的与会代表中并无太大影响。
第二天，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
毛泽东的这番不点名的批评让梁漱溟不服，觉得毛泽东误解了自己。
梁漱溟坚持己见不依不饶
当晚，梁漱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上午在会议上亲自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没说什么，只是约梁漱溟晚上谈谈。
约谈是在怀仁堂京剧晚会开幕前约20分钟。梁漱溟见只有20分钟时间，就简单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要求主席解除对他的误会。
毛泽东对他的申诉根本听不进去；或者根本来不及听，仍坚持认为梁漱溟就是在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建设总路线，只是不自觉或不承认而已。
梁漱溟对毛泽东这种态度有些气愤，言语间难免发生冲突，不但没有消除误解，反而不欢而散。
到毛泽东自己发言时，他对梁漱溟的批评更加尖锐——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
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
……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
我同
毛泽东显然是生气了。他当然生气，他出身农村，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十分了解，又是靠农民运动起家，当然不高兴梁漱溟在农民问题上指手划脚。
梁漱溟也生气了，他不是书呆子，更不是地主阶级或某个政党的代言人；相反，他一贯强调知识分子不应该有党派色彩，政府也不能有党派色彩，所以他才提出“无色透明政府”，希望政府成为超阶级的“无色透明体”；
梁漱溟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对中国社会抱有强烈责任感而且又能在社会实践中身体力行的学者；尤其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他不仅有深厚的感情、深刻的研究，他还作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实践：他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但决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在90高龄时，曾经对自己下过这样的结论：“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
梁漱溟对自己的评价决不过分，他的确是中国少有的几个能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付诸实践的学者。
1928年，35岁梁漱溟就认为宪政应该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该由乡村入手。因此他在广东作《乡治十讲》，筹办“乡治讲习所”；
从此时开始，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近十年时间，梁漱溟全身心地致力于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和实践：
就是这样一位重视农村、重视农民生存状态，而且十分重视实践的学者，竟然被周恩来说成是地主的代表，被毛泽东说“他搞所谓‘乡村建设’，那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他当然生气了，当然要站出来捍卫为自己的观点和尊严了。
梁漱溟要求毛主席拿出“雅量”收回说过的话
梁漱溟又一次写信给毛泽东申辩道：“你说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
毛泽东又一次未予理睬。到
“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
一个知识分子敢当面指责最高领导人，说污蔑了他，而且要对方认错！这不仅说明梁漱溟的勇气，更说明建国初期的政治氛围。
对梁漱溟公开向自己讨要“雅量”的做法，毛泽东的回答是：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梁漱溟公开向毛泽东叫板，与领袖你一句我一句的顶撞，让许多与会代表感到不成体统，不少代表即席发表意见，指责梁漱溟，而梁则站在台上纹丝不动，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
好一个知识分子！而梁漱溟能有幸在那样的场合与领袖辩论、争吵，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好一位政治家！
梁漱溟说，毛泽东故世后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尽管梁漱溟最终还是被轰下了讲台，尽管他因此与毛泽东断了几十年的交情，但这段政坛往事仍然让人羡慕、神往。
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居然与一个知识分子面对面地争论、吵架，居然让他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居然很当回事地一次又一次地对他的意见进行批驳——即使是有点儿霸道的批驳，都让我们感觉到这毕竟是人与人的交往、碰撞、冲突；而不是人被冷冰冰的、毫无人性温暖的权力挤压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面对面地给领袖提意见、直至争论，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幸运呵？
司马迁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当大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的事发生之后，汉武帝刘彻主动征求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与李陵并无私交，但想到李陵“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便觉得应该为其说说好话。于是，就对汉武帝说李陵降匈奴或许别有苦心，况且他以五千步兵杀敌万余，是否可以将功折罪……
没等司马迁说完，汉武帝就勃然大怒，下令将司马迁交付审判，最后被判处宫刑。
汉武帝本来还是一个励精图治、颇有作为的皇帝。他曾经因为自己错误的经济、军事政策给百姓造成了苦难而下“罪己诏”，向天下百姓承认错误，表示疚歉。可就是这样的帝王，都容不得知识分子说话，连一次都不行！
至少在50年代初期，至少在听取知识分子意见上，毛泽东比汉武帝有更多的“雅量”。
然而，毛泽东与梁漱溟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在这一点上，梁漱溟犯了一个错误。
1953年的梁漱溟，误以为自己与毛泽东的分歧与争论，不过是一个对中国农村问题有着深刻认识的知识分子，与另一个同样对中国农村问题具有深刻理解的知识分子发生的分歧和争论；所以他不屈不挠、再三写信、发言要把自己的观点辩论清楚，所以他不依不饶地逼着毛泽东拿出承认错误的“雅量”来！
梁漱溟没有认识到，同样是对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关心，同样是他和毛泽东都创办过农民讲习所，他也不应该视毛泽东为与他相同的农村问题学者、农民问题专家；抛开权力不说，即使同是教育农民，他们两人的差异就像他所说的“九天九地”：
梁漱溟是在做学问——广大农民如何学会民主宪政、地方自治的学问；而毛泽东则是在干革命——让共产党最终获取政权的革命；
一句话，梁漱溟是知识分子，毛泽东是权力；不过，我们在1953年看到的权力毕竟是有着浓厚人文色彩的权力，否则，梁漱溟要么根本就没有发言的机会，要么就被抓起来。梁漱溟在相当的时间里依然是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他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由于闭门思过、一言不发，梁漱溟反而因祸得福，幸运地躲过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
梁漱溟自己在老年提及此桩公案时，不仅没有对毛泽东报以恶语，反而作了自责。他说：“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指毛泽东）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我想，梁漱溟所说的寂寞是在表露他对毛泽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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