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鹏：“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怎么来的？

“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怎么来的？

申  鹏

　　中国革命史，其实就是一部女性解放史。

　　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女性才可以摆脱封建伦理、宗族家庭的束缚，读书、就业、劳动，乃至于走上政治舞台，乃至于拿起枪杆子参加革命。

　　她们有的是大名鼎鼎的女革命家，是妇女运动领袖，是著名的红军干部，还有的是地下工作者，甚至是农村妇救会的干部，是游击队的队长，是“红色娘子军”的战士。

　　向警予、杨开慧、毛泽建、伍若兰、赵一曼、江竹筠、冷云......为了中国革命，为了红色政权，为了新中国，有上百万女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中有姓名可考的就有20多万人。

　　当年的反动派是极其残暴的，白色恐怖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酷烈，杨开慧被杀害后暴尸三日，伍若兰被敌人砍下头颅，挂在赣州城楼示众......在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还乡团的反扑下，更有无数不知名的女党员、女红军、妇女干部被残暴凌虐杀害。

　　你要问她们为什么？图什么？

　　图一个人人平等、天下大同的新世界啊，图一个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男女老少都能活得有尊严的未来啊。

　　女共产党人张应春说过：“要争女权，要以天下为己任！”

　　张应春192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期间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妇女部长的身份从事妇运工作。1927年4月10日晚，她在出席南京地委扩大会议时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严刑逼供，将她吊打一天一夜，可她只回答“我是党员”一句话。恼羞成怒的敌人将她装入盛有石灰的麻袋，用刺刀活活戳死后，连夜秘密抛入通济门外九龙桥下的秦淮河中。

　　你以为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你以为“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怎么来的？那是靠无量头颅、无量鲜血换来的。

　　有理想很好，每个人都可以有理想，但问题在于实现理想，是要付出牺牲和代价的。反动派，你不打，它就不会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你要一个男女平等、天下大同的世界，你就得拿起枪杆子，用头颅和鲜血去换！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曾经在晋冀鲁豫边区生活采访过，他发现，在共产党治理的地区，不但没有女性卖淫维持生活，也没有人娶童养媳，更没有人纳妾娶姨太太搞一夫多妻，这里的女性不需要裹小脚，能够出门读书、学习；有一个四百户的村子，过去没有一所学校，现在有了，不是一所，而是两所，共有一百五十名男生和一百七十名女生，女学生的数量，还超过了男学生。

　　贝尔登翻过她们的教材，发现立马有很多通俗易懂的歌谣，比如：

　　“王大娘，李大嫂，小脚象辣椒。不能下地，不能挑水。一步摇三摇，风吹就摔跤。张三姐，刘玉玲，大脚是天生。下河能挑水，上山能砍柴，犁地种庄稼，赛过男人家。”

　　“旧社会，太黑暗，男女待遇不一样。男人去做事，女人不出院。男人穿新衣，女人披烂裳。男人吃白面，女人咽糟糠。男人骂塌天，女人口难言。男人读书报，女人锅台站。男人脾气变三变，女人有话肚里咽。新社会进行了大革命，人民得自由，男女平等了。男女一起努力生产，共同过上好日子。”

　　在边区，随处可见女性出门参加生产劳动：

　　“在收获季节，我看见妇女和小孩在地里收庄稼，与男人一起干活。农村里刚刚倡议摘互助组的时候，老人和丈夫们都激烈地反对妇女下地干活，他们怕自己的老婆和闺女同别的男人接触后会出问题。有些妇女不听丈夫这一套，主动参加了互助组的劳动。后来，男人看到女人能给家里挣钱，也就不反对了。妇女下地和参加手工业的越来越多，村里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从来男人养活女人，现在女人也养活男人。“”

　　正因为在共产党治理的地区，女性和男性一样参加生产劳动，获得了经济上的平等，有了经济上的平等，才会有政治上的平等。只有人人劳动，才能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世界。

　　杰克.贝尔登做过对比：“我访问解放区的时候，虽然看不到一个贫农在过年的时候吃得很丰盛，可是也看不到一个贫农跑到野地里躲债，看不到有哪一个农民为了抵债把闺女送给地主当丫鬟或者陪地主儿子睡觉。而你若是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就还会发现这些现象，绝非少见，而是非常普遍，天天都在发生。”

　　“蒋介石本人信奉自由婚姻，并且同中国最美貌的女人之一结了婚。在上海、北平和香港，有一些中国妇女享有近似美国妇女的自由，这也是事实。但是，在中国农村，特别是在华北农衬村，妇女的地位比五十年前好不了多少。实际上，考虑到过去十年中买卖妇女的数量惊人增长情况，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中国妇女的命运与过去差不多，甚或更坏了。蒋介石政权之所以未能改进农村妇女的地位，甚至往往还使之恶化，其原因部分是由于战祸，部分是由于蒋介石恢复了使中国妇女处于低下地位的哲理基础—新儒教。但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从未认真解决半封建的土地关系。而这种关系如不废除，势必使农村妇女永远处于农奴地位，并使大批的男子也和她们一起处于这种地位。然而，处于低下地位的不仅仅限于农村妇女。绝非如此。在中国的文化古都北平，迫于贫困和父母之命令而卖淫的中小学女生数以百计。这种活动往往是父母守在门外、女孩子的自行车和教科书放在床边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夫子庙一带有着一排一排的房子，男人们在那里公开向过路行人兜售自己的妻子。那些房屋并不是妓院，而是住家。如果顾客很匆忙，丈夫便叫妻子放下饭碗或喂着奶的婴儿，赶紧同顾客上床。蒋介石的金融中心上海也许是世界上贩卖妇女的最大市场。年轻的女性不断地被从农村弄到上海来，象商品一样投入市场，卖给人当包身工、丫头、小老婆、妓女，等等。而且，她们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的去路毫无发言权。尽管蒋介石夫人鼓吹新生活运动，上海仍不仅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卖淫中心之一，而且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妓院。”

　　中国农村的妇女解放，也是和土地革命同时进行的，因为中国的妇女和中国底层的广大农民，有着共同的敌人——地主。

　　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在那些没有革命政权的地方，中国实际上还是被封建地主统治着，广大贫农、佃户，和他们的妻子女儿，都不算是“人”。

　　“在山西，地主仗着自己的权势，任意奸淫村里的妇女，特别是佃户的妻子，更是地主随心所欲地玩弄的对象。佃户夫妻因为害怕，往往敢怒不敢言。佃户要是反抗，也绝不会有好下场。我在鲁西一个村庄里见过一个地主，他经常把佃户支出去干活，然后乘机调戏他的妻子。这位姓李的佃户表示了抗议，于是地主便指使土匪把他绑走了。地主为了掩盖自己的干系，假装请伪军解决这一绑架事件，还代替佃户摆了一次酒席。请看地主有多么狡诈吧。佃户被释放了，感激不尽，向仁慈的地主借钱偿还那顿酒席。当然，利息低不了，佃户还不起债，就把自己那一小块地抵出去了。最后，地主要他把老婆也送去顶债，这一桩事才算了结。实际上，常常不必如此设局。富农或地主只需等到佃户下地后，就溜到佃户家里奸污他的老婆。佃户要报仇，只有去杀地主，但这很因难，因为地主有保镖，控制着村里大部分的武器，还因为地主或其狗腿子就是村长，掌握警察的权力。”

　　“我在鲁西的另一个村子里，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地主看上了邻舍的一个女子，这女子是他表兄的儿媳妇。因为女的深居简出，地主很难上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来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长，自己和管家拿着手枪和刀，闯入屋里，把女的强奸了。没有人敢说什么，也没有地方可以投诉，因为地主即官府。”

　　“在河南安阳县的一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农妇告诉我，她被迫经常接待本地一个地主，国民党民团的头子。她和丈夫都抗拒不得，因为那个地主是地方一霸，他的意志就是村里的王法。”

　　“蓄婢、纳妾和包办婚姻的习俗也是与地主制度分不开的。如果不废除地主制度，国民党法律中有关这方面的一切条文都是毫无意义的。穷人女儿在内地地主家当丫头，有的被商人贩卖到上海当妓女，太丑的，就送到工厂做工。她们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因为已经卖身给他人，只得任人摆布。”

　　“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不但不去消灭这种制度，反而维护这种制度。在许多国民党军司令部里，我亲眼看到长官把当地地主叫来，向他们要年轻姑娘，供自己在驻扎期间享用。这样弄来的姑娘并不是娼妓，往往都是贫农家的黄花闺女。”

　　“这些地主老爷在私生活中向佃户滥施淫威，有时也很惊人。佃户经常被迫做一些下作的事以满足地主的低级趣味。”

　　“鲁北的北县有个地主婆，强迫一个佃农咬一个丫环的小脚，供她取乐。佃农把丫环咬得大叫，丫环的小脚把佃农熏得呲牙咧嘴，使得地主婆大为满足。在北县另一个村子里，有个地主往一个十六岁婢女的阴户里塞麦子以满足某种色情虐待狂。玩腻了这个游戏，他就把婢女的双手捆上，在她的裤档里放进一只猫，把裤管扎紧。看着婢女被折磨得在地上拼命打滚，他乐得放声狂笑。这些就是旧中国乡村里地主取乐的方式。”

　　中国封建时代，民国时代，女性确实是遭到“男权”残酷压迫的，但这种压迫本身和男女无关，而和阶级有关，和经济有关，和生产力、生产资料有关，山西有句俗话，叫做“天下没有穷人的理”，无论你是男人、女人，只要是穷人，在旧社会就不算是人。

　　但共产党和革命军队来了，情况就不一样了。

　　农村里有了基层党组织，有了农会，有了妇女会，有了自己的民兵和游击队，就不用怕地主了，还能在共产党的基层干部领导下，和地主、豪绅、汉奸、“维持会长”们作斗争。群众们不但搞土地革命，重新分配生产资料，还把土豪劣绅们抓起来，开“公审大会”，要他们一件一件交代自己的罪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的妇女解放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贝尔登写道，在晋冀鲁豫边区，共产党曾经组织大家一起看《白毛女》戏剧演出：

　　“我们抵达彭城时，正值国际妇女节的前夕，大街小巷挤满了邻近各村来的妇女和姑娘们。当晚在露天舞台为妇女们举行专场文娱晚会，演出歌剧《白毛女》至少有两千人冒着春夜的刺骨严寒前来观看演出。他们之中有县里的干部，烧窑的工人，供销社职员，还有包着头巾的老大娘，穿制服的女干部，衣著朴素的农村姑娘。”

　　“.......我万没有想到，台下的许多观众激动地站了起来，齐声喊叫；“杀!杀！毙了他毙了他”.......由于演员感情真挚，再加上配歌和舞台效果运用得当，因而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据我了解，观众中有许多妇女都有类似剧中人那样的身世，因而剧中悲惨的情景在她们之中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共鸣。我看见她们时时用衣袖拭眼泪。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不论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禁不住凄然泪下。坐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大娘，一边看一边哭泣出声，直到终场。”

　　正是这种高超的、深入人心的、不是枯燥说教的、却又朴素接地气的文艺宣传，让“妇女解放”深入人心，让广大底层女性明白了自己是谁，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源是什么，此后应该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战！

　　广大女性踊跃参加了各种劳动生产、社会活动，甚至参加了革命军队。

　　杰克.贝尔登曾经遇到过一位女游击队员，名叫梅素：

　　“梅素刚十二岁，就被村长抓差去替日本人修路。她每天都遭到汉奸监工的毒打，至今身上处处还留有伤痕。”

　　“她十五六岁时被许配给一个比她还小一岁的男孩。全家人为饥饿所迫，只好让她提前过了门。婆家的人根本不把她当媳妇看待，而是当丫头使唤。吃饭也不许她上桌，只给她吃一点残菜剩饭，她经常忍饥挨饿。”

　　“每次她跟丈夫发生口角，他就跑到他妈那边去告状，于是母子俩就把她毒打一顿。她全身都被他们打遍，背上、腿上、胸部，见哪打哪，一边打一边骂她不知好歹。她的丈夫替日本人干事，日本军官常到她家来，婆婆总是避着她替日本人端茶倒水。日本鬼子常常借机调戏她，因此她拒不肯侍候这些家伙。有一次，就为这事她被揍得死去活来。她一想这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她把房门闩上，找来一根绳子悬梁自尽。她一下子失去了知觉。当她醒过来时，发现绕在脖子上的绳子断了，床上溅满了鲜血。”

　　“从此，她身患重疾，无力气干活，这就招来更狠毒的打骂，有时终日连一口饭也不给她吃。她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虐待，逃回了娘家。她的公公和婆婆直追到她家，奶奶拼死不让他们把她带走，被他们打昏在地。邻居们闻讯赶来，才搭救了她。从此她就和老奶奶相依为命，靠着在一小块菜地上种点菜湖口度日。可是她的丈夫和婆婆还是常来抓她打她，她终日提心吊胆，唯恐重陷火坑。”

　　“后来，日本人撤退了，山里的八路军开进了观台镇。一天，一位女干部来到她家，对她说：“听你们家邻居们说，你受过很多苦。现在中国妇女翻身的日子来到了，你再也不会受苦了。‘多年来，有谁同情过她这个苦命的女孩子？干部的亲切关怀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她把自己的希望吐露给奶奶—也是她唯一的亲人听。老奶奶也说，男女平等敢情是件好事。可是又给她泼了一盆冷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男人就是天，女人就是地。咱们能有啥办法呢？”

　　“梅素把奶奶的话告诉了那位女干部。女干部说：“有办法，咱们组织起来嘛。只要咱们组织起妇女会，大伙儿都来诉苦情，看今后谁还敢欺压咱们妇女？“这一番话使梅素深受鼓舞，从此她便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妇女工作，每日走街串巷，发动妇女们组织起来。由于工作积极热情，她被选为她所在片的妇联主任。在妇联的支持下，她终于与丈夫离了婚。”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队开进了华北平原，企图攻占观台，进而消灭太行山区的游击队。人们纷纷撤离观台。梅素也随着群众一道撤出。进山后，她帮助妇女们安家，组织她们纺纱织布，解决生活问题。后来，她回到观台附近地区，要求参加民兵游击队。开始，大伙儿都取笑她，但经不住她再三坚持，最后才同意让她干点烧火做饭、缝缝补补的杂活。不久又分派她搞侦察工作，她把头发盘在脑后梳成髻，化装成家庭妇女模样，经常出入镇内收集情报。大年除夕那天，她挎上一只篮子，装上糖果烟卷，还附有八路军县长写给蒋军土兵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我们知道你们都是被抓来强迫当兵的，我们与你们远日元冤，近日无仇。如果弟兄们实在混不下去，何不弃暗投明?“她把这只篮子放在蒋军碉堡外边。不久。果然有两个蒋军土兵投诚过来。梅素感到很自豪，但并不满足，因为她还没有参加打仗。她决心学打枪，到山里以野狗当靶子练枪法，人家问她，她就说：“打狼。”后来，她又站在山崖上，往下面的河里投手榴弹，逐渐克服了对手榴弹爆炸的恐惧心理。自那以后，民兵们就让她和大伙一起参加战斗了。因为她对观台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每次制定作战计划都有她参加。但在历次袭击观台的战斗中，她一般都是担任把风放哨的任务。一次在民兵与国民党还乡团交火时，她爬上观台城墙，也举起枪朝敌人射击。这次战斗消灭了两个敌人。事后她说：“没准其中一个是我干掉的。”她是个文盲，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她说，她之所以拿起武器参加民兵，是因为八路军是她所见到的唯一不欺压老百姓的队伍。她把自己的命运与八路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盼望着将来战争结束后能过上好日子。她并没有什么过高的奢望，只希望当一个普通工人。她相信中国将来一定能发展自己的工业，到那时她能进工厂当工人也就心满意足了。她是我在中国这几年亲眼见到的第一个扛枪上前线的姑娘。她参加游击队并非出于浪漫的想法，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她貌不出众，粗手大脚，没有丝毫的娇姿媚态。除了身上穿的，她没有任何好看的衣服，一生连一把牙刷也不曾有过，与香皂更是无缘了。她就是这样一贫如洗。她没有花容玉貌，但是她满腔热情，干劲充沛。我在这里没有用她的真名实性，因为她目前正在从事的工作十分危险，一旦被捕，绝无生还之望。也许她现在已经与世长辞了，倘若还在人间，我祝她幸福。”

　　贝尔登说得没错，在那个年代，参加革命，追求人人平等，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每当八路军和游击队离开，国民党的白匪军、地主的“还乡团”回来后，等待这些农村女性的，往往是极为惨烈的命运。

　　“八路军进村前，她和丈夫靠耕种二亩地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土改时，这对年轻夫妇分得了地。后来，女的当了村妇女会主任，男的参加了民兵，护村抗日。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游击队离开了这个村子，这对夫妇留在村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当国民党进村时，逃亡地主也跟着还乡了。这个地主亲自跑去把这位妇女交给国民党军队说；“她是八赂。“你就是共产党，“一个军官说，“你一定会唱歌。”接着，那个军官把她带到兵营里，强迫她唱歌。一连三天，她被迫从一个班到另一个班，唱的是能记得的童年时的歌。一些士兵糟蹋她，但也有些士兵见她哭泣而感到差愧，就走开了。天黑时她被关起来，夜里被带去供国民党军官泄欲。第四天，她被送进监牢。他们不给她东西吃。她的叔父给她送饭。有一天，叔父看到饭留在牢房外边没动，才知道她已被杀害。他到处寻找，在附近的一座桥下找到了她和另三个人被肢解了的尸体。这位妇女仅仅因为相信妇女应当与男人平等便犯了死罪。在游击区这就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这只是我从农民那里听到的许许多多事件中的一小部分。”

　　一个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很难想象当年的斗争是多么残酷：

　　“大概有这么深，”他指着胸脯说，“我们挖完以后，还乡团把五男一女推进坑里去。他们让这六个人站着。我正感到奇怪他们叫我往坑里填土。他们有枪，我没法子，只好往坑里填土。当土埋到他们脚脖子的时候，那个姑娘开始唱歌。她唱的我不懂，大意是关于妇女平等和‘世界是我们的’。

　　“歌真好听。可是，还乡团那些王八蛋不喜欢，有个家伙说：‘世界是你们的，好！地狱也是你们的吧！’“这家伙狞笑了一下，夺过我的铁锹，往她险上扔土。男人们一直不吭声，现在也开始唱起歌来。非常奇怪，那些地主王八蛋好象感到了什么，突然疯狂起来。他们夺过我们的铁揪，自己往坑里填土。

　　“他们把坑填满了。那六个人只露出脖子和头。他们唱了会儿歌，但很快就憋得喘不过气来，眼珠鼓得象鸡蛋一样大，不一会儿，七窍都出了血。

　　“那个情景真是惨不忍睹，可是，那些王八蛋们却是看个没够。最后．他们拿起铁锹把他们的脑袋一个个都砸到土里去。

　　“让狗把他们吃掉，‘我听见一个家伙说。

　　但就是这样残酷的报复和屠杀，也无法阻挡广大中国农村女性对共产党承诺的那个新世界的向往。

　　贝尔登曾经遇到过一个从封建婚姻中逃离的妇女干部“金花”，问她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她回答：

　　“我想找个思想进步的对象。他应该是个无产阶级，不自私自利，不压迫妇女，为人民服务。”

　　“我要找一个比我大两三岁、有文化、吃过苦、克服过许多困难的人。

　　“我不找有钱人，我要的是工农，一个不怕死的人。我不找资本家，也不要逛窑子或有小老婆的人。这种人剥削穷人，而我正要对这种人进行斗争.....”

　　妇女的解放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妇女能够接受教育，参加生产工作，获得社会地位，你想一想，这将会爆发出什么样一种生产和革命的激情？广大人民会因此更加拥护红色政权。

　　“之前，丁胡村只有六个妇女出门干活。到了一九四一年，参加割麦的有十三人，播种的十人，间麦苗的十人，担水的三人，砍柴的三人。到一九四三年，参加劳动的妇女人数增至一百零一人。根据县政府的统计，那一年全县有二千名妇女纺线。再过一年，全县一万一千名妇女中纪有八千名有纺车。由于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所以，农村的经济状况提高得很快。”

　　“这就是翻身运动给丁胡村妇女带来的一些好处。这些好处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同时也是物质上的。这一切都对内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许多农村中妇女们行使的权力比男人更多，而且往往是比自己的丈夫或兄弟更热烈地支持八路军。”

　　“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吃饭并生育后代，这是人类的基本要求，在这点上中国人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有意义的是，正是在吃饭和妇女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巧妙的智谋努力工作。由于消除了农民对吃饭问题的担心和妇女对夫妻关系的恐惧，共产党人在农村中引起了巨大希望，他们正是乘着这种激情的波涛而取得节节胜利的。”

　　“共产党人是不是把改造男女之间的关系作为取得政权的一种手段，这并不要紧；问题也不在于他们是否真诚。但事实是他们已经给妇女指出了她们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中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成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广大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由于他们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所以也就找到了一把战胜蒋介石的钥匙。”

　　我非常推荐大家读一读杰克.贝尔登的这本《中国震撼世界》，大家可以从一个美国记者的角度来了解当年在中国农村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改变历史的革命，大家会更懂什么是土地革命，什么是妇女解放。

　　我今天看到很多“女拳大V”们夸夸其谈讲什么男性、女性，煽动性别对立，我就觉得可笑。

　　今日的新中国，实际上早已是全世界“最进步”的国家之一，也是女性权力、地位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男女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今日 的中国，不存在女性对男性的封建人身依附，也不存在把女性当作货物贩卖的事情，更不存在“童婚”、“一夫多妻”这样恶劣的习俗.....相反，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些都存在着。

　　当然，创造一个新世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今天，我们依然要在女性受教育权，女性劳动工作权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中国的男女平等，是靠当年共产党的革命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

　　而某些“女拳大V”鼓吹的东西，实际上不是为女性争取权力，而是让女性重新物化，重新变成“货物”和“商品”，回到那个“吃人”的旧文化、旧伦理中去。

　　你要这些封建、反动的东西，想好了拿什么来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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