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何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公有制”？

公有制，一定要解决民主的问题，不解决民主的问题，“公有制”就是“领导所有制”，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就近乎“法西斯主义”，这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毛主席晚年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他反对苏联的“一长制”，反对“马钢宪法”，反对搞物质刺激，反对依靠少数专家和一套繁琐的规章制度，冷冷清清地办企业。

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和解放前差不多，还是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其本质是国家资本主义。

也就是说，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如果不解决劳动者参与管理的问题，资本主义复辟快得很。

所以他探索“鞍钢宪法”，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工人要参加管理，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要“三结合”。

他就是这么做的。小平要下放，剑英要下放，农民永贵要上来，工人桂贤要上来，他们要参与管理。

这不是什么宫斗，谁下来、谁上来的问题，而是一次战略考量，一次自我革命。

毛主席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就是说，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即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才能使党和国家机关、部队、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制止特权思想的滋生。

说我们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代表农民阶级利益?怎么代表?这个体制机制做了探索，更要改革完善，只讲服从，不讲民主，只讲领导，不讲监督，这样代表下去，只是领导个人的利益，顶多是在这个小圈子里搞平衡，一个个夹带私货，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给平衡出去了。长此以往就必然会形成小圈子，就会形成利益集团，这是规律。

1960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修改定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后，乘专列去天津开会。途中，毛泽东同志看了鞍山市委的报告兴奋不已，写了长达600字的批示(即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以下我们全文刊登毛主席的批示：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〇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毛泽东

196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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