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发言：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历史必然性

遵义会议作为长征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而载入史册。和历史上任何伟大事件的发生一样，遵义会议从酝酿、召开及其决议的起草、最后通过，乃至下发传达与贯彻，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危难中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绝地重生，通过遵义会议完成自我革命、自我完善和自我救赎，实现伟大的转折，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一，开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自中共二大确立与共产国际的组织隶属关系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更迭和重大决策都要听取，甚至是完全秉承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但是在长征出发前夕，党中央和红军总部通过上海中央局中转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意外中断，这在客观上造成中共中央无法请示共产国际，只能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情。学界有把这一偶然因素解释为遵义会议能够由中共自主召开并决定各项事宜的原因。事实上，这一历史性转变绝不是出于纯粹的偶然，因为在偶然中蕴涵着必然。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深入共产党人骨子里的精神品质。长期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实践中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处于被分割包围的状态下，并且与上级组织和中共中央的联系也很困难，在多数时间里都需要独立自主地应对残酷的对敌斗争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因而大大弘扬和光大了这种民族精神。毛泽东早在1930年5月就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因此，独立自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发生自我革命的先决条件。

其二，运用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在其幼年时期虽然迭遭“左”右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干扰，但是，作为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和始终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先锋队，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以此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和规律，这在党内许多同志那里已经逐渐成为自觉。长征时虽然还没有“实事求是”这一提法，但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全党、全军从血的教训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实事求是原则的精髓)。遵义会议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由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进而成为逐步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起点。

其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强化党的集体领导。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秉持列宁主义建党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历年对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的斗争，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并日益深入人心。丢失根据地和被迫长征如同一场惊涛骇浪，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使团结对敌成为全党和全军上下共同的自觉，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千难万险。与此相应，革命大家庭的民主和平等，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自酝酿“通道转兵”开始，到遵义会议及其之后，党内民主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民主集中制，逐渐成为解决党内争端、开展党内斗争、决策重大事项的主要机制。

比如，在最终确定转兵贵州问题上，即使是在总体上仍然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博古，虽然他具有在党内负总责的地位，但也能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领导原则，据李德回忆：“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在稍后的遵义会议上，博古虽然心里不服，但也没有行使最高负责人的一票否决权。可见，在危急关头通过民主集中制做出的正确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救赎和自我革命，是最终形成长征和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关键。这种健康的民主生活秩序和民主集中制机制，在随后得到传承和光大。遵义会议后，虽然推举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但仍然保留博古中央书记处书记(常委)职位，并在稍后的沙窝会议上又一度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样，一方面通过组织调整，在树立正确的组织路线的过程中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端正正确的军事路线;另一方面，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党中央的团结统一。这是党中央团结率领各路红军战胜敌人百万大军围追堵截，并在以后的斗争实践中树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引导中国革命重振雄威，不断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

其四，毛泽东重回中央决策层。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剥夺对红军的领导权，被排斥在决策核心之外，在1934年1月召开的“二苏大”上，原来一直由他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也由张闻天替代，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的职权也被架空。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第五次反“围剿”的局势和长征以来的战况，依然多次就军事问题提出建议，但大多未被采纳。这种状况到酝酿“通道转兵”时发生根本改变。

在随后的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赞同，遵义会议更是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载：“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半年之后，即1935年8月19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毛泽东被确定为负责军事，也就是所谓“在军事上最后下决心者”。总之，从“通道转兵”开始，毛泽东在党的中央领导层重新获得发言权，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直至在遵义会议上被实际确立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不仅是夺取长征胜利和掀起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根本组织保证，而且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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