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保存发言：周恩来与遵义会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遵义会议有关的档案和史料的披露，特别是许多老同志的年谱相继出版，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转折过程中，周恩来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为遵义会议的召开, 为这次伟大转折的完成, 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确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遵义会议的召开, 是一个历史过程，专家学者们多从通道转兵说起。为什么会有通道转兵?还要从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说起。

湘江之战结束之后，中央红军进入了老山界。红军总参谋部立即对各部进行清点检查，结果是所有部队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红军队伍出发的时候是8万6千人，湘江大战之后只剩下了3万人。周恩来将总参报告递给了李德和博古。他们看完报告，沮丧至极。周恩来又把报告递给了总司令朱德。朱老总悲愤地说：“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了五六万人哪!这支部队是我们从井冈山带出来的，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多么不容易哪!这样，一下子就被国民党搞掉了五六万，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啊!”

洛甫和毛泽东也看到了这个报告。洛甫对李德和博古说：“你们是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就知道一意孤行，现在是不是应当讨论总结一下了?”

毛泽东说：“我看仅仅讨论和总结还不够，应该追究责任!”

这对当时总负责的博古来说, 压力山大。27岁的他精神几乎崩溃。湘江之战自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头上。他不时举起手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比划，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夺过他的手枪说：“当心走火!”……

1934年12月12日，红军进入了湖南通道县。下一步红军的路怎么走?朝哪个方向走?成了决策者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高“三人团”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红军的前进方向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领导长征的 “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第一次参加军事决策会议。是周恩来和朱德把毛泽东请回来参加的。康克清的回忆录写道：“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计划。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他在会上分析形势作出判断，提出改变红军原定北上湘西北同二、六军团司令部会师的打算，避开敌人为红军设下的口袋阵，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争取红军有个喘息和整顿的时机，尔后再定行止。”

通道会议，给毛泽东提供了阐述自己意见的机会。毛泽东对极其严重的敌情进行了分析。他说，根据二局提供的情报，在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布置重兵，形成一个口袋阵，红军若继续向湘西前进，等于自投罗网。红军现在应该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这对改变原定北上湘西北的计划，向贵州进军，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恩来和朱老总、张闻天、王稼祥一起，促使博古、李德第一次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进军方向。

通道会议结束的当晚19时，中革军委于发出“万万火急”命令：部队转向贵州前进。12月14日，红二师攻占贵州重镇黎平县城。

因此，有人说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后来的黎平会议，更不会有遵义会议,，因而把通道转兵称之为遵义会议的序曲之一。

红军到达黎平之后，向什么方向发展?此时李德认为红军还是应该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汇合，博古也认为去湘西是共产国际同意了的，不能随意改变。他们给红二、六军团发电：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毛泽东力主放弃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他与张闻天、王稼祥商量后，由张向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向博古转达。起初，博古不同意。周恩来既有原则性又耐心地说服道：“洛甫(张闻天)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三人有权建议召开会议，他们的意见我赞同。现在是扭转危机的关键时刻，趁敌还没上来，我们抽空召开个会议，统一认识、明确方向并作个决定。这样，有利于红军今后步调一致的行动。”

此时的博古在犹豫中同意了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意见。

1934年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黎平会议。这是长征开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针的会议。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则明确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李德看后拍了桌子，质问周恩来为什么改变共产国际的决定?周恩来予以坚决的回应。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的意见被会议否定，还是服从了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随后中革军委在当天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第二天，朱德、周恩来为执行这一决议做出行动部署。这一决议及其实行，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避免陷入绝境。

1935年1月1日，红军队伍向西北方向来到到乌江边。中共中央在瓮安的猴场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指权，从组织上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状况。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在长征中重新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

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际上是为开好遵义会议进一步作了准备。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9日，周恩来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立即开始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3日，周恩来签署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参加会议。这份电报是目前发现判断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主要依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它的目的之一，是检查在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丝毫不推卸责任。同时，他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谈到此事说，“他(周恩来)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杨尚昆后来说：“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周恩来同志又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杨尚昆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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