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要员反思：南京国民政府有哪些毛病

导读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不但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经历了清末革命与民初乱局的国民党也开始自我改造，随着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受到各地民众的踊跃支持。但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整个政权的基本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今天而言，从国民党方面人物的各类文章、日记、回忆录中分析国民党政权兴衰史，无疑具有极佳的政治镜鉴作用。

01

要员眼里的国民政府危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本应具有历代新政权都曾有过的所谓“开国气象”，但在现实中，这种的“气象”却并不多见。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争斗愈发激烈。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的党员与国民政府中的各级公务人员显露出各种腐败、堕落、消沉、不负责的风气。从当时的国民党人士的言说当中，可以窥见南京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1932年7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所见所闻皆腐败官僚，与幼稚党委，新官僚……”两个月后，他又在日记中感慨：“时以不得襄助之人为念，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旧党员多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1932年底，蒋介石再次抱怨道：“早晨谒陵后，与戴叶慨叹，深谈本党老党员之腐败，自私、卖老、害事，如不更张，则必亡国也。”

在孙中山的思想体系里，国民党党员是要作为“先知先觉”，带领“后知后觉”的老百姓进行革命的。而这种“先知先觉”，是要建立在具有极高的革命理想与奋斗精神之上的。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蒋介石的描述中，“先知先觉”堕落为“特殊阶级”。

国民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胡汉民，虽然在政治斗争中经常与蒋介石势同水火，但在观察到国民党的不良风气方面，与蒋介石颇为一致。1931年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目前我们党的生气，似乎一天一天在那里消沉了，凡注意党务现状的人，都感觉：一，党务工作，好像没有以前的紧张;二，党员行动，好像没有以前的严肃……而所以致此，第一由于同志们心理上的错误，他们浑忘了总理“革命的精神，固当用于破坏，尤当用之于建设”的遗教，一以为现在革命已经成功，革命的目的，也已消失了。

在这里，胡汉民也认为，曾经作为革命先锋的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整个风气大为变化，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在这样的情形下，很难想象国民党内众多党员有多少建设国家、服务大众的意愿。

1932年，时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后来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杨公达在《时代公论》杂志上连续以“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杨公达毫不客气的指出：“国民党弄到现在，结果是：天怒人怨，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势!”。

一篇评论或许点明了原因：“国民革命军出发之初，本有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口号，今则对帝国主义屈服，对军阀官僚联络，对买办阶级拉拢，对土豪劣绅优容放纵”。

总之，在这样的政治风气下，国民党在社会上的形象越来越差。

02

国民党统治后期的腐败乱象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此时，他的个人威望达到顶峰，不少人都企盼他能一面积极抗日，一面洗刷政治风气。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战建国”的口号让不少人对国民政府寄予希望。但没过多久，国民党政权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军队内部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偏安于西南大后方的国民政府，非但没有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气象，反而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堕落。加之经济领域的物价飞涨、官僚资本横行，许多人对国民党政权越来越失望。

对于这些问题，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士其实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一度担任内政部政务次长的唐纵，1943年9月10日在日记中写道：“本党在未取得政权之先，人人言革命，个个皆刻苦，今因居官位，不觉有人腐化堕落……”，到了1944年4月28日，他在日记中对于政治问题的语气更直接了当：“上级干部在追求权位，下级同志在追求生活。主义、政治、革命，都已忘却了，消失了!”

既然国民政府内部有许多这样的官吏，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大员在沦陷区上演一幕幕将“接收”变为“劫收”的闹剧，也就是势所必至之事了。

这一问题，抗战胜利后参与广东接收的国民党军事将领张发奎在回忆录中也有一番颇为沉痛的感慨：战后政府机关都在贪污，正如我所说，接收成了“劫”收。党政机构每一层级都贪污。我真的拣不出任何干净的层级……

正是目睹国民党的种种弊病，抗战胜利前夕，一批以CC派的中央委员为主，结合国民党内黄埔系、复兴社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委员，开始推行所谓“党政革新运动”，希望以此来洗刷政治风气。

抗战胜利后，有感于各地层出不穷的“劫收”行为，以及党内其他不良风气日渐滋长，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革新分子公开提出团结党内同志，实行党内民主;打倒官僚资本，实行民生主义;肃清官僚主义，实行民主政治;发扬民族正气，保卫国家主权四种新的“革命精神”。

虽然革新分子的言论切中时弊，并且看起来充满革命理想，但实际上，革新运动到后来也成为派系斗争的工具，不少人开始借此运动来打击异己，培植力量。特别是其中的CC派成员，将矛头直指掌握大量政治与经济权力的政学系。这使得本以革新国民党内部痼疾为出发点的政治改革运动，到最后成为不同派系之间的利益纷争。

03

基层政权尽是土豪劣绅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国民党的党员有机会近距离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通过对比而进一步启发他们思考国民党内部存在的问题。1944年，曾经担任国民政府驻延安联络员的徐复观，向国民政府高层递交了一份关于边区的观察记，他向国民党高层痛陈：“今日必承认社会确有各式之土劣存在，而土劣之根源，在于土地制度之不合理。”

在徐复观看来，国民党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基层组织涣散，党员脱离群众。他认为解决之道，关键在于能够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并且与土豪劣绅彻底切割。之所以能有此看法，很有可能是他根据在延安的详尽考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关键在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不过，对于充斥着权贵气息的国民党而言，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落后的租佃关系与土地分配不平均，导致贫苦农民生计维艰。浙江省的无地农民占全省农村人口的70%左右。北方冀、鲁、豫三省，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普通农民仅拥有大约16%的土地，而只占农村人口6%左右的富户与地主，却拥有全部耕地的33.13%。

1928年，国民党在统治基础颇为稳固的浙江省施行“二五减租”，但当地地主不断阻挠，最终，浙江省政府迫于压力于1929年4月取消“二五减租”。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土地法》，在实质上肯定了地主阶级对于土地的占有权与租佃权。

1948年，张治中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他指出，村里土豪劣绅把持政权，农民受尽剥削：虽本党之政纲政策悉以三民主义为内容，然一切未付实施，如同废纸。基层农村直接领导人民以至代表民权之分子，全部为土豪劣绅、流氓地痞。

时任中央日报记者的龚选舞在回忆1947年底国民党召开的“制宪国大”时的一个片段，正好印证了张治中的这一观点。龚选舞在采访国大新闻时，竟碰到了昔日邻居、代表青年党出席的施先生……这位施先生本来是个彻头彻尾土里土气的土豪劣绅，自从捐班弄了个制宪国代，在县里越发恣意横行，宰割一方。

本版文章据《东方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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