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陈云身边工作的日子

▲陈云

1949年11月，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在陈云同志领导下的中财委财经计划局工作，所以常有机会得到他的教益。短短4年所受到的教诲，对于我后来在工作中紧跟党的路线，少犯错误，大有裨益。可惜当年许多笔记本，在十年内乱中散失了，现在只能就记忆深刻的陈云同志对当时工作的一些指示和做法，也就是在下述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中，来进一步体会陈云同志当时的经济思想。

陈云同志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很下功夫，这给我深刻的印象。我初到中财委工作，一次他同我说“你在白区工作多年，有一套工作方法。今后，你会知道共产党做工作有一个特点，遇到比较困难的问题，要用90%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了解，研究分析，掌握规律，以10%的时间来处理问题。”当时，我听了还不太理解，后来在工作中亲眼看到陈云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来处理经济问题，才对此有了较深的认识。

1949年全国解放，我们接收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已使经济百孔千疮，陷于崩溃。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究竟实际情况怎样，工作应从何处下手，这是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陈云同志首先抓住当时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又是冒险家乐园的上海，作为重点，率领章乃器、千家驹等于1949年7月来到刚解放不久的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当时的活动，我没有参加，后来听工商界的一位友人感慨地讲：“共产党内真有能人，陈先生提的问题，内容很深。”可见，陈云同志调查研究是深入实质的。

那时在经济建设上，面临的困难很多，上海尤其复杂。上海纺织业因投机商抢购囤积，出现了购棉困难的情况，为此上海成立公私联合购棉处组织力量采购棉花调配供应。尽管如此，棉花依然紧张。就在年底，上海和武汉工商界中的一些投机分子又乘机哄抬大米和纱布的价格，来势很猛，为我们始料所不及。上海的大米和武汉的纱布价格到了一日数涨的程度，上海甚至出现借款要按日计息的现象，中小银行吸收短期存款也这样做。利息按日计算，这是上海市场上从未出现过的，上海人称为“日拆”。这股狂涨风弄得全国震惊，人心浮动，局势相当危急。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经济建设无法开步，责任落在中财委主任陈云同志身上。记得当时陈云同志在这场风潮面前，立即组织调查，摸清市面上通货游资的数字和投机商棉粮囤积的数量，同时了解核实上海、武汉及附近城市地区我们掌握的大米和纱布的数额，进行分析，对趋势作了正确的预测。在估计到投机者的力量已不多时，果断地决定把足够数量的大米和纱布分别调运到上海和武汉，投放市场。一开始抛售，上海、武汉的牌价就开始回落，于是再抛，投机商见此，沉不住气，也抛，价格更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使上海、武汉所哄抬起的价格直线下降。这时，许多投机者恐慌万状，有的中小银行投机不成，反而大亏，应付不了“日拆”，有的倒闭，有的经理人员逃到香港。市场物价稳定了，人心也安定了。

这是一场以控制物价为手段的阶级较量，党和人民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回顾当时陈云同志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和办法，我的理解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到知己知彼，采用了集中统一的对策，运用经济手段，击退了那些投机的中小银行和批发商，查办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坏分子，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后经济领域第一个大战役的胜利。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单靠行政干预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在复杂的斗争面前，正确的指导思想关系极为重大。这是陈云同志成功地运用毛主席的知己知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战略思想的典型事例。

▲陈云与毛泽东、刘少奇交谈。

陈云同志从这场斗争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注意到这次物价涨起来，一些中小银行从中煽风点火，供应财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他认为，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业，银行是必须首先控制的要害部门。因此在全国物价稍平稳后，立即开始统一财经、平定物价的工作。首先对大银行着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最早实行公私合营，派公方代表进驻掌握营业，使银行为国民经济的恢复起积极作用。为了进一步稳定市场，消除隐患，后来又将那些在流通领域不劳而获的批发商逐步转业到生产岗位上或加以取缔。大银行的公私合营也带动了少数原工商业者，如吴羹梅同志的中国标准铅笔公司、李烛尘等同志在天津办的永利化工厂等一些企业积极响应，率先实行公私合营。这对后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对全行业合营起了榜样的作用。

集中统一方针取得胜利后，陈云同志很重视计划的作用。当时经济建设上有苏联专家帮助，对计划掌握很严，陈云同志很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也不盲从，不照搬别国的做法，而是有选择地适合国情地办，不求之过急，不搞短期行为，使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顺利地进行。

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陈云同志贯彻执行《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使它具体体现在实际工作当中。例如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企业尽量保护扶植，以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记得他邀集了较大的私营工商业者同国营公司一起开会，共同商定1951年的生产计划。由与会者自报每年各自的生产能力和当年打算生产多少，尽量讲，碰一碰，认为保守的就再增加一点，分析估计全年可能的生产总量和需要供应的原材料，共同商量和分配，平衡后定出生产计划，并且很具体地分配城市、地区、厂矿生产数字。在分配中，国营企业采取让额让利的方针，以满足私营工商业生产的要求。当时运输困难，政府还保证供应原料，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措施，来妥善解决公私经济的具体问题。这次会议我参加了，事后听到私营工商业者像上海的胡厥文、盛丕华、郭棣活等同志发表观感说，党和政府这样信任我们，与我们一道来商量，告诉国营工业生产多少，让我们生产多少，满足我们的生产能力，平衡供应和需求的数字，这种态度与方针使我们很受感动。在国民党当政的22年中，从未这样与我们商量过。所以很感激党和政府，表示回去努力生产。这次会议与所做的决议，事后看效果很好，加上其他方面的工作，使工商业出现了稳定的局面和稍有上升的趋势。

陈云同志主张对大纱厂实行公私合营之前，先采取国家加工订货的方式，以取得经验，局部树立样板。他就此曾同上海的纱布业巨头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等同志商量，由国家保证供棉，由他们保证生产棉纱、棉布，国家给代织代纺的工缴费，对其他的一些企业采取经销、代销等办法，对工缴、经销、代销的费用都从宽，使他们有利可图，乐于接受，积极生产。

对私营工商业改造是件很大的事，国家大，情况复杂，政治上、经济上处理稍有不慎，就会出乱子。在清产核资方面，由私营工商业者自报公议，表示对工商业者的信任。清资核资后发生定息问题，工商界当时有“坐三望四”的想法，即坐定稳拿3厘，希望是4厘，最后国家给定了5厘，最初定5年，后来发现工商业者有困难又改为7年。陈云同志认真执行赎买政策，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坚持原则，不操之过急，稳步前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件大事，没有出现什么大乱子，是不容易的。

据我看，陈云同志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很坚决。但他从实际出发，也希望私营工商企业在一定的短时期内有所发展，使它可以发挥有利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为国家创造财富，本身也可积累经验。国家还可以对原工商业者进一步认识、了解、使用，调动他们的力量来搞好经济建设。

陈云同志在处理经济问题时，首先考虑国家利益，同时也照顾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对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认真听取意见反映，随时修正调整。例如在税收问题上，当时新政府刚刚成立，税收制度还不尽完善，有的合理，有的不太合理。工商界有位代表人物徐永祚(上海著名会计师)来京开会对税收政策提出尖刻的六字批评——“重、重、追、苛、细、扰”。陈云同志听到后，并未生气，而是做了很认真的研究。在一次会上，他幽默地提出，现在有人称“万岁”为“一万种税”，提示有关部门注意检查，后来在税收政策方面进行了适当调整和修改。

“三反”“五反”运动时，有关部门召集上海较大的300多家私营工商业者集中学习，交代情况。当时工商业者思想很紧张，但运动结束时，大部分都被定为基本守法户和守法户。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工商界安心了，对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工人在企业里起主人翁作用，地位提高了，积极性高涨，工头恶霸的气焰被打了下去。加上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有关部门积极对私营经济领导和帮助，因而私营企业有所发展，个人利益也增多了，大家普遍感到心情舒畅。当时在工商界流行的一句话叫作“难忘的1953年”。

陈云同志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统一财经、稳定物价、发展生产的任务，不能不说是由于他正确执行党的经济政策，从当时的国情出发，采用集中统一、统筹兼顾的办法，安排生产，提倡节约，量入为出，才使国民经济尽快恢复。当时这样做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正确的。因此，在陈云同志主持经济工作期间，全国物价稳定，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经济是稳步发展的。

陈云同志后来在中央财经计划局行将结束时，曾就计划经济的问题谈过他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果不适当集中财力，统一计划，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因此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后来也发现了问题，照这样工厂把产品生产出来，交给商业部门经销的做法，没有竞争，长此下去，变成独家经营，“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就没有改进。今后恐怕要改一改，要使商业部门有选购权，促使工厂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使生产出来的产品适销对路。由此可见，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的深刻思想是从实际出发的。

陈云同志对农业十分重视，的确把农业看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反映在几件事情上。一是他每天早晨到中财委上班，就希望立即能看到各地的气象报告。从而了解天晴下雨气候冷热对农业的影响。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总有一张气候情况表。他尤其注意华北地区春旱的问题。鉴于华北地区春旱经常发生，他建议打机井抗旱，并让我作一个打井计划给他看。他看后说计划是可以的，又问打井机器用多少钢铁算过没有。他说，打多少口井，需要多少打井机器，造机器要用多少钢铁，都要考虑配套，否则计划要落空。虽然不是严厉的批评，但这话使我至今不忘，时刻告诫自己无论做事、定计划都要详加考虑，要配套、预为之计。再则陈云同志对两种最重要的农产品即粮食与棉花的比价十分重视，指示播种前要向农民做好宣传，事后要抓好政策兑现。因为农民要比较种棉、种粮哪个更有利，从国家角度就要考虑保持适当比价的问题，比价如果不妥当，对农业发展不利。

此外，陈云同志在思想作风方面也给我以深刻教益。

陈云同志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在中财委时，当他看到计划局对各地的来文或计划，有的复得较好，有的复得较简单，尤其是否定的意见复得简单时，就把我找去说，我们中财委掌握全国财政大权，对各地请示的问题，怎么处理，特别是不同意时，应郑重答复，这点很重要。在中央与地方、上下级关系上，我们共产党在老解放区有个传统，凡是否定下级或地方一个计划时，一定要把道理讲清楚，要有充分的根据，这样下级与地方才能接受，不能简单否定，要注意。我理解，他的言外之意是要防止官僚主义作风。

陈云同志对提案工作非常重视。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之前，他叫我去说，我们都是做“官”的，有个责任，人家提出意见、建议要研究，有否做到，要答复，并督促我亲自抓一届政协的提案和委员建议的答复以及落实处理情况的检查工作。

我与陈云同志虽没有很多的个人接触，但在中财委工作时期，常在一个小饭厅吃饭，我发现他生活非常俭朴。他经常讲要搞点积累和建设，不能吃光用光。话不多，表现了他一贯勤俭节约的作风。我在中财委近4年，从未见过大吃大喝的场面，也未见办公室有什么讲究的设备，豪华的气派。忆及当年陈云同志带头形成的俭朴风气，使我很感动，很受教育。

总之，从上述我的亲身经历、亲眼见到、亲自听到的一些情况，觉得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一是符合中国的国情，不但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而且符合每一时期国家的具体实际；二是他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出发，来确定每一阶段经济建设工作的方针，最初以集中统一的方法来解决当时经济上的危机，继之用计划经济来整顿我们接收的烂摊子，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使生产、积累、流通、消费都逐步走上合理的发展道路；三是他作风上深入群众，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注重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陈云同志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依据党的政策，动员群众的集体力量，使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情况复杂的大国，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顺利地进行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绩，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陈云同志对人民的伟大贡献。

来源：《文史精华》1996年第5期。作者孙晓村(1906—1992)，第三至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第四届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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