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军”抄不了我军思政工作的作业？
徐蚌地区，正在行军的国民党军。1948年，〔美〕考夫曼 摄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密令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
当然我军也不是吃干饭的，结果可想而知。
其中，国民党军败得最嘎嘣脆的，当属平汉战役(也称邯郸战役)。
历时12天，全歼敌两个军，争取一个军起义。
欢迎高树勋起义的军民联欢大会。
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是国民党军内部，尤其是中下级军官中，哪怕愚兵愚官政策搞了多少年，明白人也还是有的。
田玉峰，中央军校16期毕业，国民党四十军军部的警卫营长，这可是马法五的亲信，也是四十军的“家生子”。
熟悉国民党军沿革的朋友，对四十军不会陌生，这是庞炳勋的部队，堪称杂牌中的杂牌，虽然是冯玉祥系统出身，却并非嫡系(孙岳的国民三军)，所以非常抱团。
高树勋起义后，和解放区群众聊天。
抗战期间，庞炳勋被俘投敌，余部由副军长马法五统领，马法五升任军长。田玉峰当兵就在四十军，后保送军校，对本部队的感情很深。
但这并不等于他就没脑子，田玉峰被驱上内战战场的时候，刚从医院痊愈归来，这是抗战胜利前夕，鬼子送他的“军功章”。问题是打鬼子，我死也甘心了；打内战，打死了算啥？这才胜利几天，百废待兴，你就打内战？不但生灵涂炭，也名不正言不顺，更与1938年初，田玉峰从临沂乡师放弃学业从军，期望“救亡图存”的初心相违。
所以，旗杆章(今属河北临漳)被解放军攻破前，副军长刘荣命令田玉峰集体屠杀百余名被俘我军人员(其实大部分是附近群众)的时候，他选择了抗命！
被俘后的马法五(水印者)等国民党军官和刘邓首长及起义的高树勋将军合影。
“咱们都是中国人，素无冤仇，咱们抗日是为了救国救民。今天胜利了，本当过自由生活，可是很不幸，我们兄弟之间又打起来，很不应该。现在我放了你们，外边喊杀声的是你们的队伍，等一会儿你们就相会了，我是个中国人，咱们后会有期。”
放完人，田玉峰又要求部下，放下武器，等到解放军接收。
特务营下辖四个连一个重机枪排，数十挺轻机枪，数百支二十响手枪、冲锋枪，数百支中正式捷克式步枪，就这样一枪未放。
有的士兵问，谁让缴枪的？
陇海战役前，我军的动员大会。
他回答：“我负一切责任，你们就说是我田营长叫缴的枪。”
请注意，田玉峰不是地下党员，也不是我们的同情者，他只是一个良心未泯的中国人！
不过，并不是所有国民党军官，都如田玉峰这样的人间清醒。
一个被俘的少校政训官，姓张，估计是某团的新闻室主任。
安阳战役，奋勇攻坚的我晋冀鲁豫野战军战士。
新闻室即原来的政工室(更早的政训处)，这是按照美国顾问的指示，抗战后的新编制。由于地位降低，编制变小，政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大打折扣，大多数人员完全是混日子的心态。
有人吐槽说：“政工改新闻，政工人员称为新闻人员，真是非驴非马，人们的情绪低落，暮气更深了。”
但这并不能影响部分国民党顽固分子，对蒋介石本人的忠诚。
当然我们懂得，他们与其说是忠诚于蒋介石，不如说是忠诚于权力本身，不过是拜椅子神教分子罢了。
我军轻机枪阵地。(注意“大盘鸡”是我军缴获国民党军的苏械)
张少校就对我们的干部说：“老实说，当我被俘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不让共产党赤化。不管共产党说得怎样好，都是卖狗皮膏药；不管做得怎样好，都是耍手段。我是蒋委员长的忠实信徒，反正我不能让共产党赤化。”
顺便说，“卖狗皮膏药”，是国民党军内部对政治工作和政工人员的传统吐槽，历史可以追溯到北伐。
由此，政工人员身份尴尬，工作难以开展，可见一斑。军中戏称，叫作“上责(指蒋介石常骂)、中鄙(指部队带兵官瞧不起)、下怪(指士兵另眼相看)。”
滑县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
甚至有人公开讲：“政治工作徒然增加军队中上下级的摩擦，军官带兵更困难了；军队与民众关系‘太好’，就更难指挥人民了。”
这话是不是听着有些耳熟？前几年，还有这些人的徒子徒孙，甚嚣尘上，所以其居心所在，你懂的！
一方面要忠于“委员长”，提防我军的赤化“阴谋”，另一方面张少校也在观察我军，看看我军与“国军”有什么不同，我军的政治工作是否渗透到基层，贯穿到干部战士的一言一行？
鄄城战役，“运输大队长”送的豪华大礼包——八门美制105榴弹炮。
事实胜于雄辩，在跟我们打仗，以及进入“解放军官训练团”之后，张少校说：
“到现在已有一年多，从许多事实中确实看到共产党做得比国民党好、做得对，因此我也就相信了共产党，但不知道自己究竟赤化了没有？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先拿打仗来说吧，我们过去在那边一听打仗就暗自高兴地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吧！打吧！在打仗中，可乘机大搜大抢老百姓的财物，除此以外，别的都扯淡。
我被俘时，亲眼看到一位八路军的士兵向我们冲来，口里向他们同志喊道：‘不要怕死，夺不下机枪，完不成党的任务，死也不回去。’这样的结果，我营的机枪都被夺了。
战斗下来，我看了许多从火线下来的官兵，身上除载满胜利品和枪械弹药外，再也看不到哪一个兵有俘虏的金戒指或手表的，真是好纪律，好队伍！”
重庆谈判中的毛主席与老蒋。
在“女人问题”上，国民党军更是没法跟我军比。
在我军，祸害妇女是要枪毙的，可国民党军呢？
张少校自己就承认：“在那边，对女人问题可就坏透啦！只要有四个钟头休息宿营，那就非发生搞女人的事件不成。长官搞了，还装圣人来训斥部下，谁敢吭呢？”
淮海战役中的“国军精锐”，形象跟影视剧大相径庭。
的确如此，国民党军，无论是中央军还是杂牌军，祸害妇女，都是家常便饭。
被俘以后，解放军的纪律，也得一体遵守。
张少校就看到，他们这一群俘虏官兵，都被管教得有道德了。有个落后家伙，串了一次“暗门子”，被我军好一番教训，连看管的干部也跟着吃瓜落儿，挨了批评不说，还当着俘虏的面，承认错误。
这在国民党军里，简直不敢想象！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一直是国民党方面的顽疾。
贪污腐败是国民党军内部的顽疾，张少校说在那边，流行两句话：“不贪不算官，当官无不贪。”越贪的官越升得快。
喝兵血纯属家常便饭，他也不例外，别看编制里没几个人。
我不喝，同僚怎么看我？正所谓：你不拿，我怎么拿？我不拿，长官怎么拿？长官不拿，你我怎么进步啊！
到了这边，老张对我军的清廉，一开始完全是不适应、不理解的。
训话的长官与恭敬听讲的部下。
“所见的都是清廉的，随便举一件事来说。
有一个主任，发津贴的时候，头十天可以抽纸烟，中十天那就只能抽旱烟了，到下十天那就不抽烟了，有时还向‘小鬼’借钱。”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长此以往，一年多，老张发现我军不是“装”的，完全是习惯使然，风气使然。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也学我们，团一级(含独立营)搞了“纪律监察评判会”“经理伙食委员会”和“生活小组”，鼓励士兵监督长官，给长官提意见，严查贪污腐败和扰民、嫖赌、吸毒等不法行径。
多数国民党军中基层官兵的心态，仅仅是混口饭。
这也是军师团新闻室和连指导员的职责，问题是国民党军队不是共产党军队，没有政治工作传统的完备的制度保障，更没有军队中坚强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军官在军事主官面前，无权无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凄楚可怜”等同小妾，怎么可能监督长官呢？
别逗了！
靠长官自觉？
“委员长”和他的忠实信徒，有多“忠实”呢？
国民党军队官方，自己就说了：“以言赏罚公断，其已成立纪律评判委员者，多未见诸实行，徒具形式，而大多数单位的纪律评判委亦未据报成立，当更无赏罚公断之可言，反之，部队官兵之违法犯纪，贪污渎职，扰民害民者，时有所闻。以言经理公开，多有名无实，经理伙食委员会又因多有顾忌，不敢执行权责，以是部队吃缺贪污，比比皆是，士兵营养，仍难达规定标准，遑言改善，而官兵生活之悬殊，仍有目共睹之事实。以言意见公开，人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目前殆难做到，而各级部队长能虚怀若谷，接受部属善意之批评者，亦百不得一。小组讨论会、时事座谈会、批评会等组织，名义上各级单位均已具备，实际上能做学术常识方面之意见交换者，已属难得，至上情下达之真正意见，官兵深恐开罪得咎，几乎绝无仅有，而士兵与官长同处开会，匪特尚未习惯，且不敢自由普遍发言。”
进了“解放军官训练团”的“解放军官”和管教干部。
总结一下，其实就一句：洗洗睡吧！
国民党军中，贪污腐败盛行，谁不如此，就是傻，甚至可能疑似“共匪”同路人。自然大家都意志薄弱，思想放纵，完全丧失理想信念，更谈不上什么初心使命，我当官就是为了贪，就是为了作威作福，就是为了骑在人民头上，所以该贪不贪，过期作废。
张少校说：“在那边吃、喝、赌、嫖、吹，房里挂美人画，自来水笔写情书，抄‘十八摸’……这就是一般军官的生活写照。”
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豫皖边战役，夜攻单县。
这里每天生活有读书、看报、谈话、开会、看战图、打扑克等消遣。房里写着：“工作中做模范”“努力学习”“爱护群众，爱护士兵”等标语口号，就是大家行动的方向。每天工作，起五更睡半夜，这样为人民解放事业苦干的精神，我肯定地说，一定会胜利。
反动必然伴随虚伪，张少校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的时候，国民党上上下下，各系统哭声一片。
军队也不例外，上面要求他们，都要“哭丧痛悼，以示隆重”。
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
谁哭得好，谁就立功受奖。
当时老张所在营的张营长，做得最好。
不过，此“老张”吐槽彼“老张”，说：“天知道，他的泪虽流得多，是抹掉半盒万金油的结果。因为林森死了，与我们有什么屁相干呢！”
但是在这边，不管是战场上牺牲的，还是其他因公牺牲的，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哪怕是“伙夫”(我们叫炊事员)、“马夫(我们叫饲养员)”，甚至是驻地村子死了老百姓，部队上都要为他们开追悼会。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毛主席为“四八”烈士题词
赶上一回追悼“四八”烈士的纪念大会，老张他们这些“解放军官”也应邀参加了。
老张说：“我在会场上亲眼看到，全场军民大哭，老革命比新革命哭得泪更多，眼睛更红肿。”
他们为什么哭成那样呢？
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哭，就像他们挽词上所写的：“为全党全国失去天才领袖而哭”，“为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而哭”，“为建立新中国中途的不幸而哭”。
晋察冀暨张市追悼大会(右上角为市委书记刘秀峰，王若飞的老战友)。
没人让老张他们哭，只是看看，受受教育。可老张确确实实受到了教育，他说，他平常是个最不会哭的铁石心肠的人，但在那天也情不自禁地涕泪纵横了。
老张为什么哭？
他没说，但我知道，这是他开始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走向人民的自觉表现。
立场变了，从反人民的立场，走向人民的立场，老张看待两党领袖的看法，也跟着大为变化。
定陶战役，民兵看管下的国民党军俘虏。
当然这背后，是他在广大农村，看到解放区人民对自己领袖的爱，是多么发自肺腑的深厚，这是阶级之爱，是解放之爱。
不是国民党那边的糊弄事，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大家糊弄老蒋，老蒋糊弄大家。
老张说：“在那里，听到‘蒋委员长’名字，都立正！其实我们常议论着：蒋总裁是‘蒋中彩’(中彩要发大财)，蒋委员长认为‘蒋委任状’(可以做官)，蒋主席认为‘蒋除夕’(大吃大喝)，蒋中正认为‘蒋终沉’(跟老蒋没有出路，非沉不成)。”
重庆谈判中的毛主席。
在这里，对毛主席的尊敬，党、政、军就不要谈了。
光拿农民来说吧，我走过不少农村，看到农家多挂着领袖像，像旁还贴有对子：“吃饭不忘毛主席，翻身要靠总司令。”从这可见他们对人民领袖的诚心拥戴了。
这边是人民军队，讲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边也讲“为国为民”，可实际上为了哪“国”哪民？
“老乡不在家，开门就犯法！”晋冀鲁豫我军睡在群众门前。
老张说：“在那边，老百姓见了兵，就像羊见了狼。被打两下、骂一顿，还算是万福。在那边，老百姓也派饭，看起来弄几个菜，像很尊敬。其实，老百姓对我们恨透了！
有一次，我在辛庄一家吃派饭，闻到饭菜里有一股强烈的尿臊味。在那边，老百姓不敢明反抗，就会暗反抗的。
在这里，我曾跟一个张干事，到李家堡派饭吃。
那老乡问我们今天走了多少路？我们答‘走了九十里’，那老乡说：‘同志们呀，你们太辛苦了，肚饥了吧，歇歇吧，我现在做饭恐赶不上，说完就走了。’
不多一刻，就提回一筐油条、面饼，还有羊肉包子，叫我们吃。
我们再三推却，那老乡倒急了，连问：‘八路军与老百姓是不是一家人？你不吃就不是一家人了！’
我们以满腔感谢的心情吃了，但没吃完，那老乡还非让我们装上不成，用手强塞在我们口袋里。
当时我很感动，古今中外没有看见老百姓对军队有这样的关系。”
战争间隙，我军用军用牲口为群众耕地。
人心都是肉长的，有比较就有“伤害”。
经历了这么多，老张最近总在心头时常地想：“这么下去，我算不算‘赤化了’？我要是‘赤化’了可咋办？”
群众为我晋冀鲁豫野战军送伤员的担架队。
在国民党军那边，长官总在提醒：小心赤化！
长官嘴里，“赤化”仿佛是极其可怕的事情，一群青面獠牙的某色“魔鬼”，要对大家开膛破肚，洗脑清髓，谁要敢不接受，就要枪毙活埋，就要砍脑壳，就要点天灯……
可在这边，共产党、八路军，从不强迫俘虏接受什么思想。
黄河大堤上，冀鲁豫群众的担架队。
反而讲究自觉自愿，他们领导说了，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鼓励大家多在实践中，在与我军与解放区群众的接触中，向真理“认错服软”。
老张也觉得，向真理“投降”，没啥不光荣的。
毕竟抗战初期，他参加“国军”，也是为了救国救民。虽然国民党反动派，带歪了他的初心，但谁还不能走个弯路呢？走了弯路，撞了南墙，就要向真理认错服软，就要结束旧我，开始新我。
晋冀鲁豫野战军最著名的解放战士王克勤同志。
说白了，跟反动派决裂，勇敢地站到人民的立场上。
这没啥丢人的，跟着反动派，一条道走到黑，才丢人呢！
这种想法，不单是老张，不少被俘同事，也这么想。
有人偷偷问老张：“大概我们好像是赤化了吧？”
群众欢迎我军痛打“汉奸军”。
老张心想：“如果真的赤化了，那就让他赤化吧！‘蒋委员长’，不要怪我对不起你，曾经是你的忠实信徒的我，却要怪你太对不起我和无数善良的人民了！”
“同志：不要踏麦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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