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的长征路上，红军为什么一边突围，一边写标语？

1935年深冬，陕北甘泉县象鼻子湾村，大雪漫天，中央红军刚刚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毛泽东站在大树下的土台子上，望着眼前300余名衣衫褴褛却目光坚毅的战士，说出了那句穿越时空的经典论断：“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彼时，这支队伍一路辗转鏖战，九死一生，兵力已不及出发时的三分之一。一段如此艰难曲折的征程，何以被称作一部沉甸甸的“宣言书”？

01

长征是走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

1935年的中国西南，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在崇山峻岭间穿行。他们身后是数十万追兵，脚下是生死未卜的征途。可这样一支疲敝之师，却在做一件看似“多余”的事——写字。

那时的中国腹地，绝大多数百姓从未见过红军，甚至从未听过“共产主义”四个字。国民党的舆论封锁，让不少民众将这支队伍想象成一群“青面獠牙的山匪”。红军面对的不只是军事上的围剿，更是陌生地域里的信任壁垒。

早在出发前夕，红军总政治部就已明令各部队：“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广泛的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

由红军总政治部下发的文件《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

长征开始后，这份要求变得愈发具体。1935年2月，总政治部再次下达指令：“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整个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十二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

于是长征路上出现了一个奇观：一支在奔跑中作战的军队，一边突围，一边书写。

缺纸少墨，就用白石灰、红土浆、锅烟灰当颜料；没有墙面，就写在门板上、树干上、山崖石壁上。队伍走到哪里，标语就刷到哪里；哪怕只停留几个钟头，也要把革命主张留在途经的村寨里。

瑞士传教士薄复礼，在长征途中与红军相处了18个月。这位原本对红军充满恐惧的外国人，在离开后写下了《神灵之手》一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

一支溃败的队伍，眼里只有生路。唯有信仰不倒的队伍，才会在枪林弹雨中，依然记得向世界说出自己的主张。

“共产党是左手拿笔、右手拿枪，才战胜敌人的。”正是这种“宣传先行”的战略意识，让长征不再是单纯的军事转移，而成为一场长达一年、横跨半个中国的政治大动员。这是一支队伍对“人心向背”最清醒的认知——

人民军队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越是在陌生的土地上，越要靠宣传打开局面、靠争取群众站稳脚跟。

02

如果说“书写”是这支队伍向世界发声的方式，那么他们选择的“语言”，则藏着更深的考量。

贵州遵义附近的村寨里，土墙上曾刷着这样一条标语：“红军是乾(干)人的军队”。

大木村居民墙上的“红军是干人的军队”

“干人”，是贵州方言里对穷苦人的称呼，意思是穷得只剩下一身干骨头。简单两个字，直接把红军的身份摆进了劳苦大众的行列，道破了这支军队与百姓最朴素的血脉联结。

这种“接地气”的姿态，贯穿了整个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红军总政治部在1934年11月的一份文件中明确提出，宣传内容要“通俗简短，使群众能懂能记”。

红军深知，标语写在墙上，是为了唤醒那一片片陌生土地上的沉默人群。于是我们看到，长征路上的标语很少有大段的理论阐述，大多是三五个字、十来个字的一句话。

“打倒土豪分田地”“白军弟兄不打抗日红军”“穷人要吃饭，就要来革命”“彝人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句句不绕弯子，字字直指人心。

可在识字率极低的旧中国农村，光靠墙上的文字，多数百姓既看不懂，也传不开。红军把宣传变成了歌谣、戏剧、快板，让文字从墙上走下来，走进集市、走进田埂、走进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节奏里。

1935年1月，红军进驻遵义后，由遵义进步青年组织成立的“红军之友社”帮助红军巩固群众路线的故事广为流传：宣传队员们编演短剧，用当地花灯调填上新词。

唱的什么？“正月里来是新年，红军来到遵义城，打土豪来分田地，穷人个个笑盈盈”。台下围观的百姓听上两遍，就能跟着调子哼出声。红三军团政治部还专门编印了《红军歌谣集》，队伍走到哪里，革命的歌谣就教唱到哪里。

长征路上，这支队伍用最朴素的表达，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像种子一样撒进了中国最偏远、最沉寂的角落。

03

宣传的力量，最终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落在人心的天平上。

在四川省通江县沙溪镇红云崖村，海拔800米的石崖上，至今仍傲然矗立着四个大字——“赤化全川”。每字高5.5米、宽4.7米，总面积300平方米，站在山脚下清晰可见。

1935年红军北上后，当地恶霸悬赏12石小麦要铲去这四个字。群众闻讯后趁夜用糯米灰泥将笔画填平，谎称“已处理”，就这样，这幅全国最大的红军石刻标语，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被百姓用双手护了下来。

这样的故事，在长征途经的万水千山间，比比皆是。湖南通道县农民吴永福把红军标语用黄泥巴层层糊住，外贴灶王像掩藏；甘肃宕昌县哈达铺的老人把刻着红军标语的门板整块拆下，藏进房屋夹墙，一藏就是半个世纪。

每一条被守护的标语背后，都是红军实打实的行动：是每到一地便打土豪分田地的兑现承诺，是军纪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过硬作风，是危难时刻把最后一口粮食留给百姓的鱼水温情。

拨开岁月的泥层，字迹色泽如新，藏在背后的是百姓对这支队伍最深的认可。

宣传的力量，最终化作了实打实的人心向背。“扩红”，顾名思义就是扩大红军的力量，也就是为红军部队征募新兵、补充战斗人员。据会宁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纪念馆统计，长征途中仅大规模的扩红就有近20次。遵义一地扩红4000余人，会理扩红5000余人，红九军团在云南会泽短短7天便扩红1500余人。一支一路战斗、一路牺牲的队伍，却又能一路补充、一路壮大。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所写：“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

“红军走了留哪样？留下标语指方向。红军走了留哪样？留下话儿暖心肠！”这些标语、歌谣、故事，如同星星之火，在红军离开后，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燃烧，最终汇聚成燎原之势。

04

九十载岁月流转，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散去，但“宣言书”的使命从未褪色，只是书写的舞台与传播的笔触，早已换了新的模样。

今年6月，中国军号海外账号发布的一段视频引发热议：多个外国军官重走长征路，他们齐声唱响《团结就是力量》，手执毛笔写下“长征”“团结”等汉字，向镜头展示印有革命旧址的明信片。这些细腻鲜活的镜头语言，架起了文明沟通的桥梁。

此前，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他塑”而非“自塑”的境地，外界对中国的认知，常常隔着一层偏见与误解的滤镜。而今天，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China Travel”“Becoming Chinese”“China Cool”等热潮兴起，标签的一次次迭代，见证着中国国际形象的持续向好，也印证着我们的对外传播从被动回应到主动表达、从生硬灌输到润物无声的成长。

这份叙事逻辑的转变，与90年前长征路上的宣传智慧，有着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当年，红军用“干人”的方言、用花灯调的歌词，打破国民党的妖魔化宣传；今天，我们用开放自信的姿态、用人类共通的情感，打破国际舆论的刻板偏见。

不同的是，当年是在重重围堵中艰难突围，向全中国宣告一支人民军队的理想与初心。如今是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从容讲述，向全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变的是传播的载体与语态，不变的是那份“要让世界听见”的信念，是扎根人民、立足真实的力量。

长征永远在路上。这部“宣言书”，也永远在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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