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国共双方的判断、决策与应对

杜聿明放弃徐州，向永城方向逃窜。我军通过徐州市区追歼逃敌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唯一一场敌多我少的战役，在战役发动前，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粟裕都没有预料到会打如此大的一场以少胜多的仗。对于淮海战役这场国共之间的战略对决，从毛泽东对阵蒋介石，再到粟裕对阵杜聿明，中共可以说胜出的不止一筹。

国共战前的筹划与布局

淮海战役前，在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兵力仍占有优势，不仅飞机、坦克、大炮较多，而且战斗力保持比较完整。基于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曾建议统帅部：“趁匪华东及中原野战军分离之际，集中国军主力，先寻求陈匪一部，予以击灭后，再进而击灭其主力，规复山东;同时，以华中国军主力，在豫西方面发起攻势，以牵制华中地区刘匪伯承部，阻止其向东转用。”根据这一设想，1948年10月，杜聿明制定出一个针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计划。如若这一计划得到落实，会使战场上的局势更加错综复杂，战争能否快速结束也成为无法预测的未知数。但历史没有假设，且蒋介石集团也没有留给自己任何转危为安的机会。10月15日，就在杜聿明决定参照此计划开始行动之际，蒋介石得知锦州危急的消息，立即派杜聿明指挥东北的军事行动，因此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束之高阁，直到11月6日战役爆发，也没有任何人过问。辽沈战役分散了蒋介石的大部分注意力，使其无心顾及华东地区的战局，直至10月末辽沈战役即将结束，蒋介石才意识到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已失去了北面的屏障，中间已无任何险要地带可守，这才仓促地提出了“守江必先守淮”的决策，并逐渐收缩兵力于徐州至蚌埠沿线一带。其目的是想汲取辽沈战役失败的教训，避免被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争取变被动为主动。殊不知，这恰好为中共歼灭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面对国民党军的这一部署，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人民解放军面前，即必须集中更大的兵力把歼灭战发展到更大规模，如果不这样做而去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很难寻找。再加上济南战役的胜利开展，使国民党军主力所在的华北集团同徐海集团之间的联系被割断，再也无法直接联系，无法成为可以互相呼应和配合作战的整体。这就为淮海战役的展开并夺取胜利提供了重要前提。作战从哪里发起？毛泽东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向来鼓励并重视一线指挥作战将领的意见。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粟裕在济南战役前，就考虑到在长江以北进行决战比在长江以南有利得多。因此，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经过反复思考，他于1948年9月24日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当晚7时，作战方案即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淮海战役的发动就确定了下来。但摆在中共面前的是两个作战方案：一个是出鲁西南，跨陇海铁路，汇合中原野战军歼敌于徐州西南方向;一个是出苏北，战淮海，然后攻克徐州。经过利弊的分析与比较，最终决定选择第二个方案。随后的事实也验证这的确是一个高明的决断。

被动应战与践墨随敌

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的战略决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根据战役的实时发展情况而逐步形成与完善的，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

鉴于国民党军向徐州地区集结，海州兵力相对薄弱，作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的粟裕最初将淮海战役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是攻占淮阴一带，乘胜收复宝应等地区;随后再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战役。后来这一计划被称为“小淮海”计划。针对这一提议，毛泽东在批复的电报中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见，即：“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这一转变明确了歼灭黄百韬兵团成为淮海战役的第一个目标。

每次战役前，解放军将领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歼灭黄百韬兵团也是如此，这是在尽量不使国民党军察觉解放军作战意图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在战前，解放军采取多路佯攻的方式来迷惑徐州的守敌，造成意图夺取徐州的假象，使徐州“剿总”不能判明解放军的主攻方向，进而弱化对徐州东侧的黄百韬兵团方面的注意力。直到1948年11月5日，国民党方面对于大战的来临仍毫无察觉。他们甚至在《中央日报》上还这样写道：本周内各战场，除东北、华北外，其他华中方面，则比较沉寂。所有津浦、平汉、陇海各线亦均无大战斗。然而就在翌日，战斗即在新安镇北面的郯城打响。

战役虽然打响了，但接到西撤命令的黄百韬兵团如若及早行动，仍有很大可能与徐州主力会合，被围歼之命运也不会如此迅速到来。但几个原因使他失去了撤退的最佳时机。第一，由于未察觉到华东野战军的行动和主攻方向，因此其在西撤时并没有强烈的紧迫感。第二，黄兵团奉命掩护李延年兵团撤退，还要等待第44军。第三，新安镇以西有运河阻挡，却没有在撤退时架桥，以致行动迟缓，拥挤不堪，被解放军先头部队赶上，只能边打边撤，局面更加混乱。整整4天后，黄兵团才艰难地渡过运河到达碾庄。即便如此，当时解放军还是没有形成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但战场上的时机转瞬即逝，若抓不住可能就在一天的时间里全军覆没。而就是在11月10日这天，远在南京的蒋介石认为徐州几个兵团完全有力量同华东野战军决战，因而指示徐州“剿总”命黄兵团固守待援。黄兵团停止前进，以碾庄为中心，等待援军，协同邱清泉兵团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解放军，使其失去了具有关键作用的一天。失去这最后的逃生机会，黄百韬兵团被围歼的命运已定。11月22日，该兵团12万人全军覆没，黄百韬自杀。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评论道：“敌人在战役指挥上为保住一个军，结果丢掉一个兵团，以后又为保住一个兵团，结果共丢掉五个兵团。敌人的指挥错误和失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又是必然的。”

1948年11月10日，蒋介石给黄百韬的“催命信”

就在国民党军为救援黄百韬兵团疲于应对之际，处于作战一线的粟裕已开始考虑下一步作战的问题，并于11月8日即上报军委建议：歼灭黄兵团之后，将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此时，毛泽东也已将视线集中于徐州和蚌埠之间的安徽宿县，而且考虑让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作战。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刘伯承。他在11月3日起草的致中央军委电中提出：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蚌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11月12日，中原野战军以突然行动围攻宿县。16日，切断津浦铁路徐蚌段，隔断了蚌埠的国民党军北援徐州的道路，封闭了徐州国民党大军沿铁路线南逃的大门。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完成对徐州战略包围的重要一仗。就这样，在各野战军首领的提议以及中央军委的思虑下，把原来仅限于两淮、海州地区的作战，扩大到徐州、蚌埠广大地域之间，“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

反观国民党方面，在战役第一阶段，其统帅部缺乏对战局的全盘考虑，总是拆东墙补西墙，顾此失彼。在战前，当解放军从西面威胁徐州时，其就把李弥兵团仓促地调到徐州，使黄百韬兵团孤悬在东侧。当解放军主力突然包围黄兵团时，其又急忙派驻在徐州的邱、李两兵团全力东进救援黄兵团。这样一来徐州的防务又空虚了，只得把原驻徐州以南宿县一带的孙元良兵团北调，在南面留下一个大漏洞，为中原野战军突袭北线提供契机。可以说，国民党军统帅部在慌忙中一错再错的调动，每次都为解放军创造了良好的战机，为全歼目标提供了可能。

随着徐州战局的日趋紧张，蒋介石急忙调遣驻于河南确山、驻马店地区的另一支主力部队黄维第12兵团东援徐州。由于出发过于仓促，部队携带的粮食、弹药有限，加之蒋介石规定按其指定路线前进，根本不顾地形条件，不考虑在行军途中遇到的问题。携带重装备在河流交错地带行军，这相当程度上已经决定了黄维兵团的命运。对地形的细心观察和熟悉，因地制宜制定作战计划，是制定出正确作战计划的重要前提，但蒋介石丝毫不顾及这些，充分暴露出蒋介石在战术指挥上的拙劣和外行，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在淮海战役爆发后急于求助东援力量不顾一切的慌乱心理。

毛泽东在敏锐察觉到这一点后，随即做出周密的部署，吸引黄维兵团一步步进入解放军设下的圈套。11月18日，在黄维兵团进至安徽蒙城时，中原野战军已占领宿县，主力全力转向阻击黄维兵团。20日，在黄百韬兵团濒临覆灭之际，徐州“剿总”仍命令黄维兵团继续北进救援，使黄维兵团继续北渡浍河向浍河北岸攻击。直至25日，黄维兵团见势不妙，才从浍河北岸撤回，但为时已晚。早有准备的解放军随即四面出击，迅速在浍河南岸的双堆集地区完成对黄维兵团的合围。与此同时，蒙城也被解放军占领，黄维兵团撤退的后路完全被截断。如若该兵团及时在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停止北进，并开始向东转移，当日夜即可到达固镇西地区，亦可免于被围歼的命运。一系列指挥错误，加速了它全军覆没的命运。

这时解放军面对杜聿明、黄维、李延年和刘汝明三大集团，下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指向哪里，成为战役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在战局分析与作战力量的对比下，总前委认为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紧靠徐州，李、刘背靠蚌埠，均不易抓住，而黄维兵团孤军冒进，易被我军围歼。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随即致电中央军委，主张以歼灭黄维兵团为上策。这样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歼灭黄维兵团便确定下来。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完成对黄维兵团的合围。

其实在黄维兵团刚被合围时，解放军的阵地工事和攻击准备尚未完成。黄维兵团本有机会突围，实现与李、刘兵团的会合，然后再沿津浦铁路向北进攻。但在这紧急关头，蒋介石改变主意，再次认定自己武器装备比解放军强，想趁此同解放军决战，随即命令黄维兵团原地固守，又提出一个规模更大的南北对进方案。在北面由于津浦铁路无法打通，徐州已完全孤立，难以久守，决定放弃徐州，命令杜聿明经永城先救出黄维兵团，再一起南下;在南面，命令刘峙带领徐州“剿总”机关移驻蚌埠，指挥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北上，接出黄维兵团到蚌埠。同以往一样，蒋介石还想用南北夹击、里应外合战术，对围困黄维兵团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进行一场大决战。

怎样应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总前委在反复进行研究的情况下，决定首先全力歼灭黄维兵团，在北面暂取守势，抓住南下的杜聿明集团;在南面增加阻击李、刘兵团的兵力。刘伯承曾风趣地把这一战役部署比喻为胃口很好的人上酒席，嘴吃了一块，筷子夹着一块，眼睛又盯着碗里的一块，说解放军的打法就是“吃一个(黄维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李、刘兵团)”。

可以说，蒋介石的战略布局看似两路进攻，来势凶猛，但实际上完全脱离实际。12月15日，在缺乏弹药补给、粮食断绝的情况下，黄维兵团全军覆没，黄维等被俘。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在淮海战役最后阶段被我俘虏之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

乱军引胜

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后，解放军的主要目标是歼灭徐州附近杜聿明统帅的国民党军南线主力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这个目标在淮海战役开始后不久便提出了，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战略性的大决策，而国民党方面却很长时间对解放军的战略意图茫然无知。从蒋介石的日记中也可看出，他关心的只是解放军会不会袭击徐州，以及如何救出被围的黄百韬兵团，并没有想到解放军的目标是全歼国民党军南线的主力，更没有全盘的长远的战略考虑。对中原野战军突然攻占宿县，切断徐州和蚌埠间的联系这样关键性的战局变动，蒋介石也没有立刻做出相应的反应。直至11月28日，黄维兵团被围亟待解救，加上徐州与后方的联络线中断导致补给困难，蒋介石才在这一天的军事会议上决定放弃徐州，将徐州30万部队全部撤出，作为保障和守备南京的力量。

然而，要将30万重兵在解放军的严密包围下南撤是很不容易实现的，情况复杂，必须谋定而后动。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乎3个兵团的存亡。杜聿明十分担心蒋介石的决心再次改变，因此对蒋介石一再提议：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蒋介石对此也表示同意。最终确定了将徐州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地区，以淮河为依托，再向解放军攻击，以解黄兵团之围。

就在同一日，毛泽东也下定决心，接连起草两封电报明确指示：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集中全力围歼杜集团的方针，最终确定下来。

时间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十分紧迫，国民党方面需要迅速撤出徐州，保持战斗力，实现解黄维之困以及退守淮河的目标;共产党方面则需快速将南下逃脱的杜聿明集团围歼于淮河以北。双方都在争分夺秒。然而就在杜聿明撤离徐州的第三天，也就是华东野战军紧追不舍之际，蒋介石突然给杜聿明空投一封信，其主意又发生改变。信中指示：“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这一指示，由原来的向西南撤退改为向东进攻。杜聿明无法下定决心，当即将蒋介石信中要点通知各兵团，令部队就地停止，各司令官到指挥部商讨决策。随后在12月6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杜聿明令其就地决战，不必向南速进。

1949年1月6日下午3时，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10日结束战斗，俘获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消灭国民党军17.6万人，歼灭杜聿明集团。自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战斗结束，历时66天，作为国民党军事统帅的蒋介石，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当时在前线负责实际指挥的杜聿明，对蒋介石在淮海战役时的表现作出了这样的评论：“未能实施预定计划(哪怕是最不好的计划)，及时集中兵力应战，在解放军变化莫测、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就形成了打被动战的局面，使国民党军内部慌乱一团，手足无措。加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一次所谓‘官邸会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官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任何一个情况出现，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只想救自己，不顾全局。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决策一再变更。这种矛盾斗争贯穿着国民党军作战的全部过程……”

淮海战役与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不同的是在兵力使用上的差异。国民党军方面有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4个兵团和冯治安、刘汝明、李延年3个绥靖区，连同后来由华中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总兵力达80万人，其中还包括第5军和第18军这2支全部美式装备的主力。这2支主力军一直是国民党军进攻华东和中原解放区的主力。反观人民解放军方面，投入这次战役的有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连同地方武装只有60多万人。淮海战役是在兵力和装备均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战胜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一场大决战。就连毛泽东也曾称赞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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