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对资本主义财富观与进步观的批判及启示

　　财富观与进步观都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世界观，也是人类重要的行为准则之一。近代社会发展深受资本主义单纯的物质财富观和数量增长进步观的影响，而忽视了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自然界。对此，美国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有不少深刻的批判性认识。这些认识对正在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中国来说有一定的价值启示。

　　一、资本主义财富观、进步观批判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财富被认为是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个体财富的总和就是国民财富，财富数量的增长就是社会进步。这种财富观、进步观与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对近代世界的发展影响巨大。世界物质财富的巨量增长和全球公共财富——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都与这套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分不开。经济只是有限的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的过度膨胀必然挤占、污染生态空间，而自然资源被迅速消耗，从而使人类家园地球处于危机之中。福斯特从生态学视角对此展开了批判。

　　1.将财富定义为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忽视自然对财富的贡献是非常狭隘的财富观

　　2000多年前，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色诺芬曾对财富下过这样的定义：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对财富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任何有市场价值并且可用来交换货币或商品的东西都可被看作是财富。它包括实物与实物资产、金融资产，以及可以产生收入的个人技能。当这些东西可以在市场上换取商品或货币时，它们被认为是财富。”[1]外在于交换系统的自然界被当成是“免费的礼物”而不是财富。福斯特认为，将自然界当作“免费的礼物”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所以它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之一。马克思早就批判过这种财富观。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斐迪南·拉萨尔提出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 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 ) 的源泉”，但是有些绿色思想家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误解了马克思的某些论断进而给他贴上了反生态的标签。福斯特在为马克思辩护时阐发了马克思的生态财富观。他指出：尽管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时构建了劳动价值论，但是他自始至终坚持自然是物质财富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过这样的思想：土地即自然是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是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2]这句话表明，自然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构成要素，更重要的，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无法用交换价值衡量的、人类不能出让的、世代共有共享的永久财富。福斯特对马克思财富观内容作如下概括：⑴物质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⑵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源泉;⑶自然被看作资本的“免费馈赠”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联系的;⑷自然是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很显然，资本主义的财富观是非常偏狭的财富观，而马克思财富观才是“更为宽广的生态财富观和社会财富观”[3]。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长期主导、渗透和影响，远离公共财富概念的资本主义财富观大行其道，而马克思的生态财富观则被淡忘。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私人财富、物质财富受到高度关注，而公共财富、自然财富则由于掠夺式开发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千疮百孔。

　　2.资本主义的财富观导致“财富的悖论”，牺牲公共财富增加个人财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

　　福斯特早就指出，当代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扩大资本积累的本性造成的，资本就是靠剥削自然和人类积累财富的。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他通过深入分析“罗德戴尔悖论”，从新的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与生态环境破坏的关系。

　　1804年詹姆斯·梅特兰—罗德戴尔勋爵(1759—1839)出版了《公共财富的本质和起源及其增长方式和原因调查》一书，第一次揭示了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呈负相关的关系。罗德戴尔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的含义有所不同，公共财富包括所有的使用价值，而私人财富则是与交换价值和稀缺性相联系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稀缺性是使某种东西具有交换价值并增加私人财富的必要条件。但公共财富不是这样，它包括所有的使用价值，因此不仅包括稀缺的东西，而且包括丰裕的东西。” 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不具有交换价值的自然财富被当成免费的馈赠。于是，矛盾就出现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着垄断的日益发展，对私人财富的狭隘追求可能会与社会和共同体的公共财富产生巨大的裂隙。”[4]即私人财富的增长往往会导致公共财富的减少，这就是“罗德戴尔悖论”。福斯特总结道：罗德戴尔悖论就是财富的悖论，个人财富的增加以牺牲共同财富为代价，国家财富的增加伴随着全球自然财富的减少。资本主义财富观及鼓吹个性贪婪的经济学是导致自然财富被滥用、生态环境遭破坏的经济学根源。

　　今天，私人财富的增加、全球公共财富的损耗，与罗德戴尔生活的时代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与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相对应的，是地下水被过度抽取、森林遭过度砍伐、石油被过度开采、海洋鱼类遭过度捕捞。在自然财富减少的同时，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在恶化，从陆地到天空、再到海洋，污染无处不在。这一切使“财富的悖论”反映的矛盾比19世纪更尖锐、更突出。自然稀缺性的发展被当成了实现公共资源私有化的大好时机。而公共资源私有化一方面让人们为他们原本无需付费的东西付费，另一方面加速了自然环境的破坏。[5]福斯特分析说，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积累制度，这种积累一直靠不断地、系统地剥夺全球环境的自然财富得以维持。尽管“自亚当·斯密以来，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直接追求财富而间接追求人类需求的制度。实际上第一个目的完全超越和改造了第二个目的”。[6]的确，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公共财富的减少、人类生存基础的削弱、公众健康风险的增加，以及富人和穷人、富国和穷国差距的不断扩大，都被湮没在物质财富增长和科技进步的喧嚣中。

　　3.把追求个人财富增长作为个体自由的手段，把经济价值总量的增长等同于社会进步，是人类陷入发展困境且不愿改弦易辙的重要原因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制度鼓励个人追求财富增长，把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并以偏狭的数量标准衡量社会进步。由于忽视了伦理维度评判和道德价值引导，以往几个世纪由西方工业文明领航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变成了单纯服从利益驱动的自然历史进程。建立在对财富利己主义追求基础上的经济行为无视人类生存的生态基础，片面追求物质财富数量增长，其结果必然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7]。在资本主义偏狭式发展的示范效应影响下，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成了发展的代名词，经济增长被看成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特别是在由发达国家里操控的国际竞争环境下，丛林法则与数量进步标准结合在一起，刺激了后发国家的数量赶超意识和行为。当今人类社会正陷入这样的发展困境：发达国家继续通过耗尽本国和其他国家原材料和能源储备的方式扩大它们的生态足迹，维持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保持领先地位和高高在上的心态、优越感;新兴国家为了避免成为竞争中的失败者，身不由己地倾尽全力扩大生产，赶超发达国家，生态足迹也在不断扩大;失能国家在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下财富不断被剥夺，穷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生态破坏不断发生，“世界性生态环境的失衡便是在这种格局中日益铸成的，也是在这种格局中难以纠正的”。

　　二、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几点启示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财富、进步观的批判及其对马克思生态财富观的阐释，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1.对资本主义狭隘的财富观保持批判性思维，树立宽广的生态财富观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载体，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福祉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科斯坦萨(Costanza)等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按1994年的价格计算为3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8倍。尽管如此，这种评估很可能也低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诚如赫尔曼·戴利所言：“没有森林，锯木厂的价值为零;没有鱼，渔业的价值为零;没有石油的储存，炼油厂的价值为零;没有河流和充足森林覆盖的集水盆地区域来阻止大坝后面湖泊的侵蚀和淤泥，水坝的价值为零……”[8]一句话，生态价值是所有价值存在和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自然生态系统是无数物种生命赖以生存繁衍的家园，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根基和精神家园，其生态价值是难以用经济价值衡量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再多的物质财富都无法替代的终极财富。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实践中，全球可持续发展却陷入了困境， “这种困境说明，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改造人类社会，重建人类社会的基本架构和观念体系”[9],“使社会发展朝着应然的、道德的方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一种表现人性与尊严的发展方式”。否则，就像福斯特指出的：即使在高技术信息时代，只要自然界退化越来越严重，人类社会也无法继续繁荣。[10]

　　2.清醒认识物质财富增长的代价，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自然生态财富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特别是落后挨打的历史让国人对民富国强有着特别强烈的渴望。所以邓小平一句“发展是硬道理”说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自那时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从3000多亿增加到47万亿，绝大多数人都摆脱了贫困正在迈向全面小康。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使短缺匮乏成为历史，中国甚至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我们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自然生命支持系统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削弱，物质财富的增长导致自然财富的减少。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不仅恶化了生存环境，还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加剧了社会矛盾。福斯特早就指出：一种制度如果追求无休止的几何增长和无限度的攫取财富，无论它如何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从长远的角度都是不可持续的。社会主义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前提是承认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拒绝无限增长。正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改进发展质量，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范围内适度增长。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摒弃利益驱动的数量赶超。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惟其如此，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3.重新思考人类进步的内涵，摒弃从数量方面判断社会进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社会进步是一个包含多重内涵的、历史的、变化的、相对的概念。在“人猿相揖别”的人类发展早期阶段，每一个提高、拓展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加物质财富的发现、发明、变化都被看成是进步。但是在今天，当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发展到如此高度，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如此程度，当世界由空到满、充斥着人和人制造的物品时，地球已经严重超负荷(科学研究揭示，“1980年世界经济就已经超过了地球的可再生能力，到1999年则超出了20%之多”)的情况下，人类进步的内涵和标准需要重新思考。

　　用GNP统计核算一国的经济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后由于得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的认可，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统一标准，90年代后GDP取代GNP。虽然GDP能够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但GDP统计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缺陷：它反映了社会财富的增加总量，却不能反映自然财富的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不能反映社会贫富差距和社会分配不公，不能反映国民生活的生存成本、真实质量和幸福指数。因此长期以来一直遭到质疑、批评。然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每年定期公布各国的GDP数量，还对各国人均GDP进行排名，客观上刺激着国家间的竞争与赶超,对世界范围的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以‘自然价值’概念重构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重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实际上早在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方式的缺陷，一些专家学者、研究机构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国际组织就开始致力于核算体系的改进，以期在核算中反映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代价。先后提出了诸如“生态需求指标”、“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生态足迹”度量指标、“生态服务指标体系”、“绿色GDP”、“净国民福利指标”、“绿色核算”等方法，从而为纠正现行核算方式的缺陷，为新的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适应的核算体系的诞生提供了参照系和有力的支撑。80年代，挪威和芬兰率先开展资源环境核算。1990年,墨西哥在联合国支持下也试行绿色GDP。1994年联合国正式推出了环境经济账户(SEEA) 体系,此后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效仿试编本国的绿色账户体系。但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发布人类发展指数(HDI)，即人均GDP加上健康预期寿命指数和教育指数，但它依然不能反映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代价。

　　国内关于绿色GDP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一些政府的研究机构开始更多地介入。2004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开展了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研究，并于2006年向媒体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根据这项研究，2004年我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尽管绿色GDP核算在技术层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正如赫尔曼·戴利所言：在概念正确的前提下，即使最不准确的估计也要比不相关的、错误概念的精确计算要好。真正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进步评价体系有赖于国际社会的推动与协同，考虑到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生态临界点低的国情，中国应当以社会主义的制度理性率先实行双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GDP和绿色GDP两套核算体系，之后过渡到新的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的评价体系。如果每年进行绿色GDP核算并予以公布，无疑有助于引导各级政府关注经济增长的社会、资源、生态环境代价，理性地反思现有的难以持续的发展模式，克服对数量增长的沉溺，“摒弃危及生存的发展”。如果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最进取的姿态转向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疑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尽早转向注重发展质量和后代人福利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

　　4.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生活本身，适度而不是更多是我们应取的态度

　　人的追求从来都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把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和“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扩展到全世界。随着物质主义的不断膨胀，人们对于自由、财富、成功、幸福的理解都变得非常物质化和金钱化。“发展主体不受约束地任意释放和张扬自己的力量、意志和贪欲，在对物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攫取的过程中，迷失了自身……忘却了生存的目的和发展的意义”。个体对私欲的极端追逐和疯狂满足，加剧了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加重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正因此，有学者指出：生态环境危机也是人类精神的危机，“要求人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生活本身，看待所处的环境以及它所遭遇的问题，进而提出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摆脱环境危机需要转变价值观念，首先要摒弃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重建人类意义世界”。早在100多年前，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就曾指出过：“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来说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者面前感到迷茫而不知所措了。”在全球泛滥的物质主义的冲击下，有五千多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人同样也迷失了。拼命赚钱、拼命消费成为很多人的生存方式，赶时尚、要面子的媚俗消费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而这种异化消费背后的资源生态环境代价却被忽视了。被称为“可持续发展先知”的舒马赫曾指出：“人的需要无穷尽，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虽然“地球上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从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考虑，应当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财富观引导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使人们不致沉溺于财富追逐而不能自拔，也不致长久徘徊于享受型消费而上升到发展型需要。

　　重建人类意义世界，对一个社会来说，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目的，对于个体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人的满足最终在于创造性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在于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共享发展自由。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环境承载能力已经不堪重负的国情，应该在全社会大力倡导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新观念, 摒弃高消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践行可持续生存。惟其如此，整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化根本变革才会出现。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财富观、进步观的批判，有助于我们认清狭隘的物质财富观和数量进步观的局限，树立宽广的生态财富观和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的进步观，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1] 转引自戴维.W.皮尔斯主编《现代经济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2] 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6页。

　　[3][4] [美]约翰·贝米拉·福斯特、布莱特·克拉克《财富的悖论: 资本主义与生态破坏》，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年第2期。

　　[5] J.B .Foster , B.Clark, The Paradox of Wealth: Capitalism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see http://monthlyreview.org/2009/11/01/the-paradox-of-wealth-capitalism-and-ecological-destruction.

　　[6] [美]约翰·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4、9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8][美]赫尔曼·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9] 魏波《环境危机与文化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10] J.B.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99,p.146.

　　(作者简介：康瑞华，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徐琦，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李嘉伟，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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