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程：为伟大的文学事业燃烧的烈火

杜鹏程：为伟大的文学事业燃烧的烈火

周燕芬

在新中国成立后居于当代文学重要位置的第一代作家，大都经历了相似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他们都是早年投身革命，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而深入革命生活，体验革命人生，认识和理解革命思想，进而拿起笔开始创作，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以他们与时代精神相呼应的文学成就构成了新中国文学的主流阵营。杜鹏程就是其中的一位。

创作中的杜鹏程

柳青说：“不用和老杜交谈，看作品就知道作家吃了多少苦”

杜鹏程（1921—1991）出生于陕西韩城县苏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少时体验了“饥饿比上帝更有力量”的悲惨生活。1934年杜鹏程离家读书，也开始独自在社会上寻求活路。这个时期他接触到不少左联作家的作品，听到了许多关于红军的“神奇传说”，也受到进步知识分子和地下党员的影响。杜鹏程在人生的启蒙时期开始接受后来决定他人生道路的革命理论，他自己曾说：“我这穷人的孩子，除了投奔延安参加革命，没有别的道路可走。”1938年，他和同学一起奔赴延安，开始了他所说的“真正的生命”。

初到延安的两三年，杜鹏程先在鲁迅师范学校学习，后被派到延川县农村参加实际工作，从此更广泛地读书，更扎实更深入地进行革命实践，由此起步，学习和革命相结合的生活方式贯穿了杜鹏程的一生。他在农村什么都干，完全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他坚持认为，没有这几年的生活基础，他是写不出《保卫延安》中陕北人民群众的形象的，也写不出他们的历史和生活状况，写不出他们的语言。

1942年杜鹏程上了延安大学，进行了从政治、经济、哲学到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较为系统的学习，知识素养和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对以后从事写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另一个对杜鹏程的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具塑成作用的是此时发生在延安的整风运动。经过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精神的理解和接受，他的革命作家的独特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也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普通革命者到一个革命作家的角色转换也在有意无意之中开始了。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杜鹏程调到延安的一个工厂当基层干部，这时候，他一边工作，一边有意识地观察人，做调查研究，并写些笔记材料。他为那些他所接触到的老红军老八路，几乎每个人都写了人物小传，这就为日后进行文学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素材。也正是这个时候，杜鹏程内心萌发了终身从事文艺创作的念头。

1947年延安保卫战开始后，杜鹏程作为随军记者上了前线，那时候的随军记者，其实就是部队的成员，除了进行新闻采访，他还一心想为自己的创作而体验战斗生活，积累战争素材，所以他选择了王震将军的二纵队，而且到部队的最基层四旅十团二营六连扎根落户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杜鹏程都和指战员们生活在一起。在连队依然是什么事情都干，替战士写家信，写决心书，教战士识字，讲政治课等。战士们把杜鹏程当作他们当中的一分子，愿意和他交心，就在与官兵们相濡以沫的战斗生活中，杜鹏程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战争日记》，酝酿和准备着他的《保卫延安》。不待说小说所表现的延安保卫战是真实的战争事件，小说的发生背景，几位伟大历史人物都是真实的记载，就连小说中周大勇连队的主要故事也是以这个连队为基础，周大勇、王老虎等主要人物形象，其原型也来于此。无疑，没有真实的延安保卫战，没有杜鹏程亲身经历过的部队生活，就没有小说《保卫延安》。《保卫延安》的创作初衷及其过程，是那个时代阐释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生活关系最典型最有力的例证。

杜鹏程这一代作家大都是“先上战场，后学打仗”的，几乎靠自学读完了艺术学校，于是，摸爬于生活这所大学，就成了这一代作家非常倚重的创作资源。而事实证明，最是这一代作家，尝到了“深入生活”的甜头。

《保卫延安》的成功使杜鹏程深切地体会到深厚的生活积累对创作的重要性。战争结束后，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对于杜鹏程来说，不过是换了一个战场，为了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继续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投入到和平时期火热的经济建设生活当中。1954年以后的十几年时间，杜鹏程一直在几个大的铁路工地深入生活，同时兼任工程处和铁路局的领导职务。他相继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并于1958年发表了代表他第二阶段创作最高成就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这些作品反映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建设生活，都是杜鹏程亲身经历的，其中的故事和人物也都来自生活，作品散发着高昂热情的时代精神。

作家叶广芩曾讲过一个小故事：“我见过一名火车司机，他说他每次开车过灵官峡隧道时都想起杜老那篇文章。‘灵官峡’几个大字是只有在机头司机的位置上才能看到的。他说真希望见过灵官峡工地的杜老能坐在火车头的位置看看今日的灵官峡。他读过杜老的文章，也很想面对面地看看杜老。”这是因为，写宝成铁路工地的短篇名章《夜走灵官峡》，曾被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传诵，可见当年杜鹏程的创作深入人心。

杜鹏程是以随军记着的身份参加延安保卫战的，虽然当时已经立志要走文学创作道路，但在这个时期，他首先看重的是战争生活体验，记者身份是他走向作家的一座桥梁，正如作家晓雷所言：“老杜绝不是文人意义上的作家，他是战士意义上的作家，是革命家。”柳青早年评价杜鹏程的作品，“说他不隔，和生活不隔”；进一步，“老杜的感情和战士不隔，世界观和战士不隔。”柳青还说过：“不用和老杜交谈，看作品就知道作家吃了多少苦。”在处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柳青可谓那个时代最有发言权的作家，他的评判应该也是最有说服力的。

“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

散文家魏钢焰是杜鹏程的至交，他在1954年《保卫延安》刚问世时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保卫延安〉是怎样写成的》，为我们研究杜鹏程的创作历程留下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从中我们了解到，《保卫延安》是一部战争小说，而杜鹏程的创作过程也正如一场文学征战，是在历经了艰苦的思想与艺术的学习、探索和磨炼后获得成功的。

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有一句很著名的自述：“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杜鹏程是带着一个伟大的文学梦想投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创作之中的，对于他来说，这确实不啻一场艰苦的文学征战。《战争日记》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实证材料，透过《战争日记》，《保卫延安》创作发生的缘由便会豁然于心。从另一层意义上说，《战争日记》又是等待作家进行艺术加工的丰富素材，是《保卫延安》的毛坯稿。

1949年末，杜鹏程所在部队进军至帕米尔高原，解放战争的战火还没有完全熄灭，他就着手写这部作品了。杜鹏程清楚地意识到创作主客观条件的不足，要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战争小说是何其艰难。他先以《战争日记》为基础，大约九个多月的时间，利用工作的间隙写出一百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从延安撤退写起，直到进军帕米尔高原为止，记述西北解放军战争的整个过程。内容全是真人真事，按时间顺序把战争中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他是背着一大包重重的书稿从新疆回到内地的，文坛上曾经流传杜鹏程视写作为生命的两个小故事。一次是在新疆，一度因为火灾频繁，杜鹏程出门经常背着书稿，有时候看电影也背着，担心书稿被烧。另一次收到母亲病危消息后，杜鹏程背着书稿赶回阔别十几年的韩城老家，村里人以为杜家的独子终于发财回来，纷纷上前打探背包里装的是金钱还是粮食，杜鹏程摇着头回答：不是，不是，是书稿。乡亲们跟着走到家，打开背包，才看到装的全都是马粪纸写出的书稿。此时，他病重的寡母因等不及儿子，已经僵卧在炕上了。

在修改这部稿子的过程中，杜鹏程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坚定地认识到：“眼前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稿子，虽说也有闪光发亮的片断，但它远不能满足我内心愿望。又何况从整体来看，它又显得冗长、杂乱而枯燥。我，焦灼不安，苦苦思索，终于下了决心：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搞；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要在其中记载战士们在旧世界的苦难和创立新时代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动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是的，也许写不出无愧这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远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做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从1949年开始正式创作，四年后完成。回忆创作过程时，杜鹏程说：“写着、写着，有多少次，遇到难以跨越的困难，便不断反悔着，埋怨自己不自量力。”然而，想起苦难的过去，想起死去和活着的战友，又鼓起勇气继续写下去。“这样，在工作之余，一年又一年，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六十多万字变成十七万字，又把十七万字变成四十万字，再把四十万字变为三十多万字……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删何止数百次。直到一九五四年终，最后完成了这部作品，并在一九五四年年夏出版了。”九易其稿的创作过程，在研究者看来，作品几乎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几乎等于是白手起家，是在创作中自修读完了艺术学校，这也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精神修炼和意志考验，如同爬山，从山底一步步苦爬而终至登顶。

《保卫延安》1954年出第一版，首印近百万册，是初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引起巨大反响的长篇小说之一。1956年作者进行过一次较大的修改后出第二版。1958年在第二版的基础又作了一些修改后出第三版。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保卫延安》，用的是第三版的本子，作者只做了校订。这一版印行的时候，作者把发表在《文艺报》1954年第14、15两期的冯雪峰的《〈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一文，以《论〈保卫延安〉》为题，放在小说的卷首，后附杜鹏程的《重印后记》，这两篇文章是研究杜鹏程及其《保卫延安》最重要的资料。

“超不过已出版的水准，同一题材我绝不去写”

在《保卫延安》的创作和出版过程中，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冯雪峰给予了热切关注。他曾反复审阅小说的初稿和清样，并约杜鹏程长谈数次，热情肯定了作品的价值，也提出了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小说出版后冯雪峰撰写了题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的长篇专论。冯雪峰敏锐地观察到，《保卫延安》的出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争小说同时也是长篇小说创作全新开端的标志性事件。冯文对小说的史诗性认定，是基于“作品所以达到的根本的史诗精神而论”。

《保卫延安》的史诗追求和所表现的崇高美学风格，对新中国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一部开拓性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有着艺术上的奠基作用，其后我们的长篇小说一直追求着史诗化的审美品格，乃至逐渐形成一种长篇小说固定的美学规范。

对于杜鹏程所在的陕西文学群落，《保卫延安》的影响作用尤为巨大。因为有了杜鹏程和柳青这样的文学传统，陕西当代作家多以营构长篇小说为文学的至高理想，有着浓厚的史诗情结，路遥、陈忠实等作家以他们各自的长篇力作，延续了构筑宏伟小说艺术世界的伟大传统。杜鹏程创作上的“正面强攻重大题材”“直面严峻、尖锐的社会矛盾”，追求“深沉的历史感”等特色，都特别影响了后代作家。另一方面，从“十七年”到新时期，陕西当代文学取得的卓越成就，源自几代作家共同的艺术野心和不懈的创造性劳动。杜鹏程不满足于写生活小故事，为了写大作品，他把当年能找到的关于战争的书全读了，遇到克服不了的困难时，曾经怀疑是否“不自量力”，但从不轻言放弃。杜鹏程和柳青是同一代作家，他们对自己的创作都有很高的要求，也都愿意在对方身上获得新的启发。柳青在酝酿《创业史》时，试图改变之前写《铜墙铁壁》那种深思熟虑后才动笔的习惯，就是因为受了杜鹏程的启发，不怕写作时间长，也不怕反复修改，作品在从粗到细的不断加工打磨中才能得以完善和提高。而杜鹏程在进入新的创作征程时曾对朋友说：“既然有《创业史》出版，又何必去写反映同一题材的小说？要是我个人，超不过已出版的水准，同一题材我绝不去写。”他们都给自己立下更高的文学标杆，并且在相互砥砺中寻求艺术的突破。这种超越别人也超越自己的气魄和雄心壮志，在陕西作家身上是薪火传承、代代开花结果的。

杜鹏程在创作上的拼命精神，令人想到陕西另一个为文学拼命的作家路遥。路遥在杜鹏程逝世（1991年10月27日）后的1992年初曾写过一篇题为《杜鹏程：燃烧的烈火》的怀念文章：他说：“二十多年相处的日子里，他的人民性，他的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都曾强烈地影响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过他，默默地学习过他。”可见路遥对待文学“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献身精神中，也有杜鹏程文学精神的血脉承传，他们都是“燃烧的烈火”，都以燃烧自我生命为代价，成就了自己心目中最伟大的文学事业。杜鹏程身体后来垮得那么厉害，与他拼命有关；路遥则在与病魔的极限赛跑中，坚持完成了《平凡的世界》。就在杜鹏程逝世10个月之后，路遥也追随先贤而去，陕西两代作家之间的这种精神联系和命运的相似，真的令人万分慨叹。他们的人生是创造“英雄”的人生，也是自我成长为“英雄”的人生，准确地说是富有崇高感和悲壮感的“悲剧英雄”。

对文学创作来讲，视文学为神圣的事业而愿意为之奉献一生的一代又一代作家，在陕西乃至全国依然大有人在，从杜鹏程、柳青到路遥、陈忠实，到今天更年轻的新生代作家群，文学之树生生不息和文学精神的代代相传，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持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精神荣耀。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卫延安》是永生的，作家杜鹏程也是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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