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海：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文化思想

论人民文化思想

怀 海

人民文化思想，是指毛主席在继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基础上，经过对人民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历史命运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形成的一套崭新的馬克思主义学说。它是中国共产党指导和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指引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对毛主席人民文化思想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大无比的任务。

(一)毛主席是人民文化思想的伟大创立者、践行者和捍卫者

原始社会，血缘纽带中的平等共生(约前10000-前2070)。在裴李岗文化的半地穴式房屋里，氏族成员用石铲翻耕土地时留下的指纹，至今仍清晰印在考古发掘的农具上。仰韶文化的彩陶作坊遗址中，儿童与成人共同参与制陶工序的场景泥塑，印证着原始公社“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生存法则。良渚古城的防洪堤坝每层夯土中都夹杂着稻壳，这是每个氏族成员履行集体义务的物证。大汶口墓葬中随葬品的差异度不超过15%，显示当时社会尚未产生实质性阶级分化。这种原始平等建立在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当龙山文化晚期出现象征权力的玉钺和青铜酒器时，血缘共同体开始出现裂痕。

奴隶社会，青铜祭器下的血色文明(前2070-前476)。安阳殷墟祭祀坑中层层叠压的人牲遗骨，颈椎处多留有明显的砍斫痕迹。商王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记载“用羌百人”进行祭祀，这些战俘奴隶的肩胛骨被钻孔编成身份号牌。西周宜侯夨簋铭文详述赏赐“庶人六百又六夫”，将人口与田亩并列作为财产计量单位。郑州商城铸铜作坊遗址发现的戴枷人骨，四肢关节处有长期跪姿形成的骨质增生。但《尚书·汤誓》中“时日曷丧”的民众怒吼，以及西周“国人暴动”驱逐周厉王的事件，证明被压迫者从未停止反抗。春秋时期郑国“萑苻之泽”的奴隶暴动，已然敲响奴隶制丧钟。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双重枷锁下的生存挣(1840-1912)。长江纤夫脊背上的道道勒痕与上海纱厂女工被机器绞断的手指，共同构成晚清民众的血泪图景。苏州《永禁机匠叫歇碑》记载着雍正年间纺织工人的罢工斗争，而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上海商界学徒在商铺门前焚烧美国面粉的场景照片，展现民族意识觉醒。胶州湾的德国总督府档案显示，当地农民为反抗铁路占地，将铁轨埋入祖坟以示抗议。1909年《申报》刊载的漫画《四万万同胞》，用拟人化手法描绘背负“赔款”、“租界”、“鸦片”三座大山的巨人正在挣脱锁链。这种双重压迫催生了三元里抗英、义和团运动等民众自发抗争，为辛亥革命积蓄力量。

北洋时期，军阀混战中的草芥命运(1912-1928)。1918年山西票号账簿上，记录着阎锡山军队每月征收“剿匪捐”折合小米150万斤。直皖战争期间，河北农民王德福的日记记载：“八月廿七，兵过村西，牵走毛驴三头，抓壮丁五人”。上海《新闻报》统计显示，1925年全国田赋预征最甚者达1993年。此时，新生的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的油印教材上，“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墨迹犹新;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时，工人在维多利亚港轮船上悬挂的“反饥饿”条幅被英国海军撕毁的瞬间，被记者抓拍成经典画面。这些抗争虽遭镇压，却为后来革命埋下火种。

中华民国时期，光明与黑暗的激烈交锋(1927-1949)。南京政府地政部的档案显示，1933年江苏地租率普遍达收成的60%-80%。重庆防空司令部记录，1940年“六五隧道惨案”中窒息而死的平民尸体填满了十八梯台阶。此时，瑞金沙洲坝“红井”旁的石碑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见证苏区土地革命带来的变化;延安大生产运动中，359旅战士用桦树皮制作的记账本，详细记录着如何将南泥湾荒野变成“陕北好江南”。上海沪东女工夜校的作文本上，纱厂女工陈招娣写道：“认字后终于看懂《女工哀史》，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这种底层觉醒最终汇聚成解放区“车轮滚滚”的支前洪流。

从良渚玉琮的神权烙印到南京总统府门前的红旗漫卷，中国民众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始终在枷锁与抗争的张力中寻找出路。每个时代的压迫形式虽有不同，但民众追求尊严与解放的意志从未熄灭。正如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那棵见证“支部建在连上”的古枫树，其根系在石缝中顽强延伸的姿态，正是中国人民突破历史桎梏的永恒象征。

这正是毛主席对古代民贵君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重民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根本改造的重要基础。

从历史角度来看，人民地位的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且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驱动力。早期，人民在反抗封建统治、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中，核心诉求聚焦于基本的生存权和政治参与权。例如法国大革命，人民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王朝，其主要目的是打破封建等级制度对自身的束缚，获得选举权、自由权等政治权利。在这一阶段，人民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从政治上改变被压迫的现状，无暇顾及文化思想层面的理论构建。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人民在经济领域的地位成为关注焦点，争取合理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等经济权益成为斗争重点。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民忙于解决现实的物质和政治困境，缺乏构建文化思想理论的稳定环境和充足精力。

从社会结构角度分析，现代社会呈现多元化和碎片化的特征。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这种多元性使得统一的人民文化思想理论难以形成。例如，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拥有独特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些差异导致人民内部在文化层面存在巨大分歧。即使在同一民族内部，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群也有着不同的文化偏好和价值取向。这种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使得提炼出一种能够涵盖全体人民的文化思想变得极为困难，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难以兼顾如此众多的差异，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部分群体的不满和抵制。

从理论构建的难度来看，文化思想理论的构建需要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广泛的社会共识。构建人民文化思想理论，不仅需要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深入融合，还需要准确把握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的文化需求和精神特质。目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同时，由于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变得异常艰难。例如，在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上，社会各界存在不同看法，这使得在构建人民文化思想理论时，难以确定一个统一的文化价值取向。

尽管人民地位不断提高，但由于历史发展进程、社会结构复杂性以及理论构建的高难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人民文化思想”这一理论尚未被系统提出。不过，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人民文化需求的深入研究，未来构建这样一套理论仍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将为更好地凝聚人民力量、推动社会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15年。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正式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旨在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实现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运动以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帜，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代表人物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打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大门。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自1840年鸦片侵略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自由解放斗争。清朝时期，就发生了两次著名的农民运动，一次是太平天国以反侵略、反封建、反剥削的农民起义;一次是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推翻清政王朝，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十月俄国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送到了中国，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她只代表人民利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思想的初成时期。党紧紧抓住土地分配等民生基本问题，形成了“人民翻身做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思想。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入手，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使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和支持革命的积极性，为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为充分调动各个阶层投身抗战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及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明确地主以减租减息、农民以交租交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将此内容写入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42年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要给人民以东西”。中国共产党还采纳了边区政府议员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实行精兵简政政策。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出党进行革命的民生目标，即“我们这个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抓手，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947年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使广大群众分到了土地，充分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热情。同时，党高度重视减轻人民负担问题。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为解决民生问题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和经济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的位次明显提高。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教育方面，让广大穷苦孩子都能上学，普遍接受初中和小学教育。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到1980年学龄儿童入学率占93.0%。195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盲运动决议，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是我国文化上的一次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到1964年为止，全国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在医疗卫生事业上，新中国迅速消灭或控制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流行病与传染病，使城乡大多数人的医疗基本有了保障。在城市里的国家干部和职工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其家属和未成年子女享受半公费医疗。上世纪60年代的“六·二六”指示提倡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

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全民体质”，大多数人的体质明显增强。

毛主席关于人民，在各个时期就有很多重要论述。比如，“人民，只有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创作的，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共产党定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是会被我们压倒”。“兵民是胜利之本”;“唤起农工千百万，同心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声喊出“人民万岁”!1953年2月18日，毛主席在蛇山黄鹤楼遗址前和小贩交谈。群众蜂拥而至，临走时，毛主席在船上脱下帽子，向人民群众挥手致意，大声喊：“人民万岁!”这些语句和主张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建设初期始终把人民放在首位，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人民文化思想观。

1954年宪法规定人民当家作主。毛主席始终强调人民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认为文化应贴近群众，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实践，为人民群众服务!

在战争的洗礼中，毛主席成功培养出了人民衷心拥护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把之前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得象一颗石榴，紧紧抱在一起，为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伟大的人民文化思想。

人民，历史长河中的永恒主角。历史从来不是英雄史诗的独角戏。当人们翻开泛黄的历史典籍，金戈铁马的英雄传奇往往占据着最醒目的位置，但那些沉默的建造者、无名的劳动者、坚毅的反抗者才是推动文明车轮的真正力量。从两河流域的城邦工匠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坊艺人，从工业革命时期的产业工人到数字时代的码农群体，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升都镌刻着普通民众的集体智慧。这些看似微小的个体力量汇聚成改变世界的洪流，在历史长河中激荡出永恒的回响。

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传统史书中的“英雄叙事”形成于权力话语的精心编织。古代史官用如椽大笔将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铭刻在青铜鼎器之上，却将建造宫殿的十万工匠化为竹简上的冰冷数字。这种历史书写范式将复杂的社会变革简化为个人意志的产物，用亚历山大的远征掩盖了马其顿士兵的汗水，用拿破仑法典遮蔽了法国农民的诉求。

考古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揭示出商代占卜活动中的民众参与，敦煌文书里保存着唐代市井百姓的契约文书，这些沉默的证物都在诉说被官方史册遗忘的真相。当考古铲剥开庞贝古城的火山灰，我们看到的不是凯撒的雕像，而是面包房烤炉里碳化的面包，酒馆墙上的涂鸦，这些生活痕迹构成了城市真正的记忆。

人民创造力的迸发往往突破权力框架的束缚。北宋开封的市民推动交子诞生，威尼斯的玻璃工匠催生文艺复兴工艺革命，曼彻斯特的纺织女工见证工业文明曙光。这些改变人类命运的创新，都萌芽于民间智慧的土壤。

人民是历史变革的永恒动力。物质财富的创造永远植根于劳动者的双手。古埃及金字塔的每块巨石都凝结着工匠的计算，中国大运河的每段河道都浸透着民夫的汗水。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兰开夏郡的纺织工人每周工作80小时，用血肉之躯推动人类进入机器时代。这些看似重复的日常劳动，实则是文明积累的微观机制。

精神文化的演进始终伴随着民众的集体选择。荷马史诗在游吟诗人的传唱中定型，《诗经》三百篇源自民间歌谣的采集。佛教从恒河平原传入中原时，正是无数无名译经僧的接力，让深奥佛理转化为华夏语言。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创新，更是在亿万网民的点赞转发中完成蜕变。

社会变革的浪潮永远始于基层力量的觉醒。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他们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道出了被压迫者的心声。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的壮举，点燃了欧洲大陆的民主火炬。这些历史转折点证明，当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就能改天换地。

数字时代，人民主体的进化与升华。信息技术革命重构了社会参与模式。社交媒体赋予每个个体即时发声的权利，开源社区见证着全球程序员的协同创造。维基百科的词条编辑、公民科学家的数据共享、网络问政的民意表达，这些新形态的集体智慧正在重塑历史创造的方式。

当代民众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自觉。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发起的气候罢课运动席卷全球，韩国烛光集会实现政权更迭，区块链技术催生去中心化自治组织。这些现象昭示着，数字时代的民众正在突破传统权力结构，构建新型历史主体。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人民角色获得新的历史维度。当新冠肺炎肆虐时，武汉市民的自觉隔离、各国医护人员的逆行出征、疫苗研发中的全球协作，这些跨越国界的民间力量，正在书写人类团结抗疫的新篇章。

站在元宇宙的门槛回望，从美索不达米亚的陶轮到硅谷的芯片，从敦煌壁画到数字孪生，人类文明始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未来史学家书写21世纪的历史时，那些在实验室攻关的科研团队、在田间推广现代农业的农民、在屏幕前守护网络文明的网民，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真正的主角。历史长河奔流不息，唯有人民永立潮头。

人民，历史的主体与时代的舵手。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但它的流向始终由人民的意志所决定。从原始部落的协作狩猎到数字时代的全球互联，从农耕文明的春种秋收到工业革命的机器轰鸣，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跨越都印证着一个真理：**人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缔造者**。他们的劳动、智慧与抗争，构成了文明进程中最深刻的叙事。

唯物史观下的人民主体性，历史书写的范式革命 。传统史观常将历史简化为帝王将相的权谋图谱，却将建造长城的百万工匠、培育良田的万千农夫、传承技艺的无数匠人隐没于文字之外。这种英雄史观实为权力话语对历史真相的遮蔽——正如敦煌文书中唐代市民的借贷契约、庞贝古城酒馆墙上的涂鸦，无声诉说着被官方史册遗忘的日常史诗。

唯物史观颠覆了这种叙事逻辑：商代甲骨文中记载的集体占卜仪式，揭示了早期社会决策中的民众参与;北宋交子(纸币)的诞生并非源于宫廷政令，而是开封商贾为解决铜钱流通困境自发创造的金融革命。这些事实表明，真正的历史变革往往萌芽于民间智慧的土壤，而非庙堂之上的孤鸣。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深刻认知，正是这一史观的现实投射。_毛泽东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时，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也是对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凝练总结——从大运河的贯通到抗日烽火中的地道战，人民的创造力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

人民力量的三重历史维度。物质文明的奠基者：古埃及金字塔的巨石间凝结着工匠的几何智慧，工业革命时期曼彻斯特纺织女工的血汗浇铸了现代文明的基石。中国大地上，都江堰的千年灌溉系统见证着古代农人的治水智慧，当代杂交水稻技术则凝聚着科研工作者与田间农民的协同创新。这些跨越时空的创造证明：劳动不仅是生存手段，更是文明演进的动力机制。

精神文化的塑造者：《诗经》中的“风”源自民间歌谣，敦煌壁画由无名画工点染而成，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态在亿万网民的互动中重构。当佛教经典通过丝路僧侣的接力翻译融入中华文化，当格萨尔王史诗在游吟诗人的传唱中流传千年，人民始终是文化基因的携带者与再造者。正如老子、孔子等思想家的学说根植于春秋战国的社会土壤，数字时代的“草根创作”正在重塑全球文化版图。

社会变革的推动者：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揭开了封建王朝更替的序幕;法国大革命中攻占巴士底狱的市民，点燃了现代民主的火种。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从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小岗村农民，人民始终是制度创新的先行者。这种变革力量在抗疫斗争中再次显现：武汉市民的自觉隔离、全球科学家的协同攻关，谱写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民主体升华。数字技术开启了人民参与历史创造的新纪元。开源社区的代码协作打破知识垄断，社交媒体的民意表达重构公共领域，公民科学家通过卫星数据追踪气候变化。这种“技术赋权”使个体力量得以指数级放大：韩国烛光集会通过手机串联百万人潮，区块链技术催生出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环保行动者借直播平台掀起全球气候运动。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对这种历史规律的自觉遵循。从土地革命时期的“耕者有其田”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战，从延安时期的“豆选法”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人民的主体地位不断从政治宣言转化为制度设计。正如“人民是阅卷人”的深刻隐喻，治国理政的成败最终要交由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评判。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中，人民角色获得更广阔的维度。中国援非医疗队、全球疫苗研发协作、跨境电商连接起的微小企业，这些跨越国界的民间力量正在书写新的历史叙事。当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与非洲垦荒青年隔空对话，当“一带一路”建设者与亚马逊雨林守护者共享可持续发展理念，人民正在突破地域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建构者。

人民，永恒的潮头屹立者。紫禁城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用“三个永垂不朽”镌刻着人民创造历史的集体记忆;5G基站上闪烁的信号灯，正记录着数字时代人民力量的崭新形态。从“站起来”的庄严宣告到“共同富裕”的世纪承诺，人民始终是历史剧变中最坚定的常量。

当未来史学家审视这个时代，他们必将看见。在人工智能算法的背后，是程序员们彻夜的代码耕耘;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上，是农民田间地头的碳汇实践;在元宇宙的虚拟疆域中，是无数创作者构建的数字文明。这些微观个体的行动轨迹，终将汇聚成改变世界的磅礴力量——因为历史早已证明，人民既是文明的缔造者，也必将是未来的定义者。

人民，历史逻辑与主体性重构。从天命论到人民主体性的觉醒。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宗法制的瓦解与平民阶层的崛起，传统的“天命论”受到根本性挑战。贵族统治的崩塌与平民阶层的政治参与(如宁戚、百里奚的崛起)，使得“天命”与现实的巨大矛盾暴露无遗。《诗经》《楚辞》中对天的质疑，标志着人们开始从血缘决定论转向对个体命运的主动探索。这一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的兴起，正是试图以物质性的“金木水火土”解释世界运行规律，将命运归因于客观规律而非神秘意志，开启了从“天定”向“人谋”的思想转型。

唯物史观，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彻底颠覆了英雄史观，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核心命题。其理论根基在于：物质财富的根基性。人民通过劳动创造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从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生产力的每一次跃升都凝结着劳动者的智慧。

精神文化的源泉。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精神财富的生成，本质上是对人民实践经验的提炼与升华。如《周易》的幽明哲学，便是对农耕社会天人关系的深刻思辨。

制度变革的动力。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再到社会主义的演进，每一次社会形态更迭都源于人民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王夫之提出的“造命”思想，强调人在顺应天道的同时具备改造世界的主体性，成为明清之际最具革命性的命题。

传统命运观与现代性重构的交锋。中国古代对命运的探讨始终在“必然”与“偶然”、“主体”与“客体”之间徘徊：

王充的二元命运论：区分“生理命运”(寿命强弱)与“社会命运”(贫富贵贱)，指出善恶与福祸的非对应性，批判“德福一致”的虚妄，但未能揭示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根源。

宋明理学的义命之辨：程朱学派将“知命”与“行义”结合，主张“尽人事以听天命”，试图调和主体努力与客观限制的矛盾，但其“气禀论”仍带有先天决定论的色彩。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突破：唯物史观将“命运”置于具体历史条件中分析，既承认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等客观制约(如《白虎通义》所言“三命”)，更强调人民通过阶级斗争、生产实践打破桎梏的可能性。正如毛泽东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当代价值：人民主体性的制度实践。政治建构的合法性根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将“人民当家作主”从理念转化为制度设计。这种“人民的选择”不仅是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超越，更是对“天命—皇权”传统的彻底否定。

社会治理的范式革新：群众路线要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强调政策制定必须根植于人民需求。王夫之“天人相继”的易学思想，在此转化为“执政党—人民”的互动伦理。

全球治理的文明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与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结合，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东方智慧。

批判与超越。命运学说的人文反思。当前社会仍面临两大挑战：技术异化下的主体危机：算法推荐、人工智能等技术可能消解人的主动性，需警惕“新天命论”(数据决定论)的复归。薛永武提出的“主客体和谐论”，强调在科技时代重构人的主体地位尤为重要。

个体化社会的命运焦虑。当传统集体认同弱化时，个人主义易滑向宿命论或虚无主义。需借鉴王充“遇命说”与唯物史观的辩证思维，建立“奋斗—机遇—制度”三位一体的现代命运观。

人民历史命运的演进，本质上是人类从“听天由命”到“掌握命运”的觉醒史。从《周易》的“幽明之故”到王夫之的“造命论”，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到当代的“全过程民主”，这条思想脉络揭示了一个真理：历史的终极命运，永远属于那些认识到自身力量并为之奋斗的人民。正如《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宣言，更是对人类主体性的永恒礼赞。

人民文化思想是超越了中华文化、超越了时空、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地域、超越了人类文化历史以来的一种全新文化，一套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毛主席人民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文化传承座谈会上，提出用两个“结合”的方法论，首次提出“文化主体性”这一概念。二十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制度安排，把文化强国这一理念，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还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强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我沿着这一方法论思考开去……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人民是文化的创造者与文化创新的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文化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网络，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给，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

人民是文化发展成效的评判者。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在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人民幸福的重要性。

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力量。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首位，紧紧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民观思想，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近日，读了刊于《求是》杂志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一文，我深深思考着，什么才是我们的强国文化?自信文化?

新时代苦苦追寻的强国文化、自信文化，就是日用而不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文化思想，文化主体性就是人民。这大概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用“两个结合”方法论的良苦用心。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的人民立场，就是对毛主席人民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列主义的本质是人民性;毛泽东思想的本质也是人民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还是人民性;社会主义的本质仍是人民性。至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社会主义理论四者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统一的人民文化思想理论体系。这也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中国创立、新中国建设，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必然产物，是一套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从此，党的指导思想就该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把人民文化思想理论作为夺取全面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最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民如何当家作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随着人民文化思想理论系统性的提出，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治理世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世界人民谋幸福的“道”就诞生了，其它都是“术”的层面。

举国之力，努力构建人民文化思想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把属于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从而，为世界人民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就理所当然了。

人民文化思想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概念，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从古老的神话传说到诗词歌赋，从传统技艺到道德伦理，人民文化思想承载着先辈们的经验、智慧和理想，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使民族的优良传统得以代代相传。

人民文化思想就能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人民文化思想就是我们的新文化;就是我们的自信文化;就是我们的強国文化。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必然产物。

人民文化思想传承和弘扬了民族的智慧和精神，人民文化思想是社会凝聚力的源泉。它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传统和习俗，将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共同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会共同体，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人民文化思想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它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推动了科技、艺术、文学等领域的发展，为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人民文化思想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一套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引导人们的行为和思想，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和道德秩序，保障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人民文化思想还要担当起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的使命。既要珍视传统文化的瑰宝，又要与时俱进，结合时代需求进行创新，使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人民文化思想还要发挥教育和引导的作用，培养具有高尚品德、丰富知识和创新能力的新一代，为国家的发展储备人才。

人民文化思想还要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积极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互鉴，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提升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人民文化思想还要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关注人民的精神需求，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的和谐发展。

人民文化思想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及国外的先进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丰富人民文化思想内容。

人民文化思想范畴极其广泛，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发扬、实施到自觉遵守和维护就容易得多，事半功倍。

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文化思想，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最巨大、最唯一、最杰出的贡献，她将推动人类文明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把人民答不答应、满不满意作为治国理政的最高标准;人民既是出卷人，也是阅卷人，中国共产党是答卷人……这些话语深深体现着习近平人民文化思想。

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到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无一不体现着习近平总书记人民文化思想的发展观。

结束语

号角已吹响，军歌在嘹亮。让我们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研究、发展、运用人民文化思想理论这一思想武器，用它来武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拔乱反正、铁腕反腐、打虎拍蝇、除恶务尽、正本清源、守正创新。

让我们大声再唱：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向前进……

让我们大声呐喊：背叛人民文化思想就是，就是背叛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绝不答应。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原动力。

让一切还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敌人们，在人民的汪洋大海斗争中瑟瑟发抖吧!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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