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哲学的时代性与时代的哲学

--导论--

哲学的时代性与时代的哲学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概括。时代是人的时代，是人类发展过程的阶段。任何人都在特定时代生存，人生存、繁育的连续性构成时代的继承。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各个时代共有的一般性，其基本矛盾也就成为哲学的一般性主题。不同的时代精神都体现着这个主题，而时代的特殊矛盾，决定了时代精神的特殊性。哲学的时代性与时代的哲学，是我们立论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集中探讨现时代的哲学，即劳动哲学。　　

一、一个偏离主题的命题——“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苏联和中国的哲学教科书，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辩证法是方法论，唯物主义是基本观念，历史唯物主义是基本观念在历史观上的展开运用。以此命名的哲学体系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一大派系的哲学依据，“苏联模式”的建立和解体，与之密切相关；中国革命也受其制约，现实的中国社会矛盾也与之有关。为此，有必要追溯这个命名的由来，并对之进行分析。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命名，来源于恩格斯。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出了“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命题，这个命题是他将以马克思名义的哲学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大前提。后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一直沿用此命名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的论证如下：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①]　　

先是明确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而，又将问题变为“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由此，就可以把从古至今的全部哲学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了。这样，不仅哲学教科书要按这个“基本问题”来编写，而且哲学史也就据此分成两大“阵营”或派系了。然而，不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还是“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都并非哲学的一般性基本问题。恩格斯的论证，是很难成立的。　　

第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认识论的问题，具体说是逻辑学的问题。即使是按欧洲传统，哲学也是分成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部分的，而且本体论是基本的、主要的内容。认识论和逻辑学是从属于本体论的，是对本体论中某一命题的辅助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提法，本身也是不明确的。思维的主体是人，但存在的主体是什么？这里恩格斯显然是在依黑格尔《逻辑学》的“客观逻辑”关于存在的界定，将存在界定为自然界。而自然界作为思维的对象与思维的关系，也就只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命题，唯心主义则不承认这个命题，因为它并不承认自然界的存在或存在的自然界，它只承认感觉，将感觉作为思维的对象。这样，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不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只是哲学中一个派别的认识论问题了。　　

第二，恩格斯也意识到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不恰当的，因此，话锋一转，“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立即变成了“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几乎很少有人注意“思维与精神”和“存在与自然界”两个提法的差别，而是将它们视为完全相同的概念了，进而，问题又以这样的方式提了出来：“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这又将问题转向了本体论。精神是思维的体现和结果，它表现于思维的全过程，并以观念、意志等形式作用于人的行为。而思维是一个过程，是大脑对所接受的现象材料的加工整理，呈现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世界的本原问题，是思维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而非思维本身。“精神”和“自然界”，都是思维所得出的概念性认识，对它们谁是世界本原的思考与争论，是思维的问题，而非存在的问题，更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虽然在确定了精神或自然界为本原的哲学家那里，会由其本人的观点而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得出自己的规定，即形成相应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但这已是从属性问题了。　　

第三，以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实际上是将认识论问题作为本体论问题。恩格斯在这里论证的主要是灵魂与宗教问题，宗教在当时的德国和欧洲，还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但已不是主要问题，以此来规定有史以来“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显然是不充分的。关于灵魂不死和宗教的源起，确实曾是古代及近代人们意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曾有思想家对之进行探讨和论证，但除欧洲封建领主制下的经院哲学外，并未在全世界成为思想界的主要问题，这里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古代思想界，虽然也有宗教和灵魂不灭的传说，但一直不占主导地位。而“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问题，在中国两千余年前的“天命论”中就已经解答，并不成为问题。因此，在不能将“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等同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将它作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　　

第四，哲学的主体是人，人不仅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被认识的主要客体。对此，恩格斯的“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的论说，只注意到人是认识主体这一层，而对人作为被认识的主要客体则注意不够，甚至将人排除在哲学对象之外。况且，“精神”与人又是有差别的，精神只是人意识的一部分，将精神超脱意识、超脱人，单独论说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似乎主体已不是人，而是超脱于人而独立的精神。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思维的主体是人，但不谈人，只谈思维这种人脑的活动，也有将思维及其结果作为主体的意思。而存在的主体本来应该是人。人的思维对人的存在的认识，涉及人的存在条件，但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存在，却是自然界。思维只对自然界进行认识，只与自然界发生关系。这样的哲学，势必将人的存在与社会关系排除在认识对象之外，或者，把人的存在和社会关系也说成自然界的内容，才可以自圆其说。　　

第五，为了证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还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他写道：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②]　　

这是从认识论角度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论证，或者说，这才是认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恩格斯先是对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观点进行了分析，进而对康德的“自在之物”作了批驳：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③]　　

这里，恩格斯开始涉及人的实践，但他并未把问题进一步展开，只是将实践作为批驳“自在之物”论的一个论据，而非从实践论证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并未真正明确哲学的基本问题，而是把认识论中的一个问题扩充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对于哲学的性质及其基本问题，我们还应沿着马克思的有关思路，继续进行探讨和规定。

二、哲学是对人生存和发展的集中概括与论证　　

既然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不是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那么，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进一步说，哲学的性质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研究哲学？　　

对此，马克思有一句名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的，而这个《提纲》，恰恰是恩格斯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首次以附录的形式发表的，并称其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②]显然，恩格斯是认真读过了马克思这个《提纲》的，而且他是以权威阐释者的身份来阐释马克思的思想的。然而，他却没有注意到他的阐释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有明显差别的，这突出的表现就是他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哲学“最高问题”是“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的论说，与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论断的区别。从前面所引的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哲学性质的认识，以及哲学所要解决的“基本”和“最高”问题，都是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非“改变世界”。特别是他根据对世界本原的不同看法，将哲学家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论断，依然是从“解释世界”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只是在论证世界的可知性时，恩格斯才提到实践，并把实验和工业作为认知自然界的手段和批判“自在之物”论的主要论据。也正是这个区别，使“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的性质和基本问题的规定从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又退回到“解释世界”，并据此而将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基本哲学观念。　　

与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的态度不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③]　　

马克思在指出唯物主义及唯心主义的缺陷后，说明了费尔巴哈比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质性进步，但这种进步还远远不够，仅仅是揭示了新的哲学观念应该形成，以及形成的方向，即将人作为哲学的主体。费尔巴哈只是将人的理论活动看做是人的活动，并没有注意人的实践。因此，他所说的人还是理论的、理性的人，而非实践的、发展的人。马克思承继费尔巴哈将人作为主体的这一思路，进一步明确了人在哲学中的地位。　　

哲学不是神学，它的主体是人，它的对象也主要是人，只有以人为对象，并在研究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矛盾时，涉及作为其必要条件的自然物质和经人改造了的物质资料。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要规定人的生存和发展中的矛盾，并探讨人的生存发展与物质条件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即对各时代矛盾的集中概括，由此形成时代的哲学。　　

人之所以要研究哲学，绝非像黑格尔所说的是由于人作为绝对精神的“外化”物内在地具有绝对精神在创造人时就赋予人的使命——以自己的理性思维去认知绝对精神先于人“外化”并由其演化出人类的自然界中所包含的“客观逻辑”，即以绝对精神设计的“主观逻辑”去论说同样是绝对精神设计的“客观逻辑”。黑格尔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证明唯物主义的合理性，但却以否定唯物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不论是黑格尔，还是他之前的唯物主义者，以及天主教的经院神学家都把哲学家排除于研究对象之外，或者说哲学家是一个特别的人群，他们不是现实社会矛盾中生存的人，而是作为其哲学观念所标榜的本体——世界本原的代表，向世人宣扬其所代表的世界本原是如何构造自然界和人类，而自然界和人类又依什么样的规律存在的。虽然实际上他们谁个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矛盾而存在，而且都因自己的社会存在而代表着特定社会群体——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但他们都力图回避自己的社会存在，并超脱社会存在而谈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或本原。仅这一点，就使他们的学说在出发点上具有缺陷和虚假成分。　　

西方传统哲学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三部分，其中本体论是基础，也是核心，认识论和逻辑都是从属、服务于本体论的。对世界本体，不论是规定为精神、上帝，还是物质，这些范畴都是人的意识所形成的观念。而对作为认识论和逻辑思维主体的人，都不认为是本体，人的认识和逻辑，只是受本体支配并为了更好地适应这种支配而认知本体的过程。　　

不论哲学家们在其著述中如何论说，也不论其是否真的相信他们所论说的本体，他们对哲学的研究和著述，都是基于其生存的利益，并因利益而与某个阶级、阶层、集团相统一。他们的哲学观念实则与其个人利益统一的阶级、阶层、集团利益的集中体现。　　

人作为特殊的、高级的动物，是以其意识而认知并支配存在的，其存在的特殊性，在于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物和服务于人的劳动和社会交往；通过劳动而满足作为人的需要，并创造出新的需要。人存在的四要素中，劳动是核心，需要、交往和意识都是劳动的要素或条件。　　

人虽然有这些特殊性，但人仍是动物，人必须生活于自然中。动物性是人性中的一般性，自然界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人的意识，既要认知人自身和社会关系，也要认知自然界。人的劳动相当一部分是针对自然物的，这部分劳动，是以对自然和对人需要的认识的结合而在意识主导下运用体力对自然物的改造。另一部分劳动则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即提供各种服务，这类也需要一定的工具，也有技能。人的生存以劳动为基础和主要内容。劳动的社会化构成生产过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对立统一，是经济生活，在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并围绕经济生活形成了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形成了文化。由此构成人的社会总体存在。社会总体存在是所有个体存在的集合，又是所有个体存在的必要形式和条件。任何个体都不能脱离总体而存在，个体存在的集合又必然发生交往，形成矛盾。在社会总体矛盾中，个体之间出现利益冲突，并形成制约、协调的体制与机制。正是在总体社会矛盾中，体现了个体人的相互关系和发展，个体人的发展又促成了社会总体的发展。在生存和发展的矛盾中生活的人，必然要以其意识反映和导引个体行为，这种意识，既是个体的，又是总体的。从个体意识认知总体，从总体意识导引个体意识和行为。　　

个体人的意识，根据在于存在，其对象也是存在。生命体现为活动，活动必然要与外界发生关系，这个外界，既是个体之外的社会，又包括自然的物质。从个体论，自然是存在的条件，社会也是存在的条件。从总体论，社会则是人存在的形式。个体意识要认知其存在和条件，众多个体意识的集合，就形成总体意识。个体意识的表现是因人而异的，有的停留在比较初级的对感性材料和自身感受的理性思考上，有的则上升至思想、观点、概念的层面。上升到这些层面的意识，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体意识，而是对社会总体的意识。这些总体性的社会意识集合于少数思想家那里，就表现为总体性的关于存在和发展的各种学说、理论，其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关于生存和发展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的学说，二是关于人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条件的学说。现在已将前者界定为社会科学，将后者界定为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看似对自然界的“客观”认识，但实际上完全是根据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其条件的研究，它是有明确目的性和选择性的，并非自然界的一切都会按其“客观”的需要去研究，而是按主体的人的需要而进行的有目的的“主观”认识。只是在奉行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科学才人为地带上独立的、“客观的”色彩，并成为社会科学的楷模，似乎只有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研究社会，才是真正的科学。即令如此，自然科学及其对自然界的研究，依然是从属于人生存和发展的。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各社会形态中是明显的，而在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势必将自然科学确定于它应有的地位。　　

哲学是对总体性的关于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学说、理论的集中概括，也可以说是关于存在和发展的最抽象的学论、理论。哲学并非脱离各种具体学说、理论之外的，而是通过对各种具体学说、理论的概括其中包含的一般性认识的抽象规定。　　

从哲学角度探讨人生和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命运等基本问题。这是每个个体人的生存所遇到的共同问题，也是所有个体意识和总体意识，即各种思想和学说都要探讨的问题。虽然各自的回答有所差别，甚至是对立的，但问题却是共同的，也正因此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矛盾，而矛盾又是发展的根据。哲学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些问题的，或者说并不是只有哲学才研究这些问题。哲学是以对个体意识和总体意识的概括为基础而研究人的本质、人类社会关系和个人命运等问题的，它的范畴、探讨问题的角度、研究的方法有其抽象性和总体性，从而在思维层次上有别于具体学说和理论，但探讨的内容却是相同的。　　

不同时代的哲学，因其所反映的社会群体阶级地位的不同，对上述基本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又必然涉及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本原”问题。这在原始的图腾意识中并不明显，图腾只是原始人崇拜、敬畏的某自然物，他们还没有探求世界本原的意识。到奴隶社会各氏族的诸神崇拜，开始有了对人的来源和自然物由什么创造的思考，但氏族活动的范围太小，尚达不到对世界本原的探求。世界本原问题的提出，是从封建领主制的上帝主义哲学开始的。作为部落联盟首领及各部落领主统治其臣民、农奴的意识形态，上帝主义将人与万物都说成上帝创造的，上帝是世界的本原，也是各部落共同的精神依托和联系。而在时间上先于欧洲上帝主义的中国天命主义，在逻辑上却是后于上帝主义的，中国也曾在西周初年出现过对上帝的崇拜，但并未形成宗教，而且很快就为天命主义所取代。天命主义将世界本原归结为天命，否定了某一神的创世说，也为唯物主义提供了逻辑前导。近代欧洲哲学家引进天命主义作为否定其上帝主义的重要论据，形成自然神论，并以此为中介，提出了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将自然物质视为世界本原，由物质性来规定自然界，由自然性来论证人类社会。　　

然而，世界本原问题并非哲学的基本和最高问题，它只是论证人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必要前提和论据，即使信奉上帝主义的经院哲学，也是把俗世人的生存和社会关系作为主要内容，上帝创世说不过是论证封建领主制和天主教会制度的论据。天命主义和唯物主义也都是如此，前者是论证集权官僚制的工具，后者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手段。至于上帝主义之前的诸神崇拜，实则将奴隶主神化的意识形态。这些哲学观念，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有其历史阶段性和阶级性，当它们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时，它们是统治阶级利益及其制度的集中体现，但在形成期，又都曾代表着社会的变革势力，并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统治意识发生矛盾。诸神取代图腾，上帝（一神）打败诸神，天命取代上帝，物质否定天命，都是如此。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现代世界仍是资本统治的时代，因而唯物主义是主导性哲学观念，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等，不过都是唯物主义的分支。马克思开创了以劳动为根据和核心的“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由此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这个过程的方向很快就被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改变，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及苏联与中国的哲学家，承继并拓展了这种改变，导致社会主义在理论、运动、制度方面的严重缺陷。但是，现代劳动者素质技能的不断提高，他们争取提高社会地位，以致成为社会主体的进程是不可阻断的，因而，劳动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也必然在现代社会矛盾中孕育，在矛盾斗争的发展中不断充实和发展，并成为新时代的哲学观念。

注：刘永佶教授人民网博客地址为：

http://blog.people.com.cn/blog/s/3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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