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映西：对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的理论反思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卢映西

2008年10月26日

    提要：对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成效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评价，主流的观点是此战略成就巨大，而以仲大军为代表的非主流观点则是得不偿失。细究之下，后一种观点才是符合常识和理论传统的。即使同意前一种观点，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出口导向型战略实际上已经不可持续。要解释这种状况，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能胜任，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这种反思的著名先驱是保罗•萨缪尔森。本文更进一步，以生产过剩的视角取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源稀缺视角，说明阻碍自由贸易和引发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仍是马克思等经济学家指出过的生产过剩。不认真正视和妥善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国际贸易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也不会彻底消除。

    关键词：出口导向；自由贸易；消费能力；生产过剩；经济危机。

一、对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两种评价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由于我国的投资经常会出现“过热”，消费又受收入等多种因素制约，所以整体经济增长不得不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施这种战略的成效如何？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2.17万亿美元，由世界第22位跃居世界第3位。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达到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堪称奇迹，而且这样的奇迹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已经使许多观察家大跌眼镜。

    2001年7月，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在美国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声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WTO后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实际上在此前后，类似的论调在西方观察家中就时有出现。他们认为，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步入死胡同，中国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是，入世成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增长周期的拐点，入世之后，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增长。200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与WTO：入世、政策变革和减贫战略》报告称，中国每年从入世中获得的收益是406亿美元。世行该课题负责人迪帕克•巴塔萨里说：“市场开放和其他与中国入世有关的改革举措每年为中国经济带来400多亿美元的收益，并使全世界的实际收入每年增加750亿美元。”这些事实似乎已经证明，中国的确分享了WTO的经济红利，成了全球化的受益者。换句话说，就以美元计算的收益而言，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可是从另一角度观察，问题就来了。2005年，当时的商务部长薄熙来说：“中国每卖出8 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大飞机。”此言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在这种交易中中国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各方意见莫衷一是。但有一个事实是明显的：制造８亿件衬衫对于能源和生态的消耗与破坏，不知要超过制造一架空客飞机的多少万倍。

假如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都类似于衬衫换飞机，那结果还不算太离谱。因为我们只有生产衬衫的能力而没有生产大飞机的能力，但我们又确实需要大飞机，这样交易再吃亏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至少我们换回了用得着的东西。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是，另外还有一些被大家熟视无睹的交易：更多的出口产品没有换回大飞机，而只是换了外汇，就是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外国钞票。数据显示，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241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7年间增加了10倍，年平均增长40.6％。我国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年底的2121.65亿美元，到2007年年底的15282.49亿美元，成了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截至今年5月末，外汇储备又涨到1.8万亿美元，可以预见，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中国今年的外汇储备肯定会突破2万亿美元。

很少有人深究以产品换外汇到底意味着什么，但仲大军先生从中看出了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类似于传统的重商主义。这种发展模式的内容主要是在全球间争夺工作机会，出口更多的国内产品，从而积攒更多的外汇储备。究其实质，就是中国年年向外部世界输出资源，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局面：人们把美国的消费当作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贡献，我国出口的增加要感谢美国人的大量消费。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本来需要将宝贵的资源用在本国人民的发展上，却采取了一个资源对外净输出的发展模式。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最突出的悖论。

这种以资源换外汇的发展模式，其代价已经越来越明显。在经济惊人增长的同时，污染和排放问题也同样以惊人的速度恶化。根据一些方面的估算，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尽管其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一半至四分之一（这一比例因计算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于2006年撰写的有关气候变化和经济的报告估计，到205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翻倍。而澳大利亚政府赞助的一项评估则更为悲观，该评估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会翻番。去年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联合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空气污染导致每年75万人早亡。

目前全国已形成几大块生态危区，南水北调便是一例，华北地区水资源的匮乏已成定局，我国不得不通过花费上千亿元的水利工程来调整资源配置。东北三省的黑土地是经过几亿年植被腐化形成的一层地表黑土，在世界上也只有乌克兰和美国的中部各有一块。但经过近几十年里毁灭性的开发，我国的黑土地水土流失严重。如果不加大这一地区的生态保护力度，一味追求廉价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几十年后这片黑土地便将岩石裸露。我国的羊毛羊绒产品生产对西北地区的沙漠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北地区的生态恶化正在越来越严重。
至于说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更是巨大，每年一两千亿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为了更廉价地出口，不惜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的所取得的所谓“成就”，是在不扣除这些隐性成本的前提下计算出来的。如果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将资源枯竭对可持续发展的致命影响纳入视野，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贸易成本是巨大的，大到我们无法承受。

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之后，我们得到了什么？如上所述，我们得到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甚至成了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对此，仲大军先生清醒地指出，今天的世界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和贵金属货币，在这样一个汇率浮动的货币体系下实施重商主义，危险较大。果不其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最近公布的2008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指出：“受美元贬值的汇率、投资收益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价格明显缩水，净亏损已达360亿美元。”

36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我们按1:7的汇率粗略计算，就是2520亿元人民币。外观奇特、装修豪华的国家大剧院总造价是30.67亿，这等于说，如今80多座国家大剧院已经灰飞烟灭，连个响都没有。更令人担心的是，披露出来的损失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在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危如累卵。

高额的净出口，在输出自己珍贵的自然资源和破坏自己的自然环境之后，只换来一堆时时刻刻要担心其贬值的货币符号，这显然是赔本的买卖。这就是仲大军先生对目前片面强调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的评价。

为什么同样的事实会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从一些基本概念说起。

我们可以把财富大致分为两类：真实财富和虚拟财富。所谓真实财富，就是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是可以实际维持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物质财富。所谓虚拟财富，指的是货币和以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货币，因而很容易使人们产生幻觉，以为货币才是真正的财富，忘记货币本身是不能用来消费的，一旦脱离真实财富就毫无用处。其实这一常被遗忘的浅显道理，古代的人们就已经明白。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引述了当时流传的一个寓言，说有一个叫米达斯的人，对黄金十分贪婪，千方百计学到了神奇的点金术，此后凡手指触摸之物都立即变成黄金，结果他很快就在黄金的包围下饥渴而死。于是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以金钱为财富，实际上是荒唐的观念。

西方经济学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对真实财富和虚拟财富同样拎得清，他在著名的《国富论》中说：“如果在一个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中什么时候出现了短缺，那么比起其他任何商品的短缺而言，可以有更多的应急措施保障金银的供应。如果制造业的原料短缺，产业就必须停产。如果食品短缺，人民就必须挨饿。但如果货币短缺，以货易货可填补其空缺，虽然会有许多不便。通过赊账进行买卖，商人们一月一次或一年一次清偿彼此的债务以弥补货币的短缺，而且也比较方便。如果采用一种调节得当的纸币来填补这个短缺，不仅不会有任何不便，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有某些好处。因而，任何一个政府把注意力投放在保持或增加国内的货币的数量上从来都不是十分必要的。” 在斯密眼里，从外国输入真金白银都不是十分必要的，那么他要是看到今天有些国家竟然把积累比金银更不靠谱的外国纸币当作一种外贸战略来实施，不知会作何感想！

搞清楚真实财富和虚拟财富这两个概念后，对我国目前出口型发展战略存在两种相反评价就容易理解了。简单地说，如果以虚拟财富来衡量，第一种观点成立；以真实财富来衡量，第二种观点成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假如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这两位大师复生，他们将会站在仲大军先生这一边，持第二种观点。

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际上已经不可持续

即使我们同意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成就巨大，随着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兴起，这种战略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实际上已经不可持续。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在此不用多说，因为多如牛毛的贸易磨擦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力挺自由贸易的WTO，其主持的多哈回合谈判一再遭到挫败的事实也有目共睹。

众所周知，WTO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当今在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是由英国在18世纪提出来的，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学说。该学说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致力于它具有优势的领域，并就其他需求与他国进行交易。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发展它的比较优势，那么整个世界会达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而且每个国家都可以分享更大的全球经济的蛋糕。按照这种理论，既然各个国家都能获益，那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就理应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皆大欢喜。所以WTO于1995年1月1日成立时，全世界曾为此庆贺和欢呼。但是经过十多年实践，效果令人失望。

最明显的是，WTO未能从实质上消除贸易壁垒和贸易磨擦，只是使原有的壁垒和磨擦换了形式，原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以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面目出现。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关税、配额、许可证等受到WTO规则的限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转而采取一些新的较具隐蔽性的贸易保护方式：（1）通过出口补贴扩大出口的同时，滥用WTO框架内的“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限制进口。（2）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将本国比较优势产业纳入WTO的框架，迫使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以扩大出口。（3）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进一步巩固本国事实上的贸易优势。（4）通过确立劳工标准、环保标准、质量标准、技术和卫生标准等等达到在某些领域全面抬高进口门槛的目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WTO按理应该促成全球经济一体化，但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趋势：贸易自由化的努力不但没有使原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利益联盟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反而在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了许多新的矛盾，呈现出一种与一体化背道而驰的分散化倾向。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首先是由发达国家发起并通过WTO推向发展中国家的，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看起来可能出乎发达国家的意料。全球化为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一批发展中大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发达国家虽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仍居主导地位，但其在全球GDP总额和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相反，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节节攀升。新兴国家的产业优势逐步凸显，如中国在加工业和制造业上异军突起，印度的服务业尤其是软件开发业竞争力强。与此相应，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空心化”加剧，企业业务外包迅速发展，近年来以每年近20％的速度递增，2004年全球业务外包额达6.3万亿美元，美欧是主要的外包市场。一些跨国公司迫于竞争和技术革新压力，开始将研发活动也转移到人才集中、劳动力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和业务外包对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造成巨大冲击，失业现象突出，甚至出现了“有增长，无就业”（在经济增长期白领和蓝领工人失业同时增加）的现象。所以，尽管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家仍在鼓吹贸易自由，然而现实的趋势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在政治上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由于经济全球化激化了发达国家的内部经济社会矛盾，因而发达国家之间也经常爆发贸易磨擦。例如，1997年欧盟强烈反对美国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合并，目的就是通过限制对方合并，为欧盟企业争夺国际航空市场。2005年以来，美国与其贸易伙伴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围绕《伯德修正案》展开了贸易战。在多哈回合的香港会议中，美国和欧盟不仅没有联合，反而相互指责施压，矛盾表面化。在汇率问题上，欧盟一方面和美国一起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向美国进行攻击，要求其阻止美元的过分贬值。

这种与全球化相背离的趋势不仅表现在WTO层面上，而且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受到了影响。由于发达国家受到的各种内部牵制因素增多，其内顾倾向进一步发展，对外进取意识和影响力有所减弱。以2005年《欧盟宪法》遭法国、荷兰公投否决为标志，欧盟一体化进入反思、调整阶段。美国设想建立涵盖34个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但进展迟缓，目前美国只与中美洲五国签署了自贸区协议，与设想目标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日趋紧张。

长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是中国的政治盟友。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昔日的盟友越来越频繁地挑起对华贸易争端，而且力度不小。
早在中国入世前的1993年4月15日，墨西哥贸易与工业发展部在事先未通知出口商、进口商和中国政府的不正常情况下，突然对中国出口到墨西哥的10大类涉及到4000多个税号的商品征收高额临时的反倾销税，其中鞋类的反倾销税高达1105％，玩具为351％，合成纤维线、布为501％，植物纤维线为331％，服装为533％等等。墨西哥对中国出口商品反倾销规模之大，产品之多，税率之高，是世界反倾销史上绝无仅有的，相当于对中国输墨商品实施事实上的封港。其实，墨西哥并不是与中国之间贸易量非常大的国家，而所谓4000多个商品中的四分之三中国根本没有出口墨西哥，最终被实施倾销税的商品也只有十几种。

在入世谈判过程中，对中国要价最狠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以墨西哥的表现最为典型，成了中国入世最后一个跟中国签协议的国家――当时墨西哥以反倾销问题拖了两年不签字。入世后，中国面对的贸易磨擦更是无日无之。在纺织品问题上，大家熟知的是美国和欧盟对中国设限，实际上2005年纺织品配额取消后第一个对中国使用“特保条款”的国家是土耳其。不仅如此，土耳其、墨西哥等国的纺织品行业组织还在2004年3月3日签署了《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WTO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继续实行配额管理，直到2007年底。短短3个月，就有45个国家的90多个专业组织参加了《伊斯坦布尔宣言》的签名，其中发展中国家占了一半以上，包括赞比亚、坦桑尼亚等曾经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传统盟友。而在2006年底落幕的印度对华丝绸反倾销案，是世界纺织品贸易一体化之后中国遭遇的金额最大的纺织品反倾销调查，终裁反倾销幅度在42％到77％之间。

中国的出口贸易显然正处在全面受阻的态势，扩大产能——出口——遭遇摩擦——转战市场——再遇摩擦，已经成为中国许多行业难以避免的恶性循环。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我国的贸易模式日显尴尬：一方面是接踵而至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却是量增价跌后日益微薄的利润。一方面出口量很大，产品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却背负了“倾销”的恶名，还带来了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

其中症结其实并不复杂，有些官员已经屡屡提及。2006年2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就指出，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工业经济联合会举行的一次国际贸易争端分析会上，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不无忧虑地指出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危险，“这些产能势必要通过扩大出口释放，……可以想见贸易摩擦不断增加。”
可见，实践已经表明，片面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不可持续的，不但在中国不可持续，在任何国家都不可持续。但是，面对经济一体化遇到的困境，主流经济学者却囿于自由贸易最终必然导致多赢的教条，鲜有建设性的理论贡献。

三、在理论上澄清阻碍自由贸易的根本原因

目前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对阻碍自由贸易的因素也有解释，这种理论承认贸易自由化会对一国内部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分配造成影响，即一部分的人会从中获益，而另一部分人则会遭受损失，实际收入降低的必然会反对自由贸易，从而形成保护主义集团。因此，关于利益补偿机制的问题，应该在一国的不同阶层之间进行调整，即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使从贸易中获益的阶层补偿从贸易中受损的阶层，从而实现总体利益的增长。但利益的补偿机制不应该在贸易伙伴国之间进行，因为自由贸易对每个伙伴国而言都是福利的改进，因此不存在国际间的补偿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不承认目前的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有利益冲突，认为只要在各个国家内部进行一些利益调整，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

清朝有个作家叫李汝珍，他写过一部小说《镜花缘》，里面讲了不少荒诞不经的故事。其中第十一回，书中主人公周游列国，来到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礼义之邦“君子国”，诧异于那里的交易与常规相反：买者尽可能付高价，卖者尽可能出低价。如果卖者不按买者的意愿加价，买者就责其有失“忠恕之道”。好不容易谈定价钱，买者还不肯拿走全部货物，只肯拿一半。我们可以想像，要是这个君子国也有经济学的话，其经济人假设肯定与我们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反，是“利他”而不是“利己”。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

可是，当我们将现在的国际贸易情形与君子国相对照时，居然能找出不少一一对应的地方！比如，进口国常常不允许出口国要价太低（倾销）。即使按国际市场价成交，数量也常常有限制（配额）。也就是说，亚当•斯密认为“对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说是精明的行为，对一个大国不可能是愚蠢的行为”， 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至少是部分失效了，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私人家庭式的精明并不是通行无阻的交易原则。现代国际贸易中无硝烟的“贸易战”，用传统智慧来理解就很荒诞——为何要把价廉物美的商品阻挡于国门之外？不过，这种荒诞感局中人是很难体验到的，因为当他们一步一步慢慢走向荒诞时，就如温水煮青蛙，感觉难免迟钝。只有外人——比如外星人——骤然一看，才有可能出现《镜花缘》式的大惊小怪：居然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世界，在那里，穷国尽管本身还有大批贫困人口衣食不周，却不断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输送到富国；而富国还不领情，要把送上门的便宜挡回去！只是，我们不清楚外星人在“友星惊诧”之余，会把我们这个世界称作“君子世界”还是“傻子世界”。

迄今为止的贸易理论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清楚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原因，就因为学者们还未意识到这种荒诞。

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这一原理在绝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心中犹如金科玉律，尽管现实中自由贸易困难重重，他们仍然对此坚信不移。不过，面对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背离，近年来已有个别主流经济学家开始觉醒，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2004年夏季，已经89岁的萨缪尔森在美国经济学会三大经济学期刊之一的《经济学展望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李嘉图、穆勒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的论文，对自由贸易精神提出质疑。 他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大低于美国。他的结论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贸易条件会发生变化，在某些情况下，自由贸易可能对美国不利。他实际上就是在观察到理论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情况之后，开始重新反思自大卫•李嘉图以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

萨缪尔森对自由贸易理论的反思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不仅因为萨缪尔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而且因为他曾经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铁杆拥护者。经济学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萨缪尔森在哈佛当学生的时候，一位同学要他在所有社会科学原理中，指出一种既正确又重要的。结果，这个问题竟让萨缪尔森苦恼了30年之久，直到1969年，就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一年，才终于拿出了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萨缪尔森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是在那些可以称作既正确且重要的社会科学原理中首屈一指的。一位如此推崇比较优势原理的成名经济学家，在89岁高龄之际，仍能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重新反思自己一直深信不疑的理论，这种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遗憾的是，他的这一学术努力并没有撼动他自己参与构建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不少主流学者认为，萨缪尔森只是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国际贸易可能对某些国家不利，但没有任何政策含义。所以，尽管萨文甫一发表就在美国学术界、媒体、商界和决策圈引起一阵骚动，但很快又复归平静。

然而，错误的理论终归是经不起实践检验和理论拷问的，反思仅仅是开始。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以常识和逻辑为武器，彻底搞清楚“自由贸易会给参与贸易的各方带来福利上的改善”这一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信条与国际贸易实践为何格格不入。

在逻辑上，自由贸易理论是根植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的。这个假设是说，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由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预设了一个“有限－无限”的基本模式，设定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这一假设的直接理论含义便是消费品的生产越多越好——消费品的数量越多，品种越丰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非常完美地证明了在不变的资源约束条件下，贸易确实能使各国所能得到的消费品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

所以，稀缺性假设是自由贸易理论得以成立的总前提。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个假设其实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我们稍加观察就能了解，现实中的生产，并不需要满足漫无边际的消费欲望，只需满足人们的消费能力即可。而现实中的消费能力是不可能无限扩张的，因为消费能力受制于三大因素：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收入）约束。生理约束最容易理解，在此不再多说。时间约束则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所有消费活动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由这一事实推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人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是时间约束。对于消费能力而言，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因其自然规定性，是无法通过理论、制度或技术的创新从根本上突破的，因而是硬约束。预算约束，作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消费不足现象的原因，才是经济学应当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即使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收入，由于前两个硬约束的存在，消费能力也只能是有限的。换句话说，消费能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现实中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设营造出来的“有限－无限”，而是“有限－有限”。

再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的进步，对于提高生产能力具有明显而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突破消费能力的硬约束则效果不彰。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论述：“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 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更为准确的模式应该是“大－小”模式。于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一种现象将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生产过剩。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失业。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石的稀缺性假设，由于从根本上抹杀了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所以主流学者们只能对现实中日益明显的生产过剩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任由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越拓越宽，以致许多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都成了长期困扰经济理论界的所谓难题。

认识到消费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而消费能力稀缺会导致生产过剩，就很容易解释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根本原因，以及国际贸易中的种种看似荒诞的现象。因为每个国家的消费能力都是稀缺资源，被外国商品占用，本国商品的销路就会萎缩，失业率就会上升，所以需要对可替代的进口商品设置壁垒。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也就是说，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各国所争夺的，已经不是物质财富，而是消费能力，因为消费能力后面站着的，是就业机会。假如我们把就业机会的得失放入视野，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昭然若揭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的：“贸易自由化时常不能实现其诺言——相反，它导致更多的失业——这就是它为什么遭到强烈反对的原因。”

虽然目前人们还未在理论上明确认识到“消费能力是稀缺资源”，但各国商品生产者在进口商品冲击下的被剥夺感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自由贸易理论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各国有限的消费能力被充分满足之前，贸易才会使各国都受益。而当一国出现生产过剩现象、失业问题表面化时，可替代的进口商品就不再受欢迎。这时国际贸易关系就开始扭曲，各国都以“自由贸易”为幌子，实际上却是在推行老掉牙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这实质上是一种企图把失业问题推到国外的“以邻为壑”策略，难怪最终要出现君子国式的荒诞现象了。

总之，只要我们认识到生产过剩问题的客观存在，仅凭常识就可以解释国际贸易遇到的各种难题。但如果钻进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死胡同，那么再明显的问题我们也认识不清，更遑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四、生产过剩问题不容回避

由以上论述，我们得到了与主流经济学迥异的结论：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根源在于消费能力的稀缺，而这种稀缺因其自然规定性，在理论上是回避不了的。过去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找到如此简洁的表述，但生产过剩一直是近代以降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作为法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的西斯蒙第，在其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首次确认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现象。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的最后一章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可能造成普遍商品过剩的观点，担心由于人类生产能力持续扩大，人类对产品的有限需求可能会低于供给能力，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并引起大规模失业。他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应该养活一些不干活但会大把花钱消费的人，让他们去消费掉过剩的产品。凯恩斯则观察到预算约束并不是消费能力的惟一约束：“在通常情况下，收入的绝对量越大，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额也就越大。……我们认为任何现代社会都适用这样一条基本心理规律：即当实际收入增加时，其消费量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 进一步将“有效需求不足论”发扬光大，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凯恩斯革命”。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形式就是周期性的、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渐渐成了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际上已被边缘化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其客观原因，因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势头很好，甚至比社会主义还要好，并没有出现大的经济危机，所以鼓吹自由市场的西方经济学暂时占上风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几十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的一瞬，在这个瞬间发生的事情根本不足以说明历史规律。现在，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终于爆发大危机了，这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那么这次危机是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呢？我们来看一下危机的起因就清楚了。最初，美国人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房地产商有许多房子卖不掉，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人想买房子却没钱。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司空见惯的生产过剩现象。他们想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方法是让银行借钱给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人买房子，开始时自然皆大欢喜。可是借的钱总是要还的，一旦还不上，危机就爆发了。所以，次贷危机说到底仍然是生产过剩危机。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商品的卖和买之间的对立已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出消费信贷制度，把商品的卖和买之间的对立推进到资金的借和还之间的对立，危机的可能性并没有消除，只是使危机爆发的时间推后了。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究竟哪个学说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更为深刻？究竟哪个学说更接近真理？事实胜于雄辩。最近，面对经济危机，连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都出来说话了，他说：“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而我们本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问题更应有清醒认识，及时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因为次贷危机实际上已演变为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且可能将是全球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危机，目前已经波及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中国，我们不能见了棺材仍不掉泪。

五、结语

本文的题目是“对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的理论反思”，反思的结果是片面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不可持续的。但笔者并不是要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只是在理论上指出，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在生产过剩上面。生产过剩问题一直是文明社会的真问题，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而不能采取西方主流经济学那种视而不见自欺欺人的态度，或者通过片面的出口导向战略把问题转嫁他国。只有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彻底解决失业问题，国际贸易才能达到真正自由的状态，那将是一种自然的、互通有无的、无须人为“导向”的状态。

生产过剩实质上是一种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现象，本来应该是好事。所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怎样利用生产过剩这个有利条件造福社会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此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只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供读者参考。只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就能在关闭了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无数多扇门。只要抛弃西方主流经济学那一套根本不合实际的理论框架，从生产过剩的角度而不是从资源稀缺的角度观察经济问题，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另一个世界，而“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