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从苏联改革教训看十八届三中全会

　　改革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个深刻的利益再调整过程，必然涉及“动了谁的奶酪”问题。在当前社会分化加大、凝聚共识越来越难的背景下，深化改革首要任务就是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及“依靠谁，为了谁”的改革方向问题。前苏联改革就是因为没能把握好这点，最终全面失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改革蓝图，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但也在关键问题上牢牢守住了底线。

　　首先，守住了意识形态底线。“举什么旗”直接决定“走什么路”。一旦指导思想出问题，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受损，乃至国家解体。“意识形态”“阶级专政”这些东西，听起来远不如“人性”“人道”等字眼舒服顺耳，但却是行之有效的逆耳忠言，和无往不利的苦口良药。然而，不是所有领导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苏联之所以最终在改革中解体，首先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赫鲁晓夫时期，用“全民党”思想取代“无产阶级政党”概念，这种对苏联共产党的再定位，偏离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并开启了苏联共产党转向“权贵化”的大门。戈尔巴乔夫更加离谱，干脆将利益诉求主体从本民族扩大至全人类，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并大肆宣扬“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实际是暗示，对人民民主和对极少数敌人的专政“不人道”“不民主”，并把对极少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偷换为对绝大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哲学的贫困和指导思想的日趋庸俗化，导致苏联改革“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变成“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伯恩斯坦语)，最终歧路亡羊，用最宝贵的东西换取最廉价的东西。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则守住了意识形态底线。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5年又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将四项基本原则放到与改革开放同等重要的位置。1991年10月，邓小平在总结苏联解体教训时又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而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即，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方向仍然是社会主义方向，指导原则仍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对意识形态底线的坚守，意味着中国的新一轮改革不会出现方向性和战略性错误。

　　其次，守住了政治制度底线。“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颈虽长，断之则悲。”政治体制改革最忌生搬硬套。前苏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十分特殊，二者都强调发挥党组织的先锋队和战斗堡垒作用，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权力结构强调党政军一体。这种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苏联能在很短时期内，由落后的、使用木犁的国家，一跃成为掌握原子弹的世界级强国，不能不归功于这种体制优势。二战期间，英法等西方强国在纳粹德国入侵面前纷纷溃败，最终靠苏联力挽狂澜，彻底扭转了二战局势，拯救了人类文明。中国同样凭借这种制度模式，在短时期内从传统农业国变成工业化国家，研制出核弹和氢弹，尤其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在朝鲜半岛敢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武力相抗。衡量一国政治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就此而言，前苏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逊于西方民主政体，反而比西方政体更优越。正是这种优越性，令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制度如此恐惧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

　　如果将政治体制改革比喻成收拾房间，那么政改的态度和方法大体有两种：如果认定房子是危房，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拆房子;如果认为房子本身没问题，只是内部有点脏乱差，那么进行“大扫除”就可以了。而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他对苏联政体的优势缺乏认知，一味妄自菲薄，反将西方政治制度奉为圭臬，因此所谓“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就变成了“拆房子”，实现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这种生搬硬套的自杀性改革，等于将苏联政体的骨头与肌肉强行分开，因此最终结果必然是“手术成功，病人死了”，改革使苏联这一世界超级大国轰然解体。

　　在此之后，境内外反华势力又开始加紧“忽悠”中国，试图让中国照着戈尔巴乔夫的方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借此削弱和解体中国。因此，尽管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如实现任期制、差额选举、村民自治等等)，但在西方战略家眼里这些都不算数。说穿了，在他们看来，只有将中国共产党“忽悠”下台，中国才算实现“民主化”。然而，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加上当前中东“阿拉伯之春”后的民主乱象，使中国越发认识到坚持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守政治制度底线，使中国再次绕开了前苏联以及当前埃及堕入的民主化陷阱，为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定的政治制度保障。

　　第三，守住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底线。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前提。有道是“创业难，守业更难”。打江山闹革命，建立公有制经济体系不易;坐江山搞建设，巩固和维护公有制更难。通常来说，穷革命，富保守。一旦昔日被压迫者掌权后，在人性和利益的双重诱惑下，当权者很容易背叛群众路线和革命理想，转崇精英主义和物质享受。无数历史案例表明，正是从背叛理想信念的修正主义政策发端，最终导致各类王朝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苏联共产党就是因为没能克服修正主义，最终未能摆脱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率。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这批人思想观念也发生明显变化。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指出，“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就有各种各样的权力，他就可将权力转化为特权，控制那个州里的所有财富。特权阶层壮大，必然使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场经济大行其道。戈尔巴乔夫正是沿着这条螺旋式下滑的道路推进改革，提出了取消公有制“垄断”地位，将公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使财富在短期内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整个国家则经济恶化，普通百姓生活困苦。这种惨痛教训让我们深刻理解了，为何当年列宁和毛泽东等历史伟人，都不遗余力地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同样面临着修正主义的诱惑。那些用非法手段获得“第一桶金”的少数权贵，渴望通过中国搞西式民主，将非法收入合法化;境内外各种大资本渴望通过公有经济私有化，享受饕餮盛宴;西方敌对势力更是推波助澜，加速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由此不难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各种抹黑国有经济、推动国企私有化的报告和论调满天飞，试图压迫中国新一轮改革向私有化方向前进。幸运的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顶住压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由此守住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绕过了可能将中国置于万劫不复之地的私有化陷阱。在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站在劳动人民一边，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经济路线，反对资本主义经济路线。这条路荆棘密布，却是中国通往胜利和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唯一出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田文林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