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重新认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

　　俄罗斯重新认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

　　项国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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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70多年中，斯大林执政近30年。而在斯大林逝世后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斯大林一生在努力做什么，他都做了什么等等，一直以被歪曲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所谓重新认识，是苏联解体以后整个俄罗斯社会，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执政当局和普通民众对斯大林、斯大林主义、苏联体制的重新认识。这表达了俄罗斯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愿望，而且这也是一种趋势，是一个健康的俄罗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一种本能、内在的需求：弘扬正义，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这也契合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需要。

　　· 重新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背景

　　· 整个社会全面危机使然

　　人们对斯大林发生兴趣不是偶然的。苏联解体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俄罗斯社会秩序混乱、生活普遍贫困、不稳定，“甚至不能与10世纪相比”，许多俄罗斯学者如是说，500年来俄罗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衰弱。总之，这是社会在经历了多次转型、动荡、强大国家的兴衰、各种社会价值确立和抛弃、重新审视社会制度基础、特别是重新审视1990年代所发生的事变的基础上产生的。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到1980年代中后期，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苏联官方、各种媒体、学术著作以对斯大林及其思想评价是片面的，甚至完全否定的，其中不乏歪曲、污蔑、诽谤之词以及以讹传讹。当然不是没有另一种声音，即主张全面看待斯大林。只是这种声音在当时强大的主流舆论面前很微弱。但是这种声音在苏联解体后，特别是1990年代的改革后，渐成主流，到2003年斯大林逝世50周年时，这种情绪、心理及思潮演变成一种运动，运动到2007年6月，即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召开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时达到高潮。参与这个运动的不仅是学界，也有政界和普通人，包括年长者和年轻人，甚至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仅仅有左派，他们对斯大林的立场一直是鲜明的——早在1999年12月21日，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拜谒斯大林陵墓时说，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史上，而且是整个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也有中派和右派，甚至宗教界也参与其中。1995年俄罗斯著名神父德米特里·杜普科说：“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建立了如此强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他保卫了俄罗斯，并向全世界证实了他的价值。甚至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称为上帝式的领袖。当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因此从历史经验的高度、以公正、客观的眼光重新看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是势所必然。根据相关调查，重新肯定斯大林的人在各主要党派中比例如下：在俄罗斯共产党中占75%，在统一俄罗斯党中占58%，在自由民主党中占83%，在右翼“亚博卢”中占41%。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罗米尔(РОМИР)”在斯大林逝世50周年时的一项调查表明，有57%的普通民众对斯大林在俄罗斯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有34%对此予以否定。2008年5月8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开始在网站上举国推荐“俄罗斯最伟大历史人物”，截至当年7月15日，斯大林位居第一。

　　2.现政府和执政党凝聚人心的需要

　　现在的俄罗斯政府和执政党也需要重新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政府和执政党要凝聚人心，向社会证明自己，顺应历史潮流，也要履行发展国家的职能。2000年普京任代总统时，就签署命令，将苏联国歌曲调定为俄罗斯国歌的曲调，而苏联时期的军旗为俄罗斯军旗。2000年5月7日，普京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们不能成为那种不明白自己历史的人。我们应当始终记住：是谁建立了俄罗斯，是谁捍卫了俄罗斯的尊严，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大的国家。”谁都明白，他讲的不能忘记的这个人正是斯大林。2002年1月，普京接受波兰记者采访，回答有关斯大林的历史功过时说道：“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质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2003年12月21日，推举普京为2004年总统候选人的俄罗斯统一党会议在莫斯科国立钢铁和冶金学院召开。对此，《明天报》说，会议的时间是斯大林的诞辰日，会议的地点包含着斯大林名字的俄语词根(сталь“钢铁”)，意在表明他要像斯大林一样，以钢铁般的意志统治俄罗斯。

　　二、重新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论特点

　　1.着眼于客观、历史环境、整个历史进程、必然规律

　　看待斯大林这样的人物要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即苏联当时所处的国内背景和国际背景中，以及斯大林成长的革命环境，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实际，全面、完整，既要看到他活动的历史情况，也要看到在可能的范围内他能选择的现实政策和那些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能得到的结果;着重于历史的连续性，而不是割断历史，注重历史文献，一切结论均从史料出发，其中最主要的是客观情况的需要和俄国历史的传统。斯大林及其整个世界观，所有的方法，他的全部活动，他领导的政治体制都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完全是自己的国家、他所生存的历史时代和他生长的社会环境合乎规律、互动的结果。

　　从国家现状来看，20世纪初的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度，绝大多数居民拥有村社世界观并且没有文化，相信上帝和“好沙皇”，等等。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现代化命令”和社会“边缘化”条件下，由国家的宗法制度和落后状况事先决定的。政治领袖选择的自由度相当有限。再看居民的道德心理，1920年代初，居民的道德心理背景与当时的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密切相关。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震荡将暴力变成了习惯现象。各地的大屠杀、社会仇恨、械斗等都成了生活的常态。苏俄制度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诞生的。如果将这种现象与革命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类似的现象实际上在任何一场革命中都存在。差别只在于程度、规模、形式和为了“谁”上。整个西方历史充满众多的屠杀，包括改革时代和各种革命时期，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许多国内战争和在殖民地本土都存在屠杀。在1920—1930年代，俄国从一系列历史层面走出来：摆脱深刻的历史传统，脱离革命前的恐怖，也刚离开革命主义本身。

　　再看国际背景。整个20世纪，国家几乎是生活在外部的军事威胁中，包括20世纪下半叶的核威胁。卫国战争后，这种状态稍有好转，但是也没有根本改变。或者在这种条件下生存，而人民为此要牺牲一定的物质资源和社会福利，或者打仗，因为可能对苏联发起进攻，扔原子弹。1960和1970年代国家有了一定的军事安全保障后，苏联人开始有了社会保障。当然安全保障是广义的，如果一个城市的郊区有战事，如果医院、学校被占领，或者首都的许多人被绑架为人质，住房、交通设施遭遇到爆炸等等。这也是没有安全的极限。这时居民的生活就处于经常性的威胁之中。这就谈不上生活质量和舒适。而这些现象，在苏联，从1950年代到改革前从未有过。

　　从斯大林个人来看，他来自地下职业革命家队伍，其党内生活准则模式在许多方面是为管理国家而设置的。即便没有斯大林，也会有其他什么人，谁都会这样做。总之，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是历史现象。这个现象在许多方面是从俄罗斯的传统中成长出来，从俄国革命的结果和特别是斯大林出身的那个左翼职业革命家政治派别——布尔什维克派中成长出来。这种“左”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中不是个案。而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斯大林也是在探索走社会主义的路径。上述这几个基本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确切地表达出斯大林个人、他的主义和政策及他活动的背景。

　　总之，要避免带有成见的、多余的情绪化、片面、非历史主义地看待斯大林所做的一切，而是要看现实的历史进程，看到斯大林所进行现实的选择，并把现实的选择放到当时客观的历史天平上去权衡，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国务活动家的活动都给出了什么东西。

　　2.采用比较的方法

　　比较，包括制度比较，比较不同制度下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官员的管理体制比较，比较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上对官员的管理体制。总之，侧重于大局、宏观世界，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为出发点，更关注社会制度、国家、党、民族、人民和集体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斯大林个人的性格、心理特征对形成高度集中体制的影响仅仅是第二位的。这一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А.萨哈罗夫所言，当谈斯大林时，是在谈体制、谈俄罗斯、谈人民，是在谈党。

　　· 对斯大林主义的当代理解

　　客观、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将斯大林现象分成“好的与孬的”。斯大林主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既有社会苦难、政策性犯罪、镇压，也有巨大成就、历史性胜利。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方面没有另一方面是不可能存在的。这里的统一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评价一个政治领导者的主要标准首先应当是：他是否把国家变得强大了，是否使国家更安全了，是否使国家、人民变得富足安康。对斯大林主义的理解最绕不开的问题是镇压，其次包括集体主义、革命的纯洁主义。

　　1.如何看待镇压

　　第一，首先斯大林应对镇压负主要责任，其次是斯大林领导集团，还有内务部、各加盟共和国及地方领导也应负责。比如1937初，内务部的主要工作是寻找敌人，在秘密举报中，特别多的是举报各级领导。结果在被捕者中有许多都是领导推进集体化的各级领导。在1937年的头几个月，有16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央、边疆区和州委第一书记被镇压。1937年7月30日，在内务部长叶若夫的领导并指示下，一些地方第一书记把已经通过内务部审查、从1935年7月始撤销起诉并恢复权利的农民、刑事犯又列入到镇压的名单中，在此内政部长叶若夫又加上了“反苏维埃政党的骨干”(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等)、“原积极参与土匪起义的骨干、白匪、执法者及被遣送回国者”、“宣传宗教及其思想者和教徒”，内务部还亲自为几乎所有地区增加了第一书记们申请增加的镇压“限额”。从1937年8—12月被内务部镇压者达25万。最新解密的斯大林档案表明，实际上是斯大林允许党内权势分子设立战地法庭，镇压的规模和节律由这些人掌控。比如1937年底所有地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向政治局申请增加镇压和流放的“限额”。其中最少者五千多人，尼·赫鲁晓夫申请的镇压和流放者最多，共41305名“原富农”和“刑事犯”。第二，镇压主要是由于“服务过失”。俄罗斯科学院院士A.博罗诺耶夫等提出，如果用比较干部管理体制的方法看待镇压，人们得出的结论是，镇压是由于“服务过失”。而官员“服务过失”的行为会导致国家机构蜕化，忘记赋予他的职责，并以自己的全部行动满足私利。这在前工业文明时期是一个必然的进程。而社会需要这个机构比较满意地工作。有以下几种办法能促使官员有效工作：一是用纯道德的方法，培养他们的职责价值观、纪律价值观和认真服务的价值观。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撤换或者威胁撤换。而撤换的途径有两条：民主选择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构的干部会逐渐更新，机构本身获得其职责所需要的新鲜思想和力量储备。这不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是最佳方案。但是这条路径在前工业文明时期是关闭的，而且国家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不能采取说服、促进的方法使他们有效工作，只有一个办法，即镇压和威胁镇压。这是一种惩罚的办法。镇压的残酷程度与领导者的个性和心理特点有关，但原则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要对国家机构的官员进行监督。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政治领袖深谙国家机构的机制，并采取使国家机构合要求的工作措施。总之，可以讨论类似措施对实际管理需要适合的程度，规模和人道性，但是不能怀疑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类似措施原则上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即是镇压的目的。第三，镇压主要受害者是党内统治阶层。2007年，俄罗斯人文科学协会教学参考书写道：“国际和国内历史学家的研究都确认了1930—1950年代镇压的主要受害者是党内统治阶层这一事实。”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也证明了这一点：“1940年代，许多人害怕被提拔到国家高官的位置并不是什么秘密。这直接就意味着危险。大清洗主要针对共产党官员这种性质，甚至连大多数非党人士也一目了然。在那些年代，非党人士夜里睡得比共产党官员要安稳得多。”为什么要针对党内官员?“对管理阶层的人员实行强制手段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官员，并保证管理机构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及在战后恢复经济时期运转更为有效。” 执政党的初衷是对自己内部意见异己者和“管理不善者”进行清洗。

　　2.关于集体主义

　　斯大林主义首先是普通人的集体主义。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行为矩阵，而这种矩阵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能活跃起来并变成现实。俄罗斯民族的意识和行为矩阵是集体主义。这是以多数普通人为基础，在新的、特殊状态下的集体主义。这是普通人依靠整个集体的努力来保护自己、而个人不论在任何条件下永远向往集体、与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求在强大的集体中找到自己的渺小力量的集体主义。斯大林的集体主义是建立在普通人、社会底层人的威严力量基础之上的一种思想，即国家强大和革命壮大。在斯大林的集体主义里，个体淹没在集体主义之中。斯大林的集体主义轻视脱离集体基础的人，而这种人也被以这种主义为核心的体制所不能容纳，不能接受。至今，俄罗斯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保持着这种集体主义，随时都能看到这种主义为核心的体制的可靠性。俄罗斯社会至今有30%的居民仍旧忠于这个体制，有人说是贫困所致，所以想回到过去。在国内战争中人们更是一无所有，而在卫国战争中甚至整个整个地区的人都战死，饿死，但是人们仍旧相当乐观，没有人否定当时的制度，反而支持她，推动她，为她而献身。对于这些人来说不在于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在于拥有这种宝贵的精神。

　　3.斯大林主义是革命的纯洁主义

　　А.萨哈罗夫说，在斯大林的概念里，这个党和政府所有的人——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到区委书记——都应当是革命的纯洁主义者。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俄罗斯·苏联史中心”主任А.谢尼亚夫斯基认为，这个概念来源于以革新和革命手段摧毁旧制度的革命价值和革命精神，建立在革命价值、革命精神基础之上。这种巨大的社会力量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真正最文明的跨越。其结果至今相当可靠，而将来的发展前途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纯洁主义的取向是苏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现实的、强大的动力。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了社会公正原则。

　　四、斯大林的历史功绩

　　俄罗斯现在的历史教学参考书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巨大历史功绩，称“斯大林是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他建立了全新的政治体制。在他领导下，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卫国战争的胜利，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斯大林执政后期苏联变成世界大国。苏联的国际地位是斯大林执政后期确立的。斯大林执政到最后，几乎是国家强大的顶点。无论如何，是斯大林时期奠定了惯性地保证国家后来几十年相对稳定发展的潜力。多数俄罗斯人对斯大林在苏联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予以肯定的评价。

　　1.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

　　这个体制的精神二元性在于，一方面从革命中生长出来，其基础是在苏联占人口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中那些极端的革命观念，另一方面生长于俄国的传统，其中包括专制的、官僚的和村社的等等观念之中，这是由俄国几百年来的血肉组成的。在这个体制中，权力集中于一个党手中，在一个党中权力又集中在其上层手中，首先集中在她的领导者手中。这个体制在凝聚全党和全国的力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当时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需要有相应的权力制度，需要能够实现这一方针的管理机构。苏联国家发展的不利条件(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和历史传统要求把所有资源，包括权力资源，集中到一个中心并按关键部门集中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那些能够实现这种集中的人被推出来，作为国家的第一人，权力集中于一个中心，以实行严格的集中管理体制。

　　2.实行加速现代化政策

　　А.谢尼亚夫斯基和俄罗斯联邦功勋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组织联合会主席А.普里加林等都认为，这个政策不同于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主要是恢复经济，其潜力仅限于经济、社会和国家自身方面。新经济政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超过战前的水平许多，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超过战前工资4-5倍，农村的物质状况也有很大改善。但是新经济政策不可能解决1930年代国家客观上所面临的“新”任务即加速现代化。因为国家总体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当时工业技术陈旧，结构落后，不仅完全没有国家当时绝对需要的现代部门，比如拖拉机、发动机、航空航天和重工业等机器制造业，就连一些最普通的日用品如矿物肥料、发电机、铁路道轨、电线，甚至农民用的割草刀等等都要进口。农村的社会分化日益增长，分成小的或者更小的农户，随之而来的是生产率和效率降低。农户从1913年的1600万增至2500万，小农不可能保证国家必需的产品，也不允许大规模的机械化进程。占农村人口10%的富裕农民生产的商品粮占30%以上，1927年粮食危机时，富农拒绝向国家出售余粮。另外从内部看，面对要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新任务，资金、人力也缺乏。从外部环境看，首先是西方扼制，不择手段地阻止苏联经济计划的实现。如规定，苏联从国外买任何商品都只能用黄金交换，史称“黄金围剿”，后来改成“黑金围剿”，限制苏联石油及其产品出口量，减少至50—70%，当然也可以用粮食交换，而苏联进口的工业品价格提高了60—70%，即2—3倍等等。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之中，现代化时期的国内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使独立自在的思想服从政治，而政治服务于国家利益，务实地解决国家客观上面临的任务，并找到合适的方法回应时代的挑战。

　　当然也有人提出，新经济政策的作用不仅是恢复经济，按照列宁的观点，其实质是利用市场关系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完全终止新经济政策则使斯大林的加速现代化政策中缺少一种最大限度激发起内外潜力参与现代化的重要元素。后来一些理论、政策的偏差和悲剧也由此而生，比如被没收财产和土地的381173个富农家庭中有136639个在所在边疆区和州内被迁移，而其余244534个家庭则被迁移至冻土带、北高加索等其他边远地区;再比如拒绝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市场的调节和价值规律等等。

　　3.实现了工业现代化

　　1930年代，苏联在极短时期内快速实现了国家工业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客观上是必要的。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斯大林利用了实际存在的、解决这一任务的可能的杠杆：动员起所有内部资源。因为当时实现工业化的外部资源缺位。即便是有付出并且不尽完善，但是这个工业化使苏联能单独对抗德国法西斯。到1930年代末，苏联社会经济转型，工业化突飞猛进。仅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就改变了居民的素质，使他们获得了城镇化过程中职业所需要的教育和素养。军队也现代化了。所有这些使共产党领导的苏联由世界政治中的客体变成积极、有影响力的主体。不仅在世界事物中发挥着独立自主的作用，而且顶住了屈服于法西斯德国的几乎整个西欧和中欧的压力。苏联已经成为能够对抗西方强大国家联盟的、新的自主力量的中心。这样，在法西斯德国入侵时，斯大林的方针拯救了苏联并使这个国家和人民免遭灭亡和奴役。与此同时也拯救了“西方民主”。此前，西方曾有意识地将希特勒这股侵略祸水引向东方。不论是最艰难的战争期间，还是胜利进军的时候，斯大林都在“岗位上”，表现出集国家领导、军事组织者和外交家于一身的气魄。也有人认为斯大林方案的现代化代价太大。但是当时是否进行工业现代化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存亡。

　　4.实现了农业集体化

　　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有许多责难，说集体化伴随着强制和一些地区的饥饿，在许多情况下是“人为的”。 俄罗斯如果按照斯托雷平的速度现代化，需要不少于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要破坏人民生活基础的本身，因为要克服村社的集体精神这种传统。严格说来，斯托雷平除了加剧社会仇恨，没有做什么，这种仇恨在1917年二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表现出来。斯大林没有破坏村社传统的模式，而是依靠村社。绝大多数农民拒绝了斯托雷平的新村，却接受了集体化。当时苏联是个农业国，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85%，此时，国家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破坏的。集体化也保证了工业化的顺利进行。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农村度过了童年，经历了进行农业集体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他证明说：“当卫国战争结束后，我回到农村问妈妈和其他集体农庄庄员，是否准备恢复原来的个体经济时，他们都坚决拒绝。在集体化期间农村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建立了学校，包括培养兽医、农艺师和机械师等的各种高等专科学校。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接近城市居民。这种快速转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获得巨大支持。”

　　当然实行集体农庄的规模、措施及对富裕农民的政策都可以探讨，而集体农庄的经营方式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改进。但是建立集体农庄是当时多数农民的愿望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集体化本身在苏联现代化中的作用是不能否定的。

　　5.领导卫国战争获得胜利

　　卫国战争的胜利严格地说是斯大林的经济、政治战略的结果。有人指责战争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是这种代价是胜利的代价，而不是失败的代价。也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在这场战争中“人民”取得了胜利。当然，没有“人民”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大学校长茹科夫说，在1855年战争、1904年战争和1914年战争中都有“人民”：1855年，“俄罗斯人民”在克里木战争中遭受了重大失败;1904年，“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又被小小的日本打败;1914—1917年，也是“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打败了，“人民”带着武器逃回了自己的老家，让德国人占领了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人民本身拥有巨大的力量，但是人民需要理论输入，需要理想、精神来凝聚，也需要发动和引领。因此，斯大林领导集团及其主义、政策和苏联共产党，对于二战胜利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包含成功的外交政策因素。战前，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不仅拖延了战争开始的时间，而且事先避免了战争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也避免了希特勒与“民主欧洲”可能结盟，使其后来与苏联结盟。斯大林成功的外交政策表现出远见、睿智;当然另一些方面也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

　　6.战后及时快速打造苏联国家防御体系，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恢复并发展科技

　　战后，斯大林出于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使苏联及时、快速制造出原子弹。斯大林认为，战后法西斯被消灭了，但是帝国主义还存在，而且很强大。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而为了避免战争的可能性，要有相应的武器。斯大林及其领导集团懂得美国原子弹的威胁。因此采取非常措施加速制造原子弹。斯大林的决策是及时、正确的。后来美国解密的文献证实，美国曾拟定以原子弹攻击苏联主要城市的计划。只是在苏联制造出原子弹后，才被迫放弃了这个计划。苏联在战争中的物质损失估计达2.5万亿卢布，占苏联战前国民生产总值的45%。战争中，47%的农业可耕地、人口稠密、工业最发达地区的经济遭到破坏，苏联最发达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被拖后了10—15年。战后，许多人预言，经济恢复需要半个世纪，但是苏联仅用了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就恢复了过去的实力。不仅如此，还保证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1950年工业生产水平超出战前水平的73%，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居世界第二位，而且确定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方向，也为今后几十年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把传统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子。战后很快恢复了众多科学研究机构，对科研的投入规模比战前增加了2.5万亿卢布，科研部门的威信和科学家的劳动报酬都提高了。1949年，成功进行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并发射了第一枚弹道火箭P-1。1953年夏天，完全由苏联独立研制的氢弹爆炸成功。1954年在奥布宁斯克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电站。苏联还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功率为10万千瓦的蒸汽涡轮机等等。从1949/1950学年起，国家开始把教育转为实行七年义务教育，着手启动“劳动后备军”制度培养工人技术骨干，即开办手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和厂办学校。企业开设了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分校，用来培养本企业的专家。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到1960年，大学生的人数比战前增加了三倍(达到240万人)。在动员经济条件下，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管理的“行政指挥”机制，其中包括加速发展、战时经济体制和战后经济恢复。但此时经济主要是粗放发展，从现代化发展阶段看步入中期。在正常条件下，这个机制在1960年代就开始空转，因为经济要由粗放转型为集约，需要回应世界科技新发展，从质量上保证对旧技术的更新。与此同时，也需要体制上的改革，经济杠杆的使用。

　　评价斯大林领导的主要功绩时，可以说：“斯大林接手的是木犁的俄罗斯，而留下的是原子弹和火箭的俄罗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语)

　　结论。第一，斯大林模式亦即苏联现代化的模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斯大林模式在后来几十年里成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落后具有吸引力的样板。斯大林所创造的体制在加速现代化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优势。这个模式具有开创性。这个模式中的许多元素，如制度的引力、政权的力量、组织动员功能和人民群众的态度、热情等融入中国及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体制中。其中一些甚至被西方国家采纳。这不能不说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当然，这个体制另一些元素，如忽略经济杠杆、价值规律、管理手段的调节作用等，后来成了影响苏联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障碍，这尤其表现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使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条件下。因为这种时代要求社会开放，要求执政党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时要用新的方式。但是“不论是相对于西方的科技落后，还是由经济缺乏效力引起的经济困难，本身都不能导致体制更迭”。“断言说苏联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这种说法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俄罗斯现代史语)或者是别有用心。苏联制度的遗蕴至今仍充溢于俄罗斯人的心理、精神和政治文化传统中。因为这个制度给予千百万人和他们今天的后代以巨大的排他性，使他们在社会中有一种排他性地位，能够自我确认，哪怕是最普通的人，甚至受教育水平不高，他是这个社会的主人。人们至今拥护这个制度，回忆她，珍视她。这种特殊的感觉是俄罗斯向新世界前进中整体文明的一部分。

　　第二，作为个人，斯大林及其主张和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不仅对政治家、专业研究人员，而且也包括对普通人。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及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鼓舞、支持、援助、支撑和推动等方面，作用巨大。对于一个正在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政党和人民来说，这种来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鼓舞、支持、援助、支撑和推动作为外部因素相当重要。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是具有决定性的，尤其是在变革时代和不稳定、不确定的条件下，作为广大居民阶层的领袖和代表人物的思想、信念、意志、智慧及经验就被放在了竞争选择的天平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是强大的社会主义推动力的结果，革命所获得的这种动力决定了后来几十年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方向和内容。当然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及行动纲领具有极大的鼓舞、推动作用。但是理想、信念要通过行动纲领来实现，社会主义这面旗帜需要现代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者来举，而斯大林及其理想信念就是旗手。如果说十月革命开创了社会主义历史的新纪元，那么斯大林执政的近30年则在继续书写着社会主义，使其变得强大，敢与法西斯、西方抗衡。

　　第三，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方法的坚持与运用。比如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再比如，他在总结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教训基础上，提出经互会各国经济应当遵循客观规律，协调快速发展中各种比例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保持一个平衡的综合体，消除国家间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斯大林及其领导集团始终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去权衡各种利益得失，认为某种利益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可以结合，就将这两种利益整合，善于使意识形态、政治、政策和社会经济体制适合于苏联所处的时代和当时任务的需要，显示出政策、策略的灵活性和政治远见，如二战中与“民主西方”结盟反对法西斯;再比如，从1943到1953年与教会的合作，以新决议废止旧决议，以具体行动否定了以前的做法。在一些情况下表现出国际主义精神，如对中国等国革命的支持等。

　　第四，终止新经济政策对苏联后来内政、外交、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消极的。终止的原因有许多，包括客观的、内部的、外部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是斯大林及其领导集团主观上对资本主义和市场关系的片面、极端的认识，并且囿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理论认识上的片面及教条，导致国家发展战略、内外政策和措施方面的错误、失误，甚至是罪过，有教训值得吸取。这是斯大林探索过程中的偏差。

　　第五，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重新认识具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斯大林逝世50年来，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起，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之后，听任西方和国内一些个人和小集团从一已私利的立场出发，对斯大林及其主义进行完全非历史的、非客观的、非实事求是的评价，最终导致对自己国家历史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对国家、社会制度和大多数人造成的伤害是无以弥补的，是无产阶级执政党严重的立场错误，也是苏共亡党、苏联国家解体的一个主要因素。而重新认识不仅对俄罗斯，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整个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执政党都具有方法论意义。苏联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的开篇，其经验教训都值得社会主义运动殷鉴;一个领导现代化的无产阶级执政党不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评价自己的历史和前任领导者，这个惨痛的教训在整个过渡时期对无产阶级执政党都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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