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地下刊物、“持不同政见者”与NGO是如何瓦解苏联的？
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苏联社会主义的尝试是在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其中难免出现一些不同的意见或异己力量。如何发现、准确分辨和判断这些不同的意见或敌对的声音，是摆在苏共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项长期问题。苏共执政后期在文化和科学研究领域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常常以强制、行政命令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非但没能顺利解决，反而造成新的问题和矛盾。
1.地下刊物：从有效监管到遍地开花
对于苏联肌体上的一些伤口或病痛，苏共领导人不是积极医治、施以良药，而是经常简单地加以掩盖，致使伤口化脓，疤痕扩大，甚至癌变，结果不仅损伤了自身肌体，而且为敌对势力所利用，成为病毒入侵的窗口。
苏联时期的地下刊物指的是“私下印刷出版物”，俄文称“萨米兹达特”，为“自己出版”之意。长期以来，苏共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这使得敌对势力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的记者亚·金兹别尔格搜集和编辑了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诗人的一些诗歌，并以打印机打印出来，秘密传播诗刊。诗歌内容主要反映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如“大清洗”和集中营等，两月出一期。刊物印刷后秘密传播。
应当指出，苏联有关部门对地下刊物给予了有效的监视。到1965年，据苏联克格勃秘密报告，从事地下印刷的只有35～40人，有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有工程师，也有文化工作者。1967年，克格勃向苏共中央提交有关地下刊物情况的绝密报告，但苏共中央政治局没有将其列入议题，而是提请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伊参考和研究。1969年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致苏共中央的备忘录中描述了地下刊物的思想倾向：“在这些材料中，共产主义建设的个别缺点被作为普遍现象表达出来，歪曲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历史，表达与党和政府在民族问题、经济和文化发展措施方面不同的意见，宣传各种各样的‘改良’苏联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理论，提出废除书刊检查的要求，要求为因进行反苏宣传而被判有罪的人恢复名誉，要求修改苏联宪法。”
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外局势的缓和，特别是在西方反苏政治势力的支持下，苏联境内直接从事地下刊物印刷的已经多达400人。印刷的内容也由一些诗歌和被禁止的文艺作品，变为政治和社会批评性材料。以莫斯科的一些秘密地下刊物为中心还开始形成“自由民主运动”组织。此时的地下刊物也影响到东欧国家，如捷克、波兰等，并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注意。与此同时，一些手稿或刊物被偷运到苏联境外，在西方印刷，然后在苏联侨民中间或运回苏联传播，这些刊物与“萨米兹达特”相类似，被称为“他米兹达特”，意指“境外出版物”。20世纪70年代末期，“自由欧洲电台”开始搜集一些地下刊物并利用这些材料作为对苏俄语广播的节目内容而及时播送。
2.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上的失策
俄语中有两个相近的词语来表示“持不同政见者”之意。一是“инакомысслие”或“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直译为“异己思想”“持不同思想者”，二是借用英语中的“dissident”一词音译转为“диссидент”来表示“持不同政见者”。在此，我们统一用“持不同政见者”的提法。20世纪60～7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有些“持不同政见者”只是立场与官方不同的少数知识分子;有些“持不同政见者”则经常与维护人权、否定苏联模式、宣扬西方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在近30年的历史过程中，“持不同政见者”现象虽然一直存在，也引得世人关注，但人数不多、实际影响不大。
赫鲁晓夫上台后为斯大林时期受到迫害的人平反，为成千上万的人恢复了名誉，使他们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来。这些被平反的人向人们讲述了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公的待遇，影响了许多人的思想信念，打破了原来人们心目中固有的社会主义永远正确的观念，萌生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怀疑。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经历了结成秘密小组、出走示威、出版地下刊物、流亡国外、发动人权运动等几个阶段。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和主张十分复杂，有宣传俄国传统民族主义的，有暗含西方自由主义的;有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也有不少当时以及至今仍坚持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其中最后一部分属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特殊的健康力量。他们敢于直言批评党内和苏联社会上的种种消极现象，因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如政论家、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因发表不同于官方的政治见解、在西方出版著作被开除党籍，受到迫害。而在“8·19”事件后，共产党被禁止活动，社会上反共情绪高涨，大批原苏共的高官们纷纷倒戈，改弦易辙，与苏共划清界限。而此时的麦德维杰夫却为争取共产党的生存权展开斗争，并积极组建左派政党。
从7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出现了新的动向。1975年8月，美国、苏联等35国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签署了《欧安会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协定”。该文件规定“所有欧洲的边界都是不可侵犯的”，苏联以此获得欧美国家对战后东欧边界的正式承认。但与此同时，协定标明了保卫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内容，规定所有的签字国都有义务允许东西方之间人民、思想与商业更自由地交流与往来。这为西方国家干预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俄罗斯学者指出，1975年8月苏联签署“赫尔辛基协定”是苏联领导层在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中“犯下的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从此之后，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权批评家都可以义正词严地指责苏联破坏了其自愿签署的国际条约”。因此，可以说，该协定的签署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苏联境内的新老“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关注人权问题，且通过成立人权组织等形式与国际上取得联系，获得西方的呼应和支持。
1970年，苏联成立了包括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参加的“人权委员会”。1973年“大赦国际”在苏联成立分部。1974年，继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75年以后，苏联社会出现了一些“赫尔辛基小组”，苏联境内的人权组织得以与境外里应外合。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成了西方大众传媒关注的中心，并获得了世界级声誉。西方社会出于各种目的，开始对“持不同政见者”给予资助。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获得津贴，经常获得各种奖励和奖金，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奖金。苏联一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如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先后被授予诺贝尔奖。苏联当局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常常先关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驱逐出境。有时小题大做，有时费力不讨好，非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闹得沸沸扬扬，结果使得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扬名苏联和世界。
应当指出，国外势力的支持，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是持不同政见运动持续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它们一方面利用各种传媒工具向苏联公众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诋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苏联国内与政府持不同意见的人，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支持。西方经常利用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作为攻击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借口。
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最先提出这一战略，指出“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20世纪60年代初上台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明确提出“和平战略”，要“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并“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与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实现其“和平战略”的目标。西方国家投入巨资以多种手段对苏联社会主义进行思想上的进攻，诋毁苏联社会主义，支持那些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人，资助他们在西方出版著作，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所。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得到了美国苏联学家和美国国内舆论的支持。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经抱怨：“‘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不断损害着我们的关系。……他们时不时为达宣传目的打这张牌。审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对美国公众舆论及苏美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西方围绕‘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是一场意在搞垮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签订后，西方国家利用协定中规定的条款，给予“持不同政见者”以多方的支持。这种支持有物质和金钱的，也有“荣誉”和声援性质的。
但总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逐渐衰落了。长期主管国家安全问题的安德罗波夫曾经说，影响社会安全的首先是民族问题，而“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已经在我们掌握之中。
3.非正式组织(NGO)的兴起及演变
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非正式组织又滋生开来。并且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短短三四年的时间非正式组织便犹如雨后春笋般四处蔓延，最后变得不可收拾，最终酿成大祸。
1986年开始，苏联社会开始出现一些非正式组织。这些小规模的组织相对于官方有组织的团体和单位而言，具有秘密性、非组织性、灵活性、业余等特点。1987年，非正式组织已经蔓延到苏联一些大中城市，有的以辩论会、俱乐部、青年小组等形式出现。例如，1987年2月由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出版的《经济、组织与管理》杂志在列宁格勒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组织了跨专业的“改革”俱乐部。参加俱乐部的人有后来的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盖达尔、丘拜斯等。1987年3月，“改革”俱乐部召开了一次最具影响的讨论会，研讨的题目为“国有企业法”。随后，这一俱乐部当年先后召开一系列经济改革研讨会，吸引了苏联一些经济学家参加。例如，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等在一次讨论会上就提出自由选举、取消书报审查、发展市场关系等口号。
1987年底之后，受苏共“公开性”和“民主化”思想的启发，一些非正式组织趋于分化，其中一些组织的思想和主张趋于激进化。特别是一些反社会主义和反苏共的组织更加“积极”，如“民主和人道主义小组”等。
1987年后，与非正式组织相呼应，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情绪越来越严重。1987年，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市首先出现了亚美尼亚民族自决联合会。在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先后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环保组织”。1988年6～7月，在此基础上，一些加盟共和国开始成立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组织。值得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雅科夫列夫曾表示，他支持成立人民阵线。
与此同时，日益活跃的“民主组织”公开宣称：“与各地的人民阵线组织有着共同的敌人。”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左摇右摆，经济不见起色，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工人的罢工特别是煤矿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活动开始活跃。1988年夏，莫斯科地区的“民主联盟”公开提出了“反苏共”的口号。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查尔科夫叫嚣：“等着，很快我们将要将枪口对准你们。”他们于8月21日和9月5日两次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进行示威，公开叫嚣推翻苏联制度，引得报刊记者争相拍照。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苏联警察部门抓捕了一些人后，又很快释放。
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运动的推进，各种非正式出版物也四处开花。1987年起非正式的出版物开始出现。与过去的地下刊物有所不同，这些报刊已经基本是正式印刷和散发了。1987年7月，一本名为《公开性》的杂志出版。杂志的宗旨是联合各类非正式社会团体，声援保护人权活动。1987年8月，又出版了一份旨在联系各非正式组织的《快讯》。《快讯》与西方的电台等保持紧密联系，转载或介绍苏联境内其他非正式出版物的内容，发行量最大。1987年夏天出现非正式组织的通讯社，名为“劳动人民跨职业自由联合”通讯社。到1987年10月，苏联境内已有100多家地下刊物。其中17家这类刊物的主编还会聚列宁格勒市，邀请了《消息报》《接班人》《文学报》，以及列宁格勒市共青团的记者或代表与会。总之，随着“公开性”的推进，这些报刊并未萎缩，反而经常得到一些大报的支持。
由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的纵容，到苏联解体之际，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成为宣传各类反社会主义、反苏共力量的“舆论先锋”。而上述各类非正式组织，有的则演变成政党，如民主联盟党，有的成员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领头羊”，如盖达尔和丘拜斯。因此，一些非正式组织也称得上是苏联-俄罗斯自由主义或某些极端势力的“初级党校”。
(本文节选自张树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的《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训》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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