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的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图为学院学员在演习阵地前听取教员讲解团进攻战术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郑重宣告：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需要有现代化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军队建设面临着历史性的转变，迫切要求提高官兵的科学文化素质。为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制定了普及教育和院校高层次教育双管齐下的方针，同时重视苏联顾问的作用，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解放军文化素质，培养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合格人才。

对官兵实行文化普及教育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据统计，在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在干部中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8%，其中仅文盲和半文盲就占了30%，不少连队找个文书、司务长都很困难。部队装备了一些新式武器，干部战士学习掌握使用技术也很吃力。1950年6月，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驻沪防空部队虽然已经装备了比较先进的高射炮，可是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低，对它的性能和数据计算还不能熟练掌握，有时在战斗中就错过了战机，不能充分发挥武器的作用。这种文化水平低的状况和现代化建军的要求显然是一个突出矛盾，军队的文化素质如果不提高到一定的水平，现代化建设就会落空。

针对解放军官兵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状况，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于1950年8月1日由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颁发全军。《指示》决定：从1951年1月起，在全军开展3年的文化教育;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采取各种方式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并规定连队以60%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团以下机关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学校;等等。《指示》规定，部队文化教育的方针是“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其中“但又是正规的”为毛泽东所加。这个方针要求部队要从实际出发，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实际有用的而又有系统的文化知识。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军发起了向文化进军的“大战役”。在很短时间内，全军调配了文化教员5万多人，陆续开办了速成小学200多所，速成中学60多所，抽调大批骨干包括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和英雄模范离职学习，在职人员也按文化水平组成不同班次参加学习。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全军遂转向以备战为中心任务，文化教育任务推迟，但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态度没有改变。在他的支持下，1951年1月，总政治部提出了1951年部队文化教育实施方案，在要求文化教育应该围绕战争和战备需要的同时，继续强调全军必须认识到提高文化水平对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完成作战和战备任务都有重要的意义。

1951年10月，林彪受命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看到1952年正规军训计划后，经过考虑提出，目前朝鲜停战谈判正在进行，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向已经基本确定，近期内不会爆发世界大战。而由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解放军官兵文化程度低，文盲多，不利于掌握现代化武器的技术和战术。为此可推迟正规军训，先进行一年多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再转入正规军训。林彪征求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意见后，向毛泽东报告，建议改变1952年开始正规军训的计划，决定全军先进行一年多以提高文化水平为主的教育。林彪的建议显然是在局势改变的条件下重提毛泽东曾强调过的任务。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建议。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51年12月9日，总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写了《关于在部队实施政治和文化教育及发展文艺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的要点是：(一)1952年部队训练以文化教育为主。(二)全军人员的文化教育以干部为首要，一切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其学习皆以文化为重点。(三)1952年文化教育计划的执行，应由党委领导，首长负责，并在团以上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加强指导。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将报告发给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遵照执行。

遵照毛泽东的命令，中央军委于1951年11月29日发出《关于1952年军队军事训练的指示》，明确从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全军除海、空军及雷达等部队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时间比例为军事30%、政治20%、文化50%，要求在一年内扫除指战员中的文盲，并将初小和高小毕业者分别提高到高小毕业和初中一年级的程度。为此，1952年，中央军委又发出了《部队文化教育大纲》，部队迅速掀起了向文化进军的热潮。

这个时期，少数单位出现了行政管理和军事纪律松懈的现象。有的干部反映，这是因为文化教育搞多了。这时，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部队做了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纪律松懈的现象过去也有，并不是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加强军事管理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就放松了文化教育。罗荣桓建议军委将陶铸的调查报告批转全军，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52年8月14日，罗荣桓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写报告，汇报了全军教育工作的情况，建议仍然“应把文化教育当作整个部队工作的中心任务，进一步加强具体领导”。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报告，很快作了批示：“同意这个报告，可用指令发给全军照办。”

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全军文化教育运动得以顺利进行，取得了重大成果。到1953年，经过全军上下两年多的努力，部队文化水平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军由原来80%的人员是初小以下文化水平普遍达到初小毕业以上水平，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至初中的水平。1953年下半年以后，文化教育逐步转入经常化，在巩固的基础上坚持下去，继续提高。部队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军队院校教育培养较高层次的军队人才

毛泽东特别重视军事院校在教育训练中的地位。加强军事院校建设，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毛泽东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迅速地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要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需要有大批现代化的军事人才，在这方面，军校负有伟大的责任。毛泽东把军事学院的建立同人民军队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历史性转变联系起来，认为军事学院诞生本身就是这种转变的伟大标志。军队院校是达到统一全军思想的基地，是全军军事建设的模型。干部是军队的骨干，院校是培养干部的摇篮。从这个意义上说，院校塑造出什么样的干部，也就决定军队将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毛泽东认为，军事院校能够成为也应当成为全军的模范和领导者。在院校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毛泽东要求院校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按照“又红又专”的标准，培养现代化、正规化军队所需要的合格人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按高、中、初三级构架军事院校体系的构想，并立即付诸实施。

1950年3月10日，聂荣臻向毛泽东呈送《关于军委机关及军事院校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继续加强空、海军司令部建设，筹建炮兵、坦克装甲兵、工兵司令部;加强航空、海军、防空、测绘、机要学校、军医大学，筹建正规的炮兵、工兵学校;筹建陆军大学，使之成为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训练中心，储备与深造高级军事干部，请刘伯承主持;等等。这个报告被中央军委批准并陆续组织实施。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50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了军事院校建设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制定并经毛泽东批准的方案确定，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改建、新建一批更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其中包括：创办1所全军性综合陆军大学(后根据刘伯承的建议改为军事学院);将各战略区的军政大学、军政干校和各部队的随营学校改建为高级步兵学校、初级步兵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各军兵种新建一批专业学校等。据此方案，全军除首先改建了一批学校外，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1952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在北京成立，李聚奎任院长。

1952年6月2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调整全军军事院校的命令。命令规定，全军编总高级步兵学校1所，高级步兵学校2所，步兵学校9所;高级炮兵学校1所，高射炮兵学校1所，地面炮兵学校6所，军械学校3所(炮兵军械学校2所、步兵军械学校1所)，炮兵摩托学校1所;战车学校2所;高级工兵学校、工兵学校各1所;高级通信学校、通信工程学校、通信学校、雷达专修学校各1所;化学兵学校1所;防空学校、城防高射炮学校各1所;测绘学校、俄文学校和后勤系统的财务、军需、运输、油料、兽医学校各1所，协和医学院1所，医科大学6所(同年11月，改设军医大学7所)，卫生干部学校(11月改为军医中学)15所。此外，空军在原有10所航校的基础上，增建航空学校、干部学校各2所;海军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增建海军预科学校、政治干部学校和后勤学校各1所。各大军区各增建1所政治干部学校。至年底，全军共有文化学校99所。1953年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在南京成立，宋时轮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同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成立，陈赓任院长。

此后，又相继建立了高等军事学院和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兵种的高等院校，逐步形成了专业门类齐全，高中初相衔接的院校体系。这种体系，比较符合科学合理地培训军队各级干部的要求，对促进军队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洛阳舰

号召全军虚心向苏联学习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非常重视我军与苏联顾问的关系，因为这是学习苏军、迅速提高我军指战员特别是中高级指挥员现代化军事科学水平的重要途径。他多次强调，“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毛泽东在给后勤学院的训词中强调：“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他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指出：“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顾问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顾问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

但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在军队高、中级干部中出现了一些阻力，主要有两种情绪：一是认为过去没有苏联军队那一套也打了胜仗，解放了全国大陆;二是认为苏联军事理论不适合中国情况，不如学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因此，在与苏联顾问的关系上也不时出现一些矛盾和不融洽的现象。

1952年7月，总干部部苏联顾问卡苏林对中方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在10月20日指示：在11月开展“中苏友好月”活动中，各有顾问、专家的单位，要检查与顾问、专家的关系。总干部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于12月8日召开干部座谈会，全面征求苏联顾问的意见。会后，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向彭德怀并毛泽东报告说，苏联顾问在会上提出的许多意见很好，可以作为今后改进工作的方向。报告还说：一年多来，我们同顾问的关系是比较好的，重要工作都主动找顾问商量，重视学习苏联的经验。在工作态度上相互之间都是诚恳的，如有不同的意见，都是提出商量或予以解释。“我们认为，我军干部机关是新建的组织，缺乏工作经验，向顾问学习苏军干部工作经验是基本的，否则不能前进，但在实行的步骤上及某些组织形式要照顾我军的实际情况。”

12月14日，毛泽东就萧克关于军训部与苏联顾问合作的报告批示：“凡有顾问者一律作出和顾问关系的检讨，改善我们和顾问的关系，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12月28日，毛泽东又对总干部部的报告作出批示：“这个报告可发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和军事学校(有顾问)首长们参考。希望各部门都照这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顾问同志。”随后，各军事单位对与苏联顾问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普遍检讨。

12月31日，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提交了一份综合报告。报告说，从已报来的材料看，各单位和顾问的关系基本上是融洽的，遇事均同顾问商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思想上对“争取顾问帮助”“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认识不深刻，行动上对顾问有不够尊重的表现。各单位提出的今后改进意见主要有:各部门、各兵种的党委会议，以及有关布置工作、检查工作较为重要的会议，吸收顾问或首席顾问参加;首长及部门的负责人，定期向顾问介绍我军情况及本身工作情况，并向顾问征求意见等。第二天，毛泽东以《关于各军事部门与顾问的关系的总结》为题，将这个报告转发给军事系统一切有顾问的单位，还加了批语：“这个总结很好，发给军事系统一切有顾问的单位。继续团结所有顾问，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毛泽东亲自过问后，顾问普遍反映关系改善，比较满意。

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亲自过问下，苏联方面先后向中国派出了大量军事专家和顾问，仅至1950年8月，在中国服务的苏联军事顾问就有约1000人。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迅速培养了一批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科技人才和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指挥员，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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