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蔡和森：从乾坤一少年到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

蔡和森1895年3月出生于上海，后随母亲回到家乡湖南双峰。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19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回国。1921年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6月在香港被港英当局逮捕，同年8月在广州英勇就义，终年36岁。他是党的二届至六届的中央委员，五届、六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他的建党思想对国内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建党活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是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恰同学少年”

蔡和森出生的年代，正值帝国主义列强野蛮入侵中国，而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他少年时代因家道中落做过三年学徒，经常遭受店主的欺辱和剥削，对劳动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萌生了改造社会的最初愿望。

1913年，蔡和森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一年后入学的毛泽东相识，结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开始了“恰同学少年”的新生活。在一师，蔡和森和毛泽东的作文在全校都很有名。两人的共同点是深切关心社会问题和如何挽救危难的中国。由于毛泽东立志要打平天下不平阶级，而蔡和森立志要读遍天下奇书，于是一师的同学们称，“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践家”。当时在一师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怀中)先生，对毛、蔡二人十分器重，他们两人对杨昌济先生也极其敬佩。杨昌济亲自指导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的活动。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创刊，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深受其影响。毛泽东阅读《伦理学原理》一书后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受到杨昌济的赞扬，给了100分。蔡和森很欣赏该文并能背诵出来，还向母亲介绍说：“润之兄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在阅览室里只看过几遍就能背下了。他真是一个很有抱负和卓识的人，不仅是我的益友，而且可为我的良师。”毛蔡两人的先进思想和富有文采的文章不但闻名全校，而且成为湖南进步青年学习的榜样和被社会上所称赞的人物。

杨昌济尽管在东西洋留学10年，但他的言行主要还是以中学为主体，国学根基十分深厚。通过他的言传身教，蔡和森对古代的墨子、王船山，对近代的曾国藩、谭嗣同都极为推崇。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蔡和森在阅读了谭嗣同的文章后，改变了对曾国藩的看法，认为他是一位封建卫道士和伪道士，在所谓的“仁义”面纱下隐藏着赤裸裸的“杀戮”之气，从而使得蔡和森在感情上开始同情农民革命。这对蔡和森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烈士影响极大。

1915年秋，蔡和森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并于1917年6月30日毕业。他本打算从事小学教育，但无人推荐，不得不闲居在家。1917年秋，蔡和森把全家(他母亲葛健豪、姐姐蔡庆熙、妹妹蔡畅和外甥女刘千昂)迁到岳麓山荣湾镇刘家台子住下来，决计一面发奋自学，研究社会问题，一面锻炼身体，为将来的奋斗打基础。全家主要靠蔡畅在周南女校任教的每月八元的微薄薪金来维持。在发奋读书的同时，蔡和森也致力于了解社会。1918年春天，毛泽东、蔡和森二人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读“无字书”。路上还详细商谈组织新民学会问题。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在蔡和森家召开。大会通过由毛泽东、邹鼎丞起草的新民学会会章，推选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受杨昌济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3个月后，毛泽东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7月26日，毛泽东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由此可见，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他们最想的是带领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

这时，会员多数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一个合适的职业以便更好地施展抱负成了学会成立之初讨论得最多的问题。许多人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为，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这样，“向外发展”就成了会员的共识。恰在此时，蔡元培等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此前已到北大哲学系任教，他把这个消息传回家乡。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毛泽东则在湖南进行号召和组织工作。蔡和森于6月23日从长沙乘船到武汉，然后转火车去北京。在经过洞庭湖的时候，遇狂风骤雨，他心潮澎湃，写了一首气势磅礴的五言诗《少年行》，头四句是：“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

◆蔡和森

蔡和森在北京同杨昌济商量后，拜访了蔡元培，两次写信促毛泽东等邀集志愿留法的青年迅速北上。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李维汉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长沙去北京。8月19日，毛泽东到北京后，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尽管蔡和森已经初步打开了局面，但困难仍然不少。此前蔡和森曾在给友人信中强调指出，“驻京惟有润兄(毛泽东，字润之)最宜，弟则反恐不经济”。在杨昌济的协助下，毛泽东几经联络，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先后在北大、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了留法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蔡和森在河北蠡县布里村，给到北京的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湖南学生举办初级预备班，一面教国文，一面学法文，同时负责管理学员的思想、学习和生活。他经常给大家读报，讲时事，宣传十月革命，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恶。由于蔡和森在京期间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有所接触，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大，因而被学员们称为“马克思主义启蒙教师”。1918年底，蔡和森结识了来北京谋求赴法勤工俭学机会的向警予，她是蔡畅在周南女校的同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蔡和森带领学生赶到北京，参加示威游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投入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1919年7月，他把北京和布里村的工作完成后，回到了长沙，继续鼓励和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

1919年12月初，蔡和森与母亲、妹妹及向警予在上海候船赴法。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时，专门绕道前往上海为蔡和森等人送行。由于蔡和森等启程时间推迟，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去北京。12月25日，蔡和森一行登上法国邮轮，启程赴法。

“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的半淞园主持召开了一天的会议，参加者为各地来沪的新民学会会员和萧三等六位即将出发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此后，新民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这年的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在法国的向警予的信中说：“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2月底，毛泽东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了提要或按语。毛泽东在《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这时的蔡和森，已经抵达法国将近一年，和向警予结婚半年多。蔡和森和向警予在赴法的漫长的航行中，思想和学术问题的论辩，使向警予开始抛弃原来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倾向共产主义。蔡和森和向警予于1920年5月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尼结婚。在结婚照中，两人肩并肩地坐着，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马克思的《资本论》，表明他们的结合，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爱情上的同盟和信誓，更是革命理想事业上的同盟，宣告他们已是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徒。

◆1920年7月18日，蔡和森、向警予等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尔尼公园合影。

蔡和森到法国后刻苦攻读法语，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借助字典，“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他在“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之后，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有希望。这使他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比毛泽东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园会议要求法国会友定期会集，组织座谈。萧三把这个精神带到了法国。1920年7月5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15人，集中到蒙达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和森、萧子升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

萧子升的信写于8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8月13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这两封信在路途上时，毛泽东正在为实质上是改良主义的湖南自治运动忙得不可开交。他大约在11月份看到来信，这时正好已抛弃实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12月1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萧子升随后于1920年12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1921年新年到来之际，毛泽东和何叔衡等商定，于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在发出的通知里，根据巴黎会友的提议，列了“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等十二项讨论内容，要求会员先研究准备。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在讨论改造中国问题时发言，指出，因为社会改良的方案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用发展教育、科学和实业等以改造社会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也“永世做不到”。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会议的结果是，与会的大多数会员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并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毛泽东于1月21日给蔡和森复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复信告知蔡和森，关于组党一事陈独秀等正在进行，并称赞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版的《共产党》旗帜鲜明。这样，中国先进分子终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

李维汉1979年发表的《回忆新民学会》一文指出：“当时，在我们同辈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践家。’这种评价，现在看来并不恰切，只看到毛泽东同志当时重视革命的实践，没有看到他同时重视革命的理论。现在回忆起来，毛泽东同志从五四运动起，就表现出他是一个注意认识和实践相一致的先进战士。在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影响下，新民学会把学会的宗旨统一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目标之下，并且在讨论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时，使许多会员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倾向，抛弃了小资产阶级工读主义幻想，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我自己在勤工俭学时期，就是从爱国主义经过大约十个月这样的空想和幻想之后，在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的影响下经过学习进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同李维汉等商量过“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问题，“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1921年10月，蔡和森因领导勤工俭学的学生进行正义斗争，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1921年12月，蔡和森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中央，主要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他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他根据中央决定，筹备创办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向导》周报创刊后，由于它的广泛宣传，“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很快响遍中国。作为主编的蔡和森更是站在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的第一线，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章。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完全无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屡屡侵略中国的铁的事实，无视列强已完全操纵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的铁的事实，认为列强是“好人”。1922年10月，胡适在他本人创办的《努力》周报上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他说帝国主义都是希望中国“和平统一”的，对中国没有“恶意”，“现在的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为此，胡适“奉劝”《向导》周报的“同人”，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牵涉到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蔡和森随即撰写了数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予以驳斥。文章以大量的事实揭示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图谋，并且指出这种瓜分政策将加剧中国封建军阀割据的局势。读者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读后感到气愤填膺，热血沸腾。与此同时，蔡和森在《向导》周报上，对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给予了热情洋溢的歌颂。1924年9月，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23周年之际，蔡和森发表了《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热情讴歌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文章通过总结义和团运动的经验教训，强调了中国人民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联系当时的现实，敦促国民党实践“一大”改组的精神，很有现实意义。后来，周恩来对这篇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在1924年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蔡和森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这样的结论，是了不起的。自《向导》创刊至1925年10月蔡和森出国，他担任《向导》主编长达2年8个月，个人发表约160篇文章。在此期间，蔡和森利用在上海大学当兼职教授的机会，编写了《社会进化史》，此教材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人类社会发展及历史规律的著作之一，成为当时宣传唯物史观的畅销书。1925年10月， 蔡和森离开《向导》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其间应邀至东方大学中共旅俄支部，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这个报告长达五万余言，后油印成册，广为流传，被公认为国内第一部中共党史专著。

蔡和森说过，只有书本上学习马列主义不行，还要有实际行动，在革命斗争中更能学到马列主义真理。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在全国民众中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热情，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紧急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学生上街宣传和发动各阶层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蔡和森针对陈独秀的错误意见提出的建议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使陈独秀的思想发生转变，并且共同正确领导了这次反帝爱国运动。在五卅运动全过程中，蔡和森以《向导》为阵地，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策略主张，指导了运动的发展，充分展现了蔡和森领导群众斗争的卓越才能。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危机，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机中挽救革命的问题。针对陈独秀报告中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在五大一次会议上，蔡和森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后兼中央秘书长。

从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前，是中国革命严重困难时期。5月21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35军独立33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这就是马日事变。6月3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毛泽东和蔡和森在武汉租界的一家旅社里接待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并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6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还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先后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3个月后，蔡和森解释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7月上旬在武昌毛泽东家中，毛泽东同蔡和森谈及湖南形势和唐生智的问题，一致认为武汉形势已十分危急，不能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遂由蔡和森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从7月16日开始，蔡和森连写七封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议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新方针，发动土地革命，发展革命武装，并申请去湖南工作。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举行中央紧急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蔡和森在讨论时发言指出：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厉害，对于这些错误应由政治局负责，建议在改组中央政治局时，毛泽东进中央政治局，参加中央领导工作。蔡和森主动要求自己不进政治局，因党的许多有机会主义的错误的宣传文件，是由他本人经办的，他应当为政治局所犯的严重错误承担部分责任。蔡和森素来严于律己，勇于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这样，蔡和森被解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蔡和森被派到北方局参与组建和领导北方局的工作。在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但在11月20日，因受顺直问题(属北方局工作范围)牵连，离开了中央政治局。但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坚持革命斗争，一面养病(他从小患有哮喘)，一面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年底，中央政治局安排他去莫斯科治病，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0年萧三在莫斯科见到了蔡和森：“见面时，他没有任何怨言。他认为我们党才十来岁，犯错误是难免的，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马列主义火种必将燎原世界。”

1931年1月中旬，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尽管在党的五大前他就提出：“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但他没有过像毛泽东那样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经历，于是他向中央请求到瑞金苏区工作，但中央没有批准。3月被派往广东，担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组织观念极强的蔡和森，立即赶赴香港开展工作。他到香港不久，广东便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形势。6月10日，因叛徒出卖被港英当局逮捕，后秘密引渡给广东军阀陈济棠。8月4日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时年36岁。13年前在赴京途中慷慨高歌《少年行》的乾坤一少年，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1934年，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评价蔡和森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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