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观视野下1949年上海经济秩序的重建

作者：李玓来源：党的文献 2025-04-28 107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作为全国经济中心，上海的战略地位不仅在新解放的江南大中城市中，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尤为重要。解放后的上海面临银元占据市场、人民币持续贬值等严峻形势，随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物价波动。对此，中国共产党从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以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加强党对财经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凝聚最广泛的爱国力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财经金融体系，重建了上海的经济秩序。本文将这一时期上海经济秩序的重建置于解放战争总体局势之下，关注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转移、解放战争战略调整等因素对人民币发行流通、物价波动的影响，力图通过当时采取的财政经济、行政管理、统一战线等重大举措，管窥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领导解放战争全面胜利、接管与建设大中城市、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全局观。

一、重建上海经济秩序的必要性及对全局的战略意义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指出，自1927年至1949年，党的工作重心在乡村，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而接管城市后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恢复生产，保证供给”。

此时，全国许多地区特别是新解放区的财政经济正面临严重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流通领域，由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延续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在官僚资本操控下，投机市场把控工商业，加剧物价上涨、人民币贬值。同时，在帝国主义长期干涉下，城市民生必需的粮食、棉花大量依赖进口，而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致使城市工业原料和民生物资短缺。其次，就战争局势而言，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突破国民党军队长江防线后，解放南京、上海等城市，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后续作战仍需庞大开支，不得不通过增加人民币发行量来弥补财政赤字，一定程度上造成币值下降，难以短时间内抑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接管城市过程中，对不反对人民政权的数百万旧军政公教人员实行“包下来”政策，其薪俸开支浩大，仅上海、杭州、南京三地，“每月需一百亿。养一个旧职员，等于养五个指战员”，加重了财政负担。再次，在城乡联系方面，华东、华北各地灾情严重，产粮减少，能够投入市场的粮食有限，而新解放乡村地区土地改革尚未完成，粮食供应难以完全满足城市所需、缓解粮价上涨。加之这一时期全国铁路、轮渡等交通运输尚未完全恢复，导致大宗物资调度困难。此外，由于解放战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斗争形势依然十分复杂，新解放区地方党政系统尚未完全建立，群众的发动尚处于初期，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组织动员力量有限。

解决全国性财经困难，中国共产党选择以重建上海经济秩序为关键着力点。这是因为上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以及经济中心、工商业最集中最发达地区，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工厂的烟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

就政治影响而言，财经困难能否解决，国民经济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是关系新生人民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性问题。上海原为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带和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标志着“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重建上海的经济秩序，恢复和发展上海人民的生产生活，对于中国共产党接管和建设其他大中城市具有标杆性作用，能够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在恢复经济、发展工业、保障就业、稳定社会等方面的执政能力，回应国内外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否管好经济的质疑，有助于赢得社会各界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拥护与支持，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就工业生产而言，上海在抗战前就是中国轻工业的中心。抗战胜利后，各地工业受战争影响普遍衰微，上海工业的重要性便更为凸显。比如，上海棉纺织业拥有纱锭230万枚以上，约占全国纱锭总数的50%，且大多为新式的高效率纱锭设备。上海电力织布机共57378台，占全国60%左右。毛纺织工业全国共有毛纺锭15.1万枚，其中12万枚在上海。全国缫丝和丝织工业的80%以上，也都集中在上海、杭州、无锡的三角区域内。然而到1949年2月，“上海大部分工业确已走到山穷水尽之境，基础脆弱者已纷纷停工倒闭，基础较稳者亦成坐食局面，如此情形再延长二、三月以上，上海工业恐有全面崩溃之虞” 。

就内外贸易流通而言，上海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60%以上。因此，要恢复和发展生产，亟需以上海为中心打通内外航运，一方面突破帝国主义封锁、打击国民党军队破坏活动，恢复产品外销，“取得外汇，解决军需民用与经济建设器材的进口”，另一方面保障各行政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物资流通和贸易往来。

就解放战争局势而言，上海既是新解放区，也是人民解放军后期作战的新“后方”。作为“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上海不仅可以发挥轻工业优势，提供各类轻工业产品，而且还拥有许多技术熟练程度高的五金工厂，“相当于机器工厂的修理车间”，可供应大机器零配件生产，支撑重工业恢复和发展，为解放战争后期作战提供有力支援。

总体而言，解放初期的上海，政治、经济地位极端重要，财政经济所面临的情况又极为复杂，金融流通、大宗物资交易等领域的斗争十分紧迫、尖锐。能否保障流通、遏止涨风、恢复生产，成为关系社会安定、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而财政金融问题关涉行政管理、军事部署、城乡统筹等诸多方面，需要协调各方合力，才能有效地遏制通货膨胀等各类经济乱象，重建经济秩序。

二、加强党中央对财经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新成立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作用，打赢“银元之战”

重建上海经济秩序不能仅从上海一地出发，其中涉及的一些任务和问题往往是全国性的，“例如上海解放后，就有了江、浙、皖、赣、两湖、川等地通过上海进出口物资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处理”。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即开始酝酿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筹全国财政经济问题。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发布的《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指出，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中央领导之下的区域制，在相当一个长时期内仍成为必要”，但是全国财经和后方勤务工作“应该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为此，“中央应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6月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北平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会议，宣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暂属中央军委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中央政府领导。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后最迫切的任务是保障流通与稳定物价。鉴于上海在全国经济工作中极其重要的地位，要完成这一任务，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确保人民币占领上海市场，成为单一本位货币。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这时，银元取代了国民党政府1948年发行的金圆券，成为上海等江南大中城市的主要流通手段，导致人民币流通受阻并持续贬值。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国民党政府统治下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流通领域遗留了两个突出的后遗症：一是投机活动猖獗，滋生一批专事投机的商人，从事银元买卖的私营银行、钱庄遍布大街小巷，严重冲击了货币的正常流通。上海解放后，人民币大量进入市场，投机分子开始哄抬银元、黄金、美元价格，阻挠人民币占领市场，并刺激物价上涨，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其中，以银元投机最为严重。二是群众对刚刚进入上海市场流通的人民币缺乏信任。城市的主要流通手段为银元，辅以黄金和外币，周边乡村地区则出现以实物交换代替货币流通的趋势。且凡有风吹草动，群众就纷纷争购金银和外币。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解放战争形势的快速变化，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领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渡江战役前，人民解放军往往先解放乡村地区，再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解放大中城市，由此人民币首先在新解放的乡村地区推行，待城市解放后人民币随之流入并占领城市市场，城乡之间的货币流通、物资交流比较顺畅。但渡江战役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敌我力量变化以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在南方地区采取先解放城市，后解放乡村的战略，而此时城乡市场均为银元所主导，新解放的乡村地区土地改革、人民币发行等政策尚未完全推行落实，难以协助城市推行人民币流通。

当时，由于“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积不如投机”的投机之风盛行，银元已成为上海的本位货币，人民币在市场流通中仅居辅助地位。有的商号甚至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将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银元操纵在投机者与特务手里，破坏了币制统一，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自 5月 27日全市解放至 6月 9日，短短十几天内，上海银元价格上涨 5倍，黄金、美元也按相似幅度上涨。如果放任银元挤占人民币的货币地位，就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人心波动不安，恢复和发展生产、复兴经济均无从谈起，“将来解放长沙、广州等城市时，亦会有相同情况”。由此，确立人民币为单一本位货币，肃清银元投机，是重建上海经济秩序，稳定物价，恢复生产的首要任务之一。为确保人民币的发行与流通，1949年6月4日、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财经委员会、上海市委相继电告中共中央，提出广泛宣传动员群众、抛售银元以压低银元价格、全面禁止银元流通、严惩银元投机者、折实存款并收兑银元、抛售生产生活主要物资等“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 6项办法。

彼时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筹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中共南京市委等的电报，同意上海市委及华东局财委的意见，明令金条、银元、外币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禁止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全面打击银元投机行为，使人民币占领上海货币阵地。同时在分析上海形势后指出，必须充分认识到打击银元的斗争“比对金圆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得很久”，因此，“除政治手段外，还须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另提出5点举措：一是明令铁路交通事业以及市政公共事业，一律仅收取人民币;二是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并考虑预征多种税款;三是以地方为单位，以上海为首，酌情发放实物公债，但避免向工厂、商店普遍摊派公债;四是借鉴北平、天津等地经验，通令私人银行查验资金;五是开放各解放区之间的汇兑，以革命老区比较稳定的货币市场支持南方新解放区的货币市场。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已预见并明确指出，各区互通汇兑后，原本物价较低的革命老区可能会因此出现物价上涨情况。但在当时局势下，如果不能尽快解决上海等地人民币难以占领城市市场的局面，在下一阶段人民解放军南进、人民币发行量增多的情况下，上海、武汉等江南大中城市的物价上涨，将会反促革命老区物价更大幅度的上涨。此后，上海市贯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意见，通过收兑金圆券和银元、逮捕投机违法分子、发动反对银元投机群众运动、推行折实储蓄存款、协助银贩转业等措施，沉重打击了银元投机活动，为人民币流通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为上海恢复经济生产奠定了初步基础。

三、遵循“四面八方”政策，统筹城乡、区域关系，举全国之力有计划地调运物资、平抑物价，打赢“米棉之战”

随着全国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1949年4月，毛泽东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即“四面八方”政策。刘少奇在谈及城市工作时也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就要考虑到城乡关系等新问题，“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邓小平同样指出，城乡关系问题是“关涉到革命胜败的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在城乡、区域关系中，物价是沟通城乡、连接各地的一项关键因素。如果上海等大中城市的物价始终无法平稳下来，那么城市周边的乡村以及其他区域的物价也难以维持，从而导致城乡、区域经济秩序都陷入混乱。陈云就指出：“在处理金融问题时，必须有全局观点。一个地方物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其他地方。”为此，中央财经委员会在行政管理、财经政策等方面均作出部署，从全国特别是广大乡村地区调运物资，平抑上海物价从而稳定上海及周边地区乃至全国更广大区域的经济秩序。

1949年，全国物价先后发生三次大的波动。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4月间，第二次发生在7月至8月间，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0月15日至11月25日。上海解放后，直面了 1949年的第二次、第三次物价大波动，先是粮价暴涨，随即扩展到纱布等。从6月到12月，物价上涨了8.98倍。7月至8月上海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粮食供应不足与市场投机，而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上海物价上涨则主要是投机炒作所致。彼时上海成为全国投机资本家的大本营。投机分子大量购入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甚至不惜借取高息贷款从事投机。7月15日，上海日拆暗息升至35‰，折合月息 105%，80%的黑市放款被用于粮、布等主要物资投机。仅 7月 16日一天，上海米价就由每石5万元暴涨至6.7万元。“一般厂主宁肯举债开支(如发工资等)，也不肯卖货，其利息重至每借一元，月息二元。”国民党特务趁机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对此，陈云提出，应借平抑物价的行动，从经济上给投机者以打击。1949年8月8日，陈云主持五大行政区财经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分析了军事和经济的基本形势，指出应对财经困难，要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从全国范围来考虑财经问题的解决”。具体到上海，要重点解决粮食和棉花短缺问题。因为粮食价格上涨不仅影响工业生产的成本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而且直接关乎民心安定;棉花则是维持上海纺织业运转的前提条件，当时上海的轻纺工业占全市工业产值的74%，贸易额占全国的50%，一旦纺织业停工停产，将严重影响上海乃至全国经济。因此，陈云强调，要着眼国家经济全局，举全国之力，调度物资，解决上海粮食和棉花短缺。关于粮食供应，首先要依靠当时常州以西、芜湖以及皖北已成熟的早稻，如上述地区的早稻能运至上海，再隔40天，常州至嘉兴一带的早稻成熟后也相继运往上海，则上海的粮食供应问题即可解决。同时，考虑到上述地区的粮食或难以及时运抵上海，中共中央计划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共调配1.2亿斤粮食至上海，其中9月和10月各调粮6000万斤，以缓解上海粮价高涨问题。关于棉花供应，一方面调集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在各地存棉以及上海贸易处、前经济合作总署存棉，另一方面，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组织在华东、华北、西北收购棉花。

不过，这些政策在执行中涉及跨区域、跨城乡调运物资时，却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粮食调运就在各地遭到不同程度的阻碍。常州、常熟、无锡、赣东北、皖北等不少地区纷纷禁止粮食外运，担心“粮食运走了，农民会没有粮食吃”，抑或“粮食运走了物价会涨，有害国计民生”。对此，陈云指出，要“实行内部贸易自由”。“华东地区不要禁止粮食运到上海来。听说皖北、常熟、无锡等地禁运粮食，如果确有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华中对华东也不能封锁。各地一定要开放粮运，让它自由流通，以维持上海的供应。”他强调：“个别地方采取‘自卫’办法，即用提高价格来限制物资外流的办法，是用不得的。只有让物资自由流通，物价保持平稳才行。在财政上，一定时期内还有比较大的地方性，但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这就是说，处理问题不能只看局部，必须有全局观。部分地区禁止粮食自由贸易的做法，一方面，致使当地粮食难以卖出高价，影响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城市粮价高涨，工业产品成本提高，工业品价格上涨，致使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扩大，对于农民、城市劳动人民、国家经济建设均不利。为此，陈云主张各地开放运粮，让物资自由流通，物价才能保持平稳。同时，他也意识到各地财政在一定时期内将仍存在地方性、分散性，因此要通过党政机关发布命令、报刊发文等方式，在政策上、思想上有步骤地实现统一。

经过周密部署，到11月初，国家掌握的可以作为商品调用的粮食超过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接近或超过全国产量的一半。这为中国共产党在市场中战胜投机势力、平息涨风提供了物质保障。掌握充足的物资后，选择抛售时机便十分关键。经中共中央批示，陈云确定物资抛售方案：自 11月25日起，以上海为首的各大中城市国营贸易公司分批、有序抛售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几天内物价逐渐下降，而此前举债囤积物资的投机厂商则“急于抛货还债，但愈抛愈贱，愈不易脱手”。至此，上海解放后面对的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的涨价风潮基本平息。12月14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上海及全国物价情况指出，至 12月10日，全国物价皆已平稳，“此次斗争证明，必须统一指挥，集中使用力量，灵活调动物资，全面指导物价，否则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计划的物资吞吐”，未来要进一步“在全国把各大中小城市和农村联系起来，统一步调，统一行动”。

四、吸收党外工商界人士参与工作，集思广益，发挥统一战线政治功能，促进恢复生产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城市斗争中，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和尽可能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参与党的各项工作。在重建上海等大中城市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与党外工商界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充分尊重和吸收其意见，联合他们共同与各种投机势力作斗争，维护新生人民政权。

1949年4月7日，渡江战役前夕，毛泽东致电邓小平等指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党外力量的帮助，可能面临诸多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他建议在解放上海之前就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对上海的接管与建设工作，待上海解放后要吸收更多民主人士参与其中，同时要求邓小平等商讨民主人士参与工作的具体方式，比如“设立某种咨询机关例如参议室之类”。此外，毛泽东还特别指出，除上海外，整个宁沪杭区域都应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与相关工作。4月11日，朱德在分析解放战争形势时提出，对江南各大中城市的解放与接管，要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除了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外，还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民族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以便和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步战胜这些敌人”。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得到党外工商界人士、爱国民族资本家的支持。这一时期，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施复亮抵达北京，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各项工作。在应对上海财经问题期间，许多党外工商界人士、爱国民族资本家都向中共中央及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提出了对策建议。1949年5月21日，陈云与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谈话。三人提议：根据当时上海情况，应尽快着手向香港商人购买棉花，以保障上海棉花供应量。待上海解放后，应规定禁用、禁持外币，以便使银行换入美元，作为人民政府对外活动的外汇。此外，三人还表示希望参与更多相关工作，并提议吸收更多党外工商界人士参与其中。陈云提出部分财经问题请他们研究，并于同日致信周恩来，汇报谈话情况，询问如何安排党外工商界人士参与相关工作。5月底，面对上海解放初期物价上涨、币值不稳的经济形势，马寅初向中共中央建言，指出人民币贬值、物价上涨“根源所在是证券交易所”。6月初，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上海证券大楼、汉口路证券交易所，取缔金融投机活动。这次行动使上海市非法交易活动得到有效控制，但仅靠一两次突击行动，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马寅初就此向周恩来、陈云进一步建议：“经济要用经济的手段，不能用政治手段。现在很多资本家都在观望，如果我们用政治手段，资本会外逃、隐匿。一旦资金被转移，将产生大批失业大军，影响经济恢复。”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将这一意见电告华东局，并请在上海工商界有一定威望的马寅初、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胡厥文、冷遹等民主人士协助华东局及上海市委。

1949年6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华东局并转上海市委的电报指出，上海解放后，中共中央原拟请一两位党外民主人士任上海市副市长，后根据党外民主人士意见，改为聘请一批党外人士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党外民主人士对此多表示同意，认为此举更能协助上海市政府并影响各方，特别是易于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及民主知识分子。6月 25日，周恩来再次电告华东局并转上海市委，要求将黄炎培等14人聘请为上海市政府顾问，“俾其能因联系上海资产阶级而取得发言地位”，进而“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为了加强人民政府与工商界的联系，经过广泛协商，8月20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成员包括盛丕华、胡厥文、陈巳生、胡子婴、荣毅仁、刘靖基、郭棣活等工商界著名人士以及谢寿天、卢绪章等国营经济部门的负责干部。此后，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在协助人民政府团结工商界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法令、恢复生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在重建上海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树立并运用全局观念，由中共中央纵向加强对各地区的集中统一领导，横向打破区域分割与城乡对立，逐渐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局面，同时积极密切党内党外联系，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各界的共识与力量，从而集结党政军群多方合力，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预定目标。无论是货币发行指数、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商品价格，都稳定在预期水平，赢得重建上海经济秩序斗争的重大胜利，为在全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此一“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城市经济工作方面更加成熟，各项制度尤其是财政经济制度愈发完善，建设城市与发展生产的经验愈加丰富。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全局观，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治国理政积累了丰富经验。

作者：李玓，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