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寇诱降蒋介石内幕

作者：刘守仁来源：新周报 2025-08-10 337

导读

抗战时期，日本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在公开场合，日本曾把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而背地里却又与他暗通沟渠。曾几何时，蒋介石与日本方面眉来眼去。究其原因，是日寇对蒋介石集团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两手策略，迫使蒋介石经常首鼠两端。

日本对蒋诱降的四个阶段

日本政府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

起初，日本的如意算盘是速战速决，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使日寇到处受阻。日本政府预感到侵华战争将要旷日持久，拖下去对其十分不利，遂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引诱蒋介石集团投降。

日本请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蒋介石递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其纲要是：“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

蒋介石认为除承认伪满以外，其余不算太苛，原则上同意以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就在诱降露出希望之光的时候，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南京，其政府中的强硬派气焰十分嚣张，突然又追加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对伪满由“事实上承认”变为“正式承认”;扩大华北、内蒙古与华中的非武装地带;必要的赔偿等。国民党政府自然不敢贸然答复，陶德曼“调停”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相继攻占了广州、武汉。随着占领地域扩大，带来了作战兵力的不足，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会战了。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政府提出加强对国民党政府诱降。

1939年春到1940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1939年底，日本启动所谓的“桐工作”计划。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中方首席代表是重庆行营参谋处中将副处长陈超霖。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15次会谈。1940年6月8日，日方提议举行由坂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出席的最高级会谈。由于蒋介石“怕会谈如果不成功会被日军所暴露”，授人以柄，对己不利，故拒绝写出书面文件。日、蒋双方历时十多个月的会谈再次无果而终。

第三阶段，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7月东条英机内阁垮台。

日本政府为了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方针，对蒋介石集团加紧诱降活动。1941年12月24日，日本政府制定方案，要求“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

鉴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暂时获胜的情况，蒋介石的思想确实“发生动摇”。蒋一方面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以此索取更多的美援;另一方面，又派遣亲信打入汪伪组织，通过他们与日本发生联系，暗中取得谅解。1942年底，日军在瓜达卡纳尔岛遭到失败，敲响了日寇走向末日的丧钟。为此，日本政府再次放宽条件，向蒋介石集团抛出诱饵：“如果全面和平实现，日本不仅撤退在华全部军队，而且还要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权”。蒋介石害怕得罪美国，导致美援泡汤，所以，迟迟不同日本达成“和谈”协定。对此，日军统帅部甚为恼火，遂于1944年5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第四阶段，从1944年7月小矶国昭组阁到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此时，日本国家命运陷入垂危，急于寻求与重庆政权“和谈”成功，以全力应付美、英的强大反攻。1944年9月5日，日本决定通过汪伪政权对重庆政权进行再次诱降。但是，当小矶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诱降条件时，遭到了陆军、海军、外务等大臣及统帅部的反对，使谈判归于流产。不久，小矶内阁亦被迫总辞职。

蒋介石为何“谈而不决”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迫抗战，但缺乏信心和决心。起初，蒋介石幻想依靠国际解决;继而期求英、美干涉;后又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的调停。因此，他一面应付抗战，一面企图同日本妥协。所以，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时，蒋是欣然同意的。可是，当日寇攻陷南京以后，要价陡然升高，这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日本的诱降自然难以成功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集团考虑到正式承认伪满会招致国际上的“误解”，影响借款，在国内也会失去“国民的信赖”，因此，只愿意“默认”。宋子文曾明确表示：如果日本不想帮助国民政府保全面子，那么起码也要做到“不使我们失去面子”。由于日寇在“承认伪满”和“战争赔款”两条上不作让步，所以日蒋之间的讨价还价一直没有结果。

日寇诱降条件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承受限度，更在于日本要让蒋介石辞职。日寇对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容共抗日政策非常恼火，因此，“把蒋介石看作敌人”。日本五大臣会议曾作出决定：日本如接受中国政府的投降，必须以蒋辞职为条件。这个方案自然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严词拒绝。

在对待日寇诱降的问题上，蒋介石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既想投降，又不敢走得太远，害怕担当汉奸卖国的罪名，招致群起而攻之，摧毁他的统治。

日本人比喻蒋介石骑着抗日、亲日两匹马，形势对他怎么有利就怎么表演，这是十分形象的。卢沟桥事变后，全国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高潮。此时，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去干降日、卖国的勾当，而是说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话，诸如“反对妥协、反对投降”。所以，抗战初期的形势是好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可是，在战局连续出现不利的情况下，他便迅速滑向动摇和妥协，企图寻求外交途径，尽快结束战争，于是，又跨上了亲日之“马”，奔向投降之路。

蒋介石同汪精卫有很大区别。汪是赤裸裸地彻底投降，而蒋则是有条件地、“偷偷摸摸地追求他的目标”。因此，日蒋之间的多次会谈始终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之所以如此，蒋介石主要有三怕：一怕国民党内部的潜在对手借题发挥，赶蒋下台;二怕日本诱降条件过苛，万一谈不成，对方亮他的相;三怕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担心会爆发革命，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日本政府内部对华意见不一

一些学者按照不同主张，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划分为两大派系，一派称作“强硬派”(或“霸道思想派”)，另一派为“温和派”(或“道义思想派”)。

所谓“强硬派”，主要是日本政府中大本营作战部门和侵华派遣军中那些法西斯狂热分子，如战争初期的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等，都属于这一派。他们疯狂主张战争政策，鼓吹“速战速决”、“一战灭亡中国”等。所谓“温和派”，主要是指大本营战争指导部门和侵华派遣军总部的一些积极鼓吹政治诱降的人物，如当时的陆军作战部长石原莞尔、陆军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他们反对单纯依靠武力征服中国，主张政治与军事相结合，软硬兼施，双管齐下，而侧重点又主要放在政治诱降上。这两种不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石原莞尔认为战争将会旷日持久，“速决战”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长期战争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说服近卫首相应立即飞往南京，去同蒋介石直接会谈，通过谈判逼迫国民党政府屈服。但是，这个方案遭到了“强硬派”的坚决反对，迫使近卫在已下令准备飞机的情况下，又取消了南京之行。

1937年11月初，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参谋次长多田骏为了促成和谈，力主在保持蒋介石面子的情况下，诱逼其接受投降条件。因此，他在11月19日下令日军在南京城外按兵不动，停止进攻，防止蒋介石退出南京。但是，“强硬派”认为，南京陷落就意味着中国投降，他们否决了多田骏的建议，攻占了南京。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寇即扶植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对国民党政权却追加了更苛刻的条件。

第二次《近卫声明》虽然再次向国民党伸出了诱降之手，但是，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样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统一，使日、蒋之间始终未能达成最后协议。

本版文章据《党史文汇》刘守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