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粮草”是如何“先行”的？

红军在长征途中颁发的关于民族政策的布告

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对一支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长征前，红军的粮食主要由苏区供应，但长征开始后，则不得不就地筹粮以获得补给。

纵观整个长征期间，红军十分重视粮秣筹集工作。就筹粮机构的设置而言，长征初期，筹粮工作主要由红军总没收征发委员会负责，后改由先遣工作团负责部队粮食供应。到西南地区时，成立了粮食委员会，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又组建筹粮委员会。同时，中央也常向各部队下达筹粮的指令与办法。有重大军事行动前亦会要求部队筹集一定数量的粮食，如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时要求“各兵团应在礼州、冕宁之线补充粮食，离冕宁时带足三天(粮食)”，北上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前也要求“各军团应各就驻地补足五天粮食”。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也多次就筹粮问题专门向各军团发电报进行指导。筹粮工作的重要程度逐渐提高并成为红军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甚至提出了“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的口号。

虽然红军对可能的困难有一定准备并为筹粮工作做了许多努力，但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长征时在部分地区的筹粮工作仍十分艰难，严重时缺粮问题甚至成为威胁红军生存的大问题。

粮食问题随着筹粮环境日益恶化而逐渐凸显

中央红军主力从开始战略转移到进入贵州这一时期，筹粮几乎不存在困难。从有关中央文件看，自1934年10月出发到湘江战役结束这段时期内，对缺粮和筹粮困难的现象并未提及。在基层部队，以肖锋日记为例，从1934年10月16日到12月31日，日记里仅有两次提到筹粮困难，此外未再提及缺粮和筹粮困难。相反，其在日记里描述的红军筹粮活动中蕴含的情绪大多是积极乐观的。红2、红6军团刚长征时也几乎不存在筹粮困难。

究其原因，一是红军长征前已准备了一定数量的粮食。陈云回忆，“我们筹集了六十万担粮食，供红军西征开始阶段使用”。筹集的粮食大部分都随红军转移被带走了。李德在回忆录中曾提到，“所有参加长征的人，身边都带了大约可以用两个星期的给养，主要是大米和食盐”。因此，这一阶段的红军粮食供给压力相对不大。虽然在某些时段一些部队面临没粮食的困扰，但这是因为部队在深山行军以及时间紧、任务重等自身因素导致的筹粮困难，一旦出了深山，情况就好转了。二是此时期红军经过的地域是较富庶、人口较集中之地，客观上能给红军提供较充足的补给。三是红军占领了不少县城，城市为物资集中地，红军筹粮更为方便。四是这些地区的民众多受扩红影响，对红军有一定了解，部分民众很支持红军，如“湖南人民比较了解红军的处境，地方党很体会红军遇到的困难。这几天每到一地，群众都积极支援红军战斗”。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红军没有太大的筹粮需求，且筹粮条件较好，因此几乎不存在筹粮困难。

进入贵州后，粮食问题开始逐渐凸显。首先，红军途经的云贵川地区相对贫瘠，地广人稀、人民穷困。如红军发布的《训令》提到，“贵州地区，物产不丰，粮食短缺”，当地民众则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来描述自己。红军战士也用“当地群众深受军阀土劣的压榨，生活极端困苦”“许多人家饥寒交迫，痛苦不堪”之类的话语描述当地人民的贫苦状况。而红军所经过的四川、云南地域也是类似情况。其次，云贵川的民众长期受到军阀迫害，对军队存在畏惧心理，而国民党又对红军大肆进行丑化宣传，加之消息闭塞，许多民众都听信了国民党的宣传，使得红军一来，老百姓就都跑到山上去了。此外，这一时期，红军一直处于运动作战中，据行军路线可发现这一时期红军多在山林间行军，且路线重叠，更加重了筹粮困难。

进入川西民族地区后，粮食问题更加严重，筹粮也到了最艰难的境地。“特别是在进入藏民区到走出草地这一时期……粮食极端缺乏”。严重时，“饥饿、疲劳时刻袭击着人们，许多同志走着走着就倒下，再也起不来了”。因粮食短缺，红军更加强调节食，规定：“每天改成两餐，一稀一干”，同时严禁抛弃和浪费粮食，违者严罚，严重时甚至会开除军籍或枪毙。红二方面军在过草地时也作了用粮规定和纪律要求，“只准吃稀的(炒面调水)，每餐每人最多吃二两炒面”。

这一时期筹粮特别困难的原因，一是川西民族地区十分贫瘠，人烟也更加稀少。二是中央红军入川前，四川连续遭受大的自然灾害，群众的收成与储粮受到影响，客观上不利于红军筹粮。三是当地民族隔阂极深，红军在当地缺乏群众基础。少数民族受国民党军阀压迫，对汉族官兵有极深的成见，同时又听信国民党宣传，使红军的群众工作很难开展。红军一到，“藏民躲的躲，逃的逃，把粮食都藏起来了。因此，粮食日渐成为威胁我军生存的大问题”。即便后来见到一些藏民，但因国民党和土司的高压政策，他们仍不敢太靠近红军。当地反动分子更曾订有一个严惩藏民的条例：凡帮助红军引路者，帮助红军当通司(即翻译)者，或卖粮食给红军者，均处死刑;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则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如不听从其指挥同红军作战者，亦作“叛逆”论。四是红军会师后人数大增，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总人数超过十万，远远超过了当地居民数量，且各种物资均处于一种缺乏的状态。这时要满足数量庞大的红军的粮食需求，筹粮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尤其是由于红一、红四方面军分歧导致红军停留时间过长，好不容易筹得的粮食很快消耗殆尽，又不得不重新去筹粮。

各部队行军次序对筹粮难易也有很大影响。一般来讲，先头部队筹粮相对容易，后来的部队筹粮则相对困难。这在物资不丰富的地区和人烟稀少的地区，尤其是在过雪山草地时表现最为明显。如颜金生回忆：“在甘孜一带筹粮比以往任何时期任何地方筹粮都困难……再加上一、四方面军先于二方面军过草地，将一些陈积的粮食筹集得所剩无几。”林茂也回忆：“先头部队几乎把粮食筹光了，所以我们尽管用了最大的努力才筹到一点粮食。”

红军的筹粮措施

为克服粮食困难，红军因地制宜，积极采取措施筹粮以保证部队粮食供应。其筹粮措施可大致归纳为六种方法。这些筹粮方法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因政策和环境不同，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打土豪

打土豪主要指对军阀、官僚和地主、豪绅的家产进行没收征发的政策，在长征之前便被广泛运用，长征时成为红军补充粮食的主要方法。如埃德加·斯诺写道：“他们(红军)沿途没收有钱人——地主、官吏、豪绅的财物作为自己的给养……”陈云也曾回忆道：红军“每占领一个新的地区，就动员群众没收当地军阀、地主、豪绅的财产和存粮”。长征初期，打土豪常能获得大量粮食，这些粮食除补充部队所需外，其余都分给了沿途百姓。

在云贵川时打土豪，红军“从地主官僚那里没收了许多养鸭场，红军就顿顿吃鸭”，一直到吃厌为止。红9军团在进占宣威和东川后休整期间，不仅开仓分谷，还将官僚经营的火腿公司的财物没收分配。但随着行军深入，途中所遇土豪数量减少，打土豪筹粮日益困难。特别是深入藏区后，出于民族团结考虑，红军打土豪的行动逐渐减少，有时候即便遇见土豪(土司)也不打。1935年2月后，打土豪筹粮便不再是红军筹粮的主要办法。

缴获

与打土豪一样，缴获筹粮在长征之前也被红军广泛使用，是红军补充给养的重要办法。相比于地方武装，红军战士更喜欢打中央军，因“每歼灭一支中央军，通常都可以缴获大批粮食、被服和弹药，而地方军阀就穷得多了”。长征初期通过缴获，红军获得了极大的粮食补充。

在云贵川地区活动时，红军也通过缴获获得了许多粮食补给。如红军进入贵州后，连续攻克了黎平、镇远、遵义、湄潭、桐梓等城镇，从当地军阀、地主手中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及其他物资。击败刘文辉部缴获军粮4000余袋，每袋60斤。这些物资不仅保障了红军的给养，也被用来救济当地穷人。

随着深入藏区，因敌人无影无踪，战斗次数减少、规模减小，缴获筹粮开始显得困难。虽然红军仍通过缴获获得一些粮食，如打击绰斯甲反动土司和包座之战缴获了粮食，但多数时候红军的缴获并不多，且相对于部队人数而言远远不够。

沿途买粮

除从敌人那里缴获粮食外，取之于民也是红军筹集粮食的重要渠道。其中购买粮食便是红军从沿途居民处补充粮食的重要办法。转移前，红军便将大量货币分发给战士，以便在行军途中战士们可购买自己需要的物资。吴吉清回忆：“长征开始的时候就把金锭、银锭和钞票分给了红军战士。这样，他们一离开苏区，就可以用钱自己买东西了。”长征路上，红军每当缺粮而又无法从敌人处获取时便向沿途居民买粮，如红3军团4师到达大苗川时，便以“六块大洋一百斤”从当地苗民手中买足了粮食。陈云曾回忆：“当我们需要粮食时，老百姓会卖给我们，尤其在四川，这样的情况很多。”此外，红军在集镇停驻时往往会设立国家银行以及货币兑换处，以便苏区货币可在当地短暂流通。这样红军战士便可用苏区货币购买物资，而当地人则可将苏区货币拿到国家银行进行兑换。这样就既不会侵犯当地居民利益，又能满足红军战士的补给需求，当地商业也因此一时繁荣。

但深入川西民族地区后，因该地坚壁清野，红军战士即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红一方面军“离开懋功以后，困难更与日俱增了。沿途既无生意买卖……藏民因川军之事先逼迫都逃之夭夭，使红军有钱买不着东西”。但因红军民族政策得当又有着严明纪律，渐渐有部分藏民回到了家中，并愿意卖粮给红军，甚至参加革命委员会。红2、红6军团途经藏区时也遇到了和红一方面军相似的情境，但这时红2、红6军团选择借助民族上层人士这道“桥梁”出面买粮。1936年红2、红6军团在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就主要通过以现金购买粮食或由民族上层人士代买粮食来筹粮。据红2、红6军团当时的规定，“为了尊重藏民的风俗，凡事都要通过土司，筹粮当然也不例外”。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在马尔康一带筹粮时也曾与当地土司达成协议，由土司出面替红军筹集粮食。当时红军对购买粮食有着严格规定，如一定要给够价钱，不能强迫购买，等等。

留牌留条筹粮

留牌留条筹粮亦是红军长征途中曾用到的重要筹粮方法，同时又可分为附带补偿与补偿不足或未附带补偿。因红军有着“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故与其他筹粮方法相比，这种筹粮措施是一种无奈之举，多是在找不到人、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

长征初期，红军筹粮基本不存在困难，故留牌留条筹粮的方法也几乎没有使用过。在云贵川转战时，这种筹粮方法偶尔有所使用。红军有时因急行军作战，往往无更多时间去调查和发动民众打土豪，又找不到老百姓当面购买粮食。这时，留牌留条(有时只放钱财)筹粮就成了无奈之举。如中央纵队先遣工作团在永宁附近村镇筹粮时便多次发现友军部队筹粮后留下的字条与钱财。蒋介石亦承认，红军在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圆一枚于土中”，“借此煽惑民众”。这一时期红军留牌留条筹粮，多是基层作战部队在小范围施行的，且留牌留条后基本都会附带补偿。

然进入藏区后，留牌留条筹粮被广泛使用，且多次在断粮时拯救红军于生死之间。在藏区时，因当地土司、头人的虚假宣传，许多藏族群众跑到了深山里，给红军筹粮带来不小困难。经研究，红军决定采取留牌留条的办法割麦筹粮。为了对割麦进行规范，总政治部还制定了通令，并强调应将通令内容向负责供应的工作人员解释清楚，如有严重违反者，由纠察人员“送裁判所解决”。此通令为红军的割麦运动提供了指导，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尽最大可能减少对藏民利益的损害。如红一方面军向则格行军时已断粮，“为了避免饿死，红军便只好一面割麦粒煮食，一面四处派人去寻找藏民回家，以便给予一定代价”。在毛儿盖时红军也自己动手割麦，并留下字条和银圆或请藏民代为转交。红四方面军及红2、红6军团在藏区也多次用此方法筹粮。这一时期留牌留条筹粮后补偿不足或未附带补偿的情况则较多。毛泽东曾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在筹粮过程中，红军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偶有侵犯沿途居民利益的现象，但并未给他们带来根本性伤害，且尽了最大努力给予补偿。这显示出中共领导下的红军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军队的不同之处。

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彝民区时，刘伯承与沽鸡家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执旗者是小叶丹的夫人

通过革命组织筹粮或群众支援

沿途居民的支援也是红军获得粮食的重要来源。红军在云贵川，尤其是在贵州停留期间，在当地建立了一批群众组织，如遵义地区“场镇有场镇的委员会，乡村有乡村的委员会”，这些人纷纷行动起来支援红军，仅回山乡革命委员会就组织了几百人为红军进行粮食加工等服务。《红星》报报道：“我红军进到仁怀县城时，仁怀的劳苦群众派了代表五十余人，其中一半是工人，抬了肥猪三只，茅台酒一大坛，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

在川西北，革命组织在红军的筹粮活动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早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前，红四方面军就在川西北建立了川陕省委、省政府和各类革命组织，为红军的筹粮工作带来极大助力。在两军会合前夕，红四方面军抽调革命组织共7个单位5000人组成了筹粮工作队，由余洪远率领在懋功、马尔康一带筹粮。余洪远回忆：“各级苏维埃干部积极协助红军筹办军需……马尔康苏维埃主席格达瓦，妇女部长泽西同志，夜以继日地为我们筹集粮食和牛、羊、蔬菜等，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此后的行军途中，红军一有时间和机会便在藏民之中建立革命组织，从而进行筹粮。红2、红6军团行至藏区时也得到沿途藏民的大力支援，因民族政策得当且买卖公平，得到沿途藏民的信任，使得“通往甘孜的路上，无数欢迎的人群簇拥在路旁，有的献上糌粑、酥油，有的牵着奶羊给战士挤奶喝。更有一些藏民，把生病掉队的同志用马送到我军营地”。在沿途藏民积极帮助下，红2、红6军团获得了许多粮食补给。

取之于自然环境或能吃尽吃

长征途中，红军有时粮食不足甚至断了粮，又无法从敌人处获取或得到沿途居民的支援，便只好从自然中获取以及能吃尽吃。在长征初期以及在云贵川转战时，红军有时便会选择从山上挖野菜或捕猎野生动物来克服粮食短缺的困难。

随着深入藏区，如红军在到达打鼓时，既没办法从敌人处获取粮食，藏民也跑得一干二净，麦子还未成熟，没有办法，只好一面节省粮食，一面“每天各个连队轮流派出一些人去寻找野菜、野苗子，以作充饥之资料”。于是每当休息号吹响时，红军战士往往三五成群出去挖野菜、找物资。

特别是过草地时，虽然红一方面军各部在过草地前都按规定配备了一定数量粮食，但草地人烟稀少、路途遥远，筹粮十分不易，何况牧民们都远避红军，筹粮更加困难，这时便主要通过向自然获取或能吃尽吃充饥。江拥辉回忆，“队伍成连成营地出去挖野菜，采豌豆苗，打野兽……那时所谓粮食，实际是指野猪、野羊、野牛、野菜、豌豆苗、青稞麦，或者是战斗中捡来的牛皮背包”。“没有粮食，就拔野菜、选野菇、割皮带吃……实在不行时，骑的骡马也可以杀掉吃……有的同志实在饿得没有办法，看到前面部队拉的屎里还有没消化的青稞麦，就一粒一粒拣出来，用水洗干净，再用茶缸煮了充饥。”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过草地时，也主要是通过此法来解决粮食问题。因有的野菜有毒，朱德还用一个记载了可吃野菜标本的本子办起了培训班，对全军逐级培训。这次培训在后来左路军过草地时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周龙也回忆：“贺龙同志命令全军各部队，组织优秀党、团员干部成立试验组，亲口尝试。他还带头亲自品尝野草，鉴别是否有毒……有时前边的部队把路边的野菜挖完，我们连可吃的野菜、草根也难以找到，贺龙同志又和大家一起寻找羊马骨头、牛皮吃，解下皮带、脱下皮草鞋煮着吃。贺龙同志发现河里有一种无鳞的鱼，就号召大家抓鱼吃，甚至抓飞的蚂蚁吃。”可以说，在艰难时期，为了充饥红军几乎是吃遍了身边所有能找到的可吃的东西。

红军筹粮的特点

综观红军筹粮工作，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粮食问题与筹粮难度相伴相生。从出发到进入藏区前粮食问题逐渐凸显，筹粮难度也随之增大;在藏区特别是过雪山草地时，粮食问题严重程度与筹粮难度皆达到最高，过了藏区后则很快好转。当红军走出藏区后，毛泽东在哈达铺便指出：“现在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在松潘区找不到人，只好自己找粮食吃，在那种条件下，不这样做也不行哪!现在到白区行动，仍然以打土豪为主，吃地主的，不能侵占工农的利益。”此后一直到陕北，红军的粮食补给以从敌人处获取为主。

二、受地区差异影响十分显著。综观红军途经地，这些地区既有富庶之地，也有贫瘠之地，敌对力量亦有强有弱，沿途居民对红军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地区差异导致筹粮效果具有不稳定性。大体而言，红军在富庶的、敌对力量较弱的、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筹的粮食就多一点，难度也较小，反之则筹粮难度较大。同时红军总体上是“筹到什么吃什么”。

三、筹粮方法具有灵活性。针对不同地区面临的筹粮困难，红军采取灵活的筹粮方法，各种筹粮方法相互交织，最大限度保证了部队粮食供应。同时红军往往是以一种方法为主，再辅以其他筹粮方法，多种方法结合以完成筹粮任务。如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在马尔康一带筹粮时，一面发动革命组织筹粮，一面与当地土司达成协议，由土司出面替红军筹粮。

四、筹粮与政治宣传相结合。在实际筹粮过程中，负责筹粮工作的红军战士不仅完成本职任务，还通过实际行动充当了“宣传员”的角色。如在打土豪后，红军往往将部分钱财、粮食分给群众，并乘机宣传党的政策，而群众得了好处、受到教育后不仅积极帮助红军打土豪，也更加亲近红军了。当没找到人时，留字条或者钱物，也是政治宣传的一个重要部分。红军战士在筹粮过程中与沿途居民的接触，对宣传中共的主张、改变沿途居民对红军的错误认知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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