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主席赞誉“一辈子做好事”的吴玉章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延安五老”之一、时年60岁的吴玉章补办了一次庆寿宴会。中共中央在给他的祝词中说：“他是近几十年里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毛泽东也在会上的祝寿讲话中赞扬：“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并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

吴玉章的红色品格，首先表现于“一贯地有益于革命”。他一生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并且在多领域多方面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他是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1950年至196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同时还曾先后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他一生务实严谨，一专多能，践行了自己提出的“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楷模”的家风格言。

吴玉章从青年时代参加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起，直到1966年12月12日逝世，经历了辛亥革命、护法战争、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阶段，正如刘伯承、陈毅两位元帅在他70寿辰的贺信中所说：“无役不从。”几十年来“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的确如此，他少时就立志“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出国留学时曾经慨叹“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他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并矢志不渝。

◆五四时期的吴玉章。

为了挽救危亡的中华民族，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在国统区陪都重庆设立南方局，领导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13省市的党的工作。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环境下，国共两党有着复杂、尖锐的斗争与合作。在全民族抗战初期，尽管国民党政府积极抗战，政治上比较进步，同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但是蒋介石集团仍然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力图通过合作来“溶化”和取消中国共产党。

1938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第十四次常委会上通过恢复陈其瑗等26人国民党党籍一案。在这26人中，有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林祖涵(伯渠)、吴玉章、毛泽东、董用威(必武)、邓颖超、叶剑英7人，这是国民党“溶共”的一次试探。吴玉章等7人联名发表《紧急声明》，对所谓“恢复党籍”一事表示“不能承认”。

4日，吴玉章由汉口飞赴重庆宣传抗日救亡。临行前，周恩来与吴玉章商定：如重庆报纸已披露国民党中央监委恢复26人党籍消息，那么，中共7人的《紧急声明》要立即在各报登出。就在这一天，吴玉章飞抵重庆，受到热烈欢迎。到达重庆青年会下榻处，他不顾路途劳顿，立即向重庆各报负责人说明共产党对恢复党籍案的态度，明确指出，中共对此事有三点需要声明：一是国共两党合作关系是否恢复到1924年的办法并未最后商定;二是国民党中央事前并未征求我党中央及我们的意见;三是恢复党籍名单中有张国焘、陈独秀等，此二人为我党开除之人，和我们同类相待，不能忍受。然后分发《紧急声明》，请各报刊出。当晚，吴玉章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怡将《紧急声明》分送各报馆，当作广告刊发。经过吴玉章等人的坚决斗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好声明取消吴玉章等26人国民党党籍一案。中共第一次挫败了国民党妄图“溶共”的阴谋。

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公开提出“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的主张，被周恩来拒绝。12日，蒋介石又别有用心地约吴玉章、董必武、王明、博古进行“恳谈”，妄图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国民党，取消共产党，从政治上一劳永逸地消灭共产党。他力劝吴玉章等人“回国民党去作强有力骨干”，并特别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吴玉章严正回答：“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信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蒋介石碰壁后，悻悻然离去。

◆吴玉章(中)与朱德(右)、贺龙(左)。

吴玉章的红色品格还闪耀于“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从参加革命起，他就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终其一生献身大众教育事业，他是中国工农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大力实践者。新中国成立后，他谢绝政务院拟委任的重要行政领导职务，集中力量办教育。他一贯主张，教育是人民大众的事情，要面向工农大众，努力扩大贫民受教育的机会。从1922年留学归国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起，到196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任上病逝，他始终奋战在大众教育的最前线。

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吴玉章就和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勤工俭学运动。创办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以沟通中西文化并为华工争取福利，组织更多出身平民的革命青年到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学习社会主义思潮。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让身在苏联的吴玉章心急如焚。他于1938年辗转回到国内，立即投身于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中。他将自己的教育专长与抗日相结合，撰写了名为《抗战期间的教育与文化》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要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离不开国民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急需以教育来提升文化程度和政治觉悟。吴玉章在抗战时期大众教育思想与实践方面的突出贡献，赢得了党中央的赞许和信任，委任他主抓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

任职人大校长17年间，他始终面向工农开门办学，首创函授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将正规办学和社会办学、校内办学和校外办学、脱产学习和不脱产学习结合起来，成为推动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第一人，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在人大早期就读学生中，除了少部分知识青年和进步青年之外，大部分学生都是产业工人或工农干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都获得过“劳动模范”或“战斗英雄”称号。他十分重视他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情况。他多次邀请在读的部队作家高玉宝、劳动模范郝建秀等人参加校务管理会议，认真听取他们对学校发展的意见。

“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楷模”

对于家庭教育的目的，吴玉章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家庭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子女个人的前途，为了自己家庭的利益，而首先和主要的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革命的利益。这就是说，我们进行家庭教育的目的，主要是配合党和国家，把青年一代培养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我们老一代和家长们在家庭教育这个问题上，也要破除旧观点和旧影响，树立无产阶级新观点和新风尚，很好地担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

吴玉章在少年时代受到的家庭教育，多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在他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教育他长大后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祖母对儿孙辈要求也很严，她力禁烟赌、不准妄取人物，常告诫：“小来偷针，大来偷金，不义之物，宁饿死，不接受。”当亲朋夸奖吴玉章时，祖母就告诫亲朋说：“不要过于夸奖他，锅盖子揭早了会出气。”在这样的教育熏陶下，吴玉章从不偷懒，不苟且，不半途而废。他的家庭也很注意对他进行历史教育。他的长辈常常给他讲一些岳飞、文天祥、黄淳耀等人的历史故事。这些教育，对于他后来参加革命活动，对于培养他的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1896年，18岁的吴玉章与游丙莲结婚。1903年，吴玉章赴日留学。此时，他的长女吴春兰(又名慧生)才5岁，儿子吴震寰不到3岁。吴玉章为革命奔波几十年，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屈指可数。他多用书信往来的方式，对儿女以及诸多晚辈进行教育。

◆留法时期的吴玉章。

吴玉章在家里讲规矩、守规则，他的家风是他革命经历和贡献的凝练，他的家风也深深影响了家人。他的儿子吴震寰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攻读水电专业，成为一名水利专家，1930年入党，1938年学成回国从事水电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夕，不幸被国民党害死。女儿吴春兰也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共青团后积极投身土地革命，1933年牺牲;吴春兰育有4女2子，她的两个女儿受外公吴玉章的影响，早年奔赴延安。其他子女均在荣县老家。吴玉章的子孙辈中间很多都是各领域的专家，都在默默无闻却尽心竭力地报效祖国。

吴玉章清廉的家风教育不仅体现于子女身上，也延伸到对亲戚的教导中。1952年，他写给侄子林宇(又名吴大林)的信中不乏谆谆教导：

林侄：

收到你的信后久未回信，因事稍忙。你现任富顺县长职，事情更繁多，要独立工作，就要更全面地考虑问题。依靠党，相信群众，好好地执行政府法令，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随时注意人民疾苦，使人民各得其所，发挥人民的智慧，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人民，教育人民……有关农村生产经验及合作社互助组等方面的书刊，即由我现在的秘书钟涵同志常常为你收集寄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每天都有很多好材料。我曾为你订了几个月《人民日报》，收到否?重庆《新华日报》及地方报纸想也都常有这类文章、报告的登载，只要天天看报就能得到很多经验教训。你要有广播收音机，每天要听广播，并要作宣传，我们现在有一日千里的进步，必须时时留心时事。近来我身体很好，体重增加很多，身上比以前有肉了。乐毅(即蔡乐毅，吴玉章的儿媳--作者注)已入本校专修科合作社班学习，性情已大有改善，本蓉(即吴本蓉，吴玉章的孙子--作者注)已入保育院，他们都很好……端甫(即吴端甫，又名吴大璋，吴玉章的侄子。当时在鞍山钢铁公司任技术处副处长兼炼铁总工程师--作者注)常有信来，鞍山的大规模建设使他很感动，大有进步。你有空时就写信告诉我一切。

问你近好。

吴玉章严格要求后代不要有任何特权思想，在给外孙们的信中仍然明确指出：“我们是革命家庭，事事要起模范作用。不要因为是干部后代就骄傲自满。要从思想上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尤其共产党员更应如此，要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改造和学习。”

1963年11月20日，吴本清探望自己叔祖吴玉章，离开前请写几句话作留念。他便在吴本清日记本上题词，写下了那副醒目悬挂于客厅的对联，上联是“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存虚体面”，下联是“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楷模”。写后他还意味深长地解释说：“这虽是居家格言，但包含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楷模”是吴玉章家风的高度概括。

革命不为做官，勇于自我批评

在少年求学时代，吴玉章就一心寻求救国兴邦的真理，始终为理想而奋斗。他早年支持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他于1903年东渡日本，求学期间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曾派人送给吴玉章一张疆理局局长的委任状，吴玉章谢绝说：“我们革命党不是为了做官。”不久，受孙中山邀请，吴玉章到总统府秘书处工作。

辛亥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又赴法国留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64年1月1日，吴玉章谈到在探寻救国救民革命道路时曾说：“我入党时已经47岁，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我从少年时代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到一条光明大道。但是我找了将近30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一条光明的大道。”

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后，吴玉章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更加坚定，义无反顾，真正践行了革命不为做官的誓言。

◆吴玉章在小学检查孩子们学习汉语拼音的情况。

仅以吴玉章晚年全身心倾注于中国高等教育为例，即可得到明证。他在工作中事事讲究公平、公正、平等，实事求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初建立的时候，一些人提出，绝对不能把工农兵排斥在外。可是工农兵的文化水平确实有限，不符合入学条件。吴玉章否决了“一起上学”的提议，他坚持大学不能降低规格，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在中国人民大学办了一个工农速成中学，让文化知识不够的学生先补习、再报考，既坚持了办学标准，也为工农兵上大学搭建了平台。

吴玉章经常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一点不能有私心，有了就要犯错误。就拿我来说，我要是为当官，早就可以当大官了，我就是为了干革命，为人类解放和社会解放才参加共产党的。”对于吴玉章而言，自我道德修炼是一个终生持续的过程。吴玉章晚年仍身兼数职，公务依旧十分繁忙，他每天早上5点准时起床，常常工作至凌晨一两点，从来没有由于年龄或身体原因而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吴玉章(中)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在一起。

在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信念指引下，吴玉章严于律己的党性表现自是卓然。他经常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坚持自我批评好比洗脸、扫地，丢掉的只是污垢、灰尘。坚持自我批评能有益于革命，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一个共产党员，必须自觉地运用这个武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吴玉章在苏联海参崴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时，远东出版局曾约他编写一本中文教科书。当时，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很激烈，书一出版，有人就从书中抓了一些“辫子”，攻击他犯了许多机会主义的错误。

吴玉章知道这是托派有意挑衅，但是为了更有利于与托派斗争，他花了半个多月时间，加紧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理论，并检查了书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在检查中，果然发现自己的文章中只是简单地提到苏联消灭了富农，没有说明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同时发现别的文章中也有错处。

吴玉章便认真地给党组织写了一篇声明书，自觉地承担起全部责任，同时对错误的来源进行了深刻的检讨，表示誓与错误观点作斗争。最后，还主动请求党组织给予严厉处罚，以作为党员不加深学习和做事轻率的教训。

在支部大会上，吴玉章又诚恳地作了检查。

讨论中，同志们主张从轻处罚，有的说给予轻微警告，有的说劝告就够了。

最后，林伯渠说：我认为不必给以处罚。我们的党组织之所以给党员一种处罚，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好党员。现在吴玉章同志自动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不必给以处罚，只须作出一个决议，指出他的错误，嘉许他认识错误并愿意和错误作斗争，这是党员应有的态度。

在座的各位党员听了林伯渠这番话后都觉得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支部大会同意了林伯渠的这个提议，并作了决议。

虽然吴玉章被称为“延安五老”之一，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恪守革命不为做官且勇于自我批评的吴玉章，正是这样始终意气风发和乐观向上的一位革命的“年轻人”。

◆吴玉章自书《自励诗》。

1960年5月，为党奋斗到80多岁了，他还写下两首诗自勉：

一

人生在世，事业为重。

一息尚存，绝不松劲。

东风得势，时代更新。

趁此时机，奋勇前进。

二

春蚕到死丝方尽，

人至期颐亦不休。

一息尚存须努力，

留作青年好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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