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民党军连长的控诉

版画《诉苦》，1947年，彦涵

“大叔大婶救救我，死也不跟财主去，死跟爹爹一块死，活跟大婶一块活！”

1948年元旦，哈尔滨，舞台上正在演出歌剧《白毛女》。

台下观众席里，一个中年汉子，已经泣不成声，最终放声大哭。

他叫刘耀东，原国民党东北保安第九团上尉连长，1947年2月在布海车站(在今吉林德惠)战斗中被我军俘虏。

1902(光绪卅二)年，刘耀东出生在河南淅川县马镫镇，一个农民家庭。

华北联大学生排演《白毛女》，1946年，张家口。

刘家是个大家庭，祖父尚在，父亲兄弟三人，刘耀东的父亲是老大，木匠手艺不错，在当地小有名气。

1918(民国七)年，年景荒旱，再加上兵灾，淅川一带的老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说好的“救国救民”，实际上各路军阀，大大小小，不管是本地还是外地的，都属一丘之貉。

白天还是“官军”，晚上就成了土匪，肆意劫掠烧杀。什么“劫富济贫”，都是扯淡！高门大户，有高墙寨堡，有快枪保镖，更跟地方官、跟过路军队有勾结，所以这些兵匪不敢抢有钱有势的，专门欺负老百姓。

张家口城市居民一家。

刘耀东家也遭了抢，衣服财物被抢光，祖父被吊打而死，三婶母被抢走，十二岁的他也差点被绑了肉票，差点小命不保！

惊魂未定的刘耀东，小小年纪，又被大难不死的父亲，安排到祖父的兄长家报信。实际上，就是乞讨些旧木板，钉一口小棺材，把祖父草草埋葬，多少维护点儿活人的尊严。

这还不算完，父亲托关系，说尽好话，兵匪那边才报价，同意这边把三婶母赎回。为此，父亲又东拼西凑、四处举债，才在最后期限交上赎金。否则三婶母，就得被这帮畜生，卖到人市上，后果不堪设想。

沈阳的那种地方，被戕害的妇女。

顺便说，读者朋友看到这里，不要看错，人市就是买卖人口的地方。逢有灾年，或兵匪过境，人市就会特别兴旺，往往供大于求。当然这背后，是无数家庭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河南本就是四战之地，民国时代兵荒马乱，天灾人祸接踵，河南人民苦不堪言。

1920年，淅川又遭大旱，灾情更加严重。

多年之后，刘耀东还记得，彼时家家有哭声，这一年不知饿死了多少人……

天灾人祸属于民国河南的基本配置。

刘家已经没有一粒存粮，不管大人小孩，每天以树皮、草根和棉花籽为食。就这也不够吃的，只能分家，各自逃命。

二叔、二婶出外逃荒，再也没有回来；三叔、三婶到岳父家寄食，后来也逃荒走了；父亲在外拼命打工，可荒年谁打家具呢？母亲带着哥哥和耀东，四处讨饭吃，不敢走远，因为祖母还在家，全靠他们母子讨来的残羹剩饭吊着命。最终祖母也饿死了，父亲赶回来，把家里能用的破板子凑了凑，做了一口比祖父还小的棺材，把人埋了。

有次，母亲在某大户人家央告半天，借来些黄豆面，擀了一碗面，让耀东吃。母亲疼小儿子。耀东吃了一半，就吃不下去，他已经半大小子了，懂事了，心里难受，也懂得母亲的辛苦。耀东叫母亲吃，母亲吃不下去，娘俩儿抱头痛哭。

逃难的河南难民。

当时的耀东就在想，到底是谁拆散了我们一家人？谁是罪魁祸首？他想不明白，母亲也想不明白，只能说是你命不好，是咱家命不好，要怪就怪老天爷，也许来生来世，拖生个好人家，就好了……

十六岁时，哥哥跟父亲学木匠，耀东到县城永聚禄商店当学徒。

旧社会的学徒制，一般为期三年。此间，老板只管食宿，不给工资，订有苛刻规约，往往有各种“生死勿论”之词。你被打死，或者病死，或者想不开自杀，都跟老板无关。三年学徒期满，还要再免费干一年，这叫“谢师”。

刘耀东也是如此，每天要挑十几担水，做三顿饭，刷锅洗盆碗，替老板娘抱孩子，挨骂受累，简直就是这个老板的奴才。几次不想干了，想想家里的实际情况，只好咬牙忍着。

1942年大饥荒中的河南难童。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

冯玉祥系统的刘汝明部，路过淅川县城，向城内商铺派饭。

永聚禄的老板怕挨揍，就让刘耀东去送饭。老总们嫌饭菜质量差，没肉没油水，踹了挑子不说还连打带骂，逼着小伙计给他们买白面馒头吃，否则就砸了永聚禄！

刘耀东挨了打，衣服扯破了，满身污秽又鼻青脸肿。回到永聚禄，老板不但不给治伤，反骂他不会办事，只会添麻烦，还说里外里的损失，都得刘耀东出钱不可。

树皮是灾年的“美食”。

这不是两头受气，两头都把他往死里逼吗？

刘耀东一气之下，跑回了家，不伺候了，惹不起我还躲不起！

一贯严厉、动辄打骂他的父亲，看到小儿子这副样子，啥话也没说，只是不断叹气。母亲心疼了，抱着儿子，母子俩又是号啕大哭。

第二年，父亲托人，把刘耀东送到德茂全杂货店当学徒。

这里的老板还不错，安排他做些杂事之外，还教他打算盘。这样干了四年，刘耀东要出徒了。眼看好日子来了，德茂全关张了。

沈阳街头小摊贩。

小工商业者的日子也不好过，苛捐杂税、洋货倾销，民生凋敝，再加上官僚权贵，外与洋商买办勾搭、内与土豪劣绅结伙，形成利益网络，哪有小老板的生存空间？

德茂全关张了，刘耀东还得生活。

他在城里摆个小摊子，日子不好过，总还凑合。

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西征川陕，路过淅川。

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精锐。

大商铺都关门了，他们的幕后老板是哪些人，你懂的，怕被红军清算，都躲得远远的。这就给了小商铺和刘耀东这样的小摊贩机会，富贵险中求，何况红军公买公卖，说话和气。

红军在淅川两天，刘耀东一算账，比平常挣的钱还多！

第三天，红军走了，“中央军”进了城。

这些老总真霸道，一下子就把刘耀东的货物和本钱抢光了。

刘耀东心里恨啊！可是恨有啥办法？还得活下去，而且先得咬紧牙根，还清债务，然后求亲告友，找城里好说话的商家，再借了点儿货，继续摆小货摊子。

解放战争时期，被反动民团抓捕的无辜群众。

兵灾刚过，又降官灾。

1933年初，民团借口“清匪”，把向红军卖过东西的小商小贩，都给扣上某“匪”探子的“红帽子”。

说白了，你们发了“红军财”，这都是本地“乡贤”的损失，“黄老爷”的损失，自然你们要补偿，不然还有没有“王法”、有没有“公正”可言？

刘耀东被民团一个姓萧的营长盯上了，非说刘耀东藏有红军的枪支弹药，还是什么“苏维埃主席”。

地方上的“体面人”。

萧营长先抓了刘耀东，关在县衙监狱里一顿拷打，刘耀东咬牙挺刑，说我家就这么大地方，你们搜啊，有枪没有一搜便知，至于“苏主席”，我根本不认识啊！

一看刘耀东不上“道”，萧营长急眼了，把刘耀东的老爹抓去，吊起来毒打。反正你不交枪就得交钱，要是枪与钱都不交，你们就是某“匪”死硬分子无疑，父子俩都得死。

刘耀东这才明白，原来人家是求财，这就好办了。

他赶紧向萧营长保证，自己愿意交钱。

关闭城门。

母亲和哥哥倾家荡产，卖了一头牛，典出一亩地，又用高利息借了些钱，送给萧营长，这场无妄之灾才算完事。

至于什么“苏主席”，萧营长也不问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

国民党为了“抗日救国”，征兵和各种租税，越来越凶。

别说不交，稍微延缓，新帽子就来了，这次是“破坏抗战，视同汉奸”。

警察局长和警察。

乡保长的勒索、“中央军”的征发，更使人无法忍受，刘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再这么下去，家就得散了。没办法，刘耀东觉得实在活不下去了，只能含着眼泪，告别家乡，告别亲人，跑到南阳去投军。

这时候，刘耀东的想法，依旧单纯。

他觉得要说坏，那就是乡保长、萧营长、“中央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这些人坏，上面还是好的，总有“青天大老爷”在，会为自己主持“公道”。如果自己在军队上干几年，拼了命升上去，得个一官半职，必然能光宗耀祖、报仇雪恨，叫你们一刀一个，跪着求饶，信不信？

结果呢？

一个相对体面的民国家庭。

刚出虎穴，又入狼窝，刘耀东他们这些新兵，说好的“抗日救国，无上光荣”，却绳捆索绑，被老总们用枪押着，从南阳到武汉。不管是途中，还是到地方，缺衣少穿，饱饭都没吃过一顿，还动辄挨打。谁敢逃跑，轻则“小炒肉(扁担打)”，重则活剐剜心。

后来，又被送到南昌新兵收容所。

十几天没洗过脸，十几个人盖一条破烂毯子，一天只能吃到两小碗“八宝饭”。所谓“八宝饭”，可不是今天诸位吃的美食，而是霉米、沙子、石子、虫子、稗子、粗糠、稻壳和老鼠屎等物掺在一起的“军粮”。

国民党军队的军粮，没有更差，只有最差，原因你懂。

吃饭不能白吃，还要做苦工，替长官们干私活儿。

用刘耀东的话说：“弄得我们如同病鬼一般，每天都有饿死、病死的。”

这些被拖出去埋了的兄弟，虽然“解脱”了，但他们死得毫无尊严。刘耀东想起祖父、祖母那小得不能再小的烂木棺材，长官们都不肯赏下，草席一卷就是“恩德”。埋在烂坟岗上，浅浅的，不久就被野狗扒出来撕咬，惨不忍睹。

这种情况下，大家成天盼望出去当兵，哪怕被日本鬼子一枪打死，也比在这里强！

菜贩。

可这里的长官，大家叫他们“兵贩子”，却说了：“二十多个大队，一队队地轮着走，你们还早呢！”

一听这话，大家心里就凉了半截儿，只能继续等死。

后来来了个二十八师的接兵副官，一听说话，竟然是河南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南昌遇到河南老乡，可不容易。刘耀东趁机“拉拢”了一下，这才算脱出那个“监牢”。

整个抗战期间，二十八师作为中央军，战绩还算不错，刘耀东作战英勇，逐级擢升。只是他是行伍出身，没有军校背景，所以升到少尉排长后，就走不动了，又没钱送礼。抗战胜利后，一脚被踢出去，成了编余军官。

临潼城里的小商店。

实在活不下去，刘耀东只好先把老婆孩子打发回老家。火车就别想了，从西安到淅川，千里迢迢，火车、汽车就别想了，路费根本不够使的。后来收到家信，走到潼关，钱就花完了，老婆带着俩孩子，背着小的、扯着大的，一路乞讨，九死一生才回到家。

所谓编余军官，听起来也是有编制的，刘耀东隶属于第十四军官队。实际上，就是失业军官，国民党军队不要他们了，基本是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这些人别无营生，有些铤而走险，成了地方祸害。当时有“四大害”“五大害”和“十大赖”的说法，不管几个，这些编余军官，都名列前茅。

好在蒋介石听说，其中有些人仗着“军事专才”，投奔了我们，正所谓“此路不通，去找谁谁谁”，你懂的。正值蒋介石发动内战，他们总还是有用的，蒋介石就把他们中的不少人，打发到地方保安团去了。刘耀东就在其中，还因此官升两级，成了上尉连长。

东北被俘的国民党军。

刘耀东愿意来东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离家当兵那年，乡保长又抓了哥哥的壮丁。这也是老婆回去，来信里才知道的。

按理说，两男抽一丁就行了。但国民党什么时候跟老百姓讲过理？正好有位老爷家的少爷被抽了丁，体面人怎么能抗日救国呢？这种粗鄙事，自然由下等人去做就好了。老爷花了钱，乡保长和这条线上的各路神仙收了钱，少爷自然免征，但名额不能空着，必须有人顶替。

刘家上有老、下有小，就剩刘耀东哥哥这一个丁，正好抓走，老爷也方便吃绝户不是？

日本投降后，被解救的中国劳工，瘦骨嶙峋，惨不忍睹。

哥哥被抓去当“国军”，中条山会战的时候，当了鬼子的俘虏，又做了强掳劳工，到“满洲”挖煤。也是命大，挺到了“八一五”，被解放出来。想着回老家河南去，但是身体早被拖垮了，天天暗无天日，在煤窑地下干活，没半白天没黑夜，没吃没喝，披个水泥纸袋，都是蝗军“恩典”，怎么有个好？

一瘸一拐，走到临榆(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终于看到山海关了，人却累死了，最终成了异乡孤鬼，尸骨都没地方找去！

刘耀东到了吉林，没多久就成了我军俘虏。

经过大半年的学习，他的思想进步很快，毕竟也是苦出身。

我军诉苦大会进行中。

在学习材料中，刘耀东这样写道：

“我在蒋军里干了十年，由士兵爬到下级军官，卖过命，受过苦，日寇投降国家胜利了，我却连老婆孩子都养活不起，给蒋介石卖命就落得这样的下场！

我被解放过来，起初有些恐惧不安，后来对共产党、民主联军有了些认识，才安下心来。在学习中慢慢打通了糊涂思想，逐渐认清了我祖父惨死，祖母饿死，二叔二婶母流离乞讨，哥哥被抓当兵客死异乡，乃至于我的一切灾难，全是独裁专制的黑暗制度造成的，而这个腐朽制度的统治者正是蒋介石！

我第一次认清了我的仇人就是蒋介石，我要向他讨还血债，向他复仇！”

广大新解放区如火如荼的诉苦反霸斗争。

后记

行文至此，我多么希望，我的河南老乡刘耀东，能自此加入人民解放军，成为战斗骨干，向反动派讨还血债，在一次次新的血与火的考验下，成为人民功臣，打回老家去，在欢迎解放大军的人群中，看到自己的父母和妻儿。

但是理智告诉我，此时的刘耀东，已经四十多岁，奔五的年纪了。在那个人均寿命只有35岁的时代，这个年纪，已经可以算是“老大爷”了。即便想参军，也有点儿老了，参加解放军，也只能作为后勤人员。平平安安，解放后与老婆孩子团圆，就很不错了。毕竟活下来就是幸福，活着对当时的无数个“刘耀东”来说，其实是奢望。

淅川我去过多次，如今风景如画，这里的父老乡亲踏实勤劳，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为丹江口水库和南水北调建设，付出了很多。南水进京的渠首，就在淅川。作为郑州人，能饮一泓好水，我就发自肺腑地感谢淅川人民。

为了水，淅川人民的奉献，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被河南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遗忘。

写多了，都是泪，将来再说吧？

顺便说下，刘耀东当年所在的淅川县城，也就是老县城，已经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而永远地留在丹江水库水下。

淅川长期的水利建设，还出土了大量春秋战国青铜器，有些精美程度，我实在无法形容，比如大名鼎鼎的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的“云纹铜禁”。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因为多年前我写过宝鸡斗鸡台，清末出土铜禁的故事，从端方到宋哲元，我的河大老师兄张宣武在凤翔，看过五千颗血淋淋的人头。直到淅川铜禁出土，曾是我国唯一收藏的铜禁，而且不完整，配套的酒具，悉数被盗卖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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