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发布的中央特科第一道潜伏指令

油画《中央特科》(王金安 作)。

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成立之初，党内对“潜伏”这种侦察方式的认识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后来彪炳史册的“龙潭三杰”，其潜伏之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争议中开启的。

第一份关于“潜伏”的文件

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中央组织局下设特务科，即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外景。

当时的情报保卫工作主要包括“打进、拉出”两个方面，“打进”即潜伏，“拉出”即策反。

彼时，党内在是否“打进”的问题上存在两种意见，赞同者主张派遣我们的同志钻进敌人内部同它进行斗争。反对者认为此前派到敌人内部的人不是叛变就是失联，或认为打进敌人内部的同志是在替敌人做嫁衣裳。受这两种不同意见的影响，1927年11月、12月，中共中央先后通过了两份涉及“打进”的文件，对“打进”作出了内容相左的决议。

第一份文件，是特科成立前几天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1月9日、10日讨论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这份决议案的第八部分否定了此前的“打进”，并对今后的“打进”作出了严格限制。具体内容是：

“(八)党与反动团体

从前党曾经派遣党员到我们阶级仇敌的组织之中(如黄色工会、工贼工会、国民党党部等等)去做侦探工作，但是经验上所得的结果，大半是很坏的。因此，如今在一般的通例上决定抛弃这种政策，除非有非常之大的必要和意义，才可以偶尔使用这种方法，而且所派遣的党员必须是确实可靠而忠实于共产主义的同志。”

11月14日特科成立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定通过了这项决议。

如果按照这个文件落实下去，特科在成立伊始即会被束缚住手脚而使其存在的意义大打折扣，因为建立一个不能够对敌实施“打进”的情报保卫机构，等同于建立一支不准备对敌发动进攻的军队，“龙潭三杰”等潜伏英雄及其传奇功勋恐怕也就无从谈起了。

周恩来

所幸有周恩来，他的远见卓识和关键引领在这个重要关口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时的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特科所属组织局代主任(1928年1月任主任)，在特科工作上有话语权，有影响力。在他的推动下，仅过了1个月，即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打进”的第二份文件，这就是著名的第25号公告《对国民党的工作》。其中第三、四项内容如下：

“三、对国民党军队和对一切反革命军队一样，须设法派遣同志进去充当士兵和下级军官，在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和纪律之下，做破坏反革命军队工作(遵照中央军事工作计划)。

四、经过党部的决议，得派遣一二个极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的工作。但必须限于有这两种作用才可派遣。”

两个月、两份文件、两种态度，反映出来的不只是针对“打进”这个具体工作方法的争议，而是围绕特科所应承担的使命任务的争议。所幸的是，反对者留有余地，赞成者态度克制，两种意见彼此调和、相互妥协，才有了第二份文件的出台，标志着赞成“打进”的意见占据了上风。第25号公告因此成了中央特科开启“潜伏”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代表了那个时期党的隐蔽斗争路线，其直接产物就是后来名垂竹帛的“龙潭三杰”。

第一道“潜伏”指令与“龙潭三杰”

1928年下半年，钱壮飞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很快赢得管理处负责人徐恩曾的信任。1929年12月下旬，徐恩曾接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他要求钱壮飞帮助他建立和扩大这个特务系统。钱壮飞向组织汇报了这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好机会。

尽管有了25号公告，仍有人对此反对。周恩来一锤定音，说出了那句简短、朴素但影响深远的话：“你们把它拿过来！”

李克农

据此，特科决定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组成情报小组，李克农任组长，三人关系转隶特科情报科，由陈赓负责经营指导。周恩来一句“你们把它拿过来”，成了中央特科成立后下达的第一道关于“潜伏”的指令，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因此成为中央特科派遣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首批“潜伏者”。

1929年12月，李克农考取上海无线电管理处任新闻编辑，后升任电务股长。不久，钱壮飞介绍胡底进入党务调查科。三人很快赢得了敌人的信任，至1930年初，钱壮飞出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在党务调查科南京总部工作；胡底被派到天津创建特务机关“长城通讯社”并任社长；李克农在上海主持以无线电管理处驻沪机构为掩护的特务机关。

胡底

一年多后，他们果然“把它拿过来”了。这一“拿”，力挽狂澜，惊天动地，“拿”出了挽救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传奇，拿出了“龙潭三杰”的传世威名。

1931年4月24日，对中共中央人员机构几乎无所不知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面临被“一网打尽”的险境。25日，钱壮飞破译顾顺章叛变的密电，周恩来据此指挥惊心动魄的中央机关大转移，化解了极为凶险的危局。

幸免于难的人员，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李维汉、陈赓……。这里面，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有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成员，有开国元帅和大将。

1968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幸而有钱壮飞同志在中统徐恩曾处得讯最快，所以中央机关才免遭破坏。”

钱壮飞

聂荣臻回忆说：“万幸的是，我们在南京特务机关心脏中，安插了钱壮飞同志，从而使我们党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徐恩曾在《一个特工的自述》中承认重用钱壮飞是他懊悔一生的错误，称“即使到现在还是不能相信这个现实”。陈立夫指责徐恩曾说：“均兄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在武汉逮捕并审讯顾顺章的蔡孟坚将“龙潭三杰”的传奇功勋称为“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故事”。

有了“你们把它拿过来”这道指令，便有了“龙潭三杰”的潜伏，也就注定了日后缔造传奇的必然。

不容略过的早期“潜伏”者

“龙潭三杰”并不是中共隐蔽战线最早的潜伏者。特科成立前的大革命时期，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先驱和重要开拓者杨殷，就在广东区委领导下践行了中共隐蔽斗争史上早期的“打进”工作。

1925年杨殷担任广州市公安局顾问后，安排堂兄杨伯鸣担任提犯委员，为党提供情报。1927年初，港英当局逮捕了香港工委书记梁桂华并决定将其引渡回广州。杨殷得到杨伯鸣的情报，组织得力人员乘坐游艇，在广州至珠江的轮船上将梁桂华解救。

杨殷

杨殷还将其妹夫、中共党员容汉辉安插进广州市公安局任逮捕队长。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后，容汉辉升任谍报科长，能够掌握敌人抓捕共产党人的情报，杨殷遂安排在报界工作的谢汝成担任容汉辉的联络员，每晚将敌人动向连夜送到香港，用暗语刊登于即日出版的《超然日报》《环球日报》《华字日报》，通报有关同志。

杨殷还安排中共党员黎胜打进广州市公安局任特别侦缉员，后又通过关系安排其打进广州卫戍区司令部谍报科。黎胜发展了公安局长朱晖日的司机陈添和公安局秘书长的司机梁暖入党，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广州起义爆发后，黎胜等人打开广州公安局监狱，释放了在押的“政治犯”。杨殷还派遣木匠出身的情报员郑全打入国民党广州卫戍司令部谍报科，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

杨殷领导的一系列“潜伏”行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颇具开拓意义，为党的早期情报保卫工作的萌芽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其后续拓展作出了成功示范。

第25号公告通过后，一批批中共秘密党员前赴后继走上潜伏斗争第一线，其中与“龙潭三杰”同一时期打入敌人内部、同样功勋卓著的代表人物还有：为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前三次“围剿”提供重要军事情报的冷少农，将杨虎城的警卫部队打造成中共掌控的红色队伍的张汉民，淮海战役关键时刻率部战场起义的佩剑将军张克侠等早期“潜伏”者。

冷少农与何应钦是贵州同乡，他早年就学于贵州法政专门学校时，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何应钦正在该校任军事教官，两人便有了广义上的师生关系。何应钦受三民主义影响创建贵州少年会后，冷少农为其“建设自由、民主、博爱的新贵州”等倡议所吸引，积极参与少年会活动，两人有了进一步交集。1925年夏秋，冷少农进入黄埔军校，在贵州同乡、中共党员周逸群引见下拜见了时任总教官的何应钦，继法政学校师生关系后彼此又有了上下级关系。正是在何应钦的安排下，冷少农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办公室秘书，后在周恩来影响下加入共产党。

冷少农

冷少农与何应钦的多重关系，成了他日后“潜伏”的独特优势。有别于当时在黄埔军校公开入党的绝大部分中共党员，冷少农是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入党的，其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等少数人知情。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整理党务案”，要求中共交出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名单。中央代表张国焘要求接受这一提案。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对此坚决反对，要求凡是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一律保密。周恩来、陈延年富有远见的决定，使冷少农的真实身份得以隐蔽不露。

1930年1月，冷少农奉周恩来派遣，打入何应钦身边工作。何应钦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军政部长期间，冷少农一直担任其秘书，与此前打入何应钦身边的另外两个内线组成情报小组，与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李克农小组彼此策应配合，李克农小组以搜集政治情报为主，冷少农小组侧重搜集军事情报。国民党军前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冷少农小组都获取到敌作战计划，交给钱壮飞、李克农转报特科，为反“围剿”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2年3月冷少农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6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张汉民1924年进入杨虎城创办的学兵队学习军事，1929年春在友人推荐下出任杨虎城副官，从此受到杨虎城重用，不久升任连长、教导大队中队长。1930年秋杨虎城执掌十七路军，张汉民被任命为卫士营营长。该营逐步扩编为团、旅，张汉民随之升任团长、旅长。

张汉民是1925年冬加入共产党的资深党员，长期在陕军从事兵运、情报等工作。杨虎城对他的器重，为他提供了有利工作条件。他利用卫士营扩编为团的机会，安排共产党员魏书琳出任副团长，全团3个营的营长分别由共产党员阎揆要、崔启敬、李明轩担任，连排班长大都由党员担任，还以招考文书为名吸收了20多名地方党员充实到各连队。至1934年，全团2000多官兵中已有200多名党员，16个连队中有10个建立了党支部，警卫团成了“共产党的干部仓库”。

期间，张汉民向组织报告了大量中央军和陕军“围剿”陕甘游击队的情报，为游击队提供武器装备、医药器材等物资，掩护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游击队领导到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1933年春，张汉民两次派人前往川北联络红四方面军，提出警卫团发动兵变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认为，张汉民率部暂留杨虎城部从事秘密工作对革命更为有利。据此，张汉民率部靠近川北一带驻防，帮助红四方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传递情报，为巩固初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发挥了积极作用。

红25军长征抵陕之初，张汉民即派人联络红25军，商定互不侵犯，约好联络暗号。张汉民部曾奉国民党命令“尾随”红25军，双方恪守信约，从未交战。

1935年2月警卫团扩编为警备3旅，张汉民升任旅长。3月西安绥靖公署急令张汉民部参与“围剿”红25军，张汉民一面要求党团员遭遇红军时“枪朝天，放空弹”，一面派人向红25军通报敌“围剿”计划，随后率部“尾随”红25军。

此时，红25军却得到消息称张汉民已叛变想消灭红25军立功，加之“张汉民旅追击红25军很紧，使部队得不到休息，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鄂豫陕省委和25军领导研究决定，为避免红25军蒙受损失，坚决打一仗。

“尾随”过程中，张汉民部虽接连发现红军异常动向，但“认为已与红军有约在先，且相随亦非一日，不会出现意外”。部队进至九间房时，突遭红25军伏击，张汉民与大部官兵被俘。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审讯时，张汉民亮明了共产党员身份，并让被俘部属中的共产党员出来作证。不幸的是，戴季英不信，把张汉民和出来作证的人一起杀了。

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1990年2月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写道：“由于当时省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了解党在陕军中的兵运工作情况，误将中共党员张汉民同志当作‘叛徒’‘法西斯蒂分子’错杀，给党造成了损失和不良影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张克侠是革命战争年代身入敌营时间最久的中共秘密党员，其潜伏生涯始于大革命失败之际，其一鸣惊人则在20年之后的淮海战役。

张克侠

张克侠1916年考入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1922年升入保定军官学校。1923年毕业，大部分同学都要求分配到粮饷充足的部队。当时冯玉祥部队粮饷困难，但张克侠感到冯部纪律比较严明，便和何基沣等同学要求分到了冯部。

入党过程并不平顺。张克侠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提出了入党申请。党组织勉励他说：“目前中国革命正受到严重威胁，国内反动势力猖獗，在这样的生死关头申请入党，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个严峻考验，希望他继续经受考验。”对此张克侠回忆说：“蒋介石叛变后，斯大林完全断绝了与国民党的关系。准许入党的人，只限于劳动人民出身的人。我是西北军中相当高级的军官，所以多次申请均未得到批准。”两年后的1929年七八月间，张克侠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中共特别党员。组织上认为张克侠在西北军有较好的条件，继续在那里工作对党更为有利，要求他不要与地方党组织联系，由中央直接联系他。他遂化名“张光远”，遵照约定方法和通讯地址与组织保持联系。

婚姻影响人生道路。组织所说张克侠“在西北军有较好的条件”，指的是他与冯玉祥的特殊关系，而这层特殊关系源于张克侠的婚姻。军校期间，张克侠的母亲双目失明无人照料，让他与一位质朴的农村姑娘李德璞订亲结婚。张克侠分配到冯玉祥部第二年，冯玉祥前妻去世，经人介绍续娶了张克侠夫人李德璞的姐姐李德全，张克侠成了冯玉祥的连襟。这层关系为他“以后长期在西北军从事党的工作，构成了有利条件”。

贡献岂止战场起义。淮海战场与何基沣一道率部起义，是张克侠潜伏生涯圆满谢幕的胜利一页，是最亮眼的一页。独闯龙潭20载，张克侠的功勋何止于此。每个时期，他都向党组织上报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其中比较系统的汇报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在上海：1930年蒋冯大战后，张克侠到上海向组织汇报了反蒋战争经过和西北军的情况。第二次是在武汉：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张克侠随冯玉祥前往武汉，多次与周恩来接触，并向中共驻武汉办事处书面请示今后的工作安排。第三次是在南京：1946年6月，冯玉祥准备出国考察，张克侠以送行为由从徐州来到南京。一天傍晚，周恩来乘车在一偏僻小路接上张克侠。张克侠汇报了徐州敌军情况，请示今后工作和组织起义。周恩来指示要争取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声势，瓦解敌人士气。张克侠表示有把握掌控所属部队，只要党下令，他保证随时起义。1948年11月初，张克侠、何基沣率2.3万官兵在贾汪、台儿庄防地成功起义，对淮海战役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关于隐蔽战线的潜伏工作，邓小平后来谈及自己在上海两次脱险经历时赞叹道：“打入敌人的核心里面起了作用。”

而长期与中共隐蔽战线“打交道”的中统头子徐恩曾，抗战时期在重庆沮丧地对李克农指着自己的头说：“你看，你们都把我的头发给整白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了第一份有关潜伏的文件，有了第一道有关潜伏的指令，一批批潜伏者前赴后继行走刀锋，为隐蔽战线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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