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和陈赓交往纪事
自大革命开始,陈赓便是周恩来信任、器重之人。周恩来与陈赓的师生之情、战友之谊,自然在邓颖超与陈赓之间得到体现并巩固。
01
周邓的“证婚人”
邓颖超与陈赓相识初见于1925年。从受周恩来之托去码头迎接邓颖超的到来,并陪伴她度过了在广州的第一天,再到喜宴上起哄打闹“逼”邓颖超喝酒,整个过程陈赓都经历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陈赓宛若周恩来、邓颖超的“证婚人”。
1925年夏,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邓颖超南下广州,一方面接受新工作,一方面也把与周恩来的婚事给办了。8月7日,邓颖超抵达广州,周恩来正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便派陈赓前去迎接。

黄埔军校时的陈赓
一番寒暄后,陈赓赶紧安顿邓颖超歇息,可邓颖超说自己是来这里工作的,想看看革命热潮奔涌的广州。于是,陈赓便领着她先到了中共广东区委,接着又去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正低着头在写着什么,只是抬起头用目光对邓颖超深情一望,算是打招呼。周恩来要陈赓带邓颖超去休息,转身与陈延年外出开会去了。陈赓准备送邓颖超回住地休息,她却想尽快熟悉广州的情况,便要陈赓先去忙。
回到周恩来寓所,邓颖超稍微收拾了一下,便径自前往广东区委报到。

1925年,新婚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图为他们送给陈赓的照片
周、邓新婚不久,黄埔同学就知道了。他们都想见见新娘子,热心的朋友随后张罗着在太平餐馆订了两桌宴席,对他们结合表示祝贺。在陈赓哄闹下,大家纷纷向新郎新娘敬酒。邓颖超不会喝酒,周恩来把敬给她的酒一杯杯全代喝下去。周恩来豪爽干脆,以至最后喝醉。
02
陈赓的“大媒人”
陈赓当了周恩来、邓颖超的“证婚人”。没想到,两年后在武汉,周恩来、邓颖超会成为他与王根英结合的“大媒人”。
王根英是上海怡和纱厂的一名纺织女工,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纱厂团支部书记和工会的负责人,不久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女工部部长、上海总工会组织员,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被工人推举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人民委员。

在八路军129师供给部任指导员时的王根英
1927年2月,在组织和筹备工人武装起义时,王根英与陈赓结识。陈赓主动出击,三天两头写信示爱,谁知王根英偏不领情。她不想过早成家,而要把主要精力用在革命事业上。
面对陈赓的狂热追求,倔强的王根英索性广而告之,陈赓写的3封情书,都被她一一张贴在会场的墙上,顿时成为笑谈,虽如此,陈赓仍不肯放手。
不久,周恩来来到武汉,听到陈赓的“情场”故事后,不由得一笑。他指着陈赓的鼻子说:你这个家伙,脑瓜子这么灵,求爱怎么也不讲究方式方法呢?

1931年,王根英与儿子陈知非在上海
周恩来和邓颖超很快找到王根英做思想工作,说陈赓是个好同志,热情忠诚,踏实可靠,结婚成家与革命事业并不矛盾。在他们夫妇的热心撮合下,陈赓终于与王根英喜结连理。
1927年7月底,邓颖超随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回到上海,担任中央妇委书记。10月,陈赓拖着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受伤的腿回上海治疗,与妻子王根英重逢。不到一个月,周恩来因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来到上海。周恩来、邓颖超与陈赓、王根英两对夫妻,携手同心,与中央机关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在充满艰险的隐蔽战线上战斗了四五年。

中共七大期间,陈赓与邓颖超合影
1939年3月8日,在日军的一次突袭中,王根英光荣牺牲。陈赓闻知噩耗,悲痛欲绝。直到1943年,陈赓才与抗大总政文工团的傅涯结为夫妻。周恩来、邓颖超对王根英的牺牲深为惋惜。1945年6月17日,即中共七大召开不久,延安各界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王根英等牺牲的烈士的画像挂在会场。
03
西花厅的常客
1951年5月,陈赓正要动身奔赴朝鲜前线时,突然腿疾发作,行动艰难,被安排到大连疗养。此时,周恩来也因超负荷工作而病倒,低烧不退。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也到大连休养。周恩来与陪同的邓颖超到达大连后,便去探望陈赓和傅涯。两对老战友,同游老虎滩,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1951年6月,周恩来、邓颖超与志愿军三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傅涯夫妇及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合影
陈赓与周恩来、邓颖超关系亲密无间,自然是西花厅的常客。1952年6月,受命创办哈军工后,陈赓更是时常上门找周恩来请示汇报或求助,周恩来也总是全力支持。有一次,陈赓甚至把周恩来堵在卫生间里要求签字。谁敢在总理面前这般“随便”,恐怕除陈赓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了。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灯光璀璨。新中国首次授衔仪式在此举行。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授衔仪式一结束,陈赓就直奔西花厅。看见身着将军制服、神采飞扬的陈赓,邓颖超欣喜地说:“真是够神气的呀!”

1955年10月1日,邓颖超与陈赓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5年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俊采星驰。邓颖超在与陈赓合影时,一只手挽着他的胳膊,笑脸盈盈,甚是亲昵。陈赓在保存的这张照片背面写道:“我和颖超同志一九五五‘十一’节于天安门上。”
04
互为关心牵挂
从战争岁月中走来,邓颖超、陈赓的身体都遭受了重创,一度是党内和军界出了名的“老病号”。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邓颖超身患严重肺病,经常咯血;而陈赓则是大腿受伤,行走不便。
过草地时,周恩来突然患了严重的阿米巴肝脓肿,病倒无法行走。陈赓拖着一双病腿赶来,与邓颖超一道照顾周恩来。他自告奋勇担任担架队队长,踉踉跄跄地与战友抬着周恩来艰辛跋涉,还设法找来冰块给周恩来降温。当走出草地时,周恩来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谈起长征的往事,周恩来感慨地对陈赓说:“陈赓真是福将,东征时你曾经救过蒋介石,长征路上你又救了我。”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周恩来夙夜在公,营养跟不上,身体终于扛不住了。陈赓的孩子向笔者讲述,1960年夏在北戴河,周伯伯办公时两次晕倒,父亲得知后心情极为沉重,想着采取什么办法来增强总理的体质,于是让副官去打了一只野兔,派次子小建送到总理住处。邓妈妈正在为总理的健康担忧,看到老友送来的兔子特别高兴,让厨师烧制,听说给总理吃了好几天呢。

1961年3月25日,周恩来、徐向前在中山公园中山堂沉痛吊唁陈赓
20世纪60年代初,陈赓患心脏病后,周恩来十分关心他的健康,特意交代提高他的营养保健标准。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溘然离世。周恩来当时正在广州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惊闻陈赓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国务院办公厅,交代陈赓的追悼会务必等他回京后再开。
周、邓夫妇对老友陈赓去世极为悲痛,两人都是治丧委员会成员。陈赓家属知道陈赓与总理的感情,请总理为陈赓骨灰盒题字。周恩来当场答应下来,并一直记挂在心。他日理万机,开始写过几次都不满意,后来他外出时还特意带上纸和笔,抽出空闲时间重写。
1962年3月,在陈赓逝世一周年之际,周恩来将所写的3幅“陈赓同志之骨灰”题字,托邓颖超上门送交傅涯选用。陈赓逝世之后,周恩来、邓颖超一直关心着他的家人,经常询问家里的情况,特别是几个孩子的成长。邓颖超还几次来到位于北京西城区灵境胡同的陈家寓所,看望傅涯和孩子们。
来源:《党史博览》202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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