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鹏:不走封闭僵化老路和改旗易帜邪路的关键所在
守正创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守的重大原则
左 鹏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1]从理论、历史、实践出发理解这一重大原则,对更加准确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逻辑和内在规律,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守正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方法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取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这样的实践问题,但还是根据唯物史观做出科学研判:“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p.601)这就最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改革问题。这是因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pp.2-3)这里的“社会革命”,可以是一个阶级的统治代替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也可以是在阶级统治和社会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调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某些环节和方面,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继续成为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这就是改革。改革虽然能在一定范围内引发某种程度上的革命性变革,但目的不是推翻阶级统治、重建社会制度,而是巩固阶级统治、完善社会制度,既在守“正”的前提下开创“新”,又在创“新”的过程中守住“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社会主义社会也会这样。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指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我们有待于改造的东西很多。”[4](p.613)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是对苏维埃制度的“改善和改造”,被视为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守正创新的改革。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建立后,斯大林在长时期内认为“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5](p.449)直到逝世前一年才承认二者之间仍存在矛盾,贻误了苏联应当及时进行的改革。
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在理论上的混乱,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实际,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只不过“不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6](pp.214、213)这就为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并创造性发展了毛泽东这一学说,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7](p.370)在他看来,“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7](p.142)一方面,“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8](p.133)另一方面,“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8](pp.135-136)这就既坚守了社会主义制度之“正”,又开创了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之“新”,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在二者辩证统一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形势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征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是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自然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方法。
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守正。中国古代圣贤先哲很早就有守正的意识和主张,从老子的“以正治国”到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政者,正也”,再到荀子的“凡议必先立隆正”,都把“正”作为立身处世的准则和治国理政的理念加以推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正”做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强调“要坚守正道、追求真理,立足我国国情,放眼观察世界,不妄自菲薄,不人云亦云”。[9]这就把“坚守正道”即“守正”置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域之下,要求在“立足国情”和“放眼世界”的统一中去认识客观事物、获取科学真理。此后,他又从党的思想方法的角度强调“守正就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10]赋予“守正”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内涵。具体到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指出:“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11](p.18)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对守正的要求。针对一个时期内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习近平明确表态:“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针对他们指责中国“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习近平特别指出:“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12](pp.66、67)可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13]这样的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体现的正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守的正道。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守正基础上创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商汤古盘上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都包含“革故鼎新”“除旧布新”的创新内涵。时至今日,创新潮流滚滚向前,创新精神已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对此,习近平多次做出深刻阐释,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树立科学精神、培养创新思维、挖掘创新潜能、提高创新能力,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超越”等,[14](pp.7、119)这实际上已经把创新纳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范畴,视创新为发展的重要引擎。发动这个引擎,离不开改革这个“点火器”。习近平指出:“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15](p.522)具体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但它不可能一建立就完美无缺,必然要经历从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成熟定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这就要求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不断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习近平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现在,推进改革矛盾多、难度大,但不改不行,我们要拿出勇气,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12](pp.65-66)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对创新的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守正和创新的统一。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16]这就告诉我们,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偏离守正的创新必然走上邪路、误入歧途。同时,他还认为,守正“不是刻舟求剑,还要往前发展、与时俱进,否则就是僵化的、陈旧的、过时的”。[13]可见,守正创新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是我们党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体现。具体到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要求:“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也就是我经常说的,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只讲第二句,不讲第一句,那是不完整、不全面的。”[11](pp.20-21)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对守正创新的要求。做到守正,就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做到创新,就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做到守正创新,就要固守根本、激发活力,既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又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由此确保改革开放行稳致远,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迸发新的生机活力。
二、守正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
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建立后,因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就把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在这个过程中,苏联逐渐形成了一套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这套体制有历史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并随着经济发展日益暴露出来,这就提出了进行改革的要求。斯大林长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守正有余而创新不足,错失二战后改革良机。赫鲁晓夫开启苏联改革,但没完全“守正”,他全面否定斯大林就触碰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底线,为错误改革路线的推行埋下了隐患;“新”也没有真正开创,他主要是在原先体制下采取一些修补措施,没有从根本上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一度取得进展,但保守僵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坚守的未必都是“正”,创新几乎没有,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改革。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想通过改革调动人民积极性、保持苏联大国地位。初期改革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口号下进行的,但不久就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只“创新”而不守正了。他所谓的“改革”,直接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改制”;他所谓的“新思维”,直接把苏联带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不归路。“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17]
新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后,毛泽东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很快就提出了进行改革的任务,明确“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6](p.275)“共产党准备大改革”。[18](p.109)遗憾的是,这一任务未能坚持下去。基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的同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邓小平发出警告:“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8](p.150)实践中,改革首先从农村取得突破,继而转向城市,在打破旧的经济体制的同时,政治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也都开始改革。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7](pp.254、367)他还强调:“解放思想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8](p.279)“我们的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7](p.241)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锐意进取、勇于创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但一直很明确,“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19](p.203)“既要反对有人固守计划经济体制,又要反对有人想通过市场经济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20](pp.338-339)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既守住了社会主义制度之“正”,又辟出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之“新”,成功开创并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过30多年持续努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还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加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国发展又面临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新老问题互相交织,国内外因素互相影响,需要攻克的体制机制障碍日益显现,需要破除的利益固化藩篱愈加凸显,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面临新的重大考验。根据党的十八大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既提出了总目标,也在总目标统领下,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各方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自此,全面深化改革大刀阔斧、攻坚克难,呈现出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十多年来,我们牢牢坚持守正创新的思想方法,在立场、方向、原则、道路等根本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既抱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又没有墨守成规、故步自封,而是勇毅前行、开拓进取,不断革除各方面体制机制上的弊端,取得一系列重大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谱写出改革开放历史上最壮丽的篇章之一,推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在这个过程中,守正创新成为宝贵经验。一方面,坚持在创新中守正,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项具体制度在内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已被证明是唯一能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对此,我们有坚定的自信,认定那些动辄想抛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傍依什么别的制度而重起炉灶的主张都是极端错误的。我们还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各领域的基础框架已基本搭建,但支撑这一框架的具体制度还有很多不够完善,加之形势发展又对制度建设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因此,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一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体系中的各项制度一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其他什么制度,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比如,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为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我们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但同时明确“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11](p.57)再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要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但“不管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不能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坏了”。[11](p.66)又如,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们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但“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丢,阵地不能丢”。[11](p.87)可见,全面深化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即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不能为迎合某些人的“掌声”而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西方观点。立场就是人民立场,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原则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即由党中央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要求推进改革,不能自行其是,更不能一哄而起。这就是创新中的守正,是全面深化改革须臾不可游走的政治灵魂。
另一方面,坚持在守正中创新,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动就会实现。为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同时,还要看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虽然有密切联系,但又不是一码事,不是国家治理体系越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自然而然就越强。……所以,我们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11](pp.28-29)十多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这么推进的,在以守正的清醒和坚韧强化方向性、立场性、原则性的同时,又以创新的勇气和胆识突出系统性、针对性、前瞻性,既改革那些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也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比如,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我们在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同时,明确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根本领导制度,不断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包括落实“两个维护”的制度、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制度机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组织制度等。再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在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概括并视之为新时代经济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通过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通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又如,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上,我们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必然面临的被腐蚀风险高度警觉,但从不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西方所谓政党轮替和三权分立上,而是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前提下,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构建起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有效贯通、互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监督体系。可见,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对看准了的,就下决心推进,争取早日取得成效;对看得还不那么准、又必须取得突破的,就先进行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取得经验后再推开。这就是守正中的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须臾不可缺失的冒的勇气、闯的劲头。
正是这样,在创新中守正、在守正中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既养血润燥、化瘀行血,又固本培元、壮筋续骨。由此,各领域基础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新时代新实践充分证明,守正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之一。
三、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
“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21]全面深化改革也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更进一步,运用好宝贵历史经验,牢牢把握、始终坚守守正创新的重大原则,在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结合中,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既不能什么都不动、什么也不改,也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由此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定要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利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在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最根本的要求,也是必须守好的“正”。
进入新时代,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然而,我们所处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斗争中并存的世界格局并未改变。某些西方大国受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支配,把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以各种手段唱衰中国、“西化”“分化”中国,妄图改变中国发展道路和方向,阻断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国内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跟着摇旗呼号,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否则就不是现代化;把改革理解为什么都可以改、都应该改,否则就不够全面、就没有深化。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明确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噪音杂音干扰,这个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而且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彻底解决。
在此情况下,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继续守好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这个“正”。习近平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都是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1]历史已告诉并将继续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守住党的理论创新的魂脉,用其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始终有着正确思想理论指导;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阔步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上,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才能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严惩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群策群力、行稳致远;只有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改革之举、改革之力、改革之效,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守正是前提,目的在创新。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又要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既要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又要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既要把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而且立得稳、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又要把该破的在立的基础上及时破、坚决破、彻底破。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最关键招数,也是必须开创的“新”。
尽管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但实践发展永无止境,制度建设永远在路上,理论创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在加速演进,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成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推进高质量发展还面对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和卡点瓶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必须有新的突破。在国际国内形势如此持续变动的情况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在坚定守正的同时敢于创新,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把该改、能改的改好、改到位,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为此,必须坚定落实习近平的要求——“以一往无前的胆魄和勇气,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1]其中,理论创新是各方面创新的基础和先导,要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不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把传统文化一股脑儿拿到今天照套照用,而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不断推出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创新理论成果,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迸发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实践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需要继续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统筹部署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凝聚起更多创新创造的发展伟力,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蹄疾步稳、走深走实。制度创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需要紧紧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优化制度结构、规范制度运行、强化制度执行,用制度建设成果巩固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激发进一步改革的动力,用显著制度优势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以“中国之制”支撑、保障和成就“中国之治”。文化创新是文化自信的时代展现,需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走好“两个结合”之路,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夯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文化根基,让中国式现代化具备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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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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