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先生，你的棍子暴露了你的无知
在最近一期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上，该刊的记者与潘石屹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人物周刊：有人撰文《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说目前的房地产行业绑架了银行，绑架了股市，绑架了公民，而且还甚至绑架了政治等等。你怎么看？
潘石屹： 这个完全瞎说。这个就是把经济问题非常政治化了。我觉得咱们国家在文革吃亏就是把所有的经济问题、生活问题都政治化。
到今天为止，市场就是你情我愿的问题，你不能说我买了一双别人的鞋，说鞋把我绑架走了，我得跟着鞋走。你是干什么的？这些股民，这些银行家，金融家，他们没有判断吗？就房地产商聪明，这怎么可能？银行里放贷有没有风险，股民买股票有没有风险？跟政治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了。
看到这段莫明其妙的对话，简直又好气又好笑，觉得我这个前大学教师，有必要给潘石屹这个前中学教员上上课。教教他什么是经济？什么是市场？什么是政治？什么是负责任的公众姿态？什么是正确的思维方式？从上述这段对话里看，潘石屹不但对这些最基础的学科概念和社交概念一无所知，而且他话里扬起的棍子，暴露了这个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商人，打起棍子来也很有“文革”风范。这种不健康的判断方式早就应该从公众生活中涤除。
什么是经济？先不提马克思，提提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有重要位置的阿弗里德·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的定义，它指向的是经济的社会意义，也就是经济的实质。阿弗里德·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绪论就开门见山开地谈到：经济学既是一门关于财富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并明确强调这后一个层面的意义“更重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济行为从来就不单纯，经济活动作为人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既牵涉到国家的宏观策略、政策配置，还牵涉到个人利益、权利的实现。它需要在其所有环节体现出“人的需求”。这一“人的需求”决定了经济不但关系到实实在在的个人权益，还关系到政治。
什么是市场？市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你情我愿的问题”，市场有“你情我愿”的一面，但那仅仅是市场交易原则的一个要素，它甚至不是交易原则的全部要素，比如买卖毒品，即使你情我愿了，交易双方也是违法的。
作为经济活动得以实现的场所，任何形态的市场，都不但要受到政策、法律甚至领导层意愿的限制和影响，也会受到道德的约束。在这一点上，它与意识形态没有丝毫关系，而与市场所匹配的社会目标一致。比如，连自由主义者公认的最自由的市场体——美国市场，它也常常启动财税政策来调节市场走向和需求，2006年6月，布什扬言要大规模打击石油领域的投机行为，导致全球油价应声而跌。这些都是正常的市场调控手法，与市场存在的目的和经济行为的目的一致，就是它们都需要满足“人的需求”。在经济或市场行为的结果导致“人的需求”受损的时候，政府或领导层有必要、也有责任启动手中的权利，对二者进行相应调节。
什么是政治？老刀赶回时髦，就结合十七大报告给潘石屹谈谈这个话题，看完十七大报告，有朋友不解地问我：怎么政治报告里有这么多经济内容哦？我说这其实体现的就是政治的实质，政治的目的在于民生，说通俗一点，政治的目的就是民富国强，让国民安居乐业。为什么你潘石屹拿到地就能盖房子卖钱，农民有地却不能盖房子卖？这就是政治；为什么以前上大学不交钱，现在一年需要缴几千上万？这也是政治；为什么企业用人需为被聘用者缴纳三险？又为什么你潘石屹不能坑蒙拐骗，不能拿外资当内资用，这些都是政治。政治并不抽象，也并不只有权力纠葛和争斗，而关系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卖个车该怎么上税，该怎么驾驶，该走哪不该走哪，都与政治有关。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就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话放到现代社会的语境里，比他说出这话时更准确。
什么是负责任的公众态度？我曾在一次研讨会上批评茅于轼老先生时谈过，那是对一个学者的要求，对你潘石屹的要求不能这么高，说说最基本的：在公众话语的视野里，评论一件事，至少得对这事有所了解，比如有人给我说，潘石屹有外资背景，暗地里拿外国人的钱在国内搞开发，客观上起到了扰乱房产市场这个坏作用，我就不能传播，也不能跟着起哄，为什么？因为我对你潘石屹此前是否拿了外国人的钱搞开发这档子事一无所知。我无法、也不能对此做任何评价，这就是负责任的态度。从你潘石屹的对话里我完全可以判断，你潘石屹在对《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这篇文章做判断的时候，压根就没拜读过这篇文章。不了解就去判断，还联扯到文革思维等等说辞，所露出的不过是你潘石屹不懂经济、不懂市场、不懂政治、不负责任的嘴脸。
《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是我2007年1月撰写的一个长篇调研报道，谈论的是最近几年房地产市场模式的形成过程及其所必然导致的走涨趋势，以及这种走涨趋势对我国宏观经济、产业构架甚至个人生活的影响，通篇都在用数据和事实进行经济学和社会学层面的分析，而不是在对房地产或开发商做道德判断，其中，我所作出的“房地产高幅上涨必然导致我国外贸依赖度上升，影响我国经济安全；必然导致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扬，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必然导致国内其他行业的资金快速进入房地产领域，影响我国的产业良性”的分析，基本都已一一应验。应该说，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的态度是严肃的，逻辑是严谨的，所使用的表述方式是符合公众传播要求的，所提出的观点是有足够的事实和数据做支撑的。
可在有关这篇文章的对话里，我看到的是不严肃，不严谨，无学养，观点没有任何事实或数据做支撑。一小段话里就硬伤无数，看来老潘你确实该去补补课了。
如果潘石屹这段话让我跌了一回眼镜，那么更让我跌眼镜的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这次采访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素养，以及培养了这一素养的社会环境。
记者承担着传播责任，我常告诫身边的记者：记者是引导舆论的，而不要被舆论引导了。这个《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在此节，还没有上升到这样的判断高度——他连记者该如何去做观点分辨这个最基本的素养都没达到，在听完潘石屹那一番评述之后，一个合格的记者会立即做一个最基本的追问：那篇文章的哪些表述表露了这样的立场？在此节，这才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对话。
但遗憾的是，这个记者没有对这些话进行任何追问，未做起码的分辨就大张旗鼓地传播，这样的态度实在不能算一个合格的记者所为。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生存模式带来的困扰，我们的公共媒体或不得不、或甘愿、或挖空心思为富人或企业主提供过多话语机会，这种与正常公共生活严重不对等的话语表达机会，导致部分富人或企业主愈来愈飞扬跋扈，嚣张妄为，愈来愈露骨地在公众话语里为自己获取的一些不正当利益辩护。物质优势变成了学识优势，甚至变成了道德优势。这一状况，不能不说在损害一个民族的精神。
这几年，在实在看不过去的时候，我在网上给国内一些所谓的名流上过或大或小的免费课，愈上心里愈被一种失望的情绪缠绕，因为这些课完全不具有理论创新价值，不过是在重复一些常识。
为什么一大把所谓的名流可以不顾常识而满嘴胡言？而且有如此多的传播机构乐意为他们提供胡说的平台？这也许确实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一种典型的时代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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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飞龙
作家，前《中国财富》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