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林：我眼中的《南方周末》不是那样的

我眼中的《南方周末》不是那样的

作者：李春林
 

我讲话语速很快，一分钟超过300字，一般的录入人员很难录全，这个情况总给我带来困扰——由于没录全，一些研讨会公开出来的记录，除了出现上下脱节外，有些话甚至与我讲出的原意相左，前几天登录《价值中国网》，发现该网刊出的《创建中国新文化研讨会》会议记录，也出现了这个情况，比如“南方周末是最代表公正的媒体”这样的话，就严重与我的原意不符合。在我眼里，《南方周末》不是这样的。

2002年，我离开广州北上，去向曾是《南方周末》总编的江艺平女士辞行，因为我曾在新华社广东分社有过短暂工作，她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的文章总得到领导批示，而我们的总受到上面的批评？我回答：这其实和新华社所谓的特权没多少关系，而更多和新闻的理念及新闻的具体操作方式有关，新华社的新闻传统是用现有的法规、政策来对所关注的事件做判断，而且关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找到解决的办法，或分析事件所对应的制度漏洞。而南方周末相当部分受到批评的社会新闻稿，站在对立面渲染的色彩很明显，这很容易让对手找到攻击的把柄。

这是我对南周社会新闻的一个局部印象，而它的经济新闻，总体而言“为资本鼓与呼”的特征很明显，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支撑它的经济观点的常客；文化上的特点则是批判传统、倡导和推崇西方价值观、用一些西方价值观来判断国内的热点问题。这是尤其明显的，总之，这份报纸虽然报道了不少好新闻，曾拥有过一些优秀的新闻人，但它与我心目中“代表公正的媒体”相去甚远，我在研讨会上涉及到南周的发言是这样的：“在我们（国家）一些自由主义者眼里所谓最代表公正的媒体《南方周末》”。

    附：我在《创建中国新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我确实觉得这样的探讨很有必要，看了徐老师给我发来的文章之后，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差不多一百年前，我们国家也搞了场新文化运动，也是希望通过文化的复兴，给中国奠定一种现代化路径，但是当时的策略是反传统，现在徐老师，包括在座的一些学者谈到的观点，认为我们构建未来社会需要“传统”这块资源，反传统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反掉了，我觉得在这点上是非常理性的回归：重新回归到我们传统的价值，来谈论我们未来的构建这个话题，如果说100年前，我们所希望的民族复兴走了一条弯路，或者诞生了不少非理性的东西，而且连续了1个世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反传统”不只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也是共产党坚持的理念，而且一度还非常激烈，比如破四旧，可以说，这个立场，是被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推崇的，而这对中国构建自己的现代化格局非常不利。 我们在逐渐的认识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这些立场带来的弊端，最近几年国家领导人也做了一些调整，现在民间知识分子也有了这样的共识，我觉得非常好。

另外一个，徐先生肯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这（注：社会主义）是我们不少自由知识分子不认同的，这尤其的可贵。包括谈到人性善，包括胡老师（注：胡星斗）提到的两方面作战的现实，我都觉得非常好。我们为什么在今天对人性善有强烈需求？这可能与我们30多年改革以来强调的价值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后果有直接关系，这些年，我们的经济上去了，但人心下去了，秦晖为此还专门写了篇《人心散了》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表示担忧。可是也许他们没想到，或者不愿承认，这个局面与他们这三十年来用来倡导改革的很多理念有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我对徐老师的表述框架和一些价值指向是基本赞同的，但我对徐老师文章的的一些具体提法，包括对自由的理解，是不认同的，因为徐老师对自由的理解，可能是从非常狭隘角度来理解的，您说的自由概念其实是从西方民主政体这个角度对自由的定义，是一个狭隘的政治范畴，其实，自由主义有更广的学术性含义。在这一点上，从现代文明这个视野来看，有两个群体对人的自由的解释非常深刻，一个是一个学派，80年代我们传播的存在主义，当年它在国内学术界影响很广，这个学派对自由的解释非常彻底，这种彻底性在萨特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关于这个我说一个可能很多人不认同的命题：“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一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什么沙特反对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荣誉，为什么老往东欧跑，往苏联跑，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更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更符合自由的本意，更接近自由主义的理想，另外就是卡西尔，他从文化这个角度给出了对人和人的自由的解释，他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传统，理解历史，理解民族，理解文化的现代路径，用现代的话语来说，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是反不掉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对五四精神指向的否定。

　　第三，我觉得（徐老师文章可贵的地方）是对现实的认同，我们现在很多研究社会的人，或者给我们社会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建议的人不是这样，他否认现实。而今天这个会上，我觉得很多人考虑了我们的现实，包括徐老师，他对于我们精神上的困惑，包括我们弱视群体面临的一些困境，都给了足够的关注。尤其是精神困境，实际上指向了我们这么多年传播的东西是不是存在缺陷？是不是只注重了一方面的利益？导致现在的社会比以前还不自由了，价值高度单一，而以前我们的社会存在多种可能性。十多年前我教书的时候，问那些学生，你们想当什么？基本上都是官员和商人，因为当官能有地位，能有钱；当商人有钱也有地位，但是我以前读高中时作文，以前的时代写文章，或者初中作文，他们想当什么的都有，农民、工人，军人，科学家、商人等都有，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如果做一个调查，会发现，可能这种选择，直接性的意愿选择，范围更狭隘，这个结果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规则出了问题，我对社会的精神认同有种高度的担忧，这种结果，可能是跟我们几十年传播的，对社会、对个人成功的理解有直接关系。

　　另外，我觉得徐老师把“爱”拿来作为我们核心的价值之一，一次来弘扬传统文化，我觉得这很对。社会不只是靠权力和正义推动起来，更是靠“爱”来维护的，我在培训记者的时候，曾跟他们谈到一个问题，我说你们看看，我们整个民间的精神靠什么支撑着？或者说最大的支撑点是什么，在我们（国家）一些自由主义者眼里所谓最代表公正的媒体《南方周末》，最高峰的发行量是130万份，而以传播爱，被很多人说成很庸俗的《读者》，最高发行量超过400万份。这里面可以看出来，什么东西更容易受到民间推崇，正义，真理当然会被推崇，但是最大的推崇是来自爱。但是这个“爱”是什么？是什么造成现在我们很多人不爱父母？这个结果可能大家都不理解，我相信这个结果任何父母都不会接受，但是很多父母又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我觉得我们都有责任去思考这是为什么？

关于对“爱”的阐述，我觉得在逻辑上徐老师有一个不对的地方，就是你不爱这个国家，不爱这个社会，是很容易导致不爱父母这个结果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构建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它们是一个非常统一的东西，民族、国家、社会，让个人的生活成为可能。如果你不爱一个国家，肯定没有办法爱这个（国家的）民族，你不爱这个民族，肯定是对这个民族的很多东西不认同，也就很难去爱这个民族的哪一个人了，它们在逻辑上有一致性，我们过的生活，绝对不只是建立在父母这个范围中，父母只是我们众多的社会关系之一，这里面完整的是，国家、民族，然后是家族，家人，这种逻辑才是一致性的，完整的。我们需要在爱父母的基础上，爱国家、爱民族。由于在逻辑上的缺陷，我们都可以不爱国了，不爱这个民族了，或者淡化这方面的诉求，那么同样，对父母的爱你肯定、也必然会被淡化，因为你的生活逻辑不完整，“爱”没得到非常完整的支撑。

　　还有一个是关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很多东西，确实非常有局限，比如整个国家的基本构建层面对经济的统控，有非常大的缺陷，但是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一方面我们那个时候有非常强权的一面，或者说它的意识形态和对经济的控制太强大。但是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还是很不错的，对这一点我还是认同的，那时我父亲是一个小企业的头，他是拿员工没有办法的，权利非常小，受到非常强大的制约，而员工的权力很大，现在哪一个下面的员工敢去骂厂长和董事长？很难办到这一点。农民也一样，农民骂队长、骂公社书记，那公社书记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现在要是这样可就麻烦了。

　　所以说我们不能去简单抛弃一些东西，或者因为要否定某些方面的主张、结构和价值，而把所有的东西都否定了，比如一些倡议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很重视个人的权利，在谈到这一块的时候对应的总是国家层面的政治诉求，而忽略了社会层面的诉求，比如那些在民营企业打工的人，他们需不需要权利？他们更需要哪些权利？我很支持中国民族产业强大，但另一方面，我们民族产业在干什么？我举个例子，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华为为了应对《新劳动法》，差不多拿出10个亿购买那些老员工的获得永久签约员工的权利，这个购买的其实是任正非的个人尊严，从经济上来说是受损的，但是从权力来说，他维护了个人的权力，为了让公司没有永久性员工这个局面，没有员工在公司享受永久性员工的地位和待遇，他宁愿自己受损，宁愿拿出十个亿来购买，对这个权利，任正非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民营企业家之一都不能忍受，其他人怎么样？我是很悲观的。

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个事，因为对一个社会人来说，民主绝不仅仅是来自政府的东西，对民主的诉求也来自企业，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公共组织，也应该满足民主这个诉求。所以民主一方面要在政治方面推动，另一方面，我觉得更大的层面，应该在企业这样的社会基本组织中推动，企业管理民主是国家政治民主的基础，连我们自己参与其间的企业都没法实现民主，国家怎么能实现民主？可是这个被我们忽略了，甚至扭曲了，比如南方报系一家报纸对任正非（这个举动）的报道，就充满了为他开拓的说辞。就是说，（在这一块）我们的逻辑也不完整，我们要想去真正构建一个未来，对概念的梳理和解释，逻辑应该更完整，这样才可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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