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飞龙：我与席文举不得不说的事
俞飞龙：我与席文举不得不说的事
席老先生，前两天你约我吃饭，席间你在称自己对杂志什么也不懂，以前都是靠我后，说“外面有人说我席文举这样对待你，你却这样对我”云云，这番话实在让我莫名惊诧，有些话也就不吐不快，因为第一，我在《中国财富》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认为和这么说的，你可什么都懂。第二，我不知道你究竟对谁说了你如何对我，以及我如何对你，并下了 “我对不起你”这个结论，我不知道这一切该向谁解释，只好以这样的公开方式，借网络阐述下我们间的一些事情，我希望那些认为我对不起你的人能看到此文，并做判断。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向那些关注和默默帮助过我的朋友，解释一下我离开《中国财富》的原因。
多年前，我曾对人说，在中国，我愿意在他手下干新闻的人不多，你就是这不多的人中之一。所以02年我只身北上，投奔了你执掌的辽宁经济日报。由于连续两个大型系列报道在当地引起轰动，引起了你对我的重视，也正式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往，相谈甚欢。随着你与报社内本地人关系很快恶化，我义无返顾地站在了你那边，一边私下劝你改善管理，否则这样下去这个报社肯定会死，一边找当地人私下交流，为你疏通矛盾，还在网上和那些漫骂你的人交锋，删除那些人身攻击贴。我做这些没别的意思，是出于对一个开创了一个报业时代的老人的尊重，当时和你的几次交流，让我感到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新闻人，很有正义感，尤其可贵的是，对新闻的感觉十分敏锐，判断十分独到。同时我也认为，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提，在网上匿名进行纯粹的人身攻击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鄙视这样的行为。
你没有听从我的劝告，反而在你偌大的办公室里嘲笑我什么都不懂，我无语，只好去做事，再后来，在数月未发工资、连生计都成问题的情况下，我在征求得你同意后，离开了报社，由于没有和你坚守到最后，我心有愧意，对你许诺，“未来只要你还愿意做新闻，无论我在哪，无论我在干什么，只要你叫一声，我立即收拾东西启程”。
05年我到北京后，见人就推销你，说如果不用你，是中国的损失。我这么说，并不认为你是一个完人，而是发自内心、没有任何功利地敬重你的激情、敏锐。
06年6月，由于家里连续出事，我决定回家，刚巧成都有单位要人，于是我在8月返回故里。一个月不到，你就从北京回到成都，要我去加盟你新执掌总编大任的《中国财富》。既然两年前有此诺言，我没有丝毫犹豫，编了个理由辞职，为此还和所在单位发生了不愉快。
10月中旬我正式加入了《中国财富》，1个多月后拿出了23000多字的长篇报道《富士康引出深圳真相》，由于这是前所未有的对深圳模式提出全面质疑的文章，我异常慎重，主动要求找一些专家学者来挑文章的漏洞，你却找来杂志的几个编辑会诊，我哭笑不得，我不是自大，说实在的，我正是因为谨慎，才要求搞一个专家会诊，但让几个小编小辑能提出什么意见？除了原公安报总编艾群能作出些判断，其他人可能把握好这样的话题吗？因为这是个异常重大的主题，作为一个做过多年重大报道的记者，我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除非真的挑出了文章的逻辑漏洞或结论偏颇，否则我不可能随便按照一个意思改动文章内容，这不是一个自大不自大的问题，而是一个该怎么去为这样一篇角度和结论都异常尖锐、或者说前所未有的长篇报道责任的问题。结果，会诊不欢而散。
虽然这篇文章刊出后引起了极大反响，而且事实也证明，被私下认为有瑕疵的两个地方，正是你改动的两个地方，但是，我的举动并没有得到你的理解，后来你还在数个场合，当着全体同事的面公开嘲笑我的文章改不得，我苦笑了之。
第一期出来后，杂志主办方除了高度首肯了《富士康引出深圳真相》外，对杂志整体内容和编排都非常不满意，甚至说出了“花了50万，只出了一篇文章”这样的话，对这些说法，老实说我无话可说，因为在我眼里，事实也是这样，《中国财富》改版后的第一期，确实乏善可陈，我也困惑接近半年的准备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果。我想为你辩解都开不了口，这时，杂志经营部总经理李小东找到我，转告了基金会一些领导对你的看法，同时希望我出任执行总编，说大家都看好我，我断然拒绝，说，我是席总叫来的，不可能这样做，席总新闻视觉还是非常敏锐的，也非常负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期做的这么差。这段时间我成天忙于采访写稿没有沟通，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辅佐好他，杂志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性比我急的李小东为此对我破口大骂，说我不是男人云云，我反唇相讥，说男人不该这样背后搞小动作等等，两人为我愿不愿意当执行总编差点动手。此事当时还有经营部的张伟在场，可为佐证，结果又是不欢而散。
这期间，我向你提出，你一个人忙杂志的管理很麻烦，我又总在外采访帮不了太大的忙，你需要找一个帮手辅佐你日常管理，你说你曾多次要求将一个叫叶潮的前部下招进杂志，但基金会不肯，我答应尽全力帮助你完成这个心愿，我当时认为，你想要的人水平肯定没问题，有了这样一个帮手，杂志应该会有一个提高，随后一次，在我们俩和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的交流中，我极力向李利表示你工作实在太累，而我更大的兴趣在于采访，志不在搞管理，随着杂志的正规运转，你极其需要一个帮手，李利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你提出叫叶潮来，我极力赞同。叶潮来杂志社当了几天编辑部主任后，你找到我，说叶潮想当副总，再要我极力支持，虽然叶潮当时并未有任何作为，但是，本着对你的信任，当时已被任命为编委和总编助理的我没有一点犹豫，无原则地支持了这个建议。
在杂志连续做了《富士康引出深圳真相》、《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十大贫困山区的豪华建筑》、《为什么会有鲁能事件》、《象裁军一样裁除政府冗员》等新闻和深度评论后，我开始着手采访和准备撰写大型长篇报道《珠三角共同富裕之困》，按照我的打算， 这是继《富士康引出深圳真相》后的“反思改革三步曲”之二。但由于你要回家装修新分的房子、以及照顾你生病的爱人，我不得不放弃这些，负责杂志主要版面的编采工作。
说实在的，在我们一系列重大报道相继出笼后，我很珍惜我们与新闻主管部门形成的默契，我们的报道，角度不偏不倚，数据详尽，材料真实，没有渲染性的描述，没有刻意的帽子，且愿意为这些新闻负责任。也许这些，就是我们之间形成默契的基础。我希望我和所有的同事能很好地珍惜这样的氛围，打造出中国最有智慧和影响力的杂志。在当前社会剧烈分化的处境下，这是一个具有一定使命感的责任。
因为同事们不少是干杂志的新手，加上开除了三个编辑，一个资深记者辞职，杂志没有招聘新人，从第四期到第八期，我不但要负责记者的培训、选题、采访跟踪，而且负责了三个版的编辑工作，仅仅这些编辑工作，此前就是三人在负责，现在我一人扛了，这期间基金会对杂志的拨款明显拖延，有时月底才能发出上月的工资，你老人家在四川老家呆着，断断续续的好几个月，期间不但没对我做这些工作的辛苦有半点肯定，而且多次指责我没完成《珠三角共同富裕之困》，我不得不多次向你解释原因，但这些明摆着的事实，并没有得到你的认同。
4月10日，我接到一个线索，说海外网站出现了原科技部科技局局长金履中写的铁道部方面的事，希望我们能关注核实，4月12日，一个朋友把海外网站上的帖子发到了我的邮箱，我看后大吃一惊，虽然此前我听说起过高速铁路方面的一些举措不妥，也看过关于中华之星的报道，我还是有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的是：国家此前投入了如此大的精力搞高速列车，第二是没想到，所实际应用的提速的列车如此彻底地抛弃了此前的这些研究成果，我对这事记忆深刻还有一个原因在于——2003年中华之星准备在秦皇岛和沈阳之间试运行期间，我所在部门的记者在被邀请的首批观光之列，他在向我报选题时，对中华之星的情况做了详尽说明，我们一起很兴奋地策划过一个大型报道，但由于试验延期，我们在一起时没有推出这个策划，对此我一直很遗憾。
我开始精心准备这个报道，一边搜索关于高速列车的报道和网络文章，一边等候4月18日提速的到来，如果情况真如金履中局长所言，提速的高速列车一定会出很多问题。这些都应该是佐证金履中局长材料内容的证据。果然，提速后的高速列车连出事故，我叫来记者彭治国，理订了采访纲要，要他去完成关于高速铁路的稿子。我协助他采访，前后历时两个多月，并经过多次修改，终于在6月份拿出了一个7000多字的报道，并以《高速铁路“自主创新”背后的迷雾》为题，刊登在了《中国财富》第七期。这个报道从策划到出笼，你基本都不在北京，你从外地回来后，有天你电话我，铁道部有人来和我们探讨这篇稿子的事，问我该怎么说，我和你商定了这个说法：我们看到网络出现了关于高速铁路的各种传闻后，感到事关重大，因为如果按照这些传言，现在铁道部有关高速铁路的一些做法，不但对国内的产业发展不利，对自主创新这一国策不利，也对国家安全不利，作为一个媒体，我们有责任去关注这样一个投资额度高达12500亿、关系到未来国计民生的问题，这个报道是我们经过几个月的采访，包括采访了贵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原来的下属机车厂的相关人士和原科技部高速铁路项目计划参与者完成的，如果我们报道的内容有失实的地方，你们给出建议，我们愿意承担责任，去更正或接受其他处分，如果报道属实，我们希望铁道部能慎重考虑我们报道中提出的担忧。并确定由你和我共同处理这个事。
第二天，我来到杂志社，过了不久，社科院一兼职编辑曾宪奎来拜访我，在我和曾宪奎交流期间，铁道部的两位同志也如约来到了杂志社，我匆匆结束了和曾宪奎的谈话，过去要参与和铁道部的人的交涉，你告诉我没必要，双方谈得挺好。我无奈，只好退回，大约半小时不到，铁道部的人告辞 ，临出门听到铁道部的人对你说，得盖个杂志社的章，我们好回去交差。我送走曾宪奎，回到办公室，看到你桌上有张打印纸，内容大体这样：因为记者彭治国刚来，经验不足，不了解情况，看到金履中的文章，感到他原是科技部科技局局长，有权威性，就用他的文章为线索做了这个报道，我们对此表示道歉，以后再报道铁道部方面的事，一定要和铁道部宣传部门打招呼，通过铁道部宣传部门去采访。我大吃一惊。这和我们前一天晚上商定的内容完全是两回事-------我们不但认错了，而且实际阻死了此后我们继续关注高铁的资格！
等你回来，我问你怎么回事，你说他们拿了中宣部出版的一个文件，上面有对高铁报道的规定，我们违规了。所以得写这个东西，我不理解，说，报道高速铁路负面新闻的媒体太多了。从广东到东北都有，怎么就违规了？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报道出来差不多一个月里，中宣部都没来电话告诉我们违规，铁道部说我们违规我们就承认违规了？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不负责了？你说我不懂事，你已经这么办了，不要再说了。我苦苦哀求（没错，是苦苦哀求）你千万不能盖章，口头上说的就算了，但这个章万万不能盖。你来了句：我就这么办了，你怎么的吧！随后我们发生了比较大的争执。
我痛苦不堪地离开了杂志社——我们几个月的劳动没得到尊重，我们在视责任为儿戏，甚至可能更糟糕，作为一个老新闻人，我对负面新闻的私下交易方式太熟悉了。说实在的，这些年来，我自己就因为负面报道，拒绝过近两百万的贿赂。
也正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你。
此期间，我们的第八期已经出来了，你还在成都的时候，我电话过你，向你吹牛说我们的第八期也许称得上目前国内最好的一期杂志。这一期，我让记者去了江苏、山西、甘肃、内蒙、安徽等省，分析高污染背后的财富流向，这是国内新闻界尚未开启的话题，这个系列加上清华大学朱安东博士翻译并提出分析意见的“萨谬斯的一封信”（几个月后，邹恒甫在他的博客夸耀说国内知识界没人知道这封信，该文还被人大一博士贴到了他的博客上），著名国际活动家、学者DALE WEN 写的“中国环境污染，主流发展模式下的一个蛋”，把对环境污染的报道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由于感觉粮食将很快成为国际贸易市场一种战略物质，用“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来解决中国的耕地紧缺和粮食安全有了新的需求，我将以前一篇未在纸媒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寻找‘胡温新政’的突破口”重新编辑，首次在纸媒公开刊发（两个多月后，这一预言不幸成为事实），同时这一期，我们对娃哈哈和达能面对相同并购事件所遭遇的截然不同的公众处境做了系统分析，文化版还对鲁迅的文化定位做了一个系列深度思考，这些都是有开创意义的，这样丰富的题材、视野和高度出现在同一期杂志上，很难见到，所以，我向你吹了这个牛。
你很快回来后，把第八期批评得一无是处，两次在编辑会上批评它错别字太多（事实上没超过新闻出版署规定的万分之二的错误率），说编第八期的编辑不合格（这一期我实际编辑了5万字），并告诉我，你一个亲戚看了第八期后，写了一个长达20页的批评，此外，你还立马聘请了一个校对，以第八期为样本，继续对第八期进行批评（在我离开杂志社后，据说你在年终总结上又猛夸第八期，我苦笑，这说明你并不是不知道第八期内容确实不错，可为什么当初你会如此大动干戈？）。
由于你处理铁道部一事的方式，让我对你这些举措有了变味的看法。老实说，联想到此前我关于杂志的种种建议和所得的回应，我感到你确实有些视责任为儿戏，做事不需要理由，我第一次开始怀疑你不合适作一个负全部责任的总编。由于报道实际已变味，新闻处理方式无法预防“私下交易”这一可能发生的行为。遂不再愿作管理，自愿把工资从13000降到3000，去做一名记者。
你很快找来以前一个部下，曾任云南某报副总编的蒋兴来做总编助理，我和蒋兴一起聊起了杂志社的状况，我把杂志社的广告经营，发行、管理和我此前对你的一系列劝说、建议以及你的态度，我对杂志的担忧合盘托出，蒋兴大吃一惊，说他完全没想到，你还在重复过去在华西的错误……乱用人，管理随意，搞一言堂。由于蒋兴也不同意你的搞法，结果，答应他的住房没有了，工资也不是有此前承诺的数额了，一个月后，蒋兴离去，我很惋惜，因为他确实是一个有较高新闻才能的人才，可你老人家却说，蒋兴走了好，他对杂志什么也不懂。
杂志社第一次讨论“解放以来各阶段的分配”这个选题时，我说了我对这个选题的看法，选题很好，但是我们没这个实力操作，因为这是专业内高水平专家才能去做的事。第二次讨论的时候，我因为头天晚上写“质疑MBO的程序合法性”这篇稿子写到凌晨四点多，就托蒋兴帮我请个假，你电话我，我说“我们没实力做这个，经过努力我们可能能查到一些分配资料，但如何定性是个专业问题，这需要专家中的专家才能做”，结果，你一放电话告诉所有与会的编辑记者，说我看不起大家，不想和大家交流，还子乌虚有地说我曾因为一个叫欧阳君山的编辑背后骂我，我和你吵架的事……
我对记者要求很严格，因为稿子的事训斥过记者，但我也多次在编委会上提出，我们的编辑记者工资过低，要求给他们加薪，此外我还几次否定了编辑记者必须坐班的提议，以保证他们的工作自由度，在我看来，工作上严格要求他们，为他们争取加薪，保证他们的工作自由度，这些都是一致的，就是对他们负责和信任。这是一个老新闻人完全可以理解的举动，可是，在有小编小辑因为稿子的事给你打小报告的时候，你并没有向这个记者做这样的解释，而是火上加油，并象获得了什么胜利似的向我讲述这些，我哭笑不得。
我根据可靠消息来源，获知我们一参与采写秦皇岛公安局副局长（稿件刊登在第七期）的记者曾私下前往秦皇岛了结警察局长和警察之间的恩怨，这是违背新闻纪律的行为。我惊讶之余给你汇报了这一情况，你说你先调查下，两天后你告诉我，没有这事，记者在采访完稿子后，再没有任何后续行动，但记者告诉我的是，你曾同意他去石家庄处理这事。我说出了我的不解，同时表示消息来源说的不是石家庄，而是秦皇岛，希望能予核实，记者最好能写个说明备份，因为毕竟我们报道的是一个现任的公安局副局长，且还牵涉到了河北省高院，如果有什么意外也可备为不时之需。这应该是一个新闻单位起码的组织纪律和业务常识。没想到你火了——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这样也很正常，没必要写什么情况说明。我再苦笑。
席文举先生，我一直是很尊重你的，从辽宁到北京，我都是这样的态度，但这种尊重，并不意味着我就没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而且，我也需要被合理尊重。可是，在我眼里，你的不少举措，在把杂志往死路上引，我不能同意你的那些做法，因为这样我不但是对你不负责任，也对不起一起工作的同事。比如直到9月份，我们还没有完整的奖惩制度，这是我从2月份就开始不断提醒你老人家、且对一个新闻单位而言是基本的工作制度，可就是没见进展，广告发行业绩也甚为堪忧，与我年初的判断一致。
这个时候，我需要慎重考虑我该何去何从了。而在此间，我也意识到我在杂志社已经进退失据，左右为难，杂志社内部，我不认同你的很多做法，但你却觉得你的做法非常有道理。基金会的执行副会长、杂志社社长，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我们曾因《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这篇报道，发生过近50分钟的激烈争执，随后在一次培训上，我发现此人的观点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而且处理问题的态度也非常强硬，比如在那次他做主讲人的培训会上，基金会会长、前国务院金融办主任段应碧落座，翻看第二期的《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看到文章对深圳市100号令的分析，非常赞同时，该会长大喝一声“那是瞎说”，搞得一席人都不同程度的尴尬，我们彼此可能都有着对彼此的偏见，对这个情况我很困惑——为什么中国最重要的扶贫基金会实际把持在一个有着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开发商手里？他对我们的报道作出不同的反应会怎么影响到我们一些重大报道的后果？这是一个让人头痛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经过慎重考虑，我向基金会领导提出，如果要我继续留在杂志社，我不愿持续这样的情况，本着对报道负责，对杂志的投资负责，我必须做执行总编，实际负责杂志社的工作，如果不行的话我就离开。
在和基金会领导接触的时候，我才发现，你在基金会的声誉是怎么样，原来作为投资方的基金会，虽然与编辑部在不同的地方办公，但对杂志社的关注和了解并不比我差，面对基金会领导对你的行为的总结，我无法反驳。但我提出，尽管你有不少缺点，但毕竟是这个杂志主题的提出人，也在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你的总编位置不能动，杂志社重大决策还是你来拍板，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必须参与，不能再是你一人说了算。
这件事的结果有点戏剧性，你告诉我，基金会和你都对我评价很高，都愿意我来做执行总编，但因为我参与了某件事，有关单位“最近几天”刚下了文，明确要求让我离开。“那是一个会影响一批人的活动”、“还要影响到你的未来”，“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单位下的文”。我当即推断你指的是几个月前的那次签名活动，后来你也承认是，我感到滑稽，因为迄今没有任何机构对那次签名定性，后来我也问了你说的会影响的那一批人，没任何机构、组织找他们谈话，他们都有单位，也没受到任何影响。此外你的说辞也与基金会领导前一天给我说的不一致，因为他们还希望我按照很久以前他们和我谈的方式“去负责一个研究中心，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撰写杂志的封面文章”。我拒绝了。
席老先生，那次内部签名活动影响非常小，几乎没人知道，也许整个基金会和杂志社，就你知道这事，因为我曾想让你也参加这个签名，告诉过你，你也答应了，但最后，考虑到组织者的保密要求，还有我不愿把你卷入任何政治风浪，就没有把签名信发给你。事过数月，这件事突然以这样的面目出现，我真恍然不知人间何处哦！
我离开了，我确实很遗憾，因为我毕竟在《中国财富》作过大量值得一提的报道和选题策划；我又必须离开，因为我不愿意按照此前的模式继续我的新闻生涯。
最后，席老先生，我得补充一句，我之所以叫你席老先生而不再叫你席总，是我当面告诉过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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