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喜俊:我的父亲:一名农村党员抗日的悲惨经历
我的父亲
周喜俊
作者按:我写了篇有关我父亲的文章,这篇稿子我写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出手。最近我们村写村志,村支书约我作序,我在《村志》中再次看到父亲的事迹,觉得有必要把他的经历公之于众。我父亲不是名垂青史的英雄模范,只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党员干部,却进过日本宪兵队的监牢,被抓到伪满洲国当过劳工,五一大扫荡时被日本鬼子抓住差点打死。父亲因年轻时身体受到日寇的严重摧残,五十多岁病逝。父亲的经历和满身的伤疤,是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铁证,可惜父亲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1.遗书之谜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无所作为的病秧子。我家屋檐下用三块砖支起的药罐子里面,每天给父亲熬着中药,墙壁被柴烟熏得黢黑。药渣在院里猪窝顶棚晒干一层又一层,堆在墙根像座小山,屋里院里弥漫着浓浓的苦涩中药味儿。
20世纪60年代,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家里有个长年吃药的病人,日子穷困可想而知。母亲想尽办法弄来一点小米,藏在一个盖着石板的瓦罐里,做饭时抓一小把,用纱布包好放在大锅内,上面蒸红薯,下面煮着这个纱布包。一把小米煮出拳头大小一包干饭,母亲把干饭倒在小碗里,撒上一点儿芝麻盐,这是父亲专属的营养餐。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个喝没有一粒米的米汤,吃红薯和咸菜。现在想来,在蒸红薯的汤里煮熟的小米干饭并不美味,但在以红薯和野菜为主食的年代,那包黄灿灿的小米干饭,足以让我这个三四岁的孩童垂涎欲滴。所以,每次看到母亲从大锅里捞那个纱布包,我就守在旁边不肯离开,等母亲把米饭倒进小碗撒上芝麻盐,我迫不及待捧起碗,边往屋里跑边喊:“爹,吃饭了,小米干饭,好香啊!”
父亲每次接过碗,总要先喂我几口,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嘴里小米干饭的味道能让我开心一整天。母亲很快发现了这个秘密,不让我再给父亲端饭。看我委屈的样子,柔声哄着:“妮儿,你爹是病人,不能跟爹抢饭吃,等你爹身体养壮实,能下地干活了,咱全家人都能吃上小米干饭。”
我盼着父亲能早点儿好起来,可父亲的病情越来越重,冬天躺在屋里的热炕头上几乎不出门。母亲太忙了,每天要为父亲熬药,还有做不完的家务。哥哥姐姐们有的下地干活,有的上学,陪伴父亲的事就交给了我这个最小的孩子。我生来活泼好动,只有讲故事才能让我安生坐下,可父亲整天皱着眉头啥都不讲,我和他说话也不吭声,我闲不住,就在炕上跳来跳去,父亲嫌我烦,让我自个到外边去玩。
天气暖和了,父亲也出来晒晒太阳。他无精打采坐在墙根,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有时梦呓中会突然怒骂一句“滚回你们老家去!”这骂声会把他自个惊醒。我不敢问父亲在骂谁,悄悄告诉母亲。母亲说:“你爹是在骂日本鬼子。”
有时父亲也会到大街上转转。我按照母亲的吩咐,像小尾巴一样跟在后边,学着父亲的样子,倒背着手,一步一挪往前走。父亲扭头看见我学他,笑笑,那笑比哭还难看。因为父亲右脸上长着个硕大的肿瘤,做过三次手术,一次比一次长得更快,致使右眼睛无法闭合。医生说没法再做手术,只能靠中药维持生命。
我们村西有座烈士纪念碑,乳白色碑体上密密麻麻刻着好多字,这是父亲常去的地方。每次他都会在烈士碑前坐一会儿,用手抚摸着碑文,好像在和那些字交谈。然后重重叹息一声,站起身慢慢往回走,脚步愈发沉重。
父亲虽然是病人,穿着却从不随意,炎热的夏天,农村男人们光膀子、穿短裤习以为常,父亲从来都是长裤长褂穿得整整齐齐,睡觉也要穿睡衣。邻居的婶子大娘们和我母亲开玩笑,说:“你男人病歪歪的穷讲究啥?大夏天捂得严严实实,也不怕捂出痱子来,睡觉还要穿衣服,一年得费多少布啊。”母亲总是微笑着解释,“他年轻时在外边读书养成的习惯,改不了,只能随他。”
我原认为,父亲是有病怕冷才把身体捂得严严实实,直到那年夏天,母亲在屋里给父亲擦澡,我闯进屋喝水,无意中看到父亲满身横七竖八的瘢痕,有的像长蛇,有的像蜈蚣,我吓得双手捂眼哇哇大哭,母亲忙抓过被单遮住父亲的身体,把我抱出屋哄着。从此之后,我只要看见父亲,就想到他衣服里面那可怕的瘢痕,甚至不敢独自和他接近。
父亲精神好点儿的时候,会趴在屋里的窗台上写东西,他写得很慢,边写边闭着眼睛沉思,有时会默默流泪。母亲怕他悲伤过度病情加重,劝他不要回忆那些往事。父亲说:“我不把真实情况记录下来,以后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父亲断断续续写了好长时间,那时我还不认识字,不知道父亲写的什么,对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也不感兴趣。
尽管父亲饱受病痛折磨,身体已消瘦得不像样子,头脑却始终很清楚。父亲临终前,把写好的文字装进一个牛皮纸袋子,亲手交给了我大哥。按农村的传统习惯,父母会把重要东西留给长子长孙,我大哥是长子,那会儿师范学校毕业已在外地教书,也是我们兄妹当中学历最高的人。我是未成年的女孩儿,这么重要的东西自然不会交给我。所以,那个牛皮纸袋子在我心中成了一个谜。
父亲去世多年,村里的老人们还经常念叨起他,说父亲是最正直、最有血性的硬骨头,不管经受敌人多少次酷刑,从来没有出卖过一个人。当村干部那些年,总是想着为老百姓办实事,从没沾过公家一分钱的便宜。遇到难事冲在前,是个有担当没私心的好干部。母亲也经常给我讲父亲的一些经历,言语中饱含着崇拜和思念。这些讲述,在我听来像是别人的故事。因为在我的认知中,父亲是个沉默寡言、无所事事、满身丑陋瘢痕的病秧子,和那个信仰坚定、雷厉风行、刚直不阿、口才极好的热血青年判若两人。
我从事文学创作之后,村里有些老人经常对我说:“写写你父亲吧,他这辈子太不容易了!要不是经受日本鬼子那么多折磨,也不会五十出头就去世。”这些说法,让我对父亲的经历产生了探秘心理。遗憾的是父亲在世时我年龄太小,未能获得第一手资料。疑惑的是,我从小是个爱听故事的孩子,父亲本身就有那么多故事,为什么从来不给我讲?我向母亲寻求答案,母亲说:“你爹一辈子有个心结,觉得受日本鬼子欺负是耻辱,不愿意提起那些伤心事。再说你当时还小,你爹怕讲那些血腥故事给你心里留下阴影。”
我想起父亲临终交给大哥的那个牛皮纸袋子,多年来,每逢听别人提起父亲,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父亲趴在窗台上写字的样子。父亲留下的遗书,也许装着他不愿言说的秘密。可大哥为什么从来没跟我们兄妹提起过这事呢?我问母亲,母亲说:“你爹去世后,你大哥看过你爹交给他的东西大病一场,三天三夜昏睡不醒,睡梦中大喊大叫,把家里人都吓坏了。后来你大哥从没提过这事,家里人也不敢再问。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那些东西你大哥还留着没有。”
我给大哥打电话,婉转问起父亲留下的遗书写了什么。大哥说:“是父亲年轻时的一些经历,在老屋那边写字台的抽屉里锁着,等我有空回去找出来给你。”
当时大哥家已搬到新房,老屋里存放着一些用不着的东西,还有大哥结婚时的旧家具。那时家里太穷了,买不起家具,爱琢磨的大哥仿照最流行的家具,用水泥做了一个写字台,一对柜子,里外贴上木纹纸,外边再刷上一层油漆,靠墙根一摆放,跟实木的一模一样,只是太沉了,挪动一次不容易。大哥搬新家时,这些水泥家具就留在了老屋。大哥平日在镇上中学教书很忙,我到省城工作后回家不多,我们兄妹俩很难碰到一起。我让侄女问过两次,一直没有回音。后来侄女给我打电话说:“小姑,我爷爷的遗书不翼而飞了,我爸爸说,明明记得放在抽屉里面了,怎么就不见了呢?他反复问我妈,又挨个问我们兄妹三个,都说没有拿过。我爸为这事挺内疚的,说对不住我爷爷,也不好意思跟你解释。”
父亲的遗书成了一个谜。没有第一手资料,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想为父亲写篇文章的念头只好暂时打消。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夏日一场大暴雨过后的中午,侄女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小姑,我爷爷的遗书自个蹦出来了!”
“从哪儿蹦出来的?”我好奇地问。
“我家老屋那个水泥写字台后边。这几天连续下雨,老屋的墙塌了,我清理东西时看到有个塑料布包着的牛皮纸袋子粘在写字台后边,打开一看,正是我爷爷的遗书!”侄女激动得声音有些发颤。
我火速赶回大哥家,看到这份失而复得的遗书,忍不住泪流满面。这是我童年记忆中父亲的字迹,历经半个多世纪,有的纸张已破损发霉,有些字迹洇染得模糊,发黄的纸稍不注意就成粉末。我小心翼翼把遗书一张张铺在大理石茶几上,逐字逐句仔细辨认,这些血泪凝聚的文字,和母亲生前的讲述、大哥的回忆、村里人的传说融汇到一起,形成了真实而完整的故事链,把父亲命运多舛的一生立体呈现在我眼前,彻底颠覆了我童年对父亲的错误认知。
2.“红二师”学子
父亲生于民国三年(1914年),自幼聪明过人,刚学说话的时候,见到书就捧在手里咿咿呀呀念个不停,那像模像样的读书架势,让全家人忍俊不禁。我曾祖父是清代秀才,告老还乡后,有感于村里孩童无人教育,自费办起小学校,父亲成了曾祖父的第一个学生。父亲有着超常的记忆力,读书过目不忘,无论多长的文章读一遍就能背诵下来,这让曾祖父大喜过望,认为这个孙子将来必成大器。曾祖父除在学校正常授课,回到家还要另开小灶才能满足父亲强烈的求知欲。
童年扎实的知识功底,为父亲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他读书一路跳高,十六岁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有名的“红二师”,父亲他们这届学生入学之前,学校就已经有了党组织,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父亲第一次走进学校图书馆,看到琳琅满目的中外革命书籍,眼界大开。过去他在我曾祖父的培养教育下,读的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著作,很少接触革命书籍。在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中,父亲的眼界越来越开阔,心胸也更加宽广。更让他振奋的是,进步的国文老师在课堂上公开讲《共产党宣言》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激发青年学生研究马列主义、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父亲的革命激情被点燃,青春的热血在沸腾,立志要当革命者。
父亲入学第二年,“反帝大同盟”在保定二师成立,红色组织在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对敌斗争越来越活跃。父亲才思敏捷,做事果敢,口才极好。在保定二师这个以红色为底蕴的崭新环境中,父亲迅速成熟起来,他明白了穷人祖祖辈辈受苦受穷的原因,忧国忧民意识更加强烈。他很快和一批进步青年结成了好友,和他们一起研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积极参与进步学生社团组织的活动,探索为解放全人类而寻求真理的路径。他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得到了党组织的高度认可,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保定二师学子响应中国共产党发出的“抗日救亡”号召,英勇地站在了斗争最前列,积极参与抗日爱国运动,控诉反动统治者的累累罪行。轰动全国的“保定红二师学潮”后,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军警包围了学校,以保定二师“共匪盘踞”“学生闹暴动”为由,对爱国学生公开实施血腥镇压。学校党组织为保存有生力量,疏散学生们迅速离开学校。
父亲回到家乡,离开学校时那位负责人的呐喊一直在耳边回荡:“同学们,请记住,你们是红二师的学生,不管身在何处,都是红色种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亡是我们的责任!”革命激情在胸中燃烧,让父亲无法安心务农,一心想尽快找到党组织,接受新的任务。当时我们村还没有党组织,有党组织的也处于保密状态。父亲费尽周折,终于有一个可靠的人告诉他,到行唐县口头镇团山村去找张子福、吴清路两个人,也许他们能帮你找到党组织。父亲马上带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到团山村找到张子福,和他说明自己在学校已经入党,只是没来得及带回组织关系,请求帮忙联系党组织,给他分派任务。张子福又联系了吴清路,两人知道红二师的情况,农村党组织也正需要吸收有文化有政治素质的新鲜血液,于是经这两位党员介绍,父亲于1932年10月在团山村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3年3月参加了行唐县农民暴动。
农民暴动因条件不成熟虽然未能成功,但父亲却在这次暴动中经受了锻炼,懂得了共产党只有广泛发动群众,形成万众一心的铜墙铁壁,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父亲开始参与各种革命活动,大张旗鼓宣传共产党救国救民的真理,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家里老人怕他在外边东跑西颠惹出是非,张罗着给他说媳妇。想找个年龄比他大,聪明贤惠性格好,能当家主事,又有能力管住他的女人,好让他好好过日子。左挑右选,就物色到了我母亲。
我母亲是本村人,年长我父亲两岁,一米七五的个头,长得眉清目秀,落落大方,因九岁没了亲娘,其父是打井把式,常年在外劳作,家里大事小事都要自己处理,养成了独立好强的性格。母亲不但心灵手巧,聪明能干,脾气还特别好,与周围人关系相处融洽。同住一个村,知根知底,祖父祖母对我母亲相当满意。母亲的大娘婶子们对我父亲并不看好,说他心太野,不是个安分守己过日子的人,不上学了还整天到处瞎跑,恐怕连庄稼都种不好,嫁给这样的男人一辈子有操不完的心。母亲没有机会进学堂读书,对有学问的人发自内心崇拜,所以不管别人说什么,仍然义无反顾嫁给了我父亲。
两人虽是媒妁之言,感情却很好。结婚第二年,我大姐出生。有了孩子也拴不住父亲的腿,他还是经常出去参加革命活动。回到家不是看书,就是写东西,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家务事不管不问,地里活更不上心。
地里的高粱该除草了,母亲顾不上,父亲说:“别管了,这点活我自己就能干完。” 这一走,到该吃中午饭了还不回来。母亲以为父亲是想把那块地锄完,心疼他又累又饿,抱着孩子去送饭,到地里才知道,高粱一垄没除,锄头扔在地里,人早已不知去向。母亲只好把孩子放在地头,自己把地除完。
那天直到半夜,父亲才回到家。母亲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刚到地里突然有要紧事就到外村去了。母亲生气地唠叨:“要你这个男人有什么用?都是当爹的人了,还像个学生娃一样啥事都不操心,家里事你不管,地里活也不干,有个过日子的样儿不?你看看谁家男人像你这样?”父亲自知理亏,任凭母亲怎么发火都不吭声,等母亲气消了,他才凑上前说:“对不起,辛苦你了!现在时局紧张,我得做应该做的事,等以后日子太平了,我会好好补偿你的。”
1936年,我村四名党员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秘密成立起党小组,积极开展工作,我父亲是党小组成员之一,又是文化最高的人,工作更加繁忙。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为了让母亲理解他,父亲闲暇也会给母亲讲外边的形势,说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并不满足,胃口越来越大,魔爪开始到处延伸,要想让中国人不当亡国奴,就得号召大家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抗击日本侵略者!只有把这些豺狼赶回他们老窝去,中国人才能过上安稳日子。母亲虽然不识字,却是个很通透的人,知道国破家亡的道理。父亲的不断灌输,让母亲明白父亲做的是大事,不再埋怨他不顾家,自个儿把里里外外的活全包了。
3.灾难接踵而至
1937年春天,母亲又生了个男孩儿,这是家里的喜事,父亲也为有了儿子高兴。但随着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很快沦为重灾区。父亲作为有文化的年轻共产党员,首当其冲站在了动员群众抗战的前沿阵地。按照上级党组织的部署,他承担起编写宣传抗日小册子、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的任务,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抗日救国斗争中,经常半夜才回家。有人提醒母亲:“现在世道这么乱,管住你男人,别让他那么张扬,免得引火烧身。”
母亲也为父亲担心,可她知道劝说是没有用的,只能在父亲每次出门时把儿子抱到他面前说:“你看咱儿子多可爱,都快会叫爹了。出去千万要注意安全,别让坏人跟上,我和孩子等你回来。”
父亲理解母亲的心情,总是乐呵呵地说:“你就把心放肚里吧,我这么聪明的人,还能让坏人跟上?”或者故作轻松调侃一句,“反正我在家也没用,万一回不来了,你自个儿也能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母亲嗔怪地瞪父亲:“呸呸呸!不许说这不吉利的话!”
随着战争局势的日益紧张,我村于1938年初秘密成立起第一个党支部,父亲任村长,但仍秘密做党的工作,几乎在家待不住了。母亲整天提心吊胆,恐怕父亲出事,可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38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父亲到上级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领任务回来,因汉奸告密,刚进村就被日本宪兵队抓住了。敌人从父亲背的柴筐搜出一卷还未来得及散发的抗日传单,认定他是共产党的负责人,当即把父亲抓到日本宪兵队。
母亲得知消息惊慌失措。村里人都说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凶多吉少,想救出来恐怕很难。母亲不肯放弃,四处打听,想找到救回父亲的办法。有人帮着出主意,说筹措四十块大洋,托人去日本宪兵队打点一下,要是能摸到实底,就知道该怎么救他了。四十块大洋对于普通农民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好强的母亲只能拉下面子,四处求亲告友筹措资金。战争年代,家家户户都像在刀尖上过日子,灾难随时可能降临,谁家有钱也不肯轻易外借。何况父亲生死难料,一个女人带着俩孩子,借了钱啥时候才能还?
钱还没筹集到,灾难接踵而至。那日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外出回来,突然发现自家三间北房被大火吞没,火势已向西边的牛棚蔓延。母亲情急之中把两个孩子塞给邻居照看,不顾一切冲进燃烧的牛棚,从火海中拽出家里唯一的母牛。牛身上的黄毛已被烧光,变成了黑牛,双腿打战,痛苦地哞哞叫着。
原来,日本鬼子抓走父亲后,想得到上级党组织和村里党员名单,对父亲严刑拷打,父亲一字不肯透露。敌人不甘心,在汉奸带领下到家里搜查,结果一无所获,穷凶极恶的鬼子临走把房子给点燃了。幸亏母亲出门前带走了两个孩子,否则也会惨遭厄运。
父亲生死未卜,家中房屋烧毁,只剩下半间牛棚。母亲用秫秸在院里搭起窝棚,作为娘仨儿的临时住所。乡亲们同情这母子三人,白天不敢靠近,晚上偷偷送来铺盖、衣服和食物,让母亲感激不尽。
母亲生性好强,不想麻烦别人,她自己动手,用麦秸和黏土和泥脱坯,把半间牛棚接起来,中间隔一道墙,南边养着那头没毛的母牛,北边住着母子三人。
有了临时安身之处,母亲又开始打听父亲的下落。经过数日寻找,终于从县城一个卖饸饹的人口中得知,被抓到日本宪兵队的人分了两拨,一拨当天就拉出去枪毙了,另一拨被押送到东北伪满洲国当劳工。后来又听说,押送到伪满洲国的人等于半截身子进了虎口,不是给日本侵略者挖煤累死,就是给日本修完工事被杀害灭口,要想活着回来,除非老天爷保佑。
母亲得到这个消息急火攻心,儿子吃了有毒的火奶,腹胀腹泻,治疗无效,不到两岁夭折。这沉重的打击,把母亲击垮了,发高烧、说胡话,昏迷不醒。迷迷糊糊中,看见父亲站在家门口,向院里的一棵桃树眺望,树上有个穿红兜肚的小男孩,双手捧着个桃子开心地笑着,看见父亲,像小鸟一样飞了过去,稳稳地坐在了父亲肩头,那不正是自己的儿子吗?母亲大声呼喊,父子俩却没了踪影。
母亲从梦中惊醒,只觉后背发凉,这梦境让她猜测父亲已遇不测,回来把儿子接走了。他为什么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难道是怨恨自己没把儿子保护好吗?无法遏制的悲恸,让母亲忍不住掩面痛哭。
“娘,别哭了,我害怕。”母亲抬起一双泪眼,看到女儿站在炕沿下,手里端着半碗水说,“娘,喝碗水,你就不难受了。”母亲接过碗,泪水扑簌簌而落。她意识到,儿子没了,还有女儿,为把女儿抚养成人,自己也要撑起这个家。
刚强的母亲又站起来了,她要先种好地。缸里有粮,心里不慌。要想庄稼长得好,土地首先得吃饱。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母亲懂这些道理,她到地里割草、拉土,积了满满一大圈农家肥。经过一冬天沤制,来年春天需要把农家肥起上来了。
在农村起大圈是男人们的力气活,女人要想把几十立方的农家肥从两人多深的大圈起上来并非易事,何况母亲是裹着三寸金莲的女人,一双拳头大的小脚踩在松软的农家肥上,陷进去拔不出来。为了增加脚底的受力面积,母亲想出一个办法,找来一块木板铺在脚底下,起一段挪一段,一层一层往下挪,愣是把一大圈农家肥全起了上来。然后用小推车一车车推到地里,给土地铺了厚厚一层土肥。
土地上了肥要深耕,把农家肥翻到底层庄稼才能长得好。犁地不是一个人能干的活,母亲把家里那头被烧掉毛的牛套上犁,她在后边扶犁,让大姐在前面用绳子牵牛,那头牛的身体还没有康复,拉不动犁,牛和犁都歪倒了,把我四岁的大姐拽了个大跟头。看着躺在地里哇哇大哭的女儿,母亲心如刀割,她把孩子抱在怀里,母女俩哭成了一团。在地里干活的乡亲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说这娘俩儿太可怜了,咱们帮帮她吧。
在乡亲们帮助下,总算把地耕了,种上了豌豆。母亲每天都要到地里看看,浇水、除草、施肥,每个环节都不耽误。种子破土而出,长出碧绿的叶子,开出满地艳丽的花朵,结出籽粒饱满的豆荚,母亲心里燃起了新的希望。
豌豆到了收割的季节,六月天,孩子脸,说变就变。母亲争分夺秒把豌豆收割完,背到场里准备晾晒干了赶紧打场,只有颗粒归仓,心里才能踏实。可老天爷像是故意捣乱,那天中午母亲刚做熟饭,突然乌云压顶,雷声闪电,眼看暴风雨就要来临,母亲叮嘱大姐在屋里吃饭,卷起炕席扛着就往场里跑。她刚把豌豆收拢到一起用炕席盖好,还没来得及找石头压住席子四角,狂风暴雨已凶猛袭来,核桃大的冰雹从天而降。母亲担心豌豆被狂风卷走,急忙爬上豌豆垛,用身体压住炕席。狂风把她掀下来,她再爬上去,任凭暴雨冰雹噼里啪啦砸在身上,头被砸破了,鲜血流在嘴里,咸咸的。母亲顾不上疼痛,死死压住炕席,此时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有这垛豌豆在,女儿就饿不死!
暴雨过后,大街上的水还在哗哗流淌,大姐蹚着水找来了,看见母亲披头散发,正在捡被狂风刮到场外的豌豆棵,湿淋淋的衣服贴在身上,被冰雹砸破的头和手流着血,喊了一声:“娘”,猛扑过去抱住母亲号啕大哭。
母亲把我大姐搂在怀里安慰着:“闺女,不怕,娘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咱的豌豆一点没被刮跑,等打完场,娘给你煮一锅五香豌豆,再蒸一锅热腾腾的豌豆发糕,让你吃个够。”看着我大姐破涕为笑,母亲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收了豌豆,又忙着整地栽红薯,母亲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大姐突然病了,连日高烧不退,咳嗽不止,躺下就喘不上气来,母亲只能整夜抱着她睡觉,看孩子这么难受,母亲的心都要碎了。儿子已夭折,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抱着大姐去求医,医生说是哮喘病,彻底治愈不容易,只能吃药缓解。女儿还不到五岁,怎能让哮喘病伴随一生?母亲四处求医问药,一心想把女儿的病治好。红薯该浇水了,地里该除草了,她什么都顾不上,把心思都放在了给孩子治病上。地里的野草比红薯蔓长得还茂盛,人们路过忍不住感慨,这红薯地都成野草窝了,连个红薯蔓都看不见,还能有收成?
秋后该刨红薯的季节,大姐的病情总算稳定了。别人家都大车小辆去地里收红薯,母亲拿着扁担到地里收割野草,她想既然收不上红薯,把野草割回来喂牛也算有点收获。母亲到地里割草时突然发现,野草底部鼓出一个个大包,有的裂开指头粗的缝隙,露出红薯。母亲大喜过望,迅速割完野草,回家拿来三齿钩刨红薯,一棵红薯秧下竟然长出一大嘟噜红薯,少的四五块,多的七八块,最大的像是小孩脑袋。看着满地红彤彤光溜溜的红薯,路过的人惊诧不已,说老天爷饿不死瞎雀,土地爷同情这孤儿寡母,竟然让野草窝长出这么好的红薯,比勤浇水除草的地产量都要高。有人还编了顺口溜:“种地不除草,红薯长得好。”
悲惨的河北人民
4.死里逃生的父亲
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劳作,家里有了点积蓄,母亲把前院几棵树刨了,东拼西凑把被日本鬼子烧毁的三间土坯房又盖了起来,虽然有些简陋,但总算有了个像样的家。盖房时母亲自己在房间内设计出一个暗室,里面存放了些生活必需品,还留有秘密出口,是遇到紧急情况时的藏身之处。没有钱安装大门,母亲用荆条和树枝扎了个一人多高的栅栏门,里面挂了一串铜铃铛,有人开栅栏门就能听到铃铛响,起到了报警器作用。窗户上还留有瞭望口,可以随时观察院里的动静。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母亲把能想到的保护措施都想到了。
收秋后,地里没有了青纱帐,日本鬼子更加肆无忌惮,随时随地闯进村里扫荡。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残害儿童,家家户户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不少好心人劝母亲:“你男人被抓走一年多没有音讯,恐怕早就不在了,这么乱的世道,日本鬼子随时随地祸害人,你个年轻女人带着个女孩儿,日子太难熬了,还是找个可靠的男人改嫁吧,好歹也能有个照应。”
“即便我男人不在了,我也要自个把女儿抚养成人!”母亲拒绝了所有上门劝她改嫁的人,独自忍受着生活的压力。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那头被大火烧掉毛的母牛经过母亲悉心喂养,又长出柔软的皮毛,后来还生下一头健康的小牛犊,给这个苦难的家庭带了喜气。
漫漫长夜,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给父亲缝制衣服。日本鬼子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屋,所有衣物全被烧光了,母亲怕父亲回来了没有衣服穿,给他做了一年四季的成套衣服,还做了新鞋袜。那密密匝匝的千针万线,寄托着母亲对父亲无尽的思念。尽管看不到归期的等待是如此漫长,可母亲仍盼着奇迹出现。
初冬的一天深夜,母亲正在炕上正做针线活,突然听到栅栏门上的铃铛响了一下,她以为有情况,慌忙把睡熟的大姐抱到暗室的小床上用被子盖好,回屋吹灭了油灯,掀开窗户上遮光的棉被,从瞭望口向外观望。微弱的月光下,母亲看到一个黑影摸索着推开栅栏门,手里拄着一根棍子,佝偻着腰,身上不知披挂着什么东西,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遮住了脸,看不清面目。那黑影在院里张望了好一会儿,才蹒跚着向屋门口挪过来。母亲迅速跳下炕,拿起墙角用来防身的三齿叉,以防不测。
屋门被轻轻敲了三下,母亲没敢出声。接着又敲了三下,随着一声干咳,门外的黑影低声叫出了母亲的名字,声音虽然嘶哑,母亲仍然听出那是她日思夜想的丈夫,慌忙打开房门。父亲一个趔趄,险些栽倒,母亲忙扶他坐到炕沿上,点亮油灯,这才看清,父亲身上裹着麻袋片,腰间系着根草绳,一双破烂的布鞋挂不住脚,用布条缠绑着挂在脚踝上。
“我的天啊,你总算活着回来了!”母亲伸开双臂把父亲紧紧搂在怀里,所有思念、担忧、委屈瞬间化为泪水。
“给我弄点儿吃的吧,我好几天没吃上东西了。”父亲嘶哑的声音,把沉浸在悲喜交加中的母亲唤醒,她忙擦掉眼泪,起身去烧水做饭。
一大海碗卧着鸡蛋的杂粮面疙瘩端上桌,父亲狼吞虎咽吃完,这才缓过气来。他抬头打量着房间,好奇地问:“我不在家,你怎么把房子翻盖了?我看前院几棵大树没了,家里也变了样,还以为走错门了。”
母亲没吭声,低头收拾着碗筷。
父亲看看炕上又问:“两个孩子呢?我想看看他们。”
“你进来的时候我怕是坏人,把孩子转移到安全地方睡觉了。你这个样子会吓着他们的。我去烧水,你先洗个热水澡,把头发胡子整清爽再说。”
母亲说着快步出门,不一会儿,窗外传来拉风箱的声音和母亲的低声哭泣,父亲走出屋,看到灶膛里的火光映出母亲满脸的泪水,忙蹲到她身边问:“出什么事了?是不是俩孩子……”
父亲的询问,让母亲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悲痛,她把父亲被抓走后家里的灾难一五一十告诉父亲。说到儿子的夭折,母亲泣不成声:“是我没有照顾好儿子,儿子病得没有一点儿力气了,躺在我怀里,两眼还直勾勾瞅着门口念叨:爹……回家……抱宝宝……到咽气眼睛都没闭上。”
父亲攀住母亲的肩头,任凭泪水满面流淌:“对不起,让你和孩子们跟我受苦了,我对不起儿子……”
母亲烧好水,帮父亲洗头洗澡时才发现,父亲前胸后背伤痕累累,鞭痕、烙铁印和大块淤青重叠在一起,浑身的皮肤几乎没有一块好地方,母亲抚摸着那惨不忍睹的瘢痕,心疼地说:“日本鬼子太狠毒了,怎能把人折磨成这样。”
父亲说:“我能活着回来已很幸运了!要不是地下党的保护让我死里逃生,你恐怕连我的骨头渣子都找不到。日本帝国主义比豺狼还要凶残,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来,不计其数的中国人惨死在他们手里,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那天晚上,父亲给母亲讲述了他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后发生的情况。
原来,那个出卖父亲的汉奸为在日本鬼子面前邀功请赏,谎称父亲是抗日组织的负责人,掌握着共产党的机密,只要抓住这条“大鱼”,其他抗日分子就会一网打尽。日本宪兵队根据汉奸提供的情报,在村口抓住了我父亲,并从他的柴筐搜出了抗日宣传册,认定汉奸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把父亲抓到日本宪兵队威逼利诱,说父亲是有文化的人,何苦跟那些土包子在一起瞎混,只要交出抗日组织的联络人和党员名单,愿意为皇军效力,可以为他安排体面的差事,享受荣华富贵。还用那些可耻的叛徒汉奸诱惑父亲,说他们是大皇军最亲密的朋友。血气方刚的父亲义愤填膺,不但没有透露党组织的秘密,反而列举大量事实,怒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残害无辜百姓的罪行。父亲的强硬态度,让敌人恼羞成怒,开始对他实施酷刑,先是把父亲仰面朝天绑在木板上,捏着鼻子从水壶往嘴里灌辣椒水,把肚子灌得鼓起来,再把木杠放在肚子上,两人一边一个使劲压,让辣椒水从嘴巴和鼻孔里冒出来。父亲被折磨昏死过去,又用凉水泼醒,再头朝下吊起来,用皮鞭抽打。父亲宁死不屈,敌人就在他手指甲缝钉竹签,坐老虎凳,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前胸后背。一次次惨无人道的酷刑用尽了,仍没有从父亲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气急败坏的敌人只能把父亲关进监牢。
牢房靠门一侧的墙角,有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右胳膊断了半截,右眼睛没有眼球,带有疤痕的眼皮半遮着一个凹陷的黑洞,两条腿受伤也很严重。他的左眼睛却异常明亮,有种穿透五脏六腑的犀利。父亲每次受刑回来,这个人总是默默注视他很久,却从来没有说过话。父亲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的编号是“009”,有人叫他“独眼九”。
有一天早上,牢房的门突然打开了,监狱长拿着花名册带着两名日本宪兵进来,开始念编号发放布条,有的是红布条,有的是绿布条,大家看着手中的布条莫名其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监狱长特意强调,要按红绿布条给他们安排工作,不能弄混了。发给父亲的是红布条,“009”拿到的是绿布条,发布条的日本宪兵离开后,“009”蹭到我父亲身边说:“我这苟延残喘之躯,啥事也干不成了,你还年轻,好好活着。”说着悄悄把绿布条塞给父亲,顺手把父亲的红布条换了过去。看父亲满脸疑惑,他那只独眼深邃的目光盯着父亲,使劲拍了拍他的肩头,意味深长说了一句:“黑夜再长,也会天亮,坚持就是胜利!”
牢房的门再次打开时,两队持枪日本宪兵列队站在门外,监视着人们到外边排队,按照手里的红绿布条分站两边,拿红布条的被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押上一辆大卡车拉走后。拿绿布条随后被押上另一辆卡车,拉到新乐承安铺火车站,被装进一列闷罐车。车内像是长长的隧道,前面已坐了不少人,父亲他们这拨人坐在最后一节车厢。车内没有窗口,只有一点昏暗的灯光,车里早装了不少人,坐在里面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白天黑夜。每人发给几个硬邦邦的高粱面窝头,这是一路的干粮,没有菜也没有水。沿途不停车,大小便都在车上解决。车厢内空气污浊,让人窒息,有人坚持不住死在车内也没人管,尸体就和活人躺在一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车门终于打开了,父亲下车后才知道,这是到了伪满洲国,他们是被押来给日本侵略者当劳工的。
父亲不知道那个和他换布条的“009”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拿红布条的人被押送到了哪里。后来从坐同一趟车来的狱友口中得知,发给红布条的人都是死刑犯,当天就被拉出去枪毙了。
这消息让父亲受到强烈震撼,在敌人酷刑下没掉一滴泪的父亲忍不住泪流满面,他意识到“009”大叔可能是地下党组织的人,他知道拿到红布条的人将被枪毙,却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也许他从父亲几次受刑宁死不屈的表现,断定他是共产党的人。那只拍在父亲肩头的大手,还有那几句饱含深意的话,是他最后的嘱托,也是对未来的期望。
伪满洲国劳工的悲惨日常
5.伪满洲国劳工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这块“富庶之地”早已垂涎三尺,他们曾扬言,满蒙的农产品足以解决日本的粮食问题,鞍山之铁、抚顺之煤足以确立日本的重工业地位,满蒙之资源足以支持大日本作为东方的代表,雄飞世界。他们把中国看成日本的生命线。“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为掠夺中国东北财富和资源扫清了障碍,将整个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1938年1月,日军在东北成立了伪满劳工协会,主要任务就是胁迫中国人从事各种繁重的苦役,为日本侵略者搜刮东北资源、扩大侵略战争服务。随后,日军又逐步在沦陷的华北设立伪新民会和劳工协会,各大中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并在石家庄、太原、塘沽等地设立集中营,把被抓被俘的抗日军民集中起来,分批押送到东北及日本当劳工。
劳工们被抓到东北后,分别安排到不同的工场,有的修军事工程,有的开矿挖煤。父亲顶替的是“009”的名字,被作为抗日战俘分到矿山挖煤。和在日本宪兵队监狱时一样,劳工们一律不准叫姓名,只能以号代之。从进工场那天起,劳工们就换上更生布做的统一服装,后背用铅油印上代号,走路要低着头看脚尖,不准东张西望,更不准交头接耳。如有违犯,不是被刮掉眉毛,就是给剃成阴阳头,甚至用烧红的烙铁在肩膀烙上代号,或者给戴上沉重的脚镣以示惩戒。
劳工们住的是阴暗潮湿的工棚,夏天蚊虫叮咬,冬天不能避寒,大通铺上没有炕席,没有褥子和枕头,每人只有一条更生布做的薄被子,又窄又短,个子高的人被子盖不住脚,只能蜷缩着睡。更可恶的是,为防止劳工逃跑,日本监工逼迫劳工晚上睡觉一律把衣服脱光放在特定地方管理,上厕所要向日本监工头报告,必须三五人结伴同行,互相监督,实施连坐。要是凑不够人数,不准出去上厕所,只能在室内解决。工棚内空气污浊,蚊蝇乱飞,臭虫、虱子成群。
吃的是橡子面或发霉的高粱米、玉米面,几根咸菜条。每天早、晚只能喝点稀粥,没有干粮。午饭在工地每人只有两个窝头,根本填不饱肚子。有人饿得实在受不了,到路边拔几棵野菜吃,被日本监工头发现,不仅要挨一顿毒打,下顿还不给饭吃。冬天中午的窝头冻成了冰疙瘩,咬不动,只能放在怀里暖暖才能慢慢啃,连口热汤热水都没有。
更生布是通过回收废旧棉麻等纺织品,经过重新加工纺织制造出的再生布料,不仅质地粗糙,而且质量很差。每天干繁重的体力活,更生布做的衣服很快就会破烂不堪。不管破成什么样子,不到换季也不会重发衣服。数九寒天,劳工们穿着四处开花透风的棉衣冻得受不了,只能从工地上捡水泥袋、破麻袋片裹在身上御寒。劳工们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每天劳动时间却长达十四五个小时,因冻饿和过度劳累致死的每天大有人在。
那些修军事工程的劳工下场更惨,每天都由武装日军押送,从山上往山下搬石头、搬水泥、运沙子、运钢筋等,每人劳动都有定量。比如搬运工,每人负重30公斤,路程30公里,上午去下午回,来回重载,沿途不仅有日军巡逻,还有许多手持大棒的监工,谁要是中途喘息片刻,就会遭到监工的毒打。更为残忍的是,在修完工事后,会将劳工们集体屠杀甚至活埋,目的是怕这些人泄密。
父亲所在的矿山工场,劳工们每天都处于和死神博弈之中。日本侵略者为满足侵华战争的核心需求,通过极端手段最大限度掠夺中国煤炭资源,实行“人肉开采”“以人换煤” 的血腥政策,强迫劳工在坑下连续作业,完不成任务不准出坑。每天早晨六点下井,晚上八九点钟才能收工。日本监工只管每天出煤数量,根本不管劳工死活。劳工们饥渴难忍,只能喝又脏又臭的坑下水。更为可怕的是,矿井内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经常发生瓦斯爆炸、冒顶等事故,造成大量劳工死亡。劳工在几十米或几百米的井下采煤,由于通风不良,空气稀薄,经常有人昏倒在地,被日本监工拖到坑外,用凉水浇醒后,又被赶到井下继续挖煤。
父亲在日本宪兵队受了酷刑,身上的伤还没有恢复,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旧伤复发,溃烂流脓;灌辣椒水对肠胃造成了严重损伤,吃硬邦邦的高粱橡子面窝头难以消化,经常胃疼,一旦发生痉挛性疼痛就会失去意识。有一次,父亲正在矿井下推煤车,胃疼突然发作,无法忍受,刚靠在煤车上想休息片刻,日本监工骂他是“磨洋工”,棍棒劈头盖脸打来。父亲当场昏死过去,人事不知。等父亲醒来,已是深夜,和他挨铺睡的工友“118”守在旁边,正用破棉絮往他干裂的嘴唇上擦水,见他醒来说道:“算你命大,总算醒过来了。”
原来,日本监工看父亲昏死过去,想把他扔进废弃的矿道就地掩埋,这激起工友们强烈抗议。父亲有口才,人缘好,又热心,平时工友们遇到危险总是出手相助,私下里常以讲故事的方式宣传革命道理,在劳工中很有威信。“118”比父亲大几岁,也是共产党员,两人对宣传抗日心照不宣,亲如兄弟。日本监工把父亲打得昏过去,人还有气就要活埋,“118”率先站出来和日本监工争辩,其他劳工早就对日本监工恨之入骨,见有人出头,都不干活了,蜂拥而上,七嘴八舌怒斥他们惨无人道。日本监工看这阵势,心里发虚,担心大家罢工影响出煤,只能做出退步,答应让人把父亲抬出矿井。收工后,“118”把父亲背回工棚。
恶劣的生活环境,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残酷的折磨,让许多劳工身患疾病。只要能动弹,就得出工,否则,不仅不给饭吃,还要遭受日本监工的毒打。重病号或传染病人被送到隔离室,就让活活饿死,各矿山和工场都有死人仓库、炼尸炉和万人坑。因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日本侵略者不想浪费资源,就把死去的劳工像垛原木一样,一层层码成垛,倒上煤油集中焚烧,或者干脆扔到万人坑掩埋。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奴役和摧残,让劳工们忍无可忍,于是经常发生劳工逃跑事件,从开始的个别逃跑,发展到有组织的集体逃跑。日伪当局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对抓回来的劳工施以各种酷刑,最残忍的是“镐把炖肉”,就是用镐把反复击打劳工双腿,直至皮肉烂如泥,骨头碎烂,最终因疼痛难忍而死亡。灌辣椒水、灌煤油、上大挂、指甲扎竹签、冷吊、倒吊、皮鞭抽打、狼狗咬、关水牢等等,各种残忍手段数不胜数。日本侵略者的暴力行为,激起中国劳工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劳工中的共产党员,抗日爱国志士,面对敌人的暴行,仍坚持宣传抗日思想,书写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鼓舞劳工革命斗志,并有计划地组织劳工逃跑。父亲就是在地下党组织下逃出来的。
因当时铁路都是日本人控制,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光明正大坐火车逃离。矿山地下党组织与给日军运煤的地下党火车司机经过周密策划,让父亲他们避开日军的监控,扒上运煤的火车到达天津。父亲这才历经曲折,一路讨饭回到家乡。
父亲的讲述虽然平静,母亲却听得心惊肉跳,她抚摸着父亲满身的瘢痕心疼地说:“大难不死,是老天爷给你的福报。那个出卖你的汉奸见你活着回来,不定又要出啥幺蛾子,以后别出门了,在家好好调养身体,安心过几天消停日子吧。”
父亲激动地说:“我能死里逃生,不是老天爷给的福报,而是众多共产党人对我的保护!在日本宪兵队替我去赴死的“009”独眼大叔,与日本监工据理力争把我从煤矿坑道救出来的“118”大哥,冒着生命危险组织我们逃出伪满煤矿的大个子兄弟,还有那个给我们发出扒火车信号的中年司机。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冒着各种风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救我,不是让我躲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苟且偷生,而是要完成共产党人的共同使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我不能因为汉奸叛徒存在就不敢出门,日本鬼子在家门口虎视眈眈,随时都想把中国人吃得连骨头都不剩,我能在家安生过日子吗?”
1985年4月,在中国曲协理事会召开期间,相声大师侯宝林与周喜俊亲切交谈
6.父亲的遗愿
当父亲剪掉乱蓬蓬的长发,刮去胡子,穿上母亲为他做的新衣新鞋出现在村里时,好多人惊诧不已,不知道他是怎么逃回来的,更不知道他整洁的衣服里包裹着怎样惨不忍睹的身躯。日本侵略者在父亲身上打下的罪恶烙印,更加坚定了父亲的革命意志,他主动向党组织汇报了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后的经历,请求马上投入抗日工作。组织上经过考察,认为父亲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严守党的秘密,在生死关头,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决定让父亲继续担任村长,主持村里的工作。
父亲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接触到那么多在不同岗位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的地下党,思想更加成熟,心胸更加开阔,他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形势下,单枪匹马的斗争力量是薄弱的,必须建立起村级政权,形成对敌斗争的网络。父亲和村里党员干部经过充分酝酿,征得上级党组织同意,在村里成立起共青团、工会、农会,妇救会、武委会等抗日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利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对敌斗争。同时,积极动员青年报名参加八路军,号召群众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把村里的抗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1942年五一前夕,上级党组织送来鸡毛信,父亲看过信后得知,日本鬼子马上要实施大扫荡,要求发动群众坚壁清野,不能让敌人抢走任何物资,还要保护好群众安全。消息来得突然,父亲马上召集村干部分头行动,通知各家各户把所有物资藏好,让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一切安全就绪,父亲还是不放心,担心存有侥幸心理的群众不肯转移,被日本鬼子抓住杀害,或者经受不住酷刑说出村民藏身藏粮的地方,给村里带来灭顶之灾,于是又返回村仔细检查一遍。此时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已包围了村,像蚂蟥一样蜂拥而上,父亲想藏身已来不及。
整个村庄只抓住父亲一个人,粮食、牲畜什么都没找到,日本鬼子岂肯空手而归?他们把父亲抓住,逼他说出老百姓藏粮的地方,村里党员干部在哪里?父亲把日本鬼子带到村南一条道沟,本想找机会逃跑。日本鬼子看这里既没有人,也没有粮食牲畜,恼羞成怒,把父亲吊到道沟旁的柳树上毒打,用枪托砸他的腿和腰,逼他交代问题。父亲一字不肯透露,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肉绽,又用刺刀砍断绳索,把他扔进道沟才扬长而去。
日本鬼子撤离村庄后,在外避难的人们陆续回到家。太阳快落山了,母亲出去挑水正准备做饭,村里一位老太太慌慌张张走上前对我母亲说:“他嫂子,我刚才从闺女家回来,看见村南道沟里躺着一个人,血淋呼啦的,像是你家孩子她爹,我喊了两嗓子他也没吱声,你快找人把他抬回来看看还有救不。”
母亲顾不得去找人,把水桶扔在井台边就往村南跑,终于在道沟里发现了血肉模糊的父亲。母亲凭着一股急劲把昏迷不醒的父亲背回家,用白酒为他清理身上的伤口,又拿出平时采来的马皮泡(学名:马勃菌,具有止血消炎、抗菌抗病毒作用)敷到伤口上。奄奄一息的父亲终于苏醒了,看母亲忙得满头大汗,攥住她的手说:“对不起,又让你担心了,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父亲想坐起来,一阵钻心的疼痛让他忍不住“哎呀”一声倒下了,瞬间大汗淋漓,双眉紧锁,痛苦地紧咬嘴唇。
“怎么啦?哪儿疼?”母亲急切地问。
“浑身疼,我觉得骨头好像断了。”父亲喘着气说。
兵荒马乱的岁月,医院去不得。母亲请来一位有接骨经验的民间中医。老中医把父亲浑身上下摸了一遍,说:“左侧三根肋条断了,右侧胯骨脱臼,右小腿骨折。外伤好治,胯骨脱臼和小腿骨折我也能处理,三个肋条我没办法。不幸中的万幸,折断的肋条没有伤着内脏,你就好好养着吧。”
形势越来越严峻,“五一”大扫荡过后,好多地方被日军占领,日军在不少村庄建起据点。我们村也成了敌占区,村东不远处有敌人的炮楼,村外挖了三米多宽三米多深的封锁沟,老百姓出入必须有良民证,否则就会惨遭不幸。有个村民去赶集,不慎丢了良民证,进村时被日本鬼子抓住,说他是八路军派来的暗探,让狼狗把他身上的皮肉一块块硬生生撕咬下来,那村民惨烈的嚎叫声和血肉模糊的身躯,成了村里人的噩梦。
老百姓在自己家门口不能随便出入,日本鬼子却随时随地闯进老百姓家,有时单独行动,有时三五成群,捉猪、牵羊、抓鸡,肆无忌惮。更可恶的是祸害女人,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不敢穿漂亮衣服,出门脸上要涂上锅灰,把头发弄得乱糟糟像疯子,唯恐遇到不测。即便如此,也难免被突然闯进家门的日本鬼子祸害。我家东邻居有个五奶奶,人特别善良,家里有五个如花似玉的闺女,整天提心吊胆,不敢让闺女们出门。夏日的一个中午,五奶奶和几个闺女正在院里的树荫下做针线活,一个跨东洋刀的日本鬼子突然闯进家门,看到五个漂亮姑娘,哈哈狂笑,嘴里喊着“花姑娘的都要”就要扑上来,五奶奶情急之下跳了起来,从后边拦腰抱住鬼子,双手死死扣在一起,大声喊着:“闺女们快跑!”五个闺女仓皇逃出家门藏了起来,气急败坏的鬼子用东洋刀把五奶奶十根手指头割得露出骨头,又把她打得头破血流。
有天晚上下雨,我家西邻居的闺女怕停在院里的大车淋了,提着灯笼出来用油布盖大车。炮楼上的日本鬼子发现灯光,一发炮弹打过来,那闺女当场被炸死。她还不满十七岁,花骨朵般的年龄,无缘无故被日本鬼子的炮弹炸死。这样的惨剧每天都在发生,乡亲们像在刀尖上过日子,不知道厄运会在谁家发生。
身受重伤的父亲躺在炕上,听来串门的人讲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心中燃着一团怒火,不能让日本鬼子这样猖狂,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父亲身上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就和村干部们商量,如何与日本侵略者做斗争。党员干部对日本鬼子残害无辜百姓的行为早已忍无可忍,一拍即合。经过周密部署,开始有计划地破坏敌人通讯线路,放火烧敌人的炮楼,组织民兵挖地道,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把抗日活动搞得如火如荼。
日本鬼子宣布投降后,父亲兴奋不已,很少喝酒的父亲竟然独自喝了个酩酊大醉,像小孩子一样在院里又蹦又跳,转着圈儿大声喊着:“中国人民胜利了!日本鬼子滚回他们老窝去了!我们再也不用受小日本的欺负了!”
1946年春节过后,父亲当了村支书,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发动群众送公粮、做军鞋支援解放战争。饱受日本侵略者残害的父亲深深懂得,只有国家富强,才能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凌;只有共产党坐江山,才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父亲没日没夜工作,因劳累过度,再加上年轻时身体受到日本侵略者严重摧残,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开始出现各种不适。最初是阴天下雨皮肤的瘢痕像无数蚂蚁啃一样又疼又痒,后来是浑身骨头如钢锯来回来拉拽一样疼痛,晚上常常彻夜难眠。他并没有当回事,仍然坚持工作。
过了几年,父亲下巴右侧突然长出个红枣大的硬疙瘩,用手一捏还能活动,他以为是上火的原因,过几天就没事儿了,谁知那硬疙瘩不仅没有消退,而且像气吹一样越长越大。我大哥放假后从外地的学校回来,好说歹说,父亲终于答应到县医院做检查,医生诊断是恶性肿瘤,需马上做切除手术。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物资匮乏,父亲做手术后药物短缺,再加上营养跟不上,不久又复发了。几年之内连做三次手术,父亲身体彻底垮了。他自知来日不多,才把刻在心灵深处的经历记录了下来。
父亲在遗书最后一段写道:“我留下这些文字,是想让子孙后代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更想让儿女们知道,我的生命是共产党给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横行之时,多少人惨死在这些野兽的魔掌之中。我虽被日本侵略者折磨得遍体鳞伤,但几次能死里逃生,是地下党的保护。比起那些牺牲的革命烈士,我能活到今天已很幸运。遗憾的是我身体垮了,不能继续为党工作。希望我的孩子们记住,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国家富强,人民才能幸福!愿儿孙辈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对党忠诚,完成我未了的遗愿!”
泪眼凝视这份遗书,我在心里默默说:“亲爱的父亲,您一生不愿示人的满身瘢痕,是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罪证!您几次经受日本侵略者的酷刑,不是你个人的耻辱,而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不忘国耻,才能砥砺前行。您在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面前,严守党的秘密,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是子女后代永远的骄傲!日本侵略者摧垮了您的身体,却没有摧垮您的信仰。虽然您生前从未亲自给我们讲述过您的经历,但您坚定的信念、对党忠诚的基因无形中传递给了您的子孙后代。我和相差二十岁的大哥上世纪八十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您的孙子、孙女、曾孙子中多名都是中共党员,我们在各自岗位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着应有的贡献,您可以安息了!”
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父亲的这份遗书,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那段苦难的历史,了解了命运多舛的父亲鲜为人知的一生。我的父亲不是彪炳史册的英雄模范,只是千千万万个基层共产党员中的一员。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害,从父亲的经历可窥见一斑。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把父亲生前羞于启齿的经历写出来,既是对父亲的告慰,也是对后人的警示。铭记历史,才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本文作者:国家一级编剧,作家,河北省文联第九届副主席,石家庄市文联名誉主席,石家庄市作协终身荣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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